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蘭克福代表大會的“新開端”（1951年）_第三節 基本政策的再肯定

第三節 基本政策的再肯定

法蘭克福大會在完成新國際的“基本建設”的同時，還討論了新國際的基本政策，為此還通過了一係列涉及原則問題和具體問題的決議。其中尤以《社會黨人在爭取和平鬥爭中的世界性行動》決議最為重要。這個決議連同前述《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原則宣言的有關論述一起，從民主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政策原則的高度再次肯定前一時期“國際社會黨會議”所完成的政策轉變，規定了新國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立場和態度，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嚴重影響和製約著社會黨國際的活動。

“法蘭克福宣言”實際上已經為社會黨國際的活動確立了兩個基本點。一是支持以聯合國為主構成的全球性維護和平力量，支持以北約組織為具體形式的集體安全製度。二是將維護和平與爭取自由聯係在一起，實則主張開展針對蘇聯東歐的反共主義活動。宣言提出“維護和平的鬥爭與爭取自由的鬥爭密不可分。對自由人民的獨立的威脅應負我們這時代戰爭危險的直接責任”。對此，社會黨國際主席菲利浦斯進一步解釋說；“在目前這個仍包括著由斯大林主義者統治國家的世界上，我們不能指望建立全世界的積極團結，而隻能防備戰爭。”（SI:SII,1951, No 27-28）對社會黨國際中那些東歐流亡社會黨而言，這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者站在深受共產主義之苦的東歐人民一邊”。（SI:SII,1951, No 29-30）

但“宣言”沒有、也不可能更多地涉及較為具體的問題，特別是與當時國際局勢有直接關聯的問題。因此，為了討論這些問題，更為詳盡地表述社會黨國際的對外政策，法蘭克福大會安排了討論和通過“和平決議”的議程。為表示重視此事，“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主席、新當選的社會黨國際主席、英國工黨總書記菲利浦斯親自擔任主題報告人。正是在他的長篇報告中，（SI:SII,1951, No 27-28）社會黨國際對外政策的基本輪廓乃至某些關鍵之處一覽無遺。

菲利浦斯認為，社會黨人的政策必須建立在對世界現狀的現實主義分析之上。為此，他首先解說了大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自1950年6月哥本哈根會議以及同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的國際局勢發展。他認為，蘇聯和共產黨情報局從理論到實踐都主張使用戰爭作為推進其政策的工具，雖然在現時條件下蘇聯或許不願直接卷入戰爭或發起世界大戰，但朝鮮戰爭式的地區性戰爭和封鎖柏林式的地區性緊張則是他們采取的替代性辦法，而這種戰爭和緊張一經出現便有可能導致新的大戰。他得出的結論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共產黨人的“和平共處”與西方的“積極合作”截然不同，因而不能指望同蘇聯等共產黨國家建立“共同的國際社會”，隻能實現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團結。這個結論實際確認了國際政治的集團化以及社會黨人的歸屬。

接著，菲利浦斯進一步具體地論述了社會黨人應當采取的政策。他首先認為，“我們所有麵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采取必要的軍事措施以製止任何有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侵略行徑。”這就是重整軍備。因為新的大戰或被斯大林主義者征服意味著“不僅毀滅現存的社會主義，而且毀滅未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隻有重整軍備並達到足以遏製朝鮮戰爭重現的程度才能防止這類危險。為此，菲利浦斯還苦口婆心地論證了重整軍備並不妨礙在國內進行的社會改良並要求各國社會黨動員輿論和經濟力量大力擴充軍備。其次，他以當時剛剛提出的朝鮮戰爭停火和談判建議為例，指稱自由國家為維持集體安全體係而付出的犧牲已經初見成效，主張以後還應當如此堅持下去。菲利浦斯在這裏實際上又一次強調社會黨人應當加入並支持國家集團，參與聯合國或北約的“反侵略”鬥爭。再次，他反複論證了追隨美國的必要性。他說，在朝鮮抵製“侵略”的負擔主要是由美國承擔的，朝鮮戰爭給社會黨人帶來的最重要的教誨就是“今天的美國通過對和平的追求以及為此而做出的犧牲，表明它已經站在了自由民主國家的前列”。針對“許多社會黨人對美國抱有的教條主義式懷疑，唯恐美國的經濟政治製度會驅使它采取導致戰爭的危險政策”一事，他又特別強調，

“如果社會黨人不承認美國現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現的開明和進步性的大公無私—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國家能以相當的力量表現出這些東西，我們就會犯目光短淺的錯誤。”這種近乎肉麻的吹捧表明朝鮮戰爭使新生的社會黨國際進一步堅定了追隨美國的態度。最後，菲利浦斯又提出了全麵製止共產黨人影響的問題。他不得不承認各國共產黨普遍持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人民之間和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三大類矛盾估計是客觀存在，但他強調這是共產黨人試圖搞垮自由世界的戰略設想基礎，而且提出社會黨人應當在本國實行福利製度，消滅階級衝突；在北約內部推動理解和合作，消除相互之間的分歧意見；在世界範圍內，要特別重視窮國與富國之間生活水平的差距，利用經濟援助等手段促進窮國的經濟發展，不給共產黨人以可乘之機。他尤其強調最後一點，認為這將決定自由世界團結的未來發展，因而這是擺在社會黨人麵前的一個緊迫任務，社會黨國際應當對此作出反應。

應當說，菲利浦斯的這些主張比較典型地代表了當時社會黨右翼領袖的共同觀點，因此，主要由他們把持的大會比較順利地通過了菲利浦斯提出的決議文本。最後通過的決議明確講“：朝鮮戰爭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已經表明，共產黨情報局並不畏懼使用軍事侵略作為擴大其勢力範圍的一種手段；它還表明，自由的民主國家所采取的集體行動，能夠製止侵略並使世界免於陷入全麵戰爭。”“過去的曆史已經表明，沒有武裝，自由的民主國家就不可能保護自己以對付極權主義的威脅”, “共產黨情報局的政策已經迫使自由的民主國家對軍事防務給予緊迫的優先考慮，……這些自由的民主國家為了能夠通過聯合國而發揮自己阻止戰爭的作用，正在加強自己的武裝力量，社會黨國際承認有這種必要。”（SI:SII,1951, No 27-28）這樣一來，新生的國際實際上是以對重整軍備的支持更堅定地肯定了追隨美國、加入集團、支持冷戰和反共主義的政策抉擇。對此，與會者也是心領神會的。例如波蘭流亡黨的代表在會上坦率地講：“我們麵前的這個決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和平主義決議，因為它承認民主國家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軍事防務。”（SI:SII, 1951, No 31）社會黨國際第一任總書記布勞恩塔爾日後在談到這個決議時也承認，這項決議規定了社會黨國際在國際政治問題上的政策，其中“社會黨國際的結論就是，沒有軍事力量，民主國家的獨立是不可能維持的；並且認為，世界一部分地區軍事力量的弱小就是對另一部分充分武裝地區侵略行為的慫恿；社會黨國際確認，保衛和平需要軍事力量。”（SI:SII,1952, No 39-41）

但是，這項決議咄咄逼人的語氣和偏重一麵的內容也引起了一些與會代表的疑慮甚至不滿。例如挪威黨的代表從策略問題出發談到社會黨人的國際組織近年來過多地談論重整軍備而忽略了製訂積極的和平政策，“社會黨應當不動聲色地加強防務，同時更應大聲疾呼國際和平合作的必要性。”社會黨國際還應當提出和平解決當前各種國際問題的政治綱領。（SI:SII, 1951, No 31-32）瑞典黨的代表根據1951年3月“世界保衛和平大會”關於禁止核武器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及宣傳活動情況，指出共產黨人最近的“和平運動”給社會黨人帶來極大的困難，人們都在責問社會黨為何不重視和平問題的同時又對共產黨“和平運動”極感興趣。他認為，應當使“社會黨國際成為國際性的和平運動”，應當發揮自己在這方麵的作用。（SI:SII,1951, No 31-32）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法蘭克福大會上唯一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參加者、印度人民社會黨的代表直言不諱地表示了四點反對意見：其一，這個決議與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所談論的東西並無區別，沒有什麽社會黨人特有的思想。其二，決議強調集體安全製度，對這一製度所要維護的對象的性質未置一詞。他質問說，難道是要維護“石油和鋼鐵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極少數軍隊就決定所有國家命運的這個現存世界嗎？”其三，決議說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但實際

上還有“第三世界”，由新興的前殖民地國家組成，不願參與敵對著的大國陣營。他強調說，西方國家及其社會黨感到為防務原因必須與美國結盟；但對印度這樣的國家而言，決議的某些論述是不正確的，如將北約的特征說成是主張自由，但馬達加斯加和阿爾及利亞的事態卻表明了相反的結論。他最後總結說，當前基本的國際問題是窮國與富國的差距日益加大，世界上近2/3的人口仍在貧困之中。因此，亞非國家需要的是“創造”，西歐國家則要求“維持”。所以從政治哲學上講，這個決議也不適用於亞非地區。（SI:SII,1951, No 31-32）印度黨當時雖然不是正式成員，沒有表決權，亦不能對決議的通過與否產生影響。但在一片讚成之聲中的反對意見格外引人注意，而且這個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廣大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願望，因此，又不能不引起社會黨國際的重視。這連同上述那些表示懷疑的態度一起，使得社會黨國際在隨後的幾年裏雖未改變根本立場，但又不得不做出些許調整；同時也表明社會黨國際從一開始就並非鐵板一塊，內部分歧始終存在且有時相當尖銳，社會黨國際的政策是在內部鬥爭中形成的，其傾向性如何往往取決於不同意見的力量對比變化。

法蘭克福大會討論的另一個與基本政策有關的問題是“歐洲聯合”問題。戰後以來，曆史上早已有之的“歐洲一體化”思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以歐洲統一為宗旨的各種組織紛紛出現。各國社會黨人也積極參與“歐洲統一運動”。一開始，它們先在限製德國以防止法西斯複興的問題上，爾後又在對付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問題上一致同意推動“歐洲聯合”。但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隨著歐洲聯合運動從一般設想到實際構造的發展，各國社會黨之間逐漸出現了矛盾分歧。雖然1949年5月“國際社會黨會議”的巴恩會議曾以主要精力討論這個問題，但正如英國工黨國際書記海利所說“：在巴恩會議討論歐洲聯合問題時，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社會黨堅決反對將國家主權交給某個超國家的歐洲機構；而荷蘭和意大利黨則是狂熱的聯邦主義者，法國黨的態度雖不是聯邦主義的但也屬於讚成公共機構派的。”會議沒有解決分歧，而且從此以後，“國際社會黨會議”在這個問題上毫無進展，“隻能滿足於簡單地交換意見”。由於必須對外表示一致，因而“各次會議通過的決議隻是空泛的公式”。（Healey,1951a, p.361）1950年5月，主張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舒曼計劃”提出後，各國社會黨之間的分歧有增無減，英國工黨堅決反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社會黨不願加入，而歐洲大陸6國社會黨卻極表讚同。同年10月的巴黎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建立“歐洲聯合問題研究小組”。1951年3月，法、德、意、比、荷、盧6國簽訂了《歐洲鋼鐵聯營條約》之後，研究小組的工作不進反退，各黨分歧一仍其舊。直到法蘭克福大會討論“社會主義與歐洲聯合問題”時，各黨仍未相互妥協。因此，大會通過了寥寥30多個字的《關於歐洲聯合問題》的決議。除了重複“法蘭克福宣言”中關於超越絕對的國家主權的詞句以外，隻表示了原則上支持歐洲聯合的發展的態度。（SI:SII,1951, No 27-28）同時，大會還決定早先的“歐洲聯合問題研究小組”應予保留，繼續其“製定社會黨國際歐洲政策”的艱難使命。

這種情況置新生的社會黨國際於相當尷尬的境地。一方麵，它不能過多地涉及歐洲聯合這個敏感的問題，因為過分的反應會被看作幹涉成員黨內政。另一方麵，它又成為對歐洲聯合機構持不同意見的雙方社會黨商討和交換有關意見的紐帶，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最適宜的對話場所。因此，歐洲聯合問題便成為社會黨國際各種會議上討論最多但又收效最小的議題。但這在外觀上表現了社會黨國際對歐洲事務的過分關注。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法蘭克福大會沒有討論更廣泛的第三世界國家問題，沒有討論其他地區性問題。這樣一來，又形成並暴露了新生的社會黨國際基本政策和對外活動的又一重大特征，即社會黨國際有嚴重的地區局限性，它的注意力過多地集中於歐洲事務，尚沒有形成真正的全球性政策格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