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的紀元_■ 厘定方針
■ 厘定方針
在進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各項民主改革的條件下，黨和政府領導開展了包括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多方麵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各方麵的建設，都緊緊圍繞恢複和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進行，實際上是對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全麵實施。
舊中國經濟本來就極其落後，多年的戰爭更使它遭受嚴重破壞。1949年同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糧食減少約25%，棉花減少約48%。這種狀況使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緊迫。抗美援朝戰爭的發生，不能不影響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的轉移。中央確定“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第一是服從戰爭需要；第二是穩定國內市場；第三是進行必要的經濟文化建設。同時，黨和政府並沒有因為朝鮮戰爭而忽略中長期的發展規劃。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戰略思想，向全黨、全國明確了當前所進行的一切工作，都是為即將實行的國家工業化直接做準備，在時間要求上增強了做好各項工作的急迫感。
根據“邊打、邊穩、邊建”方針，中央把擴大城鄉交流放在財經工作的第一位，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公營、私營、合作社商業一起上，通力開辟流通渠道，打開農村土特產品的銷路，拓展工業品在農村的市場。1951年，中央推廣了華北地區舉行土產交流大會的經驗，全國各種形式的物資交流大會此起彼應，盛極一時。在綏遠一向不值錢的爛皮廢骨，運到上海便成了適用的工業原料；兩廣的片糖、砂糖行銷內蒙古；東北的土堿、黃煙暢銷於關內；江西的瓷器、湖北的土布重新銷往西北；更有豬鬃、茶葉、桐油、鬆香等許多土特產品遠銷到蘇聯和東歐國家，換回恢複經濟所急需的機械設備。擴大農副土產品的收購，使農民手裏有了錢，大大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各地展銷會上的新式農具，天津的暖水瓶、上海的自行車等日用工業品，深受農民的歡迎。“土產一動，百業俱興”。正如陳雲當時所說：“擴大農副土產品的購銷，不僅是農村問題，而且也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
影響我國經濟恢複和建設的另一個方麵，是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新中國成立後，在實行對外貿易統製和保護民族工業的貿易政策下，首先同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和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同時也積極尋求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11.35億美元，超過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美國發動了對中國實施全麵的封鎖禁運，頒布有關管製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戰略物資輸出等法令；宣布凍結中國政府在美的資產、中國人民在美的銀行存款及其他財產。同時，操縱聯合國通過提案，拉攏英、法、聯邦德國、日本、菲律賓、加拿大等36個國家參加了對中國的封鎖禁運行動。
封鎖禁運給新中國的對外貿易上帶來很大困難。但中國人民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積極展開反封鎖禁運的鬥爭，盡力彌補損失。一方麵挖掘內部潛力，擴大國內交流，使一些物資不再依賴從西方國家進口；另一方麵，將西方所禁運的各種戰略物資，轉為大部分從蘇聯等國進口。同時，充分利用香港、澳門進行轉口貿易的特殊地位，把開展內地同港澳地區的貿易，作為反封鎖禁運的一條重要戰線。此外，積極發展已同我國正式建交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繼續保持與英、法、日等國的民間貿易往來，努力克服帝國主義封鎖造成的種種困難。在西方“禁運”最猖獗的195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9.55億美元，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53億美元，並繼續呈增長勢頭，逐漸將舊中國的長期入超轉變為進出口大體平衡的局麵。
農業的恢複，是國民經濟一切部門恢複的基礎。黨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礎上，充分調動農民個體經濟和勞動互助兩方麵的生產積極性，還采取減輕稅賦、動員群眾興修水利等一係列的政策和措施，促進農業生產恢複和發展。國家在財政仍還很困難的情況下，撥出大筆資金用於水利建設。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廳水庫工程、荊江分洪工程，都是這一時期開始動工和加緊進行的。 195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3278.4億斤，比曆史上最高年產的1936年增長9.3%。棉花總產量從1949年的888.8萬擔，增加到1952年的2607.7萬擔，增長193.4%，為曆史上最高年產量的153.6%。
工業生產的恢複，是在艱難境況中起步的。中國共產黨強調：一要依靠工人階級；二要依靠國營經濟。首先重點恢複國計民生所急需的礦山、鋼鐵、動力、機器製造和主要化學工業，同時恢複和增加紡織及其他輕工業生產。國家除重點恢複和改造東北等地原有企業以外，還有計劃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業企業，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礦，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和大型軋鋼廠，山西重型機械廠，武漢、鄭州、西安、新疆的紡織廠，哈爾濱亞麻廠等。這批新建廠後來都成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骨幹企業。
交通運輸業是經濟恢複的重點。三年中，國家用於交通運輸建設的投資占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26.7%。1949年底，我國基本恢複了原有的鐵路網，東西大幹線隴海路全
線通車，中斷多年的京漢線和粵漢線也恢複運營。1950年6月，穿越巴蜀的成（成都）渝（重慶）鐵路開始動工修築，1952年6月即告完工。這條鐵路是清朝末年就醞釀興建的川漢鐵路的一段，拖了近半個世紀未鋪上一根鋼軌，而新中國成立後僅用兩年時間就建成通車。這一時期，通往“世界屋脊”拉薩的康藏、青藏公路也開始興修。
在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中，如何對待私營工商業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私營經濟有兩麵性，人民政府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又必須限製其消極的一麵。1950年初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後，私營工商業一度出現商品滯銷、工廠關門、商店歇業、職工失業等情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從1950年6月起，全國各大中城市全麵調整工商業。調整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主要是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重點是調整政府和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係。調整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強對私營工廠的加工訂貨；二是增加貨幣投放，收購農副土產品，擴大城鄉交流，活躍國內市場。調整工作到1950年底完成。經過半年的調整，私營工商業不僅渡過了難關，還得到很大發展。資本家為工商業調整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深感振奮。武漢有資本家用一副對聯表達自己的興奮之情：“掛紅旗五星（心）已定，扭秧歌穩步前進”；上海資本家稱1951年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但是，資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並不滿足於用正常的方式獲得的利潤，而是試圖用向國家幹部行賄等非法手段獲取高額利潤。由於發現資本家腐蝕黨政幹部的嚴重情況，1951年11 月中共中央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952年1月決定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一場反對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通稱“五毒”）的“五反”運動。
“三反”鬥爭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展開，首先抓住重大典型案件，嚴肅處理。如中共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在任書記張子善墮落為大貪汙犯，盡管他們在革命戰爭中有過功勞，但黨和政府決不姑息，經人民法院判處他們死刑，執行槍決。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條件下為保持廉潔向腐敗打響的第一槍。“三反”運動曆時半年多，清除了一批吞噬共和國大廈基石的蛀蟲，有力地抵製了舊社會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樹立了廉潔樸素、厲行節約、愛護國家財產的新的社會風氣。
城市工商業界開展“五反”運動之初，發現“五毒”行為在資本家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少數資本家“五毒”之嚴重，觸目驚心，如：用廢爛棉花製造急救包，用變質牛肉、臭雞蛋製造食品罐頭等，這些東西送到朝鮮前線，使不少誌願軍戰士沒有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卻因使用或食用後方送來的藥品、食品而致殘致死。這些情況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成為全國上下強烈的呼聲。全國範圍的“五反”運動曆時半年結束。這次運動有力地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在工商業者中普遍進行了一次守法經營教育，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民主改革，使黨和國家在對資產階級進行限製和資產階級反限製的鬥爭中，取得又一回合的勝利。
貫徹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加強民主建政。建國初期，由於社會秩序、群眾基礎等各方麵條件還不成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為此，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創造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這一過渡形式，以作為政府領導機關征詢意見、傳達政策、聯係群眾的協議機關；聽取和討論政府的工作報告，提出批評和建議。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發布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規定凡具備條件的地方應抓緊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並促使其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產生各該級的人民政府。黨中央強調：我們國家的民主化，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及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會議已經形成一項經常的製度，在全國範圍內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通過這一組織形式，原來缺乏民主訓練的人民群眾，開始逐步學會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各級人民政府也在實施民主建政的過程中，逐步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組織管理能力。
在民主建政的同時，中央要求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積極爭取知識分子、工商業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將他們團結起來，吸引他們參加包括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在內的人民革命鬥爭和適當工作；加強政權機關和協商機關中黨與非黨人士之間的合作，做到使他們有職有權。在各級黨政部門的努力工作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經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考驗，獲得鞏固和壯大，充分動員和團結社會各方麵的力量，為完成民主改革和經濟恢複的任務而共同奮鬥。
根據《共同綱領》關於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人民政府為加強民族團結互助進行了大量工作，協調解決民族間和民族內部存在的糾紛，並抽出必要的財力、物力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事業，改善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19
51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公布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以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的區域自治。根據綱要對民族自治機關、自治權利、自治區內的民族關係、上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原則等問題所作具體規定，到1953年3月，已在包括約10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起一批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民族自治區和相當數量的民族自治鄉。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民族區域自治已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國策和基本製度，它對祖國統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一是要適應和推進政治變革，二是要適應和推進經濟建設。新中國成立以後，首先有步驟地對私營報紙、刊物、廣播等事業進行改造，把作為輿論宣傳、大眾傳播重要工具的這部分文化事業，完全置於黨和國家的統一領導之下，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一切工作中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同時，謹慎地對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進行改革。教育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實行國家對學校的領導，廢除原來的反動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強革命的政治教育；教育向廣大人民群眾敞開大門；在全國範圍進行高等學校的院係調整，大幅度擴大招生，以適應有計劃建設和工業化發展對人才的急迫需要。在科學工作方麵，成立中國科學院和調整科學研究機構，培養與合理地分配科學人才；提出科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學術研究與實際需要密切配合的方針。在文藝工作方麵，提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還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在醫藥衛生工作方麵，提出“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三大方針。在這些方針的指導下 ，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的改革和發展，都取得顯著成績。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建國之初，廣大知識分子愛國熱情很高，學習熱情也很高。他們希望深入了解革命，了解共產黨，了解新社會，以適應形勢的巨大變化和發展。1951年9月，北京大學十二位教授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由此推廣到北京、天津各高等學校的教師中開展了一個比較集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向京津兩市高校教師學習會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此後，學習運動逐漸擴展到整個知識界，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秋基本結束。這次學習運動，是知識分子為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而進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解決分清革命與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問題，對幫助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起了促進作用。但由於對複雜的思想問題采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工作中出現不少簡單粗暴的做法，傷害了一部分願意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的感情，造成一些不良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在全國執政條件下黨組織自身的建設。1950年，針對黨內一部分人在革命勝利的形勢下滋長了居功自傲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全黨進行了一次曆時半年的整風學習。1951年下半年起，又在全國範圍開展了一次整黨運動，主要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員進行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的教育。據1953年6月底統計，在總數為630餘萬的黨員中，90%以上是合於或基本合於共產黨員標準的；同時，有32.8萬人被開除出黨或被勸告退黨。通過整風整黨，純潔了黨的隊伍，保持了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鬥作風和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係，更好地發揮了黨的基層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為順利完成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提供了組織和領導上的保證。
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麵恢複和初步發展。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3.8%，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9.3%；鋼產量達到134.9萬噸，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鐵產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曆史最高水平增加7.2%；原油、水泥、電力、原煤等都超過曆史最高產量。棉紗、棉布、食糖等主要輕工業產品也超過曆史最高水平。1952年，我國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1.4%；糧、棉、大牲畜、生豬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均超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按可比價格計算，1952年的國民收入比1949年增長64.5%。國家財政收入有了成倍增加，1952年比1950年增長181.7%，並且收大於支，連年結餘。在財政總支出中，用於經濟建設的支出逐年上升，社會文化事業支出不斷增長。城鄉人民收入逐年增長，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建國三年來國民經濟的增長，雖然帶有明顯的戰後恢複性質，但從世界範圍來看，與二次大戰後歐亞各國經濟恢複到戰前水平的情況相比，新中國戰後經濟恢複之快，增長幅度之大，是舉世矚目的。國民經濟的全麵恢複和初步發展，為國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沿著新民主主義軌道逐步走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