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曲折探索_■ 巨大曲折

■ 巨大曲折

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及不久以後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很快在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中作了傳達，引起熱烈反響。在傳達和討論這兩篇講話的過程中，黨實際上已經開始進行整風。1957年4月27日，黨中央作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次整風運動采取“開門”的形式，既在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歡迎黨外人士參加，對黨和政府及黨員、幹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予以批評。黨中央特別重視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專門發出了指示。從中央到地方和各個單位的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黨外人士意見。

隨著整風運動的迅猛展開，廣大黨外人士提出許多批評意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複雜情況，不少意見涉及對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根本評價。原來主要從人民內部矛盾的角度來觀察國內政治形勢和思想動向的毛澤東，開始更多地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看待整風中提出的意見。5月中旬，他寫了一篇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印發黨內高級幹部。文章認為當時的形勢已經是“右派猖狂進攻”，但他們還沒有達到頂點，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然後“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表明黨中央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運動的主題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對敵鬥爭，由黨內整風轉向反擊右派。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製度，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同一天，黨中央作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對反擊右派作出進一步安排。以此為標誌，一場群眾性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正式開展起來。反右派鬥爭運用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戰場被認為既在黨外，也在黨內，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集中的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工商界、科技界被當做主戰場。

本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會存在懷疑甚至否定的思潮。黨同這種思潮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敵視社會主義的人畢竟隻是極少數，同這種思潮的鬥爭應當在問題發生的範圍內進行。黨對這一點本來有清醒估計和認識，然而在整風過程中出現複雜情況後卻改變了原先的判斷，對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本應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並主要采用解決思想問題的方式來進行的鬥爭，擴展成“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從而導致了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

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鬥爭結束，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多人。雖然一開始還是把他們的問題放在人民內部的範圍裏，但是不久以後便明確宣布右派屬於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許多同黨有長期合作曆史的朋友，許多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許多政治上熱情而不成熟的青年，還有黨內許多忠貞的同誌，由於被劃為右派分子經受了長期磨難，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作用。這不但是他們個人及家庭的悲劇，也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使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受到挫折。首先是通過八屆三中全會和八大二次會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會議正式肯定了毛澤東的論斷，並且斷言我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後來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一次又一次犯擴大化甚至無中生有的錯誤，其理論來源就在於此。其次是在政治、思想生活方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貫徹執行受到很大損害，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遭到破壞。在經濟生活方麵，農業合作社中包產到戶的探索，在反右派鬥爭中受到嚴厲批判；重新放開一點私營經濟的設想，也被棄置；反冒進被視作右派或接近右派的語言，隨後遭到批判。

隨著反右派鬥爭的全麵展開以及此前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上和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廣大人民群眾熱情高漲，經濟建設應當搞得更快一些。為此，黨中央、毛澤東醞釀並發動了一場熱火朝天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的提出和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麵。

1957年九十月間黨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批評經濟工作中的反冒進。他聯係反右派鬥爭，認為反冒進給右派進攻提供了口實，整風反右把勁鼓起來了。會後，黨中央公布了全會通過的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全民討論，掀起一個生產**。10月27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要求農業和農村工作“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在黨中央機關報上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各地區、各部門紛紛召開會議，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製定躍進計劃。11月，在莫斯科舉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蘇聯提出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麵十五年趕超美國之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十五年趕超英國的目標。12月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向中國工會八大致辭，公開宣布了這

個目標。這年冬季，各地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掀起以興修水利、養豬積肥和改良土壤為中心的農業生產**，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為了進一步發動大躍進，1958年1月和3月，毛澤東先後在杭州、南寧和成都召開中央會議，更加嚴厲地批判反冒進，說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的錯誤。周恩來、陳雲等主張反冒進的中央領導人不得不作檢討。毛澤東還號召破除迷信，獨立思考，反對教條主義，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路線。

毛澤東為打開建設新局麵所做的上述思考和努力，雖然有積極的一麵，即希望發揚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傳統和作風，振奮精神，尋求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來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從實際效果看來其消極作用十分突出。對反冒進的批判，實際上否定了“一五”時期積累起來的建設經驗，助長了脫離實際的臆想和冒進；同時也否定了中央集體領導的經驗和智慧，破壞了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使黨很難有效地防止和糾正因毛澤東個人失誤而導致的黨的決策的失誤。因此，這個打開新局麵的努力，一開始就偏離正確方向，使建設道路的探索走入誤區。

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是它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而當時的宣傳又片麵強調總路線的中心環節是速度。於是，盲目求快就壓倒了一切。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指標，比八大一次會議建議的指標，工業方麵普遍提高一倍，農業方麵提高20%～50%。

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全麵展開起來。主要標誌是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不斷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農業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兩年達到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指標。工業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實現原定十五年鋼產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高指標帶來高估產。1958年夏收期間，各地興起虛報產量、競放高產“衛星”的浪潮。報刊輿論大加宣揚，畝產幾千斤到十幾萬斤的消息層出不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堂皇登報。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科技等各個方麵也紛紛製定躍進計劃，投入“大躍進”浪潮。

生產建設上的高指標和浮誇風，推動著生產關係急於向更高一級形式過渡，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發展。4月，黨中央發出把小型農業社並為大社的意見，各地辦了一些大社。七八月間，報刊公開宣傳毛澤東關於把工、農、商、學、兵組成為一個大公社的思想。河南、山東等地聞風而動，開始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

“大躍進”運動在這年夏季達到**。8月，黨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對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浮誇和混亂現象不僅沒有加以糾正，反而加以支持，對超乎尋常的大幅度增產假象深信不疑，預計當年糧食產量可達6000億～7000億斤，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會議還作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會後，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

為了完成鋼產量翻一番的任務，各地掀起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由第一書記掛帥，動員九千萬人上山，砍樹挖煤，找礦煉鐵，建起上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用土法煉鐵煉鋼。以大煉鋼鐵為中心，還興起電力、交通、水利、教育等各行業的“全民大辦”，被稱作“以鋼為綱，全麵躍進”,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大辦人民公社，沒有經過試驗，隻用一個多月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到年底，全國74萬個農業合作社合並為2.6萬個公社，全國總農戶的99%加入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點被概括成“一大二公”，所謂大就是規模大，一般一鄉一社，一個公社幾千戶甚至一兩萬戶。所謂公，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高，將幾十上百個經濟條件、貧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並，一切財產上交公社，在全社範圍內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實行部分供給製。同時，社員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等也收歸社有。在各種“大辦”中公社經常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甚至調用社員的房屋、家具。人民公社還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勞動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

完全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運動，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到年底，鋼產量雖然勉強達到1108萬噸，但合格的隻有800萬噸。基本建設規模和職工隊伍急劇膨脹，加重了國家財政支出和商品糧供應的負擔，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農業、輕工業被嚴重衝擊和擠占，直接引起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緊張。帶有濃厚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對農民的剝奪，引起農民的惶恐和不滿，使農村生產力受到災難性破壞。

1958年秋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惡果已經突現出來。黨中

央和毛澤東覺察經濟生活出了不少亂子，開始通過調查研究努力加以解決。1958年11月至12月，黨中央先後在鄭州、武昌召開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強調需要讓大家冷靜下來，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強調指出不能混淆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體所有製；決議還強調今後一個時期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六中全會後，各地普遍對人民公社進行整頓，刹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1959年二三月間，黨中央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前段整頓公社中提出的問題，從公社內部所有製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形成十四句話作為整頓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各省市區分別召開五級或六級幹部會，落實會議精神。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黨中央又根據社員群眾的要求，把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改為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把不算舊賬的決定改為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這受到社員群眾的極大歡迎。

在解決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的同時，黨中央還注意解決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的問題。到1959年第一季度，高指標引起的比例失調、原材料供應緊張的問題，更加嚴重地困擾國民經濟各行業。4月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將當年的基建投資再作壓縮。此後，黨中央、毛澤東決定進一步降低生產高指標，把當年鋼產量指標降到1300萬噸，大力抓農業生產，恢複社員自留地，允許社員飼養家畜家禽，同時大抓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的生產。為了落實上述一係列政策措施，黨中央決定於7月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很好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思想，提高認識。

從1958年秋冬開始，經過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強迫命令、瞎指揮得到初步遏止，形勢開始向好的方向轉變。這一段的初步糾“左”，是全黨“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的過程，也是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一些新的探索的過程，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具有長遠意義。但是，由於毛澤東和黨內許多人對錯誤的嚴重性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還是根本肯定，所以糾“左”還是局限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傾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此，形勢遠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初期是繼續糾“左”，但是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在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之後，會議方向驟然改變。彭德懷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信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寫信本身也完全符合組織原則。但是這件事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他認為彭德懷以及讚同彭德懷意見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不是跟他一道去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表示懷疑和反對，是向他和黨中央領導“下戰書”，是右傾的表現。會議由糾“左”轉而反右，展開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黨又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在更大範圍內批判彭黃張周。批判的調子也越來越高，不僅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右傾”，而且武斷地認定彭德懷是“陰謀家”“野心家”，指責彭德懷“裏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全會決定把彭德懷等人調離國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書記的崗位，並決定把反右傾作為黨當前的主要任務。

廬山會議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一大批黨員幹部遭到錯誤批判，全國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有360萬人之多。反右傾鬥爭使反右派鬥爭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升級，並且延伸到黨內和黨的領導層來。反右傾鬥爭還打斷了經濟上的糾“左”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一度有所遏止的錯誤又更加嚴重地泛濫起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局麵繼續加劇，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糧、油、蔬菜、副食品極度缺乏，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受到嚴重危害，城鄉居民普遍發生浮腫病，許多地方的農村出現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困難。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黨希望盡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但卻忽視了經濟建設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黨試圖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以為可以搬用戰爭年代群眾運動和軍事共產主義的經驗搞建設，反倒強化了原有模式的弊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的偏差和混亂，當時許多同誌不是完全沒有認識，但是或者隻是把它們看作支流，或者因為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家長製和一言堂作風盛行而難以提出和堅持。這樣才導致了這場憑主觀願望和意誌辦事、頭腦發熱、急於求成的“大躍進”運動和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