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共赴國難

■ 共赴國難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邊區前夕，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1935年6月初的“何梅協定”迫使國民黨的中央軍撤出平津和河北。接著，日本又策劃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向華北大舉調兵。日本特務機關策動漢奸在北平近郊的通縣成立了包括22個縣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開始實行華北特殊化。中華民族的危機更加深重了。

平津上空烏雲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麵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北平學生發出了悲憤的呐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忍無可忍的北平學生在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但遭到軍警的毆打和水龍噴射。10日，北平各校學生舉行全市總罷課。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發展成為洶湧澎湃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從12月11日開始，天津、保定、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廣州等城市先後爆發學生的愛國集會和示威遊行。許多地方的工人也舉行罷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和愛國團體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聯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在宣傳團的基礎上，又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當華北危機日趨嚴重的時候，中共中央和紅軍正在長征路上。1935年7月2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10月1日在國外公開發表。不久，“八一宣言”通過不同渠道傳到國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八一宣言”向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發出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和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結束萬裏長征的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便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根據對這種政治形勢的分析，決議提出了黨的策略任務，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吞並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與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他們之間的現代化建設關係。……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一開始就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麽辦”的問題。報告指出：“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麵，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是在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轉變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說明，黨已經克服了“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方針，不失時機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向全黨證明，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黨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為擴大抗日武裝和根據地，紅一方麵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從陝北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

中國共產黨采取切實措施，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積極推進一二·九運動後日益高漲的抗日救

亡運動的浪潮。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他用很大力量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麵。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後派人到上海，與那裏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係，並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同年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許多抗日救亡團體，先後加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接著，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進一步推動全國青年的愛國救亡運動。

與此同時，黨盡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人士和軍隊將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毛澤東、周恩來發出大量信件，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黨對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936年4月9日晚，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會見。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對許多問題充分交換意見，達成協議。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1936年10月，共產黨員薄一波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到太原擔任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秘書，實際上負責犧盟會工作。此後，犧盟會發展成為實際上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後也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對日本一再退讓，是建立在依靠外交途徑來解決中日問題的幻想上的。華北事變的發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脅到它的生存，迫使它不得不開始考慮調整對日政策。從1935年底開始，南京政府還試圖得到蘇聯的援助，並設法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聯係。

這以後，國共雙方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秘密接觸，兩黨高層之間中斷八年多的聯係逐漸接通。中國共產黨為了表明誠意，5月初，將東征紅軍全部撤回黃河以西，並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呼籲停戰議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鄭重地向國民黨表示願意同它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動。

但事情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1936年秋，蔣介石在解決要求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後，調集重兵，準備對陝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王造時、史良，隨後移解蘇州關押，成為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救國會領導人的被捕激起全國各界人士的義憤，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正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

蔣介石於12月4日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全部軍隊開赴陝北前線“剿共”。西北地區上空戰雲密布。張、楊連續幾天向蔣介石反複進諫，卻遭到他的嚴詞訓斥。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淩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製西安全城，囚禁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隨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並向全國發出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中出現了討伐張、楊和同張、楊進行談判以營救蔣介石的兩種對立主張。傾向於親日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取得指揮調動軍隊的大權後，立即調遣軍隊準備進攻西安。親英美派的蔣介石親屬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顧何應欽的反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而展開活動。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這件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在經過認真研究後，派遣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對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用意和主張，中共中央抱著充分肯定的態度。對西安事變應如何解決，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後認為：如果把南京置於同西安對立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對中華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這是日本和親日派所歡迎的。現在，仍有可能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而為結束內戰、一致抗日創造條件，因此堅決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

南京方麵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國共產黨都希望事變和平解決的態度後

，於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經過兩天商談，宋美齡等作出“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等項承諾。12月24日晚，周恩來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又當麵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第二天，張學良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了張學良。消息傳出後，西安出現動蕩不安的局勢。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堅定而細致地進行工作，終於基本保持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

西安事變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事變和平解決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關係取得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在這次事變中不是乘蔣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決，充分表明了對團結抗日的誠意。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發表《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 ，並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實行四項保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讚同，反映出這種要求已有相當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後，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燈塔。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及國民黨的政策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開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轉變的總形勢，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早日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報告深刻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曆史經驗教訓，闡明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重要的準備。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後，緊接著於5月17日至6月10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著力引導全黨去衝破“左”傾思想的禁錮，去思考和分析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訓，徹底否定錯誤的工作指導方針；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新形勢下，黨在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中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策略任務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這些都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徹底轉變，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以後，積極開展以爭取民主為中心的各項鞏固和平、促進團結、實現抗戰的工作。

為做好進行抗日戰爭的準備，中共中央還特別重視加強人民軍隊和根據地的建設。各地黨組織都注意擴大和發展軍隊。到全國抗戰爆發前，正規紅軍、地方紅軍、遊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發展到10萬人左右。部隊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都有所加強。陝甘寧根據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麵進行了整頓和建設。整個根據地共20餘縣，100餘萬人。這個地區雖地廣人稀，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但在政治上民主團結，生氣勃勃，群眾抗日熱情高漲，各項抗日準備工作在邊區政府率領下切實地進行，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區。

中國共產黨還先後派出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了多次會談。盡管局勢發展中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曆史的潮流已經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的階段過渡了。

從大革命失敗到全麵抗戰爆發前這十年，中國共產黨戰勝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沉著應對，埋頭苦幹，奇跡般地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新的局麵。在這十年中，雖然黨在指導思想上連續出現“左”的錯誤，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黨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左”的錯誤，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理論——毛澤東思想逐步地形成和發展起來，因而能夠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錯綜複雜和急劇變化的形勢下，采取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保持了土地革命戰爭的主要成果，以新的姿態邁向抗日戰爭的新時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