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會黨國際與中國_第三節 波折後的新局麵

第三節 波折後的新局麵

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段裏，通過增進相互了解、尋求合作的努力，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建立了良好的黨際外交關係。然而，這一進程很快被隨後到來的“蘇東劇變”所中斷。伴隨著前蘇東國家急速且劇烈的製度轉型，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右翼勢力在政治上發起了一波淩厲的攻勢，致使在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左翼政黨麵臨著二戰後最為嚴峻的困難局麵。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等社會黨國際的主要成員黨，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本國大選中紛紛遭受重大挫折，得票銳減，議會席位急降，甚至失去原有的執政地位。由此，社會黨國際也陷入了深重的發展危機之中。為了盡快擺脫不利的政治局麵，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急於與共產黨劃清界限，因而重拾反共立場，以突出兩者間的區別和差異。這也直接影響了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對中國的基本態度，以及與中國共產黨的黨際交往。

一方麵，社會黨國際把中國列為傳播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重點對象。1989年社會黨國際在其十八大通過的原則聲明中強調，要抓住蘇東劇變的曆史機遇，加強意識形態攻勢，把民主社會主義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1993年2月，社會黨國際在雅典召開理事會，提出世界已經進入“後共產主義”時期，社會黨人必須進一步加強對全球民主化進程的支持力度，並決定設立亞太委員會，推動亞太國家特別是中國進行製度轉型和社會演變。到1996年召開二十大時，社會黨國際更進一步明確了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用意，提出要用幫助東歐的方法來幫助中國繼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這實際上是希望中國重蹈蘇東變色改製的老路。

另一方麵則是在國際事務中發表不利於中國的言論，並約束其成員黨與中共的交往，甚至一度中斷了與中國共產黨的聯係。這在客觀上配合了資產階級右翼勢力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封鎖和製裁。例如，針對中國的“六四政治風波”，社會黨國際在其十八大上專門發表意見稱：“對鎮壓在中國要求自由民主的和平的自發示威遊行表示痛心和譴責。在近年來中國社會各方麵都走向更為開放的情況下，中國領導對學生的這一行徑更具有悲劇意義。國際社會應團結起來加以譴責並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使中國當局認識到，必須承認人民對民主的希望和意願”。此外，對西藏問題、台灣問題、香港地區民主改革等涉及中國的議題，社會黨國際在其1994年的東京理事會和1996年的二十大上也發表了不利於中國的消極言論。

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社會黨國際在冷戰後初期對中國所采取的政策態度很快被證明是十分短視的。中國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取得了顯著成效，不但迅速擺脫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所造成的巨大陰影，而且頂住了國內外的各種壓力，以更大力度的改革保障了國內社會和平穩定的良好局麵，並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綜合國力獲得顯著提升。尤其是在應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緩解了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陷入危機國家的經濟壓力，幫助其加快經濟複蘇。這種負責任的態度和政策，使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許。與此同時，歐盟和中國的經貿往來也日益頻繁，雙邊貿易總額節節攀升。而且，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經過多年的改革努力，包括積極調整了政策綱領，逐漸走出危機，恢複了政治影響力，在20世紀末重新成為在歐洲地區各國已經執政或即將執政的主流政黨。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黨國際與中國斷絕交往的做法，已顯得既不符合雙方利益，又不合時宜。新的變化勢在必行。

事實上，蘇東劇變發生後，中共對社會黨國際的反共立場一直保持一種審慎、理性的態度，既注意到雙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和社會黨在資本主義社會所麵臨的現實壓力，也認識到社會黨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積極的進步性影響；尤其是在反對霸權主義、推動和平進程與裁軍、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協調南北關係和構建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方麵，中共和社會黨國際具有廣泛的價值共識和共同的利益基礎。由此，著眼於構建全方位的政黨外交格局，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堅持在黨際關係四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願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

和合作關係，促進國家關係的發展”。這也為社會黨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全麵恢複提供了難得的曆史契機。

1998年9月，社會黨國際主席、法國前總理皮埃爾·莫魯瓦應中國共產黨邀請率團訪華，與江澤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李鐵映（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戴秉國（時任中聯部部長）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深入的會談。在親眼目睹中國的發展變化之後，莫魯瓦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國家治理成就，表示將把中國的經驗介紹給社會黨國際中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成員黨 。針對雙方的意識形態差異，莫魯瓦在訪華期間提出“任何製度都要與本國現實相符，各國民主製度不同是自然的。社會黨國際尊重中國共產黨的特征，相信中國的民主和法製建設會取得成功”，並希望能夠恢複社會黨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關係。隨後不久，應社會黨國際的邀請，中聯部副部長張誌軍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於1998年11月赴南非出席了社會黨國際的理事會會議。1999年社會黨國際在巴黎召開二十一大時，中國共產黨再次得到邀請參加大會。通過這幾次高端互訪，既表明了社會黨國際開始徹底扭轉了冷戰後初期對中共的態度立場，開始更為理性、客觀地正視中國的發展現實，也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理性對話、寬容交往的姿態產生了積極的正麵影響。與此同時，社會黨國際的很多成員黨也恢複了與中國共產黨一度中斷的黨際關係。以此為標誌，在新世紀來臨之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國際的關係終於得到了全麵的恢複，並為麵向21世紀的對話和合作，共同探討和應對當今世界麵臨的重大問題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進入21世紀，在全球化發展日益明顯、全新挑戰層出不窮的背景下，社會黨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多邊交往活動變得更加活躍、積極和深入。這顯然得益於兩方麵原因的交互作用。一方麵，圍繞人類社會發展所共同麵臨的普遍問題，雙方在指導思想和價值觀層麵已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具體而言，社會黨國際通過不斷深化和調整其在新世紀的戰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涵。例如，2003年社會黨國際在二十二大上通過了題為《全球社會的治理》的報告，提出了全球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新的原則，即可持續發展、人權和民主，並對每個原則做出了進一步的闡釋：“可持續發展包括良好的環境、經濟進步和社會公正；人權包括個人安全、文化特性和社會一體化；民主包括良政、透明和參與。這是新的社民主義目標的核心內容，是建立在一係列更好的治理和在最廣泛的範圍內切實加強教育的行動基礎之上的戰略。”由此，社會黨國際在21世紀初提出了一套比較係統的關於全球治理的思想，並在隨後召開的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上，具體地應用到應對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和平與衝突、世界經濟與移民、金融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強調為應對當前的一係列挑戰，需要朝著建立有效的多邊體係、多層次的治理機製和鼓勵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的方向改革現有的全球治理體係。這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直探索和構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即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係，具有廣泛的對話空間和經驗共識。尤其是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更是與社會黨國際的全球治理思想有相互呼應、相互交疊的印痕。

另一方麵，作為當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國際已經成為國際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參與主體。雙方不但在政治實踐中具有長期、堅實、豐富的治理經驗，而且在各自的領域內具有鮮明的代表性，是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比較成功的治理模式的探索者和締造者。雙方的密切聯係和廣泛交流，對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維護全球的和平與問題、增進各國數十億人民的福祉，均具有重要意義。這或可從中國與社會黨國際成員黨有著關鍵性政治影響的歐盟之間的貿易發展狀況中略見一斑：早在2003年，中國就已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04年中歐雙邊貿易超過1500億美元，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最大的技術引進來源地和重要的外資來源地。因此，中共和社會黨國際都十分重視務實地推進雙方的交往。200

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表示，在國際政治中，中國共產黨將與其他政黨一道，致力於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這種表態也很快獲得了社會黨國際的積極回應。2003年社會黨國際二十二大就與中國共產黨發展關係的問題指出，中共對國際政治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社會黨國際與中共的共同點在不斷增多，必須超越意識形態差異，與中共建立起積極的對話和合作的關係。這是社會黨國際對發展與中共關係做出的一次全局意義的重大戰略調整。二十二大後，社會黨國際專門成立了對華關係工作小組，具體負責研究、落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事宜。由此，經過雙方的努力，社會黨國際和中國的關係在本世紀之初迅速步入到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交往的頻次和深度也出現了大幅提升。

2004年5月社會黨國際主席、葡萄牙前總理古特雷斯率社會黨國際高級代表團訪華，明確提出中共是社會黨國際在建立公正的國際新秩序過程中的重要“夥伴”，希望與中共建立戰略對話機製。同年，中國共產黨派出了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率領的代表團對社會黨國際進行了回訪。與此同時，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和其他相關政黨組織與中共的交往也推進到新的高度。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英國工黨、澳大利亞工黨、馬耳他工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西班牙工人社會民主黨等都紛紛來華訪問，其中一些政黨還與中共建立了兩黨國際部門定期會晤的工作機製。歐洲社會黨也曾於2005年11月派出代表團訪華。此後，社會黨國際與中共的交往進程，不僅更加頻密繁多，而且更多地體現出日常化、規則化的特征。例如，2009年2月應德國社民黨、英國保守黨和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邀請，時任中聯部副部長張誌軍率中共友好代表團出訪，並作為中共代表出席了社會黨國際“可持續世界社會委員會”在南非舉行的會議。 2009年5月，中國共產黨同社會黨國際就可持續發展問題在北京共同舉辦研討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接見了來華出席可持續發展問題研討會的社會黨國際主席、前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等外方代表，並指出中共與社會黨國際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此次在華舉辦可持續發展問題研討會，是雙方進一步加強和深化戰略對話的積極舉措，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中共也應邀派出代表團出席了社會黨國際第23次和第24次代表大會。

綜上所述，在蘇東劇變後的20多年時間裏，社會黨國際和中國的關係經曆了重大波折。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雙方在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促進南北合作等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上，形成了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和主張，加強交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不斷擴大。具有實用主義傳統的社會黨國際最終放棄了在冷戰後初期對中共采取的政策和態度，並在應對全球化挑戰，解決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問題，促進可持續發展等國際事務中積極尋求與中國的合作。盡管在某些領域仍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社會黨國際和中共均重視與對方的交往，開展了一係列富有成效的對話和交流活動，並建立了包括戰略對話機製在內的多種聯係形式，不僅促進了雙方關係的發展，也推動了中國同社會黨國際成員黨所在國關係的發展。由此，社會黨國際和中國最終得以超越彼此的意識形態的差異，開創了謀求相互了解與合作的新局麵。總括而言，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在其執政期間或在野經曆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及其成就的深刻認知、對同中國加強經貿交往之必要性的親身體會，構成了社會黨國際接受實用主義政策而發展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經驗基礎；而社會黨國際自身在探索應對全球化問題的整體性解決方案及其價值倡導時對中國發展理念的認同、對中國為應對全球化挑戰而做出的實際貢獻的肯定，構成了社會黨國際接受理性對話、寬容交往原則而采取行動的認識基礎。同樣道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通過黨際交往深化國家間交往的期待，成就了中共與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加強往來的基本框架；而在全球治理問題上，中國的參與熱情和實際角色造就了與社會黨國際加強交往以交流經驗和交換意見的主要導向。各有所求、各有所需且各有所長，成為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國際趨向加強交往交流的共同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