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崢嶸歲月

■ 崢嶸歲月

中國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從1929年4月起，以蔣介石和桂係之間的戰爭為起點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重新爆發，再加上中蘇之間中東路事件 的發生，使中共中央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助長了“左”傾思想的重新抬頭。更重要的是，共產國際在1929年內接連寫來四封信，都強調要“反右傾”。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認為目前確已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革命已發展到實行武裝暴動直接推翻反動統治的形勢。5月，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等之間的中原大戰爆發後，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危機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李立三等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7月下旬，紅三軍團攻克湖南省會長沙（8月5日退出）後，李立三更加興高采烈，認為他的主張和計劃是完全正確的。8月初，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和總同盟罷工的最高指揮機關，並提出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各地區也把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為此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急於組織暴動而暴露，先後有11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受很大損失。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超出了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範圍，同時受到一些了解並尊重實際情況的黨內幹部的抵製。7月下旬，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認為暫時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9月24日至28日，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報告中批評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總結。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會後，三個月“左”的錯誤開始得到糾正，整個工作逐步地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事情陡然發生了變化。10月間，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共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造成黨內嚴重

的思想混亂。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反富農鬥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和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急於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坐鎮和幹預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在黨的曆史上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共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由於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一批重要幹部，由於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因而被開除出黨。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在上海因個人自由行動而被捕叛變。在這種情況下，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前往中央根據地。由於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到半數，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擔任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繼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構或新的領導幹部，前往各根據地貫徹“反右傾”的鬥爭。在四中全會各項“左”傾政策尚未來得及貫徹到各根據地時，這些根據地仍取得了多次粉碎國民黨軍隊“圍剿”的勝利。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特別是“立三路線”時期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震驚。1930年10月，中原大戰一結束，蔣介石立刻掉轉槍口，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圍剿”。

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麵軍。從1930年10月開始，蔣介石調集軍隊10萬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下，發動第一次“圍剿”。他們對紅軍的估計十分不足，因而采取“**，分進合擊”的戰術，以為可以一舉消滅紅一方麵軍主力。這時，在同年8月間由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而成的紅一方麵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約有4萬多人。10月30日，紅一方麵軍

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羅坊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根據敵強我弱和湘敵強、贛敵弱的實際情況，決定實行“誘敵深入”的方針，向根據地中部退卻，尋找戰機，等敵軍疲憊後，在運動中加以殲滅。國民黨軍隊深入革命根據地後，果然因為戰線過長、兵力分散，暴露出弱點來。12月30日，國民黨“圍剿”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師部和兩個旅進入龍岡地區的狹窄山路，突然遭到預先設伏的紅軍猛烈襲擊。經過一天激戰，紅軍全殲敵軍近1萬人，活捉了張輝瓚；乘勝東擊，又在東韶殲滅譚道源師一半。第一次大規模“圍剿”被打破了。

不久，國民黨當局又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指揮20萬軍隊，發動第二次“圍剿”。他們鑒於上次失敗的教訓，改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並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蘇區中央局舉行多次會議研究對策，反對“分兵退敵”和退出中央根據地兩種錯誤主張，仍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紅一方麵軍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集中主力，選擇敵軍薄弱環節，保證每戰擁有優勢兵力，先打弱敵，然後由西向東橫掃，各個殲滅敵人。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紅軍從富田開始，連打五個勝仗，橫掃700裏，自贛江之畔直達福建建寧，共殲敵3萬多人，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

這次反“圍剿”戰爭剛結束，蔣介石便在1931年6月間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軍隊30萬人，立刻發動第三次“圍剿”。他們倚仗十倍於紅軍的兵力，又采取“**”的戰術，企圖把紅軍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區“清剿”，以消滅全部紅軍。毛澤東、朱德決定“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率紅軍主力繞道千裏，到贛南興國集中。這時，各路敵軍紛紛逼近，紅軍突然從敵軍中間的空隙穿出，在敵軍主力背後三戰皆勝，殲敵1萬多人。蔣介石立刻命令所有部隊掉頭東追，紅軍以一小部分兵力偽裝主力吸引國民黨軍隊一直向東北開去，主力部隊再度穿越敵軍重兵之間的大山，回到興國境內隱蔽休整。到敵方發覺時，紅軍已休整半個月。敵軍饑疲沮喪，隻好下決心退卻。紅軍乘勢再殲敵3萬多人。這樣，蔣介石指揮的第三次“圍剿”又被粉碎。這次戰役後，贛南、閩西兩個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麵積5萬平方公裏、居民達250萬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部西北軍）1.7萬多人在參謀長、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重要將領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嶽率領下，於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像這樣有較強戰鬥力的國民黨正規軍大部隊在戰場上起義，投向紅軍，還是第一次。它說明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政策的不得人心，也反映出紅軍的力量已有很大的發展。

這時，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也取得重大勝利，使紅軍和根據地得到很大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