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的紀元_■ 開國奠基

六、新的紀元

■ 開國奠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20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曆史事件之一。這一天，新定為首都的北京有30萬軍民在天安門隆重舉行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親自按動電鈕，升起共和國的第一麵五星紅旗。

開國大典過後，中央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門在原華北人民政府各機構的基礎上，整建製地建立起來，並立即開始工作。政府機構負責人員的選定，都經過各方麵的充分醞釀，反複協商。它包括了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等許多方麵的優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專家，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統一戰線政權的特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封建統治者壓迫剝削中國各族人民的曆史，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成為真正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它結束了自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內外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曆史，使中國成為以人民民主為基礎的新國家。它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裏，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個勝利，使毛澤東思想成為人民共和國各項事業的指導思想。

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麵臨著許多困難和考驗。軍事上，解放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西南、華南和沿海島嶼負隅頑抗；在新解放區，大批國民黨殘餘力量同當地惡霸勢力相勾結，以土匪遊擊戰爭的方式破壞人民政權。經濟上，新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工農業生產萎縮，交通梗阻，物資匱乏，民生困苦，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仍然困擾著經濟生活。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範圍執掌政權的黨，不僅要在全新的任務麵前學會全新的本領，更重要的是在執政和從事和平建設的全新曆史條件下，繼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繼續保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和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不被權力、地位和資產階級的捧場所腐蝕，這對黨的隊伍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麵對複雜形勢和困難，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確定以恢複和發展生產為中心，領導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努力醫治戰爭創傷，為鞏固新生政權、建設新中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

遵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要求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統一部署，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窮追猛打的磅礴氣勢，向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展開了最後的圍殲。到1950年6月，共殲滅殘存的國民黨正規軍128萬餘人，收編改造170餘萬起義投誠人員，使整個人民解放戰爭消滅國民黨軍隊的總數達到807萬餘人，實現了除西藏、台灣、香港、澳門和少數幾個海島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在各新解放區迅速建立軍事管製委員會作為臨時的過渡性政權，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關、產業和物資，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組織恢複生產，並組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新區地方人民政府一經建立，就與人民解放軍一起進行了大規模的剿匪作戰，到1950年6月，共殲滅國民黨土匪武裝近百萬人，初步穩定了社會秩序。

中國革命的勝利，結束了百餘年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史，使中國以獨立自主的嶄新麵貌出現於世界。按照建國前夕中共中央製定的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新中國堅定地站在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而是堅持必須在同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的前提下，並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外國政府談判建立外交關係。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與蘇聯和歐亞十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訪蘇，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解決了兩國重大曆史遺留問題，並用法律的形式把兩國的同盟關係固定下來。中蘇結盟是新中國成立後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動，對當時的國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1950年至1951年，新中國同印度等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以及瑞典、丹麥、瑞士和芬蘭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通過與這些國家建交，新中國向周邊國家傳達了睦鄰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邁出了打破美國遏製和孤立新中國的重要一步。

在廢除帝國主義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有秩序地進行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的工作。首先收回了外國帝國主義曾擁有的海關管理權、在華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這三項權利對中國主權的損害最大，是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象征。1949年10月，中國海關總署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和新的海關稅則，並由國家管製對外貿易，實行進出口許可證製度。中國海關由此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和上海先後收回或征用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在該地的兵營。外國在華軍事特權被全部取消。 1950年7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發布關於統一航運管理的指示，規定外輪一般不準在內河航行，同時對在華外輪公司實行逐步接管。中國領水主權

也全部恢複。對於外國政府、私人和團體在中國設立的宣傳機構，在城市接管中即開始清理；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不允許外國人繼續在中國興辦報紙和雜誌，停止與中國無外交關係的外國通訊社和記者的活動。對於外國人經辦或接受外國津貼的文化、教育、衛生、救濟等機構，暫時允許它們在遵守中國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繼續存在。

為使新生人民政權在經濟上從而在政治上站住腳跟，建國伊始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製止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穩定經濟形勢，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秩序，形成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基本經濟格局。隨著對城市的接管，各地軍管會采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動，整套接收”的辦法，共沒收2400多家官僚資本銀行和2858個官僚資本企業歸國家所有，隨之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已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基本掌握在國家手中，成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國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人民民主國家主要的經濟基礎，為國家調節各種非公有製經濟成分，組織恢複生產事業提供了有力的物質手段，並決定著社會經濟的性質和發展前途。

建國初，新解放地區工礦企業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給生產事業的恢複帶來極大的困難。黨要求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複生產而奮鬥。國營工礦企業一經建立，就站到了恢複生產事業的第一線；具有光榮鬥爭傳統的中國工人階級，成為恢複工業生產的主力軍，擔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重任。與此同時，黨和人民政府精心領導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鬥爭。進城之初，人民政府即發布以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嚴禁金條、銀元、外幣自由流通的法令，但許多投機資本家置若罔聞，繼續擾亂金融市場。上海的投機商甚至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為此，各新解放城市首先進行了取締銀元投機的鬥爭，上海市軍管會果斷地查封了金融投機的大本營“證券大樓”；武漢、廣州等城市也嚴厲取締所謂銀元兌換店或地下行莊，沉重打擊了破壞金融的非法活動。緊接著，不法投機商又大量囤積糧食、棉紗、棉布和煤炭，哄抬價格，擾亂市場。有的國民黨特務叫囂：隻要控製了兩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於死地。為此，中央人民政府精心部署了“米棉之戰”，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的大規模集中調運，當物價上漲最猛的時候，全國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敞開拋售，使物價迅速下跌；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周轉失靈而紛紛破產。由此，黨和人民政府運用經濟手段，取得了限製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反限製鬥爭的第一個回合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初步取得穩定市場的主動權。

為了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穩定物價，1950年3月，政務院頒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同時，政府還采取緊縮編製、清理倉庫、加強稅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措施。自3月以後，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膨脹停止，物價日趨穩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後在財政經濟戰線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從此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代自抗戰以來連續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的局麵，也結束了舊中國幾十年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麵，為穩定人民生活，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這個勝利，使國內外那些懷疑共產黨能否搞好經濟的人們不能不表示敬佩，歎為“奇跡”，從而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是無敵的，在政治上堅強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1950年6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作了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這也是中央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的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會議指出，我國財政經濟狀況已經開始好轉，但這還不是根本的好轉，要獲得根本的好轉，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毛澤東在會上還作了《不要四麵出擊》的講話。他指出：我們目前麵臨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必須處理好同各階級、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以便孤立和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而不應四麵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的不利局麵。必須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不反對我們。會議批評了那種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出這是不適合我們國家情況的錯誤思想。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為國民經濟恢複時期黨的工作規定了明確的行動綱領和策略路線。

按照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1950年下半年起，在廣大新解放區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舊中國以地主土地所有製占主導的土地製度，嚴重束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造成國家貧困落後的主要根源，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根本障礙。為在中國徹底廢除封建土地製度，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組織了土改工作隊，分批深入各地農村，發動和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同地主階級作堅決的鬥爭。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一場曆史上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涉及幾億人口的廣大新區農村轟轟烈烈地展開。為了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各地的土改運動一般在冬春的農閑時節進行。

新區的土地改革大體分三個階段進行：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財產。最後是進行複查，動員生產。根據恢複和發展生產的中心任務和解放後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這次土地改革在政策上與解放

前有所不同：對富農，由過去征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改為保存富農經濟；對地主，限製了沒收其財產的範圍；對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保留其土地數量的標準。實行這些政策，為的是更好地保護中農，有利於分化地主階級，減少土地改革運動的阻力，並有利於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歸根到底，是為了有利於生產的恢複和發展。

到1952年底，全國大陸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製度的改革。國家從經濟上對翻身農民給予支持，宣布實行低農業稅率，公糧一律按常年產量計征；組織國營貿易公司和農村供銷合作社，及時收購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供應農民急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並向農民發放各種農業信用貸款。廣大農民在確定地權，獲得土地和生產資料後，掀起群眾性的生產**。以農民個體所有製為基礎的小生產，“像千年古樹開新花”，一般在土地改革完成後的第一年就獲得了豐收。如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1951年比1950年分別增長8.6%、44.8%、21.8%;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別增長14.1%、26.5%、15.8%。增長幅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曆史時期。

在約有30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由於經濟結構、政治狀況和社會曆史條件有許多不同於漢族地區的特點，土地關係中存在複雜的民族關係和宗教關係。中央針對不同情況，實行“堅持民主團結、慎重穩進”的方針以及更加緩和的步驟和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陸續實現了民主改革。考慮到西藏地區曆史與現實的複雜情況，中央決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同意西藏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58～1962年）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後來由於1959年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央在平叛過程中，應廣大農奴和上層愛國人士的要求，才開始在西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於1960年10月基本完成，消滅了中國大陸上最後殘留的封建製度。

全國範圍內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消滅了封建製度的經濟基礎和地主階級，使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擺脫了千百年來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了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複和發展。土地改革作為億萬人民群眾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為新中國逐漸走向進步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鬥爭的一個曆史性界碑。

以土地改革為中心，黨和人民政府還在全社會範圍領導開展了包括社會生活許多方麵的民主改革。解放初期，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還在進行各種顛覆活動，他們破壞工廠、鐵路，燒毀倉庫，搶劫糧食、財物，以至組織騷亂，殘殺革命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另外，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黑社會組織，如“一貫道”“九宮道”等反動會道門，也大肆活動，散布謠言，離間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這些猖獗的反革命活動，給社會安定和生產恢複帶來極大的危害。

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地全麵貫徹“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堅決鎮壓。從12月開始，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運動打擊的重點，是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運動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在黨委領導下，實行全黨動員、群眾動員，使公安、司法機關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並且吸收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在處理中，強調要調查研究，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反對草率行事，反對逼供信。1953年秋，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部完成，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匪禍，包括舊中國曆代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土匪，以及許多城市的黑社會勢力，基本被肅清。鎮壓反革命的勝利，使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原來直接騎在人民頭上的“東霸天”“西霸天”被徹底掃除，有力地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土地改革和生產建設的積極性。

隨著國營企業陸續建立起黨、團、工會組織，從1950年起，國營工礦交通企業逐步開展民主改革。各廠礦廢除了工人群眾深惡痛絕的封建把頭製和侮辱工人的搜身製等，清除了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餘勢力，加強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並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逐步實行企業管理民主化。通過民主改革，廣大職工群眾“搬掉了頭上的石頭”，真正翻身做了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大大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涉及全社會的一項民主改革，是改革舊的婚姻製度。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製度，實行保障男女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製度。結合《婚姻法》的公布，全國城鄉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封建包辦婚姻和壓迫摧殘婦女的現象受到法律的製約和全社會的譴責。這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家庭生活的偉大變革，也是中國人民反封建鬥爭在一個方麵的深入，有效地推進了占我國人口一半的婦女的解放。

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醜惡現象，當時也帶有民主改革的性質。經過兩三年的努力，這類舊中國的不治之症、在西方國家也屢禁不絕的社會禍害，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基本上被禁絕。新中國匡正社會風氣、淨化社會環境的有力舉措和顯著成績，獲得社會各界的擁護和稱讚，稱之為“古來稀事”，許多國外人士也深表讚佩。經過民主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工廠、學校到社會各界、各階層人民的精神麵貌煥然一新，反映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深刻社會變革，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環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