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開放盤活發展脈絡_第三節 在開放中走向新征程
第三節 在開放中走向新征程
當前，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深度融入的新趨勢。“十二五”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呈現出向新常態轉向的三期疊加特點，麵對新趨勢、新特點，我國開放發展也具有了新內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根據我國發展大環境的變化，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突出強調開放發展戰略，並對新階段如何推進中國開放發展取得新進展進行了戰略部署。在新一輪開放發展中，我們要把握開放發展的全新內涵，厚植發展優勢，破解發展難題，積極推動合作共贏的包容性全球化，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製度性話語權，在多重並舉中助推我國開放發展走向新征程。
開放發展有了全新內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突出強調開放發展，這既是對以往開放發展內容的延續，也是在新階段對開放發展內涵的闡釋，其核心意義可以從四個層麵進行理解：一是從對外開放走向雙向開放；二是強調構建合作共贏的命運共同體；三是強調開放機製的完善；四是講好中國故事，承擔國際責任。要促進我國新一輪開放發展走向新的高度，必須把握好開放發展在新階段的含義。
從雙向開放來看，如果說先前30餘年的開放發展更多側重於“引進來”，著重強調吸引外資，鼓勵產品出口，是一種單向的開放，那麽新常態下的開放不僅僅強調“引進來”，更加注重的是“走出去”，全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表現為一種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比如，30年前我們幾乎是一窮二白，一沒錢二沒技術，要促進我國發展該怎麽辦呢？隻能依靠“引進來”，不管是外資還是技術，隻要對我們經濟建設有利的都要。可是現在不同了，經過30餘年的發展，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起來了，不僅有著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技術水平也在進步，但也麵臨產能過剩、資源不足等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把握新趨勢、新特點，積極嚐試“走出去”，把我們的資金、技術投入到那些需要的地方。世界那麽大，問題那麽多。世界上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我們“走出去”不僅可以促進其他地區的發展，還可以實現過多外匯儲備的合理利用，同時還可以保護我們的環境，節約資源。當然，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也存在資源短缺、關鍵技術不足等問題，這也要求我們積極主動“引進來”，在“走出去”與“引進來”的互動中促進我國經濟騰飛。此外，我們積極倡導“走出去”，強調“雙向開放”，這與建立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是相統一的，我們要“走出去”，就要求我們的海外資產得到妥善保護，同時外部環境也能夠為我們“走出去”創造一個有利的發展條件。
再看開放機製的完善問題，雖說我們為了促進開放發展已經建立了相應的製度，但是我國仍處於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我們還有很多製度、體製不完善，這將嚴重製約著進一步開放發展，比如產權製度的完善以及國內法律如何與國際法接軌的問題嚴重影響著我們的合法權益保護，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完善國內的營商環境、健全適應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體製機製，同時又要根據形勢的變化推動建立海外投資服務體係和保護機製。近年來，我們好多企業都在積極嚐試走出去，但是好多企業沒能把握住風險問題，一方麵是因為低風險的行業、區域已經被其他發達國家所占領，我們很難分到一杯羹，同時也我們確實缺乏走出去的經驗，沒能把握好風險收益問題。比如，我們有好多投資在政局不穩、戰亂頻繁的地區，但伴隨形勢變化，諸多海外投資重大項目經常受到損害，嚴重危及國家海外利益。這不僅迫切需要我們完善相應的機製體製，切實保護自身利益，同時還要我們的企業家們在走出去前要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
相較而言，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構建中國話語權是最不難理解的。當前，我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力量大了，影響力大了，說起話來也更加有分量了。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無論是維護自身權益還是國際社會都對我們有了新的訴求，這不僅要求我們構建更加公平正義、維護大多數國家人民權益的全球新秩序，更要承擔起必要的國際責任。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很多規則都是戰勝國製定的，對我們都不利。對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很不利，要更好維護我們的利益，就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影響力，構架中國製度性話語權，積極推動新秩序建立，更好維護自身利益。同時，當今世界很不太平，局部戰爭、發展危機、疾病等問題依然困擾著世界，我們的發展應當更好為世界謀利，我們需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承擔起與我國大國地位相一致的國際責任。
要在新一輪開放發展中更好壯大自身、發展自身，就必須深刻把握好新常態下我國開放發展理念的新內涵，隻有把握好、領會透開放發展的深層次內涵，才能去探討如何深化我國新一輪開放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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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成立宗旨是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並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2013年10月2日，習近平主席提出籌建倡議，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5年12月2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成立，全球迎來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
破解“走出去”三大難題
我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會變，“中國越發展，就越開放”，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新時期的對外開放道路是一帆風順的。與30餘年前相比，我國開放發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開放發展也已有了新的內涵，但我國仍處於全麵深化改革的深水期，我們開放發展也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具體體現在我國的國際貿易規則及市場開放狀態仍和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在對外交流中尚未完全理解和適應不同國家國情及掌握不同國家的法律製度、在挖掘弘揚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麵尚需加大工作力度等方麵。
“十二五”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外開放呈現出的最大新趨勢是雙向開放。經過30多年來以“引進來”為特征的開放發展，我們積累了大量適應“招商引資”的治理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主要是關於如何吸引外來投資的，難以滿足我們的資本“走出去”的需要。因而，在新一輪開放發展中，我們必須圍繞如何“走出去”，直麵“雙向開放”的新趨勢和薄弱環節，破解難題，深化開放發展。為此，麵對“走出去”經驗不足的難題，我們亟需解決好三大難題。
第一個亟須破解的難題是我們“走出去”的經驗不足。發達國家在這方麵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驗，而我們大規模“走出去”還不到十年，在這個摸索階段，我
們吃了不少虧。比如，我們國家的不少投資者特別熱衷於諸如緬甸、索馬裏等高危地區、高危行業的投資，而且在投資的過程中又不善於合理利用規則，甚至還特別喜歡投機取巧，結果便是伴隨戰亂或者政局的變化帶來的投資項目的流產和利益的受損。古人有雲：“吃一塹，長一智。”由於我們“走出去”的經驗不足，吃了不少虧，在新形勢新階段，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需要潛心、虛心、認真地學習國際遊戲規則，積累更好地到海外投資的經驗。學術界則應盡快轉變價值觀念和資助機製，建立以服務“走出去”為榮的學術氛圍，加強對相關國家治理結構、投資環境、市場需求等方麵的研究。
第二個需破解的難題是協調問題。在我們的治理結構下，中央政府的號召力和動員力非常強。戰略一出，各部門、各地區以及社會各界都會積極響應。但積極性調動起來以後，如何協調就是大問題了。在我們“走出去”的過程中，不乏企業惡性競爭的案例。比如某些企業在參加國外招標的過程中，不停的惡性競爭，造成的結果便是雙方利益受損，最終受損的是國家利益。因此，新一輪開放發展急需一個統籌協調機構。而且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想到的不隻是一個人或者一個企業的利益，而應該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所以說， 2014年的南車、北車合並效果就非常好，“中車”的組建可以更好利於我們和德國、日本等國家競爭，更好實現國家的整體利益。
第三個需破解的難題是平衡問題。一方麵，“走出去”與“引進來”需要平衡。開放發展就是要在國際範圍內尋求優勢互補。我們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技術梯度差，仍需要高度重視吸引更高層次的外來投資，我們的發展依舊離不開外來支持，這就是習近平強調“三個不會變”的原因。我們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外開放給我國帶來了巨大好處，依然要繼續走這條富強之路，充分利用世界資源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麵，企業大規模“走出去”與國內製造業崗位創造之間也需要平衡，要謹防因“走出去”而形成的我國製造業的“空心化”。從根本上來說，發展肯定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縱然在國外發展的再好，但是國內出現了高失業率，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需要進口的話，那損害的也隻能是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麵對開放發展的新內涵和當前我國開放發展的大環境，我們“走出去”之前必須先充分認識到我們當前所麵臨的薄弱環節，隻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真正實現“百戰不殆”。
用好手中的兩張“王牌”
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共中央黨校為全體學員作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重點經濟工作的報告時指出：“我們不僅有具備競爭力的優勢產能，還有充足的外匯儲備，這是手中的兩張‘王牌’。”中國要“走出去”，就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用好手中的“王牌”。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的經濟已經與國際經濟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當前，我國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我國2014年外貿綜合高達4.3萬億美元，出口占全球市場的份額達到13%，數十年間我國始終保持快速的對外貿易增長，促進了經濟社會大發展，這些成績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對外貿易長期處於產業低端地位，外貿結構不合理，利潤有限，嚴重製約了我國開放發展的進一步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動優進優出上，也就是要推進外貿發展由外延式向內涵式、由傳統優勢向新優勢、由創匯向創利轉變，加快建設貿易強國。
就拿出口來說，經過30餘年的改革開放曆程，我們也形成了自身優勢，比如我們的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位，高鐵、核電、電子等製造和工程建設，在國際上都有較強的競爭力，我們充分發揮兩個“王牌”的優勢，促進了中國對外出口的優化升級。從對外開放的進程看，發達國家都經曆過從產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過程。像歐美，在海外的投資存量超過萬億美元。日韓等國也在走這條路子，先賣消費品，再輸出資本和轉移產能。現在我國也到了從貿易大國走向投資大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時候了。我國目前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通過資本輸出，不僅可以實現資本的合理利用，還可以充分創利。而提供產能轉移，內利於己、外惠於人。對內，不僅可以倒逼產品和產業升級，還可以為富餘產能找到市場，為經濟升級騰挪空間；可以使企業更好地利用國際技術、智力和人才，促進創新發展；可以有效規避各種貿易壁壘，拓展國際市場，獲得更加豐厚的利潤；可以提高我國能源資源的保障程度。所有這些利益，都是長期的、可持續的。對外，對接發展中國家和中東歐國家需求，也能實現共贏多贏。國內一些有比較優勢的富餘產能，如能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結合起來，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就更有優勢。三方合作等於是三方共贏，發達國家可以把價高難賣的高檔產品與我國的中檔裝備結合起來，用最優的價格讓發展中國家受惠。
因此，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我們要深刻領會開放發展的新內涵，把握自身優勢，用好兩張“王牌”，促進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內利於己、外惠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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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輸出
資本輸出指一個國家政府或個人為了獲取利潤或利息而對國外進行的投資和貸款。按其主體不同，資本輸出可分為私人資本輸出和國家資本輸出。私人資本輸出是指由個人或集團對外輸出資本，包括私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私人出口貸款等。國家資本輸出是指由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對外輸出資本，包括贈與、貸款和政府出口信貸等。無論是私人資本輸出還是政府資本輸出，其資本輸出的基本形式可分為兩種，即借貸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本輸出。前者指對外國政府或私人企業提供貸款，或是購買國外的證券、股票等所進行的間接投資。後者是指在國外直接興辦各類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投資。
做好“一帶一路”大文章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多領域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麵開放新格局”，並對如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行了戰略部署。“一帶一路”彰顯了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不僅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同時也將打造我國全新發展格局，助推我國對外開放邁上新台階。
在曆史上，絲綢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有無，我國通過傳統的“一帶一路”，為世界帶去了茶葉、絲綢、瓷器、漆器等一係列精美商品，提升了歐洲人民的生活品質，至今我們依然可以在西方很多國家的王宮、貴族宮殿、博物館看到當年中國的瓷器、繪畫，以及絲綢製品。今天，“一帶一路”致力於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將促使沿線經濟更加富有活力。共建“一帶一路”，對我國而言，是實現“開放發展”的
主要旗幟和載體，將帶來雙向的投資和貿易便利化，決定著未來數十年我國的發展路徑和模式，將有助於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的腹地，激活內陸和沿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活力，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更大空間，同時為我國提高製造能力、建設能力以及就業提供良好契機。因此，“一帶一路”不是建設幾條路、幾個走廊，而是我們國家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體係、發揮更大引領作用的一個平台，不僅造福世界，也將促進我國發展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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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中國與西亞各國之間形成的一個經濟合作區域，大致在古絲綢之路範圍之上，包括西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五省區，西南重慶、四川、雲南、廣西等四省市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的戰略構想。初步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不是一個實體和機製，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製，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曆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全國政協委員權貞子這樣說道：“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深入推進開放發展，這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可以借‘船’出海，也可以借‘路’入關，依托各地特有的優勢，才能做好開放發展的大文章。”對於全國各地來說，能否借“船”借“路”依托發展，顯得至關重要。習近平在雲南、重慶等地視察時都強調各地要依托“一帶一路”促進自身發展。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在雲南昆明火車站視察時強調，“昆明南站是‘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輻射東南亞的重要基礎設施。千裏之行，始於足下，關鍵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接口’做好，才能實現互聯互通”。習近平在昆明的講話不僅指出了各地要自主將自身納入“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同時更要加強自身建設，隻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更好促進互聯互通，促進共同發展。2016年1月4日，習近平在重慶兩江新區果園港考察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為重慶提供了‘走出去’的更大平台，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重慶提供了更好融入中部和東部的重要載體，重慶發展潛力巨大、前景光明”。放眼全國，“一帶一路”輻射麵幾乎涵蓋了我國大多數區域，對於各省而言，在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關鍵時期，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接口”做好，切實融入國家大戰略中，融入全球經濟中。
講好中國故事，提升製度性話語權
“上世紀60年代末，我才十幾歲，就從北京到中國陝西省延安市一個叫梁家河的小村莊插隊當農民……”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習近平主席如同和老友嘮家常一般，將一個小村莊的發展變化娓娓道來。我國30多年發展經曆了無數艱辛，中國夢是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
當前，雖說我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世界上還是有許多國家不懂中國，許多人不理解中國，新一輪開放發展強調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關鍵詞是“主動”。也就是說，我們要推動新一輪開放發展，迫切需要主動講好中國故事，讓更多人了解中國。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巴基斯坦共話兄弟情誼，在越南、新加坡追憶老一代領導人的傳統友誼，在美國會見老朋友、結識新朋友，在非洲暢談中國經驗，為非洲發展助航。動人的故事，飽含了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和合作共贏的真誠。要助推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邁上新台階，不僅需要我們有拿得出手的“中國品牌”，更重要的還是拿出我們的誠意，要掏心窩，聊家常，從點滴的小故事中更好加深感情，加深了解。
當前，我們已經逐步成長為大國，大國就該有擔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解決世界問題需要中國的參與，國際舞台上需要聽到中國聲音。同時，我們現在的國際秩序成型於二戰後期，很多規則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製定的，對我國不利，對占世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不利。我們既然強調建立合作共贏的命運共同體，就該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享有與我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權利，承擔我國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這樣，構建製度性話語權就顯得至關重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中國製度性話語權不僅符合我們主動作為的戰略要求，同時更是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世界各國共享和平與發展成果的需要。
另外，我國不斷走出去，我們的企業遍及全球，幾乎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我們中國人的身影，我們的海外利益充斥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在給世界發展帶去良好效益的同時，也要注意自身利益的保護。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遵守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製度，還要懂得利用國際規章製度、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製度來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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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性話語權
製度性話語權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湧現的一個新詞，具體為：“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主要是指用製度形式固化的話語權，它通過製度化形式對國際經濟事務產生長期影響，並且國際社會對這種話語權的接受度比較高，是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有力保障。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承擔的責任相應增大。提高我國製度性話語權既可以為我國經濟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又可以為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提供重要保障。
2004年，習近平在浙江時曾講過這樣的故事：“地瓜的藤蔓向四麵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立的開放發展理念是為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這棵“地瓜”得到更多的陽光和養分，是為了果實更大、營養更豐，但它的碩果和深根永遠在中國，開放發展戰略也將致力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麵對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和改革發展穩定的繁重任務，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時間緊迫，隻有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發揚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狀態，永葆改革開放的勇氣、開拓創新的銳氣、攻堅克難的誌氣、奮發有為的朝氣，同心協力攻堅克難，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目標才大有希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