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遭遇挫折

■ 遭遇挫折

1931年9月18日，一件關係中國命運的大事件突然發生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這天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而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借口，突然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進攻。第二天，日軍侵占沈陽、長春等20多座城市。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亡國慘痛之中。

日軍在中國東北擴大進攻的同時，又於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侵略戰爭。3月9日，日本在東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執政”（兩年後改稱“皇帝”）的“滿洲國”。

日本侵略者以武力打進中國這個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不僅工人、農民堅決要求反抗日本侵略，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積極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也有明顯變化，開始積極行動起來。這時，國民黨陣營內部也出現分化和破裂。一些愛國將領奮起抵抗，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在被日軍占領的東北，興起了為數眾多的抗日義勇軍，展開艱苦卓絕的抗日遊擊戰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聲援。

可是，南京政府確定的基本方針是求和。經過英、美等國調停，在1932年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6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贛、湘、鄂、豫、皖五省“剿匪會議”，明確宣布國民黨南京政府處理對外對內關係的基本國策是“攘外必先安內”。1933年，南京政府在熱河淪陷和長城抗戰失利後又同日軍簽訂出讓華北主權的《塘沽協定》。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也遭到南京政府的阻撓和破壞。

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堅決主張對日抗戰。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立刻撤退占領東三省的陸海空軍！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對外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加強同群眾的抗日義勇軍的聯係，並組織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開展抗日鬥爭。中共中央先後派楊靖宇、趙尚誌、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海龍、東滿、寧安、湯原、海倫等遊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

這時，擺到黨麵前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進。然而，臨時中央卻沒有正確認識並處理這些問題，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等不切實際的口號，仍把中間勢力看做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一整套“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活動本來就極為困難，“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主觀蠻幹，使黨遭受嚴重損失，變得更加困難。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積極分子前赴後繼，堅持鬥爭。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漸汲取“左”傾錯誤的教訓，注意適應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要求，突破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某些禁令，加強同群眾的聯係，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進。許多人在與黨組織失去聯係後，繼續以個人或少數人獨立分散作戰的方式，盡一切可能在艱險的環境中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們在城市工作中學習運用公開合法的形式，領導工人群眾，為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反對壓迫和進行抗日救

亡而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共產黨人還團結宋慶齡、鄒韜奮等愛國進步人士，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黨還領導了新興的左翼文化運動。一批黨的和黨所影響的文化工作者陸續聚集到上海，衝破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高壓，在新開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陣地上，展開了英勇的戰鬥。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由潘漢年負責，統一領導這方麵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經過黨的建議和籌劃，有黨內外作家參加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隨後，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分別簡稱“社聯”“劇聯”“美聯”“教聯”）以及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團體又共同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這支左翼文化新軍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興起了很有聲勢和實力的左翼文化運動。經過艱辛的耕耘和戰鬥，在文學藝術、社會科學和新聞出版等方麵，左翼文化運動都取得卓越的成績，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鬥爭。瞿秋白、張聞天等都為左翼文化運動建立了重要的功績。魯迅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嚴重迫害，積極參加並指導革命文藝運動，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1932年夏，國民黨當局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立刻調集重兵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其戰略部署是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得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由於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派到鄂豫皖的張國燾和派到湘鄂西的夏曦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方針，大搞錯誤的“肅反”，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使得戰鬥在這兩個地區的紅四方麵軍主力和紅三軍（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而成）先後退出原有根據地。紅四方麵軍經過轉戰進入川北，開辟了川陝邊根據地。紅三軍經過轉戰，開辟了黔東根據地。後與任弼時等率領的紅六軍團會合，並恢複紅二軍團番號，共同開創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在中央根據地麵臨敵人重兵壓境的時候，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全體會議。會議嚴厲批評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前線的部署是“純粹防禦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對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堅持將毛留在前方，但多數人不同意。會後，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後方，隨即撤銷了他擔任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1932年底，國民黨調集30多個師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麵軍兵力約7萬餘人。蘇區中央局連電前線，要求主動出擊，攻占城市。周恩來、朱德從實際情況出發，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打破了第四次“圍剿”，並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戰的範例。

當第四次反“圍剿”戰爭進行時，臨時中央難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於1933年初遷入中央根據地。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聯係。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間接連遭到六次大破壞，到1935年7月停止活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無可挽回的巨大破壞。

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後，開始在黨、紅軍和根據地內全麵地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為了排除障礙，他們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的手段，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開展“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臨時中央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接著又在江西開展反對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這些鬥爭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毛澤東的各項正確主張的。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從9月下旬開始率50萬軍隊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這時，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已有8萬多人。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命令紅軍主力北上應敵，結果使紅軍輾轉於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陷於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後，他們又采取消極防禦的方針，主張分兵防禦、“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拚消耗。這樣，就使戰爭的發展對紅軍日漸不利。

1933年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濟深為主席，公開宣布抗日反蔣，並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這對紅軍打破敵人的“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博古等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認為第十九路軍的抗日反蔣行動是“欺騙群眾”，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福建政府在蔣介石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於1934年1月失敗。由於紅軍坐失了這次良機，蔣介石便得以在打敗福建政府後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麵包圍。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會議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了頂點，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博古、李德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修築工事堅守廣昌。經過18天血戰，廣昌失守。

廣昌失守之後，中共中央已估計到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已無可能，遂秘密進行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為調動和牽製敵人，7月，紅七軍團奉命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開赴閩浙皖贛邊區活動。他們同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後，成立紅十軍團，繼續分兩路北上。在國民黨軍隊重兵追堵下，終因眾寡懸殊，在1935年1月失敗，方誌敏被俘。從被俘到犧牲的短短六個多月中，方誌敏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不朽的篇章。他把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化成了血鑄的十幾萬文字，譜寫了愛國主義的千古絕唱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如虹浩歌。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在南昌從容就義，把一腔熱血毫無保留地灑在了他深愛的祖國土地上。

同樣是在7月，紅六軍團也奉命撤離湘贛根據地。經過兩個多月艱苦轉戰，西進到黔東地區，10月下旬同紅三軍會合。

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根據地腹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

11月，紅二十五軍也撤離鄂豫皖根據地，開始長征。

在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遊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在8個省的15個地區獨立地堅持了3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他們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聯係並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留下來的瞿秋白、何叔衡、阮嘯仙、劉伯堅等重要領導人，先後壯烈犧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