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曲折探索_■ 兩個趨向

■ 兩個趨向

經過七千人大會後半年多時間的進一步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的指導思想的“左”傾錯誤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對形勢和政策的許多看法在黨內尤其是黨的領導層中實際上還存在分歧。在嚴重的困難麵前，這些矛盾和分歧暫時潛伏下來。形勢逐步好轉以後，隨著國內政策調整的進一步深入，再加上當時中蘇爭論的進一步激化，以及與部分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緊張關係加劇，黨內對形勢估量和工作指導上的分歧又逐漸發展起來。黨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進程，又發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七八月間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工業支援農業等問題。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於是會議的重點就轉為討論階級鬥爭問題。9月，黨中央又召開八屆十中全會。這兩次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講話，他把黨內一些認識上的分歧，當做階級鬥爭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實際上是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一些意見，看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表現，把當時對嚴重困難形勢的冷靜估計和把困難估計夠的要求斥之為“黑暗風”，把當時各地出現的“包產到戶”和黨內鄧子恢等人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斥之為“單幹風”，把彭德懷對批判他“裏通外國”的申訴斥之為“翻案風”。毛澤東聯係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反複地提出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這標誌著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的觀點進一步係統化，為黨在這個問題上“左”傾錯誤的再度發展，作了理論準備。會議按照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和定下的基調，錯誤地開展了對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的批判。

全會結束的時候，劉少奇講話表示讚成毛澤東的理論觀點和對形勢的分析，同時提出鑒於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妨礙了在實際工作中本來應該繼續進行的糾“左”的教訓，這次全會批判彭德懷、鄧子恢等人的情況，隻傳達到黨的中上層幹部，不向下傳達。全會接受了這一提議。周恩來在全會的講話，表達了與劉少奇相同的意見。毛澤東也提出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而放鬆經濟工作，要把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鬥爭與之平行。這樣，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全黨全國的工作就出現這樣一種複雜情況：一方麵，政治上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錯誤一步步嚴重發展；另一方麵，維護了調整的若幹具體部署，經濟上的調整和恢複工作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兩個方麵互相矛盾，雖然後者畢竟要不斷地受到前者的牽製和幹擾，但矛盾還是被暫時地控製在一定範圍內。

八屆十中全會後，1963年2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討論和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決定草案共十條，它與同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製定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內容亦有十條），後來被分別簡稱為“前十條”和“後十條”。“前十條”對我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我國已經出現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情況。“後十條”在充分肯定“前十條”關於階級鬥爭形勢和社教運動性質的論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此後，社教運動經過試點，在全國較大範圍內開展起來。

隨著社教運動的全麵鋪開，黨內從中央到地方，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與此同時，國際共運陣營內部矛盾的日益尖銳，也使黨中央把正在進行的社教運動，看做是與國際反修鬥爭相配合的國內反修防修的重大戰略措施。防止“和平演變”、防止所謂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日益成為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關注的重點。1964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劉少奇對整個國內政治形勢作出了更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層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而在敵人和它的同盟者手裏，要求從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略來部署工作。9月中旬，“後十條”修正草案正式下發。“後十條”修正草案對形勢作了更加不符合當時我國實際情況的嚴重估計，認為階級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麵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就把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撇在了一邊。這是導致社教運動擴大打擊麵的一個嚴重步驟。“後十條”修正草案的下發，以及在此前後黨中央采取的一係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運動的“左”傾錯誤得到迅速和嚴重的發展。到1964年下半年，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嚴重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了許多幹部和群眾，在相當大的範圍內造成了日益緊張的氣氛。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製定一個解決這些問題的文件。會議

在討論過程中，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劉少奇在會上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則認為，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什麽黨內外矛盾或者敵我矛盾的交叉，性質是反社會主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劉少奇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十分生氣，並不點名地進行多次尖銳批評。會議製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個文件雖然肯定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要盡快解脫他們，但在指導思想上卻更加發展了階級鬥爭問題上“左”的錯誤理論。它不但片麵強調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把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上升為十幾年來黨的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特別是正式明確地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表明，此時毛澤東關於國內“反修防修”的鬥爭矛頭，不但集中指向黨內各級幹部，甚至指向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這為後來的“**”把鬥爭矛頭集中指向所謂“黨內走資派”提供了理論依據，埋下了發動“**”的根子。

隨著社教運動“左”傾錯誤的日益發展和1963年中蘇兩黨爭論的日趨激烈，毛澤東認為中國黨內也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他把黨中央一些部門負責人在調整過程中或更早一些時候提出的一些主張和建議，視作“修正主義的路線”“修正主義的思想”，並在1963年、1964年同外國黨領導人的談話中，點名批評了黨的一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1963年以後，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中也開展了一係列錯誤的、日益加劇的批判。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一個材料上批示，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一批示誇大了文藝界存在的問題，不符合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文藝界震動很大，形勢驟然緊張。中宣部於3月下旬連續召集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及黨員幹部開會，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全體幹部中開展整風學習。1964年6月，毛澤東對文藝界整風報告又作了批示，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批示，在文藝工作者中引起了更大震動。從1964年7月到1965年4月，文藝界開展了範圍更大的整風，整風不但在文聯及所屬各協會進行，而且擴展至文化部及其直屬單位。

在進行文藝界整風的同時，還發動了對一大批文藝作品及其作者的批判。這些在“左”傾思想指導下的批判，完全顛倒了文藝界的是非。當時受到批判的絕大多數作品，是調整以來文藝界創作的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成果。少數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存在不足或缺點，本應通過正常的文藝批評和同誌式的討論加以解決。但是，當時卻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把一般工作上的缺點看作是文藝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尖銳鬥爭的表現；又混淆文藝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線，把一些不合某種政治框子的作品，包括一些優秀作品，統統戴上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毒草之類的政治帽子，其作者和演員也受到打擊批判。對一些完全可以自由討論的文藝理論觀點，則當作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加以撻伐。

從文藝界開始的錯誤批判，很快擴展到哲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被批判的那些觀點，本來是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提出來的，應當而且可以在正常的氣氛中進行討論，但在當時都被扣上“修正主義觀點”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的帽子。這些被批判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文化、學術領域頗有影響的領導骨幹或很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他們遭批判後，或被撤銷職務，或不能繼續進行正常的工作。這種錯誤的過火的批判，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破壞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執行，給文化、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政治上的“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但總體上還沒有對經濟調整工作產生重大幹擾。中央一線的領導人的主要精力，還是集中於抓經濟調整。全黨上下仍然在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努力恢複和發展生產。1962年底國民經濟出現全麵好轉的形勢後，一種忽視經濟生活的嚴重問題依然存在，要求上基建、上速度的傾向再度抬頭。1963年9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上，在充分肯定國民經濟出現全麵好轉的形勢同時，冷靜地指出了仍然存在的問題，認為農業生產還沒有全麵恢複到1957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特別是基礎工業還很薄弱，在提高質量、增加品種、填平補齊、技術改造、設備更新等方麵，還需要進行大量工作，許多企業的經營管理，還要花大力進行整頓，外債還沒有全部償還。會議決定從1963年起，再用三年時間，繼續進行調整工作，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之間的過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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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調整任務全麵完成。全黨和全國人民比較圓滿地實現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所提出的繼續調整的目標。工農業總產值超過1957年的水平，工農業生產中農輕重的比例關係實現了在新的基礎上的協調發展，國民經濟生活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已基本恢複正常，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穩定，雖然1965年全國人均糧食、食油、棉布的消費量仍略低於1957年，但由於整個經濟恢複，國民收入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所改善。1965年，我國提前還清全部外債。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麵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麵好轉。周恩來提出從1966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全國人民要努力奮鬥，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第一次在這樣莊嚴的場合鄭重地向全國人民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個宏偉任務由於“**”的發生而未能按計劃付諸實施。

從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到“**”前這十年（1956～1966年），是黨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艱辛探索的十年。

我國的建設在這十年中盡管經曆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來看，按當年價格計算，1965年我國社會總產值達到2695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387億元，比1956年分別增長了64.43%和57.26%。十年所取得的發展，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初步的物質技術基礎。十年培養起來的一大批專門人才先後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以及經濟、教育、科技、文藝、體育、醫療衛生等各方麵的骨幹力量。

十年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主要由於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重大失誤，加上國際形勢和自然災害的影響，這十年的建設又遭到了嚴重挫折。同建國頭八年相比，我國這個時期的建設付出的代價巨大，發展的步履相當沉重。如果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特別是同我國大陸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在這十年裏逐漸與它們拉開了差距，發展更顯得緩慢和滯後。

這個十年，在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一個是錯誤的發展趨向。兩個發展趨向在十年探索過程的不同時候，呈現出不同的態勢，有些時候正確的趨向占上風，有些時候錯誤的趨向占上風。當然，這十年裏，正確的發展趨向和錯誤的發展趨向並不是截然分開的，許多時候互相交織和滲透；有些時候兩種趨向都在發展，隻是在不同領域裏各居主導地位。還要看到，兩個發展趨向，不但共存於全黨集體探索的過程，而且往往共存於同一個領導人的認識發展過程。領導人的思想認識往往也有兩個此消彼長的側麵，與兩個發展趨向互相交織。因此，對前進道路上出現的許多曲折要作深入的具體分析。

總的說來，錯誤是在探索中產生的，有些錯誤往往是由於越過了真理的界限而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上，力爭現實可能的、講求效益的、持續健康發展的較快速度，這是必需的和正確的。但越過這個界限，追求主觀臆想的、盲目冒進的高速度，那就是錯誤的，並且已經造成嚴重損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上，承認還有階級鬥爭，警惕“和平演變”和政權被顛覆的危險，這也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完全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看不到這種鬥爭和危險，是錯誤的。但把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甚至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出不符合當時當地實際的誇大估計，把正確的思想觀點、政策主張和做法以及藝術和學術上的不同流派、不同觀點，當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來反對，當做階級鬥爭動向來批判，也是錯誤並且是極其有害的。

十年裏“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到後來終於暫時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導致了“**”的發動。當然，“**”以前的錯誤，無論在規模、程度、性質上都不能同“**”的錯誤等量齊觀。十年探索中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也在積累。它的相當一部分為後來糾正“**”的錯誤，進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做了一定準備。

十年建設的成就和探索中積累的正確認識和經驗，是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取得的。在黨中央領導人中，毛澤東無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許多正確的思想和決策是毛澤東提出的，得到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其他領導人提出的正確意見，有許多也是在得到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付諸實施的。這十年期間受到錯誤壓製和批判的理論觀點、思想認識，如彭德懷、張聞天、鄧子恢等領導人的許多意見和主張，同樣是正確的發展趨向的一部分。

這十年中的錯誤，毛澤東無疑要承擔主要責任。這不僅因為他是黨中央主席，而且因為一些重大的錯誤思想和決策是由他提出和作出或由他支持的，有些甚至是由於他的個人判斷，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壓製了比較正確的意見的結果。但是，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