九、“文革”內亂_■ 發動“文革”
九、“文革”內亂
■ 發動“文革”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我國發生了曆時十年之久的“**”，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毛澤東賦予的稱呼。所以冠以“文化”二字，因為它是由文化領域的“批判”開始的，隨後又被進一步發展為“政治大革命”。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著劇烈而複雜的變化。一方麵，世界經濟出現快速發展的勢頭。在發達國家，以科技進步為先導的發展新潮流正在興起。各國以經濟、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較量更加激烈。另一方麵，世界政治呈現大動蕩的局麵。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日益擴大，嚴重威脅著我國安全。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公開論戰，中蘇關係由於意識形態的爭執和國家利益的衝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反戰運動日益高漲；左翼激進思潮在不少國家得到發展。這些情況左右著世界形勢的發展。而後一方麵的情況對中國領導人產生了深刻影響。處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夾擊的國際環境下，黨的領導人產生了危機感，日益擔心堡壘可能從內部被攻破，同時過高估計了發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把推進“世界革命”當做中國國際活動的基本方針。
“**”的發生，既與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關，也與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相聯係，更是由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決定的。毛澤東之所以采取“**”這種極端形式，打亂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是因為此時他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錯誤認識，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按照他的話說，“**”的問題“是積累了多年，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這四年。”
20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隨著經濟調整的深入，在黨的領導層中對國內形勢調整政策產生了許多不同認識。毛澤東把與他不同的意見分歧視為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越來越不能容忍中央一線領導人對“大躍進”等錯誤的一定程度的否定和糾正。他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工人黨變成修正主義了，中國黨內也出了修正主義，國家麵臨著黨變修、國變色的現實危險。而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麵，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實際上根本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隻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是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點燃導火索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麵組織，整個寫作活動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除毛澤東外，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由於這篇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毫無根據地攻擊他於1960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而寫的《海瑞罷官》一劇是60年代初期階級鬥爭的反映，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采取慎重態度，北京各報刊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這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由此更加深了他對北京市委以至中央一些同誌的懷疑，認為北京市委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等談話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不讚成把它變為嚴重的政治批判。提綱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提綱反映了黨內外相當多數同誌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運動所持的慎重態度。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整理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後，於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義批發全黨。《紀要》全盤否定三十年代黨所領導的進步文藝的積極作用，極力抹殺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績，認定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黑線專政論”的提出，為全盤否定建國後十七年文藝工作的成績，進而否定中央一線領導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此期間，毛澤東主持召開一係列會議對彭真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進行批判。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在全黨引起了巨大震動，似乎修正主義不隻是出在文化領域，也出在黨政部門、軍事機關。黨內彌漫著極度緊張的氣氛。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正式發動的標誌。這次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揭發批判”，並正式解除他們的領導職務。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麵批判，提出：“混進黨裏、
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會議重新設立了實際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的指揮機構文化革命小組。
會議期間，江青、康生等人已將會議的某些內容散布到社會上去了。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公開貼出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5月31日，陳伯達帶領工作組接管《人民日報》，次日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不幾日，北京市委被改組，北京大學被由北京市委派駐的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這些非常措施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的學生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基層黨委首當其衝，普遍成為“造反”的目標。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防止混亂局麵擴大，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領導“**”。 各單位群眾由於對“**”的理解和所持的態度不同，很快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並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了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領導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也日趨尖銳。黨內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實際上是對進行“**”的目的和方法的爭論。毛澤東先是同意派工作組的，但“後來不讚成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於7月28日決定撤銷工作組。接著，工作組被指責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派出工作組被認為“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為了正式製定“**”的方針和措施，排除在黨內遇到的“運動的阻力”, 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一封信，熱烈支持他們“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 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點明了發動這次“大革命”的主要矛頭所向。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即“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問題作出了錯誤的規定。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同誌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會議的不正常氣氛也使各項議程很難展開正常的討論，從而正式確認了發動“**”的“左”傾錯誤方針。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形成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四舊”（指所謂“剝削階級的” 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炮打”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暴烈行為。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肯定和讚揚下，打人、砸物、抄家之風愈演愈烈，各級領導機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社會一片混亂。9月初，根據毛澤東倡議，紅衛兵開始“大串聯”。紅衛兵的“大串聯”，不僅使工農業生產受到直接影響，更使“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極“左”思潮急劇擴散開來。
“**”表麵上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但是，這場“大革命”在多數幹部和工農群眾中並沒有得到支持。為了克服這種“阻力”,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被提了出來。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繼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十一中全會之後，對“**”進行的又一次發動。會上，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會後，全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各級領導機關和負責人普遍受到“炮打”、批判。“**”前由於缺乏有效社會機製未能解決而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以畸形的狀態表現出來，五花八門的群眾“造反”組織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麵。由於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中央多次發布的關於工廠、農村開展“**”的限製性規定被打破，造反浪潮全麵擴展到工農業領域。
在衝擊各級領導幹部的過程中，各地還出現了“抓叛徒”的活動。在康生等人的誣陷下，各地先後製造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案、“冀東叛徒集團”案、“‘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案、“上海地下黨”案、“廣東地下黨”案、“新疆叛徒集團”案等，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幹部為此蒙垢受屈，以致身陷囹圄。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提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在張春橋、姚文元直接策劃下，1月6日，上海市“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批鬥了全市各單位、各部門幾百名領導幹部。會後奪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毛澤東大力支持奪權行動。山西、青島、貴州、黑龍江省的造反派也先後“奪權”。全國掀起了全麵奪權的風暴，這就是所謂“一月革命”。
“**”及其奪權鬥爭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但是，在大批黨政領導幹部被揪鬥迫害，黨的領導機關和各級組織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廣大黨員和積極分子無法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在黨紀國法被
棄置不顧、國家的司法公安機關無法行使職權的情況下，實際上隻是為一些野心分子、冒險分子、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各種社會渣滓，提供了不受任何約束，糾合在一起施展破壞力的條件。這一股打著最“革命”的旗幟的反社會勢力，成為林彪、江青一夥野心家製造動亂所依靠的社會基礎。全麵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社會動亂加劇，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遭到批鬥、打倒，武鬥以至流血事件不斷發生，生產建設事業受到損害。
這種局麵不能不引起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誌，在不同的會議上對“**”的錯誤做法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這些批評圍繞著三個原則性問題：第一，搞“**”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搞“**”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第三，搞“**”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這些行動當時被認為是“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了壓製和打擊，實際上是老同誌為維護黨和國家的原則而進行的“二月抗爭”。此後，林彪、江青一夥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對“**”不滿的各級領導幹部。
為保證“奪權”活動順利進行，1月，中央發布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要求軍隊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不久，軍隊任務擴大為 “三支兩軍”。在當時的情況下，軍隊做了大量工作，維護了必要的社會穩定，保護了一批幹部，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減輕了“**”造成的破壞。但是，在“**”全局性的錯誤中，執行“三支兩軍”的部隊和人員既缺乏思想準備，更不具備地方工作經驗，加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插手，使這項工作不能不發生許多錯誤，給部隊建設以及軍地關係帶來消極影響。
盡管黨中央為穩定局勢發出一係列文件，甚至派軍隊介入，仍達不到預期成效。在“奪權”的旗幟下，各地普遍形成相互對立的兩大派或更多的派別組織。它們雖然在政治傾向上有這樣那樣的差別，但都是在極左思潮支配下進行造反、奪權活動，對“權”這個根本問題互不相讓，爭奪激烈，甚至釀成大規模武鬥。林彪、江青集團火上澆油，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主張，組織數萬人包圍中南海，衝擊國務院。在這種形勢下，發生了武漢數十萬軍民抗議中央代表團代表謝富治、王力支持一派、壓製另一派的“七二○”事件。在此期間，還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等。毛澤東後來把這種局麵稱為“全麵內戰”。
1967年夏秋出現“天下大亂”後，毛澤東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發表了一係列談話。他號召各地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告誡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毛澤東還於8月底批準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隔離審查。他還批發了多項命令、通知、布告、通令，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保障交通運輸，製止武鬥蔓延。
“全麵奪權”“天下大亂”的局麵，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上海市某些群眾組織相繼貼出懷疑和批判江青、張春橋，反對造反派極端行徑的大字報。1968年2月，外交部91名司局級幹部聯合貼出大字報，揭露煽動打倒陳毅的極左人物，要求陳毅回部工作。2月底，國防科委黨委常委會明確提出“擁護以聶榮臻同誌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正確領導”。這類情況的不斷發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組的恐慌和仇視。3月中旬，江青等人在多處宣稱，在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 “為二月逆流翻案”。 3月下旬，發生了所謂“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這是林彪、江青一夥聯合製造的又一起迫害軍隊領導人的事件。 反擊“右傾翻案風”使群眾組織派性複發，一些省、市脆弱的“大聯合”頃刻瓦解，內戰再起。許多地區的派性爭鬥發展到有預謀地製造大規模破壞活動。一些大專院校學生組織的派性爭鬥愈來愈激烈，並釀成流血衝突。1968年8月，中央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全國大、中、小學都進駐了工宣隊和軍宣隊，一些“老大難”單位和軍事院校也派駐了工人和解放軍宣傳隊。
從1967年“一月奪權”到1968年下半年，在“全麵奪權”的20個月裏，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領導幹部或被革職罷官，或被下放管製，或被關進監獄。僅在中央文件和報刊上點名為“敵我矛盾”的28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就達60餘人。遍及全國的“全麵內戰”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國民經濟急劇惡化。經過持續20個月“全麵奪權”的動亂，到1968年9月，全國（台灣省除外）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誌著“**”取得“決定性勝利”。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革命委員會內部實行有革命幹部代表、軍隊代表、群眾代表參加的“三結合”，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是以全盤否定建國以來我國的黨政領導體製為前提的。它以抓階級鬥爭作為基本職能，被認為是“領導廣大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進攻的戰鬥指揮部”。革命委員會體製是我國政治體製在職能、結構上的一個倒退。就當時的情況說，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前期的大動亂局麵，填補了國家和地方權力的真空半真空狀態，使各項工作有可能逐步恢複和展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