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全麵闡述

第二節 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全麵闡述

法蘭克福大會另一項重要成果，也許是意義更重大的成果，便是通過了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的原則宣言即“法蘭克福宣言”。

在政治學研究中，通常認為政黨組織的綱領具有兩方麵的意義：第一，它是這個政黨同其他政黨組織認同或辨異的最重要的根據或標誌；第二，它是政黨組織內部不同成員之間達成共識的集中體現和維持共處的主要基礎。也可以說，政黨綱領對內有加強凝聚的作用，對外有擴大宣傳的功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曾十分形象地說：“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第31頁）列寧也認為“：綱領對於政黨的團結一致、始終一貫的活動有重大意義。”（列寧：第四卷，第186頁）

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法蘭克福宣言”便是這樣一種具有雙重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在各種政治思潮林立叢生、不同政治勢力共存並立的世界上，“宣言”從思想原則的高度確定了社會黨國際的相對位置。在組織相對鬆散、成員黨有較大自主性的社會黨國際內，“宣言”通過章程的明確規定而成為成員黨的標準或準則。但作為國際組織的綱領，“宣言”又不同於一般的政黨綱領，因而另具某些特色。與此相應，“宣言”對社會黨國際除上述兩者外別有一種特殊意義“。宣言”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對於基本原則的共同認識”, （Braunthal,1980, p.200）而這些黨在許多方麵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宣言”是成員黨之間妥協調和讓步的產物，反映的是國際社會黨人在當時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總體認識水平。其結果，“宣言”一方麵隻是記載或羅列了成員黨的共同看法以及為某些黨所讚成同時並不為另一些黨所反對的觀點，從而為各成員黨理解、闡釋和實踐這一綱領留下了餘地；另一方麵卻又啟發、推動成員黨對自己未曾注意但又為另一些黨所提出的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宣言”在具有妥協性的同時也具有了某種超前性。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宣言”是第二國際破產分裂以來主張改良主義的一翼第一次以國際綱領的形式概述自己的理論主張，它代表了社會黨人自那時以來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特別集中了戰後以來社會黨人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以及對未來發展的設想。因此，“宣言”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發展史上一塊重要的界碑，從中既可以看到老一代社會黨人留下的痕跡，也可以找到現在一代新社會黨人的理論設想，同時又能夠發現各國社會黨理論和實踐未來演變的有關線索。也正是通過這篇宣言，“民主社會主義”被正式確定為國際社會黨人所主張的理論觀點體係的總稱，人們亦開始以此特指社會黨人的意識形態。

也正因為“宣言”具有上述特性，因而在寫作上，雖然起草者們自視甚高，將其比之《共產黨宣言》和《第一國際成立宣言》，但“宣言”全然沒有後兩者那樣震撼人心的邏輯說服力和感染力。在結構上“，宣言”主要分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四大部分，但最初這隻是為著敘述方便和易於起草者分工而設立的。（SI:ClS,1951, No 25）隻是到後來，社會黨理論家才開始將這些比附為逐次深入的改革任務。（Lieber, pp.197-223）但“宣言”作為社會黨國際的綱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全麵闡述。聯係曆史和現實，“宣言”中的這樣幾個問題最值得注意。

第一，“法蘭克福宣言”發展了社會改良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化傾向。早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修正”、“超越”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已經在社會黨人中頗為盛行，表現了他們背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革命原則的發展傾向。但這大多見諸當時的社會黨理論家或領袖的著作和演講之中。而在各黨綱領中，雖然沒有直接申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但仍程度不同地直接或間接地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大量論斷。在這同時，社會黨人的國際組織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實際上有意識地回避了這個問題。到了戰後，正如前麵所述，國際重建時期關於國際指導思想的爭論引發了各國社會黨人對這個問題的大討論，提出了“意識形態中立化原則”，以此表明了社會黨人既不能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割斷曆史聯係，但同時又要為自己的改良主義實踐尋找更加適當的理論依據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

戰後社會黨人之所以直接觸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敏感問題，除了重建國際的客觀需要以外，還由於在社會黨人看來，經過二次大戰和戰後初期的發展，曆史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過時性愈發突出，而“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中解放出來”（Lamadier,1951, p.6）的需要愈發迫切；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運動本身也越來越多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其他學說（Philip, p.7）。因此，社會黨的實踐以及對社會重大問題的一係列新看法已經同舊的綱領形成了矛盾，有必要給予總的清算。新國際的建立及其對新綱領的需要提供了進行這種清算的機會，同時又由於國際綱領的起草工作主要限定在各國黨的主要領袖和理論家中間，無須過多地考慮普通黨員的意見和要求，因而又為這種清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員黨的代表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問題時更加肆無忌憚，而最後的結論又具有某種超前性，影響了社會黨以後的綱領起草工作。實際上，在“法蘭克福宣言”通過以後，各國社會黨紛紛認為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便是確定了社會黨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新態度。（SI:SII,1951, No 29-30）

按照社會黨人自己的說法，“宣言”所表明的新態度主要有三點，一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國際的運動，它不要求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嚴格一致”。（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4頁）這就是前麵已經提到的意識形態“中立化”或“多元化”原則。中立化側重說明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學說要不偏不倚、一視同仁；多元化則強調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其他一些學說同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二是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個人的貢獻……”，這意味著“同舊信念的明確決裂”。（世界知識產權出版社：1959，第4頁）即拋棄那種曆史決定論的宿命論觀點，強調了個人的能動性。三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雇傭勞動者的運動，後來則有越來越多的其他人加入進來。現在“社會主義向所有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必須予以消滅的人們提出呼籲”。這代表著放棄過去那種狹隘、片麵的觀點，那種隻看到經濟等有形因素的觀點，確立了新的有關社會主義普遍性的見解。

實際上，除去那些明顯的歪曲以外，這三點集中暴露了戰後初期社會黨非馬克思主義化發展傾向的兩個側麵。一方麵，它們是要通過“中立化”或“多元化”來貶損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曆史地位和現實影響，為它們在實踐中放棄革命、推行社會改良，在理論上公開接受早期修正主義的主張，根據現實需要發展改良主義理論尋找依據或托辭。另一方麵，他們表現出用倫理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新動向，這是最根本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是表現得最充分的。

在法蘭克福大會討論“宣言”時，許多發言者如奧地利的波拉克、荷蘭的沃林克、丹麥的安德森以及德國的艾希勒都十分讚賞“宣言”當中強調倫理因素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特別是艾希勒，在1953年又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倫理根源》一文，篇首便引用了“宣言”中的大段論述，認為“宣言”本身就是倫理社會主義的代表作。（SI:SII,1953, No 6）按照他們的說法，“中立化”或“多元化”原則的核心就是肯定倫理道德因素對於社會主義信仰的重要性；社會主義的非必然性就是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強調個人的主體責任和行動；社會主義起源於反抗則承認了社會主義最主要的是道德發展的結果，是倫理的感召。此外，“宣言”有關社會主義目標以及最終實現的方式，社會主義運動的性質等方麵的論述也同樣突出了人的價值、人的解放、自由和發展，這些都屬於倫理社會主義的觀念範疇。他們認為這正是從馬克思主義教條中解放出來，與共產黨人的詭辯術劃清界限的關鍵。

戰後社會黨人之所以如此熱烈地主張倫理社會主義，顯然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在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史上，那些早期的修正主義者幾乎都曾強調倫理、道德乃至心理因素在社會主義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伯恩施坦就曾大力主張社會主義中必須引進倫理因素，由於對康德倫理學的推崇而又幹脆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號。再如20世紀30年代一度名聲大盛的比利時修正主義者德曼，在完成《超越馬克思》一書後又寫下了《社會主義心理學》，進一步發展了伯恩施坦的觀點。（Dodge, p.12）這種用倫理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初嚐試必然給戰後社會黨人以很大影響。可以說，這也是社會黨人的一種頑固的傳統和習慣。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曆對此又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方麵，德國法西斯的統治和侵略根本無視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僅大規模地殘害了人的生命和肉體，而且嚴重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自然激起人們希圖以理性代替獸性、以倫理代替強權、以道德代替暴力的渴望。另一方麵，麵對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各國抵抗運動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而包括了各種為平等、獨立和自由而作戰的人們。因此，抵抗運動的最大共識也在於倫理方麵，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德國黨尤為強調而其他黨也同樣讚成倫理社會主義。最後，某些功利色彩的考慮也驅使社會黨人強調倫理因素。戰後初期歐洲人民情緒的普遍左傾化為社會黨提供了迅速擴大影響和實力的機會

，但同時基督教民主主義的興起又意味著爭取廣泛群眾的工作十分艱巨。強調倫理因素顯然有利於社會黨向社會各階級階層和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擴大影響的工作。在這幾方麵原因綜合作用下，社會黨人從戰後一開始便表現出發展倫理社會主義的傾向。這一傾向先是體現在國際綱領中，爾後又擴散到各國黨的綱領中；先是表現為若幹論斷和觀點，爾後又發展為精細而有係統的理論。

第二，“法蘭克福宣言”在重申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改革的同時又強調了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社會黨人以社會主義為旗幟，自然要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持批評態度，在實踐中相應地開展革除資本主義社會明顯弊端的嚐試。戰前的社會黨是這樣，戰後初期的社會黨仍是這樣。他們在西歐政壇上代表著改造舊社會的革新力量，通過領導或參加政府程度不同地實行或推動著對資本主義的改革，他們對選民的吸引力也正在於此。“宣言”反映了社會黨人的這種進步性。它從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性質和目標等方麵重申了社會黨人的改革主張，因此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占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社會主義謀求以另一種製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那種製度中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私人原則，而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2—6頁）由此，“宣言”力圖在社會黨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劃出一條界限。就此而論，“宣言”確立了社會黨人在政治舞台中的位置，向外界表明社會黨人不同於全力維持資本主義生存的保守黨人和右翼政治勢力。但這一確立位置還有另一個參照係，也就是說，“宣言”論證了社會黨人不同於共產黨人，他們的社會主義也不同於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按社會黨人的說法則是共產主義）。而這一論證的側重點和主要方式是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進行猛烈的攻擊。

例如“宣言”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共產主義的諸多“罪惡”：在國際範圍內，“共產主義分裂了國際勞工運動，並使許多國家中的社會主義的實現推遲了幾十年”；在思想理論方麵，“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是歪曲了這個傳統，它建立了一種僵硬的學說”；在政治上，“共產黨人隻是要建立一黨的獨裁”, “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與警察恐怖之上的”；在經濟方麵，“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最終結果“由於造成財富和權利上的懸殊，它已創立了一種新的階級社會”。（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2—6頁）相形之下，“宣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便顯得蒼白無力、抽象空洞，更多地是從道義原則而非實際結果來作出評判的。這種對比表明，在戰後社會黨人看來，資本主義主要是過去的罪惡，因為“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所以在那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罪惡消逝了”；而共產主義卻是正在興起的新罪惡，“它已創立了新的階級社會”。這樣一來，共產主義便成為遠比資本主義為惡更甚的東西，成為社會黨人更為危險的敵人。如果說，資本主義尚可加以改造，那麽共產主義便隻能堅決加以反對；資本主義正在得到改造，而共產主義卻正在“威脅著爭取自由與社會正義的運動”。如果說“在某些國家中，強有力的資本家集團使過去的野蠻主義重新以法西斯與納粹主義的方式抬起頭來”，那麽共產主義實際上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獨裁製度和“新帝國主義的工具”。

結合曆史發展便可看出，“宣言”的上述論證實際上是第一次以國際綱領的形式，以有係統的對比分析確立了社會黨人“第三種力量”的角色和走“第三條道路”的抉擇。而在戰前，盡管社會黨人已經同共產黨人分裂且有激烈的鬥爭，盡管在一些國家如瑞典，社會黨人已經開始自詡或被外界看作是“第三種力量”，要走“第三條道路”或是“中間道路”，但他們仍大都把共社分裂看作是工人運動內部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對立，雙方作為有關係的整體而處在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另一極，雙方的分歧也隻是對改造資本主義的途徑、方法等問題有著不同的認識。（Medvedev, pp.234-237）與此相反，“宣言”對社會黨人“第三種力量”、“第三條道路”的確定主要以其同共產主義的對立為出發點的。這種對立已不再是觀點的分歧、認識的不同。在共產黨人執政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在當時冷戰已經興起並造成東西歐對立的情況下，社會黨人已經把同共產主義的對立看作是根本性的、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不同的政權性質和不同的發展趨向的完全對立。

正是因為這樣，“宣言”起草委員會主席、法國的格魯姆巴赫在向大會介紹“宣言”草案時，列舉“宣言”的第一個長處便是“明確地表明民主社會主義是同共產主義相對立的”。（SI:SII,1951, No 29-30）其他黨的代表在討論時也同樣十分強調這一點，例如荷蘭工黨主席沃林克說過：“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在國際社會黨人合作的曆史上始終是一個十分令人煩惱的問題”，國際社會黨人內部對此總是爭論不休。而“宣言”終於令人滿意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明確表明了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SI:SII,1951, No 29-30）

“宣言”的這些反共產主義內容既同社會黨人進一步背棄馬克思主義有關，又成為“宣言”進一步展開的邏輯出發點。“宣言”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在社會主義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把共產主義視為反民主的極權主義聯係在一起的。因此，全麵闡述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這個“宣言”極其明顯地給這個理論打上了反共主義的烙印，使反共主義成為民主社會主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第三，“法蘭克福宣言”強調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原則。這種強調是社會黨人思想意識和改良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麵，第二國際後期的中右派開始將民主問題置於一切問題的首要地位，他們推崇資產階級的民主製並由此設想改良主義的新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進一步促發國際工人運動組織上的分裂，而且引發了思想上的大爭論。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普選製的實行和社會黨人參政的第一次**也驅使他們更加沉醉於現有的民主製度，以為通過這個製度便完全可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因此，1919年的伯爾尼會議專門通過了“民主與專政”的決議。（布拉斯拉夫斯基：第256—259頁）在此後同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人的論戰中，社會黨人愈加強調民主問題，實際上則把民主當作社會改良的代名詞，當作攻擊蘇維埃俄國以及共產黨人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初期，隨著共社雙方的又一次決裂以及社會黨人完成政策轉變，民主問題便成為社會黨人攻擊蘇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發點。因此，國際社會黨會議1948年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全體會議通過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決議。（Steiniger, p.30）這同伯爾尼會議的決議有著異曲同工之效。在1951年冷戰達到**的條件下，表明新國際身份地位的“宣言”勢必要大力強調民主。正如格魯姆巴赫在作“宣言”草案說明報告時所講的：“為了使宣言簡練通俗，我們沒有提及過去的任何宣言。但宣言已經表明，我們在思想深處一成不變地忠實於我們前輩的思想，這尤其集中在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內容的強調上。”（SI:SII,1951, No 29-30）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人運動實際上分裂為主張民主和擁護專政的對立派別。而新“宣言”則繼承了民主傳統。在大會討論中，丹麥黨副主席安德森不僅十分讚賞“宣言”強調民主問題，而且還特意指出，正是從這個問題出發才能劃清同“濫用社會主義名義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界限。（SI:SII,1951, No 29-30）但另一方麵也應當看到，在包括社會黨在內的進步力量和人民大眾的努力下，歐洲國家民主製度也在得到不斷改進。社會黨人進入議會，參與政府，標誌著歐洲議會多黨製的實質性確立和責任政黨政府的出現。社會黨畢竟代表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與傳統政黨如保守黨、自由黨之類同屬一個階級隻因政見不同而分立的政黨有很大差別。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既使社會黨看到了現存民主製度的脆弱，也堅定了它們進一步鞏固完善民主製度的決心。而當時蘇聯的“大清洗”也或多或少地起了反麵教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痛苦經驗也更加促使他們看重大戰勝利等同於民主戰勝獨裁的意義，更加珍惜民主。因此，戰後初期重建民主成為社會黨人的主要綱領，在民主條件下進行社會改良也成為他們的主要活動。這種狀況必然會反映到新國際的原則宣言之中。

因此，民主便成為“宣言”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民主社會主義被“宣言”確立為社會黨人意識形態的正式名稱。從“宣言”的論述來看，首先涉及的是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按照“宣言”的說法，“社會主義就是最高形式的民主”，這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社會主義就是民主，民主的擴大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兩者之間有著對等的統一的關係。由此，民主既是目標，又是達到目標的手段，因為“社會主義隻有通過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亦隻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兩者互為因果條件。在此基礎上，“宣言”又得出了結論“：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社會。”其次，“宣言”又論述了社會黨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政治方麵，“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須保障人民的各項公民權利；“民主需要有一個以上的政黨存在和彼此反對的機會”，這就要求建立多黨製和責任政府。在經濟方麵，民主意味著“對經濟作有效的民主管製”。這在所有製問題上體現為多種公有製、特別是地方所有和合作社運動對私人壟斷的限製；在經濟結構問題上表現為經濟權力分散化以抵消政府或中央機構的官僚主

義；在計劃問題上表現為民主參與、民主監督。在社會方麵，民主意味著切實保障人民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實行普遍的社會福利製度，意味著人的平等、尊嚴和個性的充分發展。這樣一來，社會黨人對民主的理解又明顯包括價值判斷的意義和倫理色彩，民主即等同於自由、社會正義與平等。

相對於前麵提到的“民主與專政”和“民主與社會主義”兩決議而言，“宣言”對民主問題的論述更為周詳，更加縝密。而更突出的是，“宣言”從這個問題的出發，有機地論述了社會黨人各個方麵的綱領和目標。這也就是“宣言”各小節均有民主字樣的原因。

第四，“法蘭克福宣言”概述了以實用主義為特征的經濟綱領。“宣言”中“經濟民主”一節集中論述了社會黨人在經濟問題上的主張和認識，也集中體現了“宣言”作為社會改良主義實踐經驗總結所具有的特色，因此這一節是全文中最少理論色彩的部分。按照法國黨全國執委、前經濟事務部部長菲利佩的話講則是，“宣言在經濟問題上強調技術（手段）和組織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一部分主要是根據一向輕視理論、著重實踐方法的英國工黨和斯堪的納維亞黨執政實踐所撰寫的。”（Philip, p.8）也正是因為英國工黨和北歐諸國社會黨在戰後初期政績顯赫，同時又代表著略有差別的經濟政策主張，所以，“宣言”在經濟問題上的論述既是妥協的產物，又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宣言”第一次從綱領原則的高度，在國際範圍內提出了社會黨人的“計劃經濟”思想。在他們看來，民主的計劃經濟集中地體現了社會黨人的“第三條道路”特征，它與共產黨人的極權主義、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不同，又與保守黨人“隻對掌握生產資料或積累了大量資本的極少數人有利”的經濟自由主義不同，是為絕大多數人的自由、平等的計劃經濟。“宣言”在這個問題上的論述反映了戰後社會黨人經濟理論新的重大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也昭示了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動向。

按照“宣言”的內在邏輯，對民主的計劃經濟的論證首先是從貶低生產資料所有製改造的意義開始的。早在戰前，社會黨理論家當中就出現了重新看待財產所有權的理論。典型代表者如希法亭便在《金融資本》一書中以金融資本的發展、特別是股票交易所的出現為依據認定資本主義企業結構中的個人財產權已遭破壞，“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一定的生產關係，而成了一種與任何活動都沒有關係的收入的證明。”（蔡中興：第166—167頁）在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大壟斷財團的出現，歐洲各國司法實踐和法學理論中都提出了“所有權社會化”的問題以及限製無限私有權的問題。這種情況進一步使社會黨人認為所有權隻具有法律上的意義而與實際的經濟活動和生產關係無關。與此相應，他們又認為生產資料私有製並非是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主要根源。與其說是財產私有權的存在造成了剝削和壓迫，倒不如說是財產權的使用不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分配不均才是問題的症結。“宣言”表明戰後社會黨人完全繼承了上述看法，因此在批駁資本主義時隻講它“排除了極大多數公民對於生產應有的影響權力”, “它把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因此，“宣言”甚至沒有保留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章程中“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類似的詞句。對此，法國社會黨人拉馬迪埃在《法蘭克福宣言與所有權問題》一文中坦率地承認：“在過去的30年期間裏，社會黨人對財產權的態度已發生了變化，強調的重點在於社會改造的經濟和社會方麵，而所有製問題被置於第二位了。”就是說，社會改革隻是推行新的技術方法而不要求製度性的根本變化。（Lamadier,1952, p.15）

正是在此基礎上，“宣言”論述了“計劃經濟”的問題，提出“生產不能受經濟自由主義的任意擺布，而必須為了人類的需要加以係統的計劃。”為了使“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 “生產必須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計劃的”。在這裏，戰前社會黨人如希法亭“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等理論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略有不同的是，希法亭等人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發發展就可以“用有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來代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則”。而戰後社會黨人則強調人的自覺和有意識的活動，例如艾德禮講過：“當人們要製訂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時，他往往便成了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必須進行組織和計劃化，並且忽略私人利益而不計”。（Radice,1965, p.37）由此，他們又把計劃經濟列為應當為之努力的目標，以為一旦實行計劃經濟，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

對於計劃的強調又進一步貶低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甚至是低級形式國有化的重要性。早在30年代大危機的條件下，比利時社會黨領袖德曼便提出了著名的《勞動計劃》，論證了在保留私有製條件下實行國家經濟計劃並由此達到改造資本主義目的的可能性和好處。（Dodge, p.289）瑞典社會民主黨更是在實踐中推行了以在現有經濟製度下加強國家幹預為特征的經濟政策，使國家擺脫了危機，奠定社會民主黨長達幾十年連續執政的基業。（Scase, p.105）雖然在戰後初期，以英國工黨為典型代表的若幹社會黨都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嚐試，但在理論上他們從一開始便隻是將其當作改革社會的諸手段之一，在實踐上也主要看重其恢複經濟、振興基礎工業的價值。（斯克德和庫克：第16頁）因此，“宣言”強調“社會主義的計劃可借各種方法來完成”, “社會主義計劃並不以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為先決條件。它容許在重要的生產範圍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與小型和中型的工業內都可以有私有製的存在。”而且“國家可以、而且也應當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幫助私有者”。同時，“宣言”不僅指出公有製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主張公共所有製的範圍是有限製的，還明確提出了“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製，其本身不能認為是目的，但可以認為是對社會經濟生活與幸福所賴的基礎工業與服務事業的管製方法，而且也是使無效率工業合理化，或是阻止私有製獨占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一種手段”。

但是，社會黨人的這種“計劃經濟”說到底無非是將凱恩斯主義國家幹預學說附加上了社會主義的色彩和倫理價值的因素。換句話說，“計劃經濟”的提出無非表明戰後初期的社會黨人在經濟政策理論上已經完全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主張。無怪乎“宣言”實際上也利用了凱恩斯提出的許多經濟概念，例如“社會主義政策所立即要達到的經濟目的，是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險與收入和財產的公平分配”。法國社會黨人菲利佩認為，這標誌著“在日益擴大的意義上，社會黨人接受了凱恩斯，以其作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家而取代了馬克思”。他還意猶未盡地指出，凱恩斯為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正是由於凱恩斯，維持充分就業成為進步性經濟政策的核心；他創立和發展了通過政府的需求指導和對投資的控製而實行計劃的方法，使政府能夠利用財政政策、再分配政策實現經濟穩定的增長並最終達到社會財富的平等化。（Philip, p.8）

第五，“法蘭克福宣言”確立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作為社會黨人國際組織的綱領，“宣言”必然概括了社會黨人的國際主義原則。這主要集中在以“國際民主”為題的第五小節。“宣言”從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最終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條件這樣三個方麵強調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接下來，“宣言”相當簡單地列舉了社會黨人在國際問題上的主張。按照宣言起草人之一格魯姆巴赫的說法“，宣言”有兩點毫不含混地明確表示，即“我們反對無限製的國家主權，我們支持聯合國作為走向有效的世界組織的第一步”。（SI:SII,1951, No 29-30）在“宣言”中，這表述為“必須要越過國家絕對主權論”,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的建立，是走向國際共同體的重要步驟，它要求嚴格履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需要指出的是，這似乎表明社會黨人是比較徹底的國際主義者。但實際上，這種國際主義在當時條件下，在社會黨人的真實思想裏隻是有選擇的“集團主義”。此外，“宣言”強調“社會黨人所爭取的新的社會製度，隻有基於國家之間的自願合作，才能在和平中有效發展”。“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維護和平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最高任務。”要“為建立一個和平自由的世界而努力”。這似乎又是一種和平主義的表述，但實際上這隻是有條件的和平主義。“宣言”所表述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相結合便是對“集體安全”的強調。因為“和平隻有在集體安全製度下才能獲致”，而在當時，這就是加入國家集團；對社會黨人來說，就是加入北約集團。而加入集團本身便已意味著對國家主權的一定程度的限製。這樣一來，反共主義的特征又在這裏得到充分的有針對性的展現。因此，“宣言”所確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實際上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支持集團立場，而這必然又為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實際政策提供了國際綱領的依據，進而又為當時那些並不支持北約的成員黨如日本社會黨以及中立國家的社會黨如瑞士瑞典成員黨設定了框架。在大會討論宣言時，這個問題卻也引起一些發言者的懷疑和反對， （SI:SII,1951, No 29-30）但最終的結果無非是“宣言”的表述在措辭上做了處理。

總之，“法蘭克福宣言”全麵地論述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原則。它的妥協性所帶來的混雜性在後來的發展中為社會黨人重新闡釋“宣言”保留了餘地。但在另一方麵，它在許多問題上給各國社會黨人以啟發，直至影響到這些黨自己的綱領起草工作，進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來越充分地表現了“宣言”的超前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