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走向複興

■ 走向複興

黨的六大解決了有關中國革命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是，革命鬥爭的重心從城市轉到農村，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這條路怎樣走，需要在實踐中反複探索。在這方麵，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集中體現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選擇這裏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群眾基礎比較好，大革命時期曾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這裏崇山峻嶺，林木茂盛，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便於部隊籌款籌糧；遠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反動統治對這個地區的控製力比較弱。

當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裏時，統治階級內部正發生新的破裂。毛澤東抓住時機，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使邊界黨的組織逐步健全起來。對工農革命軍，毛澤東要求改變過去軍隊隻顧打仗的舊傳統，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這樣，部隊不僅打了勝仗，而且廣泛發動群眾，解決了經濟來源問題。毛澤東又總結部隊從事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第一，上門板；第二，捆鋪草；第三，說話和氣；第四，買賣公平；第五，借東西要還；第六，損壞東西要賠。後來，六項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發展成八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由於嚴格執行這些規定，工農革命軍建立起同當地民眾的密切關係，取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工農革命軍還對袁文才、王佐率領的農民武裝進行改造，並積極幫助邊界各縣、鄉建立赤衛隊等地方武裝。工農革命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一次“進剿”，先後攻克茶陵、遂川、寧岡三個縣城，成立了縣工農兵政府。這樣，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與此同時，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在發動湘南起義後，帶領1萬多人向井岡山轉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澤東兩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名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工農兵政府。這次著名的“朱毛會師”，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會師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從原來的2000人增加到1萬多人。

這時，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戰爭暫時停息，反動統治在南方相對穩定下來。蔣介石命令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多次“會剿”。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采取了一係列正確的政策，加上邊界地形有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紅軍的國民黨軍隊的行動又不盡一致，所以，盡管前來“會剿”的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達到十八個團，但紅軍以少數兵力，經過四個月的周旋，接連擊破敵軍三次“會剿”。最大的一次勝利是1928年6月的龍源口戰鬥，殲敵一個團，擊潰敵軍兩個團。這次大捷後，井岡山根據地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縣全境，吉安、安福縣各一部分，遂川縣北部，酃縣東南部。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特別重視革命軍隊的建設。紅四軍的人員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是農民，一是舊軍隊。為了把他們教育訓練成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的人民軍隊，紅四軍首先從加強黨的建設

和部隊政治工作著手。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有了階級覺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武裝工農等常識，知道是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作戰的，明白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為群眾服務，因此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抱怨，並能為革命而英勇獻身。

在作戰方麵，毛澤東、朱德把紅軍的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對紅軍遊擊戰爭起了有效的指導作用。

中國革命的軍事鬥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井岡山根據地所在地是交通阻絕的農業區域，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民。農民們最關心的是關係到他們根本利益的土地問題。獲得土地，是貧苦農民祖祖輩輩以來的夢想。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沒有武裝鬥爭的勝利和堅持，談不上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廣大農民的全力支持，武裝鬥爭也會歸於失敗。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是發動群眾打倒土豪劣紳，分田的工作隻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內部的逐步穩定，從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了全麵分田的**，年底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對於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能否存在和發展，紅軍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於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隻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並製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這個決議指明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意義和經驗。

毛澤東是自覺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同舊式的農民戰爭加以區別的。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刻，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不僅為各地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並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間，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工農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不久，湘贛兩省的國民黨軍隊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紅軍和地方領導機關在寧岡縣柏露村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由彭德懷、滕代遠指揮一部分紅軍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

贛南地區山巒起伏，地域寬廣，物產比較豐富。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3600人離開井岡山，開始向贛南、閩西進軍。進軍途中屢次陷入險境。紅四軍經英勇戰鬥，於2月到達東固，同李文林等領導的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會師，開始在贛南站住腳跟。從3月到10月，又先後殲敵三個旅，並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地方武裝也有很大發展，為後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農村環境中建設黨和紅軍，是一項史無前例的事業。對於如何保持黨和紅軍的先進性的問題，存在認識分歧是難以避免的。在1929年6月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

大會上，紅四軍領導者之間在一些原則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論。中共中央在得到報告後，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九月來信”。

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各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著重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黨和軍隊的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古田會議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共有2萬餘人，成為全國紅軍中戰鬥力最強的一支部隊。

在贛南和閩西根據地內，土地革命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製定江西興國縣《土地法》。次年春，興國等縣全麵展開分田運動。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以來的經驗，提出了一係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則。在實行土地革命的地方，真正出現了農村的社會大變動，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都發生了根本變化，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貧苦農民向著封建土地製度猛烈開火這個事實，使廣大農民迅速分清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紅軍進行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

黨的六大以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領導。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也起了鼓舞和示範的作用。除贛南、閩西根據地外，這一時期重要的根據地還有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經過艱苦的鬥爭，到1930年3月，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3個軍，6.2萬多人。

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黨的六大後，中共中央在實際工作中強調必須切實地深入群眾，從下層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黨的幹部要做到“職業化”和“社會化”，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到1929年底，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及其影響下的工人群眾，共有近4萬人。農民抗租、抗糧、抗稅的鬥爭，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以及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都有所發展。麵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強了對特科工作的領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特科在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同誌、嚴懲叛徒、搜集情報、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鬥爭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的組織也得到恢複和發展。到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黨員數量增加到6.9萬人。到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時，黨員人數增加到12.2萬人。到1930年底，黨在全國17個省恢複了省委和許多特委、市委、縣委的組織。

這樣，在黨的六大結束後的兩年間，出現了革命走向複興的局麵。大革命失敗後似乎已經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