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曲折探索_■ 良好開端

八、曲折探索

■ 良好開端

1956年，中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由此開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國是在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出現一係列新的特點。首先，緩和成為國際關係發展的趨向。雖然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仍在繼續，但是冷戰雙方開始就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舉行談判，並取得一些成果。亞洲和非洲國家廣泛興起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運動。1956年下半年，埃及為收回蘇伊士運河而進行的鬥爭震動西方世界，一些亞非新興國家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逐漸改善。其次，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開始進入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在完成對戰後經濟恢複的基礎上，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調整內部經濟結構，逐步建立戰後新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係。社會主義各國按照經濟計劃，不斷擴大投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統計結果顯示，當時蘇聯經濟正以超過西方主要國家兩至三倍的速度發展，中國“一五”計劃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高於美國、英國和日本，同周邊的印度和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相比，經濟上更是保持了明顯優勢。特別是戰後科學技術的發展取得長足的進步。繼20世紀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前期人類開始利用核能的新時代之後，以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為標誌，人類開始了擺脫地球引力向外層空間的進軍。這些新技術革命的發生，推動各國將科學技術的新成果廣泛應用於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極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水平，開拓了人類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新領域。

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新發展，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機遇。就中國自身而言，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是這種增長的起點很低，實際上經濟、文化還相當落後，綜合國力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曆史的機遇，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這就是現實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客觀要求。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全麵建設社會主義，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個目標是明確的。然而實現這一目標卻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社會主義不僅沒有經驗，而且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頭七年間，特別是從1953年開始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幾年裏，黨曾經把蘇聯建設模式作為學習的樣板。 但是蘇聯的經驗並不都是成功的，蘇聯成功的經驗也不都適合中國的情況，學習蘇聯終究不能代替對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計劃建設的過程中，蘇聯模式在中國逐漸暴露出它的某些問題，比如片麵強調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農業、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導致國民經濟重要關係比例失當，管理體製因權力過分集中而顯得僵死和缺乏活力。

如果說建國頭幾年的實踐，使中國共產黨人從自身體驗中發現了問題，那麽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又從外部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認識蘇聯模式弊端的契機。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這個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極大震動，人們沒有想到斯大林竟然會犯如此嚴重的錯誤，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這樣多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多次開會研究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並將討論結果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文章。毛澤東指出，赫魯曉夫的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它一方麵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都是一切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另一方麵報告無論在內容上和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在批評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肯定斯大林“功大於過”的同時，毛澤東著重指出，對於蘇共二十大，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從中得到什麽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就在這一年開始了對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分別聽取黨中央和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關於工業生產和整個經濟工作的匯報。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經過討論後得到政治局的讚同。5月2日他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報告。報告提出了一個基本方針，即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它所論述的十大問題（即十大關係），一方麵是從總結我國經驗、

研究我國的實踐提出來的；另一方麵，是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提出來的。鑒於蘇聯忽視農業、輕工業，片麵注重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後我國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報告還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開始涉及經濟體製的改革。報告同時闡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國和外國等方麵的關係。這樣就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幹新方針。

1956年1月，黨中央還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肯定我國知識界的麵貌已經發生根本改變，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議分析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討論《論十大關係》報告時，又針對我國科學文化領域受蘇聯學術批評中粗暴作風和教條主義的影響，把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科學和文化的基本方針。黨在知識分子問題和發展科學文化上作出的這些決策，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幹新方針。

在前一階段探索的基礎上，9月15日至27日，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的曆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基本上建立，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大會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全黨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和黨的建設等方麵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麵，堅持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改進經濟體製方麵，要求適當調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權限，肯定“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在國家工作方麵，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在文化科學建設方麵，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在對外政策方麵，堅持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在黨的建設方麵，強調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發展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大會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隨後又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毛澤東會前就提出準備適當時候不再當黨的主席，可以當名譽主席，還提出他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並建議修改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連選隻得連任一屆。這是醞釀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很有意義的一個設想。

黨的八大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一次曆史性盛會。它製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新設想是富於創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階段黨對中國自己道路探索的成果，又進行了新的探索，豐富、深化了已有的認識。如果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作為黨領導的中國第一次偉大革命，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黨領導的中國第二次偉大革命，那麽黨的八大原本是準備拉開這第二次偉大革命的序幕的。

八大之後，黨沿著八大確定的正確方向繼續探索。這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按照八大的方針，調整若幹方麵的經濟關係和編製1957年建設計劃；一個是準備全黨整風，正確處理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

按照“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八大以後調整經濟關係有了初步進展，並產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場漸又活躍，個體工商戶明顯增長，其中還出現了較大的手工業和手工工場，人們稱之為“地下工廠”，也出現了“地下商店”。對社會主義改造後出現的這種情況，黨中央領導人提出了十分開明的主張。1956年12月毛澤東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談話，認為地下工廠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隻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毛澤東甚至說，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劉少奇、周恩來等也表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同八大相比，這些思路又有新的發展，即不僅允許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而且允許一定限度的私人資本主義經營存在和發展，使之在國家領導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補充。

在農業集體經濟內部，黨中央在八大之後提出了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做好農業社生產管理工作的要求。這些要求主要是調整社隊規模，一般不宜過大；社對隊實行“包工、包產、包財務”，超產提成，減產扣分，深遠山區也可以包產到組、到戶；對隊組實行按季包工到組，田間零活包工到戶。1956年到1957

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廣東、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農村進行了包產到戶的試驗。這些政策和實踐，是根據實際情況，對合作化以後農村的生產關係進行的調整，是朝向實行農村生產責任製的創造性嚐試。

黨中央還開始醞釀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有關改進國家行政體製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討論。以陳雲為組長的中央經濟工作小組，著手擬定這一方麵改革的方案。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變權力過多集中於中央而地方和企業權力太少的狀況，重新劃分中央、地方和企業的權限，下放一部分權力給地方和企業。中央設想的改革涉及從計劃、財政、基本建設到工業、運輸、郵電等十八個方麵，先從工業、商業、財政三個方麵展開。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製的規定。這三個文件是對黨的八大關於經濟體製改革思想的具體化。

八大以後，黨在指導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堅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注意繼續解決前一階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進問題。在1956年1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周恩來等聯係蘇聯、東歐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弊端和國內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強調應當把工業建設的速度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1957年的計劃應當是在繼續前進的基礎上“保證重點，適當收縮”。在這個方針指導下，陳雲主持製定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壓縮了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黨在探索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建設方針的同時，根據八大的精神，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準備全黨整風。

1956年6月和10月，波蘭、匈牙利先後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這年秋冬，中國國內也出現一些不安定的情況。一些地方發生罷工、請願事件。在農村，夏收以後不少地方發生鬧糧食、鬧退社的風潮。知識界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思想日趨活躍，在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問題上發表各種意見，其中不少意見相當尖銳。

波匈事件和國內的不安定情況，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思考。黨中央和毛澤東認為，在波蘭和匈牙利，一方麵已經出現否定蘇聯和十月革命的傾向，另一方麵，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照搬蘇聯經驗、階級鬥爭不徹底等錯誤的惡果也逐漸表露出來。對國內鬧事，黨中央和毛澤東著重從領導方麵分析，指出其發生原因是由於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政治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工作方法不對。這表明，黨試圖以波匈事件為戒鑒，從整頓黨的作風入手，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緩和黨和人民群眾間的某些緊張狀態。毛澤東指出，在革命時期，大家集中力量去對付階級鬥爭了，人民內部矛盾不突出。建設時期剩下一部分階級鬥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的鬥爭，對於這個東西我們的經驗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調節不斷得到解決。毛澤東特別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強製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後者隻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聯係農業合作化問題、工商業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肅反問題、少數人鬧事問題以及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勤儉節約和中國工業化道路等問題，分析和闡明了正確處理各方麵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方法。毛澤東認為，在這個時候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這表明黨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並且從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新學說。這個學說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黨和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和思想成果。

從1956年到1957年春，黨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作了多方麵探索。這些探索雖然是初步的，但卻是整個探索過程的一個良好開端。當然，由於實踐的時間很短，理論上和思想上還不可能很成熟，許多新的觀念和方針還沒有牢固地確立和取得共識，許多新設想還沒有付諸實施或者還沒有充分付諸實施。因此，這個探索遠未完結，它將經曆很長而且很曲折的曆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