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洪流_■ 血雨腥風

■ 血雨腥風

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並不能掩蓋和遏製潛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陣營的分裂開始明朗化了。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並沒有掩蓋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也有可能直接掌握一部分軍隊和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卻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麵地著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力上也難以組織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

隨著北伐戰局的發展，蔣介石進一步加緊了對軍隊和政權的控製。這時，帝國主義列強對蔣介石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認定蔣介石等是一股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隨著形勢日益有利於南方，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也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使他的實力迅速膨脹。同時，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的身邊。所以，當時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說法。

早已下定反共決心的蔣介石迫不及待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製之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總部發表反共演講，並開始鎮壓工農革命力量。3月6日，他指使國民革命軍駐贛新編第一師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開會。由於國民黨在武漢的一些領導人不願意由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所以這次全會否決了關於定都南昌的提議，通過了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等決議，並且以改變領導體製的辦法，把蔣介石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實際上撤銷了。但由於蔣介石這時掌握著主要的軍事權力，單靠通過“提高黨權”一類的決議，已經無濟於事。隨後，蔣介石變本加厲地進行反共活動。他在16日從南昌到九江，指使青紅幫流氓搗毀左派占優勢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總工會。接著，他乘軍艦東下安慶。3月23日，他指使的暴徒在安慶搗毀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農民協會。事實表明，蔣介石集團的公開叛變隻是時間問題了。

麵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破裂的嚴重局麵，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了對群眾運動進行壓製的錯誤方針，所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黨內一部分同誌進行了抵製和反抗。毛澤東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32天的考察。他在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尖銳地批駁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批判，闡述了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

蔣介石此時正在選擇對共產黨下毒手的時機。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已被工人起義占領的上海。3月24日，國民革命軍一部占領南京。當天下午，遊弋在長江江麵的英、美軍艦借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蔣介石同帝國主義勾結的步伐。蔣介石認為等待已久的時機到了。4月初，他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努力

加強工人糾察隊，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讚成同蔣破裂。4月5日，由陳獨秀出麵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經過精心的密謀和準備，終於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這天淩晨，早就做好準備的大批青紅幫武裝流氓向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進行調解為名，強迫工人糾察隊繳械。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10萬人召開大會，會後整隊遊行。當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突然從埋伏處衝出，向人群掃射，當場打死打傷100多人。

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

北方的天空驟然間也變得烏雲翻滾。4月28日，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把李大釗送上了絞刑架。這位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神色不變，從容就死”。李大釗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他長眠在北京的萬安公墓，他的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後來者。

反動派南北呼應，聯合起來絞殺革命。一時間，黑雲壓境，血雨腥風，中國的大革命到了危急關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麵。

這時的武漢政府仍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剛到武漢的汪精衛打著反蔣旗號，取得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他同掌握軍權的唐生智結合在一起，限製工農運動，隨時可能從動搖走向背叛。

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汪精衛一派國民黨人合作，所麵臨的鬥爭任務更加複雜。這時，黨內發生了兩個尖銳的爭論問題：一個是所謂深入（就是認為革命應該深入，應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既有的革命根據地，再圖發展）和廣出（就是繼續對外發展，土地革命應該等打到北京後再實行）之爭；另一個是東征（就是討伐蔣介石）和北伐（就是進兵河南，討伐奉軍）之爭。爭論的結果，對外發展、北伐討奉的主張占了上風。這種主張的實質，是不願采取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廣泛武裝工農的果斷措施來挽救革命，而是企圖把革命限製在汪精衛等所允許的範圍內。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3人。大會把汪精衛看做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武漢政府看做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從而導致了對汪精衛、對武漢政府的右傾遷就政策。這次大會沒有能在黨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出路，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黨的五大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製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反共事件接連發生，武漢這個革命的大本營已成風雨危樓。5月

13日，原駐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鬥寅叛變。5月21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麵軍總指揮朱培德以“禮送出境”為名，把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逐出江西，並查封革命團體，逮捕工農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軍同馮玉祥部的會師上。北上的國民革命軍經過浴血奮戰，以傷亡1.4萬多人的代價擊潰了奉軍在河南的主力，使東出潼關的馮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領鄭州。6月10日至12日，汪精衛等在鄭州同馮玉祥開會，決定將河南和西北的軍政大權全部交給馮玉祥獨攬，武漢政府的北伐軍全部回師武漢。6月20日，馮玉祥到徐州同蔣介石等舉行會議，公開倒向蔣介石一邊。隨後，他致電武漢國民政府要求將鮑羅廷解職回國，並將國民軍聯軍內部的共產黨員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員解職。

在越來越危急的局勢麵前，陳獨秀和鮑羅廷等仍對黨領導的革命力量毫無信心，繼續執行退讓政策。他們取消了湖南武裝起義的計劃，解散了武漢的工人糾察隊。這一切，隻能更加助長反動勢力的氣焰，武漢的反革命政變隨時可能發生。

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共產國際執委會曾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並給中共中央發來相應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點是：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把農民協會變成鄉村政權；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兩萬共產黨員；沒收地主土地。中共中央認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務是難以實行的，仍然企圖以讓步來最後拉住汪精衛集團。

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實行“分共”，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麵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暫時比革命陣營的力量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有直接影響的。

這次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這場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複，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初步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所有這些，為黨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