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協調奏響偉大複興進行曲_第一節 “三大失衡”成為發展製約瓶頸

第三章

協調奏響偉大複興進行曲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毛澤東曾說過：“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按下去，那就不成調子。”當今中國，處理複雜經濟社會關係如同彈鋼琴，統籌兼顧各方麵發展如同指揮樂隊，隻有協調，才能奏響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交響曲、民族偉大複興進行曲。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協調發展放在我國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強調要堅持統籌兼顧、綜合平衡，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係，補齊短板、縮小差距，努力推動形成各區域各領域欣欣向榮、全麵發展的景象。協調發展作為針對我國當前發展失衡的矛盾而提出來的新理念，堅持了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統一，聚焦於解決發展難題，既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協調發展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同時也是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為理順發展關係、拓展發展空間、提升發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節 “三大失衡”成為發展製約瓶頸

事物總是在矛盾中運行，而發展也常常伴隨新的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發展，在創造世界矚目發展成就的同時也讓“成長的煩惱”不斷顯現。從區域差距到城鄉差距，再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不同步，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在我國經濟社會呈現新常態趨勢的三重疊加期，暴露出發展麵臨的瓶頸製約，更催生著發展理念與方式的深刻轉變。

東部是發達國家、西部是貧困國家

我國有960萬平方公裏的遼闊土地，這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自豪遺產，但是國土遼闊，不同地區之間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各異、曆史基礎有別，因而長期存在較大發展差距。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先富帶後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差別化發展戰略，差別化發展戰略促使我國在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的同時，也呈現出“東部是發達國家、西部是貧困國家”的特點。

從發展大格局來看，我國一般分為東部、中西部、東北三大區域，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十分突出。比如，從GDP總量上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2015年上半年，廣東省GDP總量為34526.64億元，位居全國第一，而排名倒數第一的西藏為418.98億元，不到廣東的八十分之一，甚至西藏、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雲南西部七省的總和也隻達到廣東一省的一半左右。從人均GDP來看，天津在2013年是全國人均GDP第一位，達到1.6萬美元，相當於世界第43位烏拉圭的水平，而倒數第一位的貴州則為3700美元左右，相當於排名第110位的圭亞那，二者相差近4倍。如果從人均收入來看的話，差距更大。從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來看，2012年，全國人均用電量為3662.5度，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西藏及中西部人口大省人均用電量較低，其中西藏人均用電量隻有902.4度。西部地區公路、鐵路網密度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2013年，山東、上海、河南、重慶、江蘇等省市公路網密度已高於140公裏/百平方公裏，接近西歐水平，而西藏和青海仍不及發達地區的十分之一。京、津、滬三個直轄市的鐵路網密度已超過5公裏/百平方公裏，與歐盟水平相當。而新疆、青海、西藏三地區鐵路網密度僅分別為每百平方公裏0.29公裏、0.26公裏和0.04公裏。各地區之間民航發展水平差距也非常明顯。2013年，北京民航人均年旅客運輸量達3.09人次，已超過世界第一美國的人均每年2.35人次的水平，而安徽和河北兩省人均年旅客運輸量均為0.04人次，僅為北京的百分之一。通信方麵，我國整體水平已好於世界平均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東西部之間仍存在一定差距。2013年，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四地互聯網普及率均超過60%，百人擁有電話（含手機）數量達到130部以上，已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和百人電話擁有量僅相當於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在其他衡量經濟社會發展平衡指數方麵對比，東西部也仍具有較大差距。

如果說全國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們可以理解，畢竟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單就小區域而言，縱然在同一個省內也同樣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就拿20多年來一直占據著全國省份GDP排行首位的廣東來看，有人開玩笑說：“全國最富有的地方在廣東，最貧困的地方也在廣東。”比如，2013年廣東珠三角人均GDP超過1.6萬美元，但也同樣存在還在全國平均水平6000美元的地方，粵東隻有3

800美元，粵西隻有4800美元，粵北隻有3700美元。

雖說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高度強調發展整體性，先後製定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發展戰略，但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仍是我們當前麵臨的重大難題，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目前中國經濟水平尚處於發展中國家狀態，過大的區域發展差距使得落後地區收入水平處於低位，不可能將潛在的需求欲望轉化為有效需求，導致東部地區和中西部間產業發展和需求結構斷層日益擴大，不利於國家整體經濟平穩發展；在區域間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情況下，不論是為地方整體發展考慮，還是出於政績考量，落後地區的地方政府會本能的采取各種地方保護主義手段，將市場競爭可能帶來的利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限製要素的流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地區間差距的加劇會導致不同群體間的矛盾，少數民族大多聚集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區域差距的擴大極易引起這些地區人民的不滿情緒。此外，由於東部地區的快速經濟發展吸引了大量產業落後的中西部人口向東部沿海流動，嚴重加劇了東部既有的城市病。

因此可以說，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僅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不符合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本質要求，也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嚴重製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幾乎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

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長期以來，我國始終存在城鄉發展不均衡的曆史問題。尤其是建國以來，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將全國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民，在城鄉之間築起一道人為“鴻溝”。城鄉二元體製在特定曆史時期對於集中力量發展取得重要作用，但是城鄉二元體製也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農村發展嚴重滯後，城鄉差距較大，形成“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嚴重失衡局麵，成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也嚴重製約著全國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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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結構體製

城鄉二元結構體製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個嚴重障礙，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兩種不同資源配置製度，以及在城鄉戶籍壁壘基礎上的其他問題。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誌著中國嚴格限製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製度的形成。“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不解決，不但會造成一個城鄉斷裂的社會，甚至連城市本身的發展也會失去支撐和依托，要促進中國經濟社會取得進一步發展，就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城鄉二元結構體製。

當前，大城市建得越來越漂亮，越來越繁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城市不比美國紐約、曼哈頓差，甚至還更加現代化和繁華。可是我們的農村，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總得給我們留下點鄉愁，但是我們現在都找不到可以放鄉愁的地方了。我們中國的農村狀況恐怕不會比當年魯迅先生寫閏土的時候對農村的描述好多少。我們每個春節回去過年的人都會有切身感受。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2015年上半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69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554元，倍差為2.83倍，其中新疆、貴州、甘肅、雲南等八個地區的城鄉居民年均收入倍差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新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更是高達9.24。雖說和2013年、2014年相比，收入倍差有所降低，但是收入的絕對差距進一步擴大了，尤其是收入倍差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都是西部省份，也就是說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特點在城鄉居民收入方麵也有所關聯。再從貧困這個全麵小康最大短板來看，我國當前有貧困人口7000萬左右，基本都是在農村。或許有人說城市也有貧民，但是我們知道在城鄉二元格局體製下，城市人口有低保，可是我們廣大的農村不在低保範圍之內，“養兒防老”在農村還依舊是常態。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是“一個都不能少”、不存在發展短板的小康，沒有農村協調發展的小康不能叫作全麵小康。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社會經濟正處於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這必將對我國的城鄉關係產生重要影響，要促進中國整體發展，就必須促進區域城鄉協調發展。

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促進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滯後

於物質文明建設的雙重矛盾，呈現經濟高速發展而社會發展、精神文明建設沒有跟上的半殘疾狀態。

我們先來看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建設這一矛盾。在我國，社會建設是一直都在進行的，隻是最初不叫社會建設，叫社會發展。毛澤東在1941年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最早把我國的建設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三方麵，建國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規劃時常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為架構，直到1982年才增加了社會發展的內容。新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對經濟社會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毋庸置疑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成就是顯著的，城鄉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麵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科技、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後，出現了就業難、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問題。黨的十七大為此專門作出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決策，這一決策順應了廣大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要求，有利於調整社會結構，有利於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但社會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國家在社會事業建設方麵欠賬太多，同客觀需求差距較大，要真正做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業有所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當前，我國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三期疊加期，我們麵臨前所未有的矛盾，同時又處於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同時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新的期盼，民眾對就業、教育、社會保障、住房、醫療等方麵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對進一步加強社會建設提出了新挑戰。雖說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廣大人民群眾時刻關注的社會建設卻嚴重滯後於經濟建設，不僅難以向民眾做出交代，同時也製約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舉個例子，在居民消費總額中，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率從1983年最高點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間下降了近24個百分點。而且當前仍處於比較低端層麵，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不敢消費，究其根本在於社會建設嚴重滯後，“一病回到解放前”、上學難等醫療、教育問題嚴重桎梏著民眾的消費。此外，人的需求層級是逐步提升的，我國已經進入小康社會，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溫飽已經不再是問題，人的需求有了新的內容，這就需要伴隨民眾需求層級的提升而進一步加強社會建設。另一方麵，當前我國處於動力轉換期，傳統“三駕馬車”對我國經濟助推作用有限，我們強調要發揮新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迫切需要加強社會建設，解決民眾的“後顧之憂”，隻有解決好醫療、教育等“後顧之憂”，民眾才敢拿出手中的錢財去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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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設

社會建設是指社會主體根據社會需要，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改善民生和推進社會進步的社會行為與過程。社會建設的內涵很廣，主要有兩大方麵：一是實體建設，諸如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事業建設、社會環境建設等；二是製度建設，諸如社會結構的調整與構建、社會流動機製建設、社會利益關係協調機製建設、社會保障體製建設、社會安全體製建設、社會管理體製建設等。社會實體建設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社會製度建設則使社會更加有序與和諧。

此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總括和結晶。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任務，確定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但是精神文明建設還是始終滯後於物質文明建設，成為當前全麵小康的一個重大短板。我們要建成的全麵小康以及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僅是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家家倉廩實衣食足，也應包括精神文化生活豐富、人人知禮節明榮辱。這些年來，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多樣化、差異化特征日益明顯，但一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較貧乏，尤其是在物質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有的黨員幹部信仰迷失，在一些領域道德失範、誠信缺失比較嚴重，人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有待提高。當前，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已進入決勝階段，我們必須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推動“兩個文明”協調發展，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弘揚真善美、樹立新風尚，把滿足需求與提高素質結合起來，把服務人民與引導群眾結合起來，努力實現“文化小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