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流砥柱_■ 血肉長城

四、中流砥柱

■ 血肉長城

1937年7月7日，在中國曆史上是個標誌性的日子。

就在這天夜裏，日本軍隊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舉行實彈演習。他們借口一名士兵失蹤和遭到“非法射擊”，提出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和中國守軍必須撤出等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日軍突然向當地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這就是曆史所說的七七事變。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從此開始了。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在7月底占領北平和天津，接著以30萬兵力向華北地區擴大進攻。8月13日，日軍大規模進攻上海，把戰火又燒到國民黨政府的心髒地區。他們自恃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大超過中國，以為能夠在短期內輕而易舉地迫使中國屈服。

亡國的嚴重危機擺在中國人麵前。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隻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人民呼籲：“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同一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強調“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隻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7月17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在廬山同蔣介石等繼續談判。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並整個中國，這給國民黨當局以致命威脅。國民黨最高領導人不能不改弦更張，接受中國共產黨和愛國人士的建議，實現團結抗日。

1937年8月，國共雙方達成將在西北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國民黨統治區若幹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和出版《新華日報》等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中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第八路軍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全軍編製4.5萬多人。

接著，八路軍總部率各師先後出師抗日，同國民黨的軍隊並肩殺敵。1937年9月，根據國共雙方口頭達成的協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政府，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

9月22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催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形成了，但國共兩黨在如何抗日的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著嚴重分歧，形成兩條截然不同的抗戰路線。這兩條不同的路線，必然會發生矛盾和衝突，並且貫穿在抗日戰爭的全過程中。

國民黨主張的是片麵抗戰路線，即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並拒絕一切有利於抗戰的根本改革，不給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權利，不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實行單純政府和軍隊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戰中發展壯大。

共產黨提出的是全麵抗戰路線。這就是在全國進行必要的政治經濟改革，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地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抗戰，使抗日戰爭真正成為人民戰爭。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全麵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

為實行全麵抗戰，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洛川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強調“：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在這場持久戰中，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並在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鉗製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持任務），保存與擴大紅軍，打敗日本侵略者。

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兩種不同的軍事戰略方針，必然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

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在這一階段，日軍把國民黨作為主要作戰對象，國民黨軍隊也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曾先後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佟麟閣、趙登禹等壯烈殉國。

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國民黨統治集團實行片麵抗戰路線和單純防禦方針，正麵戰場的戰局非常不利。從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僅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日軍即占領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奪取了中國人口稠密地區的大片領土。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手段極其殘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日本軍隊進行了長達六周的血腥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殺害30多萬人。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使整個南京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迅速開赴抗日前線。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軍主要是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以小部兵力進行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武裝的工作。在山西，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山西新軍密切協同八路軍作戰，起了很大作用。

9月25日，

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首戰告捷，一舉殲滅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部1000餘人，擊毀日軍汽車100餘輛。這一仗是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它粉碎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勝利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隨後，八路軍三個師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盡管最後國民黨軍隊放棄忻口，太原失守，但這次戰役仍是國共合作取得較好戰果的一次大規模戰役。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以後，華北戰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國民黨軍隊從前線撤退下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則按照洛川會議的決定，向日軍占領地區大踏步地挺進，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從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

這樣，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實際上形成了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麵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共產黨軍隊擔負的敵後戰場。

實行敵後抗戰，可以使日軍在占領區不得安寧，從而捆住其手腳，進而縮小其占領區域，這對兵力不足的日本來說是極其嚴重的威脅。實行敵後抗戰，能有效地積聚和發展人民抗日力量，八路軍深入敵後，可以成為凝聚各種抗日力量的中心。

堅持敵後抗戰也是可能的。日軍兵力不足，在其占領區中實際上隻能占領城市和交通線，他們的統治很難達到敵後廣大農村和小城鎮。國民黨政府在這些地區原有的統治在日軍進攻時已經瓦解，一時形成無政府狀態。淪陷區的廣大群眾是堅決要求抗日的，除少數漢奸外，各個階級包括地主階級在內都要求抗日，所以敵後抗戰有著雄厚的群眾基礎。敵後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形態成為對付敵人嚴密封鎖的有利條件。

在深入敵後以後，八路軍應該怎樣作戰？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基本的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

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必須建立和發展根據地，在鬥爭中發動群眾，建立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1937年11月中旬，八路軍三大主力和山西新軍按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個地區在敵後實行戰略展開，並同地方黨組織結合，組織工作團，建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等半政權性質的組織。1938年1月10日，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冀西阜平召開，經過民主選舉，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這是敵後第一個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

在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同時，國共兩黨於1937年10月在南京達成協議，將留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瓊崖紅軍遊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1.03萬人。新四軍成立後，陳毅、粟裕等率新四軍各部相繼進入敵後，在長江南北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

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敵後抗戰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加強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抗戰爆發後，八路軍先後成立了駐南京、武漢等地的辦事處。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相繼在漢口公開出版。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成立。中共代表團繼續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並就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協商，在一段時間內合作氣氛是比較融洽的。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擔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中國共產黨人從原來比較狹小的環境中走出來，重新得以同國民黨統治區社會各界公開接觸；同政治態度很不相同的抗日人士廣交朋友，開誠合作；結識了不少國際友人，爭取得到他們的了解和同情。著名國際友人白求恩、柯棣華等便是在這時經武漢前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

在長江局領導下，南方各省逐步恢複和發展了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遭受嚴重破壞的黨組織。

隨著敵後戰場的開辟，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這時，“速勝論”甚囂塵上，與此同時，“亡國論”仍有相當大的市場。為了係統回答這次中日戰爭的規律和前途，以及中國抗日戰爭應采取的方針，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寫下了《論持久戰》這篇重要論文。

《論持久戰》明確指出：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第一，日本是個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第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第三，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個小國，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中國是個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第四，日本的非正義戰爭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正義戰爭卻是得道多助的。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中國抗戰是持久戰。後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後勝利是屬於中國的。

《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而日本則必將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

《論持久戰》向人們清晰而有說服力地描繪了抗日戰爭發展全過程的藍圖，回答了人們頭腦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後的抗日戰爭的曆史進程證明了《論持久戰》中的科學預見。

按照持久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積極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軍作戰1600餘次，斃傷俘敵5.4萬餘人。由於敵後要求抗日的人民群眾踴躍參軍，八路軍發展到15.6萬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先後創建了華北的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華中的蘇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

敵後遊擊戰爭最初是依托山區進行的。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作出戰略決策：將原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加強華北平原的抗日遊擊戰爭。新四軍各部也利用山區和河湖港汊廣泛開展遊擊戰爭。

同時，共產黨人楊靖宇等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更加活躍起來，漢、滿、朝鮮各民族的抗日戰士戰鬥在白山黑水之間，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

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總後方是陝甘寧邊區。邊區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為了鞏固內部，陝甘寧邊區政府開展肅清匪患，打擊漢奸、特務和反動地主豪紳的鬥爭。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先後開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職工學校、中國女子大學、衛生學校等，培訓了大批幹部。

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經過學習和實際工作的鍛煉，湧現出大批堅持抗戰的革命骨幹力量。這個總後方的鞏固和建設，使中共中央能夠順利地指揮敵後戰場的對日作戰，並指揮全黨團結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後開展的遊擊戰爭，是世界曆史上罕見的艱苦戰爭。麵對強大的日軍，人民軍隊隻有簡陋的武器裝備，沒有來自後方的槍支彈藥的接濟；他們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地區，大多是窮鄉僻壤，物質條件極其惡劣。然而，他們和當地群眾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在敵後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麵，長期堅持和發展了抗日遊擊戰爭。

國共合作抗日雖然實現了，但由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因此，中國共產黨如何正確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鬥爭的關係，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問題。

抗戰一開始，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獨立自主原則，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實行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保持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衝破國民黨的限製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內部卻發生了原則分歧。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被派回國。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共要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到達延安後，積極推行共產國際的這一“新政策”。他抹殺國共兩黨的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自己的行動限於國民黨所允許的範圍內，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輕視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爭，輕視人民軍隊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到達武漢。他在武漢工作期間，公開宣揚他的錯誤主張。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讚同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主張，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他的這種主張，在局部地區對黨的實際工作造成了危害。

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和鬥爭，使華北敵後遊擊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雖然有王明的幹擾，中共中央長江局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中，仍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因而把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限製在局部的範圍內，並較快地加以克服。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中央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的情況和國共兩黨的關係，以加強相互了解。這時在莫斯科，王稼祥已接替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的書麵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報告大綱作了說明。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中共代表的報告作出決議，確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讚同加強鞏固和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繼續大力開展敵後遊擊運動，堅持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在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見了王稼祥和任弼時（任弼時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並作會議總結。全會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黨的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全黨同誌要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曆史責任。全會號召全黨同誌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和中原局（劉少奇為書記）。會議決定充實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組成北方局常務委員會，楊尚昆任書記。在還沒有條件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這次會議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麵的戰略規劃，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