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文革”內亂_■ 林彪之死

■ 林彪之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為召開黨的九大作準備，主要是“解決劉少奇問題”。會議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之下，批準了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作出完全錯誤的政治結論和“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這是“**”製造的一起最大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九大在北京舉行。林彪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旨在為“**”作理論的和曆史的論證。為了說明“**”“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政治報告將建國以來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以來黨在指導思想上和實踐上的許多“左”的錯誤作為正確的方麵加以肯定；另一方麵，把黨在八大以後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包括糾“左”過程）中提出的許多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思想、政策和積極成果，作為“修正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

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對毛澤東自1957年反右派嚴重擴大化以來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論點的總概括，也是“**”的根本指導思想。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因而要“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個奪權鬥爭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政治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論述了“**的準備”、“**的過程”，在肯定“**”的所謂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等任務。政治報告第一次把在社會主義階段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正式規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政治報告無視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一客觀規律，不顧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緩慢，社會動蕩不安的狀況，把“認真搞好鬥、批、改”確定為全黨的中心任務，並要求“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判斷、提出的鬥爭任務、采用的鬥爭方法等都是錯誤的。這個理論的基本錯誤是，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還存在著整個社會範圍內的階級對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

革命。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作為完整的剝削階級已不複存在。黨在社會主義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任務和職能，是組織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繁榮社會文化，建設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國家。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完全沒有理由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繼續放在進行群眾性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方麵，更沒有理由要去不斷地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會議通過的黨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總綱，隻字不提發展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消了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還明文寫入“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大會選舉的中央委員會，把許多功勳卓著、久經考驗的革命家排斥在外，納入了一批林彪、江青幫派體係的骨幹。

九大的召開使“**”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這兩個集團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地位。九大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所謂“鬥、批、改”，包括開展“革命大批判”, “清理階級隊伍”,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整黨建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等。“鬥、批、改”運動反映了毛澤東試圖在鞏固“**”既成格局的基礎上結束“**”的意向。但是，各項“鬥、批、改”任務的提出，本身就是“**”“左”傾方針的表現，實際上是把“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傷害了大批幹部群眾。隨著“鬥、批、改”運動的發展，“**”所造成的動亂不僅沒有停止，矛盾反而越來越多，引起和助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通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集團的權勢更加擴展，他們的野心也惡性膨脹。他們意識到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為此進行了許多陰謀活動。1970年3月，毛澤東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同時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主要出於在九大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對林彪的不滿和懷疑，也與希望建立黨政不分的一元化領導體製有關。林彪卻堅持主張設國家主席，並表麵上擁護毛澤東擔任主席，實際上是他自己想當國家主席。而毛澤東正是不願看到出現這種局麵。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議一開始，林彪就搶先發言，仍然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他反複稱頌毛澤東的功績，批駁並不存在的認為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的觀點，提出“毛主席是天才”的論斷。林

彪講話的矛頭是指向江青集團的。在討論林彪講話的分組會上，林彪集團的成員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按照事先密謀，分別在各組抓住設國家主席和稱天才兩個問題，不指名地攻擊張春橋，亦即攻擊江青集團。華北組當晚發出會議簡報，立即在各組引起強烈反響。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極大的憤慨，要求把“不讚成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人“揪出來”。毛澤東立即采取措施，製止了混亂，並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評陳伯達，而對林彪則采取保護過關態度。從表麵上看，九屆二中全會的鬥爭是圍繞著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展開的，實際上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特別是九大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以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的發表為標誌，這場鬥爭實際上已轉化為毛澤東領導的反對林彪集團的鬥爭。

九屆二中全會後，黨內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毛澤東采取一係列措施，逐漸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隨著“批陳整風”的開展，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加快了進行反革命政變的步伐。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據點召集“聯合艦隊”主要成員密謀，起草了《“571”工程紀要》。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澤東去南方巡視。他在同沿途黨政軍負責人談話中說，廬山會議上的那場鬥爭還沒有完。並指出：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葉群得知情況後，一麵向林彪報告，一麵與林立果加緊密謀。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接著，策劃了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或叛逃國外的準備。由於毛澤東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和采取的機智措施，使林彪等人的謀害計劃破產。林彪等遂於9月13日外逃叛國，機毀人亡，葬身異域。

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武裝政變的事件，是“**”毀棄黨的一係列基本原則造成的惡果。在進行了五年的“**”中，黨的領導作用被嚴重削弱，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原則受到破壞，大批老幹部被打倒或排斥，黨的各級組織渙散，國家的民主和法製被踐踏，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公開化，整個國家陷於嚴重動亂。這就造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能夠橫行無忌，敢於鋌而走險的條件。人們從這一事件中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賣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由黨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國；新提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員竟然從事罪惡活動。這一具有極大尖銳性的事件，一方麵引起廣大黨員、幹部、群眾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分裂黨和國家罪行的痛恨；另一方麵也促使更多的幹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希望以此為契機對“左”傾錯誤進行遏止和糾正。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在客觀上宣告了“**”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