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生死抉擇

三、星火燎原

■ 生死抉擇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黨的隊伍遭到慘重的損失。大革命時期受到群眾尊敬和愛戴的黨的活動家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相繼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捍衛了共產主義的信念。夏明翰在絕命詩中寫道：“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周文雍在獄中寫道：“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郭亮在犧牲前夕給妻子的遺書中寫道：“望善撫吾兒，以繼餘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殺不完的，共產主義的事業必定會勝利。

與此同時，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不知何去何從，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消極情緒。一些不堅定分子動搖悲觀，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和青年團；有的人甚至公開向敵人懺悔，攻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出賣黨組織和同誌，成了可恥的叛徒。黨的組織被迫轉入秘密狀態，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工農運動走向低潮。事實無情地證明：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中國共產黨正麵臨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危險。

在生死考驗麵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的時刻，堅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衝破反革命的高壓，在黑暗中高舉著革命的旗幟。賀龍、彭德懷、葉劍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這危難的時刻，義無反顧地參加到黨的行列裏來。他們重新集合在黨的旗幟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風暴中去。十多年後，毛澤東回顧這個時刻，說了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7月下旬，根據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參加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南昌起義。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中共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兩萬多人舉行起義，占領了南昌城。隨後，根據預定計劃迅速撤離南昌，經過贛南、閩西，直奔廣東，以期恢複廣東革命根據地，並占領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援助，重新舉行北伐。10月初，起義軍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

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經贛南、粵北轉入湘南開展遊擊戰爭。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向世人宣告了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樹立起一麵武裝鬥爭的旗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後來新中國的十大開國元帥中，有7人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南昌起義。他們是賀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和林彪。8月1日，成為一代又一代軍人深情回瞻的時刻，成為人民軍隊光榮誕生的紀念日。

南昌起義爆發後的第七天，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這便是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是黨在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之後得到的正確結論。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曆史轉折點。

八七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製定出《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決定在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的這四個省舉行秋收起義。八七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按照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去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參加這次起義的共計約5000人，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由盧德銘任總指揮。起義於9月9日發動，最初以奪取長沙為目標，但由於反動軍隊的力量強大，各路起義軍先後遭受嚴重挫折。這時，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9月1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在瀏陽縣文家市舉行會議，決定迅速脫離平江、瀏陽地區，在敵人控製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保存力量，再圖發展。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時，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這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井岡山北麓的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硝煙未盡，廣州又燃起了暴動的烈火。12月11日，在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周文雍、惲代英、楊殷、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廣州起義。經過10多個小時的激戰，占領了廣州的絕大部分市區，並成立了以蘇兆征為主席（由張太雷代理）的廣州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起義在第三天遭到失敗，張太雷和許多戰士英勇犧牲。這次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是當時三次規模較大的起義，除此之外，到1928年初，中國共產黨還在其他地區先後發動了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表明，革命的火種是撲滅不了的，中國共產黨人用血與火的語言，演出著一場悲壯的曆史活劇。這些起義雖然有一部分迅速失敗，但有一部分在數省邊界、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農村地區堅持下來，為後來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盡管這時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依然處在低潮。然而，中共中央並沒有認清形勢，適當地規定鬥爭任務。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使在八七會議上滋長起來的“左”傾情緒得到發展，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的決議案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左”傾觀點，斷言全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的形勢，這種革命“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據此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這次會議前後，在一些敵強我弱的地區，盲目地組織工人罷工、農民暴動，結果很快被鎮壓下去。大革命失敗後保存下來的有限的革命力量進一步蒙受重大損失。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左”傾盲動造成的失敗提醒全黨，應當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革命鬥爭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別墅舉行。大會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一係列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針對不少黨員認為資產階級既然已經退出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大會指出：應該以革命任務來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以革命動力來決定革命性質。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這個判斷解答了黨所麵臨的一個新問題。對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六大作出了正確的結論。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現在，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曆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的勢力還超過工農，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

大會提醒全黨：目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它們都是使黨脫離群眾的。盡管六大存在著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敵人、組織上片麵強調工人成分等缺點，但大會決議傳達貫徹後，仍產生了深遠的積極的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