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改革助推五大理念落地生根_第一節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七章
以改革助推五大理念落地生根
理念不被踐行，諾言也就成了一句空話；行動不加約束，發展也就成了一紙廢約。好的理念不是說空話，五大發展理念繪製了未來發展藍圖，現在的關鍵是把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讓理念切切實實反映在實踐中。縱觀習近平總書記的係列講話，始終強調的是“落實”二字。那麽要讓五大發展理念落地生根靠什麽呢？靠的是明確的發展路徑，具體的發展舉措。我們黨將靠什麽樣的戰略部署走出一條科學有效的發展路線？這些內容在“十三五”規劃建議稿裏已經寫得很充分、很透徹了。也就是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理念，還有了理念的戰略舉措和政策安排。如何將這些舉措和政策安排落實到實處呢？歸根到底還是得靠改革，促進我國發展的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正如習近平所指出那樣，“在新常態下，要實現新發展、新突破，製勝法寶是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必須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那麽，如何在改革中將五大發展理念落實到實處呢？又該從哪些方麵入手推進改革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麵深化改革進行了“五位一體”的戰略部署，深化改革也要按照戰略部署著力推進。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如期建成全麵小康社會、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遵循六大原則，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是全麵深化改革，指出了當前以及今後一段時間全麵深化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和落腳點，即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以及其他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機製體製障礙。也就是說，隻要是不利於我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都得改，全麵深化改革必須服務於五大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
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黨中央又先後召開了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城市工作會議、農村工作會議等專題會議，對如何在改革中將五大發展理念貫徹到實處進行了相應部署。從發展動力、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構建法治環境和從嚴治黨改作風四方麵發力，也就是從供給側入手，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厘清權力邊界，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營造有利的法治環境；全麵從嚴治黨，提升黨的領導水平。
第一節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係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實現整體躍升”。在2015年11月18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他再次提及：“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麵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係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習近平在一內一外兩個場合談“供給”，並在前後九天裏四次提及“供給側”，使“供給側改革”這一概念成為中國經濟領域最火熱的詞匯，成為時政報道的高頻熱詞。2015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麵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6年1月，習近平在重慶視察工作時指出，製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並強調要加大供給側改革力度，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2016年既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五大發展理念貫徹落實的開端，要理解透五大發展理念如何在改革中落地生根，首要的便是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什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經濟學中常考慮供求平衡問題，麵對供求失衡，既可以從需求方麵調控，也可以從供給方麵著手調控。從經濟學角度看，大家耳熟能詳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便屬於需求側；供給側則聚焦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與注重通過刺激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不同，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側發力，主張通過鼓勵企業創新和結構升級，通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等方式，促進經濟供給能力的提升，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按照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的觀點，從需求方麵調控是近期內可以做到的，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收入、貨幣貸款來刺激需求，或者用減少財政收入和減少信貸來抑製需求。而供給方麵的調控，被認為是中期調控，主要原因在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產業政策的調整、技術政策的調整、資源配置的調整，這些都不是近期就可以見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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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也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凱恩斯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凱恩斯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製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主義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那麽，到底什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呢？對此有各種解讀，比如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說，就是通過改善供給環境增強供給動力、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進而促進經濟更加穩定、協調和可持續增長。
按照權威人士的解讀，從我國國情出發，供給側改革可以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麽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比如，對於家電下鄉這一銷售來說，我們先前所用的需求側管理的思路是推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節能補貼等政策，鼓勵人們多消費，而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則是降低家電生產企業負擔、鼓勵企業研發新產品、創新銷售模式等，滿足甚至創造需求，拉動消費。換言之，如果說需求側管理好比對症下藥、見效快的“西藥”的話，那麽供給側改革就好比治本除病根的“中藥”，強調的是治標更治本。總而言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就是“以有效製度供給支持結構優化，激活全要素生產率，對接‘全麵小康’、聯通‘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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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麵，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因而得名。該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
不過，在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供給和需求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兩手都得抓，隻是主次要分明。也就是說，當前我們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我們的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當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需要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防止出現周期緊縮。按照這一理解，簡政放權、減稅、國企改革等都屬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範疇，五大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舉措本質上也屬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總而言之，供給側改革就是對“刺激政策”說不。促使市場自動調節使實際產出回歸潛在產出，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即提高潛在產出水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意味著所有產業要升級，把產品品質提升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主動吸引用戶購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十三五”時期甚至更長的時間內都將處在一個突出位置上，為我國經濟未來的行穩致遠、健康活力發揮重要作用。
怎麽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之後，我們或許也就清楚了當前為什麽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了。可以這麽說，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基礎上，著力於破解發展難題的一個回應。
首先，從我國麵臨的發展大環境來看，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麽看”。2014年，中央提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並對此作了係統性理論論述。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深化了“怎麽看”和“怎麽幹”的認識，又進一步明確了主攻方向、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作了全麵闡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直到重點任務，都作出了全鏈條部署。
同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問題倒逼的結果。一方麵，我國當前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迫切要求我們轉變先前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從而保證我國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麵，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發展麵臨下行壓力，當前我國經濟所麵臨的供需矛盾要求我們必須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供給側改革重塑發展動力。而且，我國處於轉型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麵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是我們也積累了一些結構性、體製性、素質性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比如，如果產能過剩這個結構性矛盾得不到解決，工業品價格就會持續下降，企業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經濟增長也就難以持續。再者，從我國2015年經濟形勢來看，在需求側，2015年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雙雙下滑，出口也繼續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時需求外溢明顯，海淘、境外代購等現象風生水起，乃至一隻馬桶蓋都要去日本購買。同時，伴隨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升級趨勢明顯，電信、文化娛樂、養老等消費快速增長，綠色、時尚、品質消費空間巨大。而從供給側來看，我國既存在低層次產業的產能過剩，也存在著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的不足。按照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觀點，供給側的滯後造成當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給不僅跟不上需求升級趨勢，而且滿足創造新消費、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的能力也不足，迫
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逐步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麵臨一係列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有需求側的，更多是供給側的，核心是機製體製問題，隻有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才能真正做到“對症下藥”，解決製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
因此，當前強調推進供給側改革既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大勢所趨、形勢使然，又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難題和問題倒逼的結果，要破解我國當前發展中的動力不足問題，既要從需求側入手，更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找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用“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通俗易懂地布局了供給側改革這一新舉措。麵對當前我國經濟麵臨的結構性難題，要使供給側改革精準發力，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於供給側改革如何發力應該把握哪些重點，2016年1月，習近平在重慶調研時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製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著力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就當下而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要著眼於打好持久戰，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致力於打好殲滅戰，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也就是要做好習近平所提出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具體而言，做好“加法”就是要補齊貧困問題、“三農”問題、生態問題、基礎設施等發展短板，擴大要素供給，發展新興產業，增加經濟發展新動力新能量，確保經濟持續增長。做好“減法”就是政府簡政放權、企業消除產能過剩、社會為企業降低成本，給企業鬆綁，給企業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做好“乘法”就是以創新發展理念挖掘經濟發展新動力，開拓新空間，創造新產業，培育經濟增長的“乘數因子”，以新產業的“幾何式增長”推動經濟發展，比如“雙創”行動、“互聯網+”等戰略的實施。做好“除法”就是要消除產能過剩、清除經濟發展路上的“攔路虎”，比如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跳台、拓展外部市場等方式化解產能過剩，整頓“僵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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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屍企業
僵屍企業是指那些無望恢複生氣，但由於獲得放貸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於倒閉的負債企業。僵屍企業不同於因問題資產陷入困境的問題企業，能很快起死回生，僵屍企業的特點是“吸血”的長期性、依賴性，而放棄對僵屍企業的救助，社會局麵可能更糟，因此具有綁架勒索的特征。
供給側改革是一項係統工程，在做好“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同時，還得做好“混合運算”，著力在“優化量存、引導增量、主動減量”上下功夫。打個比方，化解房地產庫存對增長是明顯的“加法”，可以減緩去產能帶來的“減法”效應。而去產能又會調整供求關係，防止出現宏觀經濟通縮效應。因此，“五大重點任務”必須全麵推進。當然，落實到一個地區，又會有所側重，關鍵在於把握好“度”。做“加法”相對容易理解，做“減法”困難會大一些，但必須做下去。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屍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讓“僵屍”入土為安，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是事物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性原則的要求，要敢於和善於進行這種“創造性創新”。
不過，我們強調把握“五大重點任務”、做好“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的同時，也得認識到從供給側發力可能存在的難點和不足。比如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論從供給方麵發力》一文中便指出，“在供給產能不夠的情況下，盲目擴展產能是有問題的。雖然產能擴張會使停產企業由於重新得到貸款又恢複運行，但卻使資金繼續流向那些停產、減產的企業，結果不但會造成宏觀上的通貨膨脹，而且會導致國內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結構調整也將因此而更加困難。”並指出供給增加可能會帶來的“三個不足”，即資本不足、專業人員跟技工不足、土地和淡水供給不足以及營銷力量的不足。因而迫切需要加強調控，統一規劃、統籌兼顧。而且強調從供給側發力並不是說要盲目擴大供給，在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過程中要妥善處理好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麵的關係。
習近平2016年1月18日在《聚焦發力貫徹五中全會精神確保如期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講話中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通過一係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當前，要在改革中貫徹落實好五大發展理念，發揮五大發展理念對中國發展的引領作用，首要的便是嚴格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從供給側發力，切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