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過渡時期_■ 保駕護航

■ 保駕護航

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後，圍繞實現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國家其他方麵的建設也亟待相應地發展。尤其是加強政治法律上層建築領域的建設，以便更好地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成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迫切需要。

1952年秋，鑒於一屆政協任期已滿，中共中央向全國政協常委會提出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提議。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擴大會議就此交換意見，認為在三年來取得的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在開始大規模建設的同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符合全國人民要求的。為此，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分別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以周恩來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領導進行憲法和選舉法的起草工作。根據1953年2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全國各地經過一年多的緊張工作，在21萬餘個基層選舉單位，3.23億登記選民中進行了基層選舉，共選出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566萬餘名。接著，縣、市、省相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1226名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濟濟一堂，共商國家大事。大會的首要任務，是製定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大會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稱“1954年憲法”。這部憲法既以《共同綱領》為基礎，又是《共同綱領》的發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原則，從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循的基本原則。依照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全統一地行使最高國家權力，國家行政機關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受它們的監督，並可由它們罷免。國家行政機關不能脫離人民代表大會或者違背人民代表大會的意誌而進行活動。一切重大問題都應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並作出決定。由此，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製度。

大會依據憲法和有關組織法，選舉和決定了國家領導工作人員。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等13人為副委員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提名，大會通過決定以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周恩來的提名，決定任命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國務院副總理。新成立的國務院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

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已經結束。1954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行二屆一次會議，推舉毛澤東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名譽主席，選舉周恩來為主席，宋慶齡等15人為副主席。會議還通過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人民政協作為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繼續存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特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確立中國國內各民族之間平等友愛互助的關係，保障各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正式確認民族區域自治是一項國家製度，並把自治地方劃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內蒙古自治區是最早成立的省級自治區 。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56年4月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於1958年3月和10月相繼成立。這樣，到1958年底，在全國15個省、區已建立民族自治地方87個，除省級自治區外，有自治州29個、自治縣（旗）54個，包括35個民族成分。實行自治的民族人口，已占全國有條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人口的絕大多數。同時，除西藏以外的民族地區，都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采取適當的方法實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一五”計劃規定新建的八條鐵路幹線中，有五條在少數民族地區或直接與少數民族地區相連接。公路修建的重點，相當大部分也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這些鐵路和公路的修建，大大改變了少數民族地區閉塞的狀況，增進了各地區的物資交流和各民族之

間的往來，為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文化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國防建設方麵，根據建國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已由進行軍事戰爭奪取政權，轉變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防禦外敵入侵，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必須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新的曆史任務。據此，人民解放軍通過精簡整編，逐步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和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需要，壓縮軍隊定額，減少軍費開支，向國家各方麵的建設輸送了大批骨幹力量。為適應現代化戰爭的要求，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由單一兵種向多軍兵種的轉變，先後組建了空軍、海軍、防空軍、公安軍等軍種，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學兵等兵種的領導機關及所屬部隊，由過去單一步兵組成的軍隊向諸軍兵種合成的軍隊發展，為實現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奠定了基礎。在此期間，國家還加強了軍事國防工業的建設，1955年、1956年中央先後成立了領導航空、導彈、原子能事業的領導機構及研究機構，開始研製發展包括導彈、原子彈在內的尖端武器，提高我國軍隊的現代化水平。1951年解放軍軍事學院的創辦以及後勤學院、軍事工程學院、政治學院、各軍兵種學院的相繼建立，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軍隊院校體係，培養出大批軍事指揮和軍事技術人才，對軍隊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重大事件。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崗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們到中央工作後，出於個人野心在黨的領導層製造分裂，進行陰謀活動。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反對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的一次重大黨內鬥爭。通過這次鬥爭，使黨在全國執政的條件下，維護和增強了自延安整風和中共七大以來的堅強團結，這是過渡時期各項工作取得順利進展的最重要的保證。

七屆四中全會後，在對饒漱石問題的進一步審查中，牽連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認為饒、揚在鎮反運動中包庇縱容了一大批敵特反革命分子；隨後，又牽連到解放前長期從事黨的隱蔽戰線鬥爭、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和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懷疑潘為“內奸”。1955年4月，潘、揚被正式逮捕關押審查。這是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忽視對敵隱蔽鬥爭的特殊性，嚴重混淆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所作的錯誤決定，造成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冤案，致使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重要貢獻和卓著成績的潘漢年、揚帆蒙冤20餘年。這個曆史教訓值得深刻記取。

經濟建設**的到來，為我國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提出新的任務和要求。在文藝方麵，主要是加強黨對文藝創作（包括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等）的領導，引導作家按照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前進；同時克服在領導創作上的簡單行政方式和粗暴態度。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指導下，我國的文化工作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電影《白毛女》、評劇《劉巧兒》、昆曲《十五貫》、小說《暴風驟雨》等許多新創作和改編的優秀文藝作品，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教育方麵，1953年1月，黨和政府提出“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文教工作方針，強調教育工作的重點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養人才，特別是培養高、中級技術人才，並在全國範圍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係調整；同時，打好普通教育的基礎，整頓鞏固中小學，積極做好掃盲工作；注重提高教學質量，給學生以“智、德、體、美”的全麵教育。到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發展到194所，在校學生由1952年的19.1萬人上升到40.3萬人；各類中等學校在校學生由1952年的441.7萬人上升到763.3萬人。普通中小學教育、成人教育和工農群眾的業餘文化教育事業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科學工作方麵，中共中央強調：我國科學基礎薄弱，而科學研究幹部的成長和科學研究經驗的積累，都

需要相當長的時期，必須發憤努力急起直追，否則就會由於科學落後而阻礙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科學家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必須重視和尊敬他們，爭取和團結一切科學家為人民服務；大力培養新生的科研力量，擴大科學研究工作的隊伍，是發展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重要環節。1954年中國科學院成為國務院領導下的國家最高學術機關之後，實行組織形式的調整，於1955年成立了數理化學、生物學地學、技術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四個學科性的學部，逐漸形成全國科學研究體係，為全麵發展科學事業，製定科學長遠規劃奠定了基礎。

在推動文化建設**的同時，黨在思想文化領域領導進行了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鬥爭。繼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後，1954年至1955年間，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先後進行了對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研究中唯心觀點的批判；在整個文學藝術界，直到哲學、曆史學、教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對胡適派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等。結合實際事例開展正常的批評和討論，對於學習和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應該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的很複雜的問題，采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於簡單和片麵，學術上的不同意見難以展開必要的爭論，實際上形成一場政治圍攻，產生了消極的負麵影響。特別是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由於過分強調思想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後來演變為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胡風本人被逮捕遭長期監禁，同他有聯係的一批文藝工作者也被株連受到不公正處理，造成一樁錯案。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80年代，這樁錯案才得到全麵平反。曆史的教訓表明，凡屬思想、學術方麵的問題，應按照憲法有關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精神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思想學術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

為了給我國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麵展開了積極的活動和鬥爭。1954年4月，美、蘇、英、法、中及其他有關國家在日內瓦召開外長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也是第一次嚐試通過大型國際會議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會議期間，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雖然由於美國的阻撓，會議未能就政治解決朝鮮問題達成協議，但達成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協議，迫使法國從印度支那三國撤軍。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戰爭得以停止，使亞洲局勢和國際局勢得到進一步緩和，也使新中國初步地打破了美國的孤立和遏製政策。通過這次會議，中國鞏固了南部邊陲的安全，擴大了國際和平統一戰線，為國內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周邊環境。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印度談判代表團時，首次係統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6月，周恩來分別與印度和緬甸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並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54年 4月18日，有共同遭遇的亞非29個國家的政府首腦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大型國際性會議（即亞非會議，也稱萬隆會議）。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麵對帝國主義對會議的破壞陰謀以及與會各國之間矛盾分歧錯綜複雜的情況，周恩來鮮明地提出“求同存異”方針，為大會的圓滿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通過萬隆會議，中國打開了與亞非國家廣泛交往的大門。

亞非會議後，新中國迎來以亞非拉美新興民族國家為主要對象的第二次建交**，尼泊爾、埃及、敘利亞、也門、錫蘭、柬埔寨、伊拉克、阿爾及利亞、蘇丹和幾內亞等一批國家相繼與中國建交。50年代上半期，中蘇關係迅速發展；同時，中國開始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各種形式的接觸，還初步開展了同拉丁美洲國家的民間友好往來。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促進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擴大了我國在國際上的聯係，顯示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我國的經濟建設爭取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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