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活躍的十年（1977—1987年）_第三節 新的國際行為主體

第三節 新的國際行為主體

1976年的十三大改革使社會黨國際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此後的10年當中，社會黨國際極為關注世界重大問題並幾乎介入了所有地區性的政治事態發展。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黨國際在國際關係舞台上的角色作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已成為一個嶄新的國際行為主體。這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與過去相比，社會黨國際大大加強了獨立性，提出自己鮮明的政策主張，日益活躍於國際舞台，對國際事務發揮較大影響。二是與其他國際行為主體相比，社會黨國際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又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

二戰後，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發展演變過程中一個得到普遍公認的事實，是國際舞台上的國際行為主體日趨多元化，新的國際行為主體不斷出現。（Armstrong, pp.119-120）這一事實，既是國際政治格局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重要標誌，又是國際關係日益複雜化的突出特征。所謂國際行為主體，是指那些獨立地參與國際事務的政治實體。一般說來，凡能稱之為國際行為主體者，必然具有這樣幾個特征：第一，它具有一定的行為能力，即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國際間的相互交往；第二，它具有穩定的組織結構；第三，它具有一定的職能作用，即對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發展具有持續的、較大的影響；第四，它能夠對其他行為主體發生作用，即被其他行為主體視為發生行為的目標，視為作出決策時須加以考慮的製約因素；第五，它擁有獨立的自主權或決策權，即不受其他行為主體的支配或控製，能夠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以及相應的決策。（Mansbach, pp.3-5）這五個特征對於國際行為主體來說是缺一不可的，但相互之間又不可作等量齊觀。其中，前兩個特征即行為能力和穩定的組織，屬於第一層次，實際上是國際行為主體字義本身已經包含的。換句話說，具備了這兩個特征，便可以稱之為“國際行為主體”，但這種“國際行為主體”尚隻是“名義上”存在，而唯有同時具有後三個特征，即較大的獨立性和影響力，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國際行為主體。

就社會黨國際而論，自1951年正式成立開始，它便已經在名義上作為國際行為主體而存在於世；但隻是在1976年之後的這10年之中，社會黨國際才真正成為“國際行為主體”。首先是社會黨國際的獨立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強。就其外部聯係來看，這最突出地表現為社會黨國際比較徹底地改變了建立初期乃至50年代那種全麵追隨美國、盲目迎合美國的政策立場，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和地區性問題上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強調對國際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方案，甚至還發展到了批評美國，與美國相對立的地步。與此相聯係，社會黨國際也較明顯地改變了過去那種完全自居於“西方集團”之列的態度，注意克服“集團政策”的限製，擴大對外活動的餘地；同時，不再堅持對包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東方集團”僵化的敵對立場，而是注意與之發展關係，加強相互來往。就其內部關係而言，社會黨國際不僅不再受少數大黨意誌的支配，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發展到違抗極少數黨的意見而主動行事的程度。這種內部民主化的發展，使得社會黨國際在多種意見的合力作用下變得更加獨立於個別政黨，更好地體現共同意誌，從而也加強了自身組織的整體化。因此，在1976年以後的這10年中，社會黨國際不僅反複強調，而且在實際活動中十分注重以遊離於超級大國之外的“第三種力量”身份，以遊離於個別成員黨之上的國際實體的身份進行獨立的活動。

獨立性的加強不僅表現為對超級大國的“不偏不倚”，以及“集團”立場的鬆動，而更重要的還在於社會黨國際顯示出愈來愈強的現實性和進步性。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黨國際越來越多地拋棄那些不符合實際、不適合國際形勢客觀發展的意識形態偏見，不再頑固地堅持某些傳統觀念以及對歐洲事務的過分關注，轉而采取比較客觀的態度和思想方法，強調從國際形勢的客觀現實出發去分析問題和看待問題，提出合乎國際政治發展潮流和人民要求的政策主張。對國際事務采取的這種現實主義態度既是社會黨國際不斷加強自身獨立性的根本動因，也是獨立性不斷加強的重要結果。同時，社會黨國際的政策主張越來越多地反映了世界廣大人民的願望和廣大中小國家的要求；有利於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於國際政治民主化發展，有利於合理解決國際重大問題的成分在其政策主張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相反，完全維護舊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秩序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強權政治、集團劃分的東西越來越少，這種進步性的加強也是獨立性不斷加強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黨國際獨立性的加強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等同於或表現為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接近。實際上，同超級大國保持距離或拉開距離而強調自身的獨立性，這便是同第三世界國家縮小距離；超越東西方對立的“集團立場”又是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歸屬到不在集團範圍內的第三世界國家；而采取現實主義態度的重要表現便在於放棄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偏見和歧視，正視和重視它們所麵臨的問題。進步性加強的重要標誌便是更多地接受第三世界國家的主張和見解，提出越來越多的、受到第三世界國家和政黨歡迎和支持的政策。

究其根源，社會黨國際獨立性的加強不僅僅是其十三大改革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曾促動十三大改革發生的國際形勢發展所起的作用。這種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麵。

第一，第三世界的興起。戰後以來，共有90多個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衝垮了整個舊的殖民主義體係。與此同時，為維護自身權益，求得發展和進步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立作用，它們又走上了相互支持、團結鬥爭的道路。1961年不結盟運動的誕生和1964年“七十七國集團”的形成，標誌著第三世界國家已經成為國際事務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到1980年，不結盟運動參加國已逾百數，占聯合國成員總數的1/2以上；“七十七國集團”亦已擴至125國。在第三世界聯合力量不斷壯大的同時，它們的鬥爭水平也日益提高。在鬥爭內容上，從爭取和平、中立、發展到堅決反帝反殖，進而又提出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在鬥爭重點上，則超出單純政治問題的局限性，突出經濟領域，以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作為共同鬥爭的綱領，積極推動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在鬥爭形式上，重視聯合鬥爭的力量，進而設立了許多多邊協調機構和常設機構，強調鬥爭手段的物質性因而締結大量經濟協定和關稅條約。所有這些發展變化不斷改造著國際關係格局和國際政治的前進方向，也使社會黨國際從一開始就受到猛烈的衝擊。一方麵，它不得不經常對自己的政策進行調整，在提出政策主張時著重考慮第三世界國家的要求和願望。另一方麵，隨著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加入社會黨國際，它自身內部也發生了變化。這是推動社會黨國際日益趨向獨立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西歐獨立自主、聯合自強趨勢也在發展。西歐成員黨在社會黨國際中一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盡管十三大“改革”後有所改觀，但仍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改變長期以來的傳統狀況。因此，西歐的局勢發展及其在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位置變化，就會通過這些西歐成員黨而傳遞影響到社會黨國際的立場、政策和態度。二戰後初期，西歐和美國結成了附屬和支配的聯盟關係，這曾使社會黨國際放棄了提出獨立政策的努力，奉行以集團政策為中心的方針，服從於美國的政策需要。但是，隨著西歐的經濟發展和實力的增強，特別在1957年“共同市場”建立並且由此開始了西歐聯合自強的發展之後，西歐開始取得同美國平等的地位，擺脫完全依附的狀態，而謀求在國際上獨立發揮作用。到1981年，共同體已擴至10國，它們連同其他正在申請加入或與之聯係密切的歐洲國家一道，形成了強大的西歐聯合。在這種情況下， 1982年6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在“波恩宣言”中第一次正式且明確地宣布美歐之間將是“一種完全平等的夥伴關係”，誰也“不居支配地位”。西歐聯合的發展和自身獨立性的加強大大推動了社會黨國際獨立化發展的進程。二者之間的同步發展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第三，蘇美對抗態勢和形式的變化。正如前麵提到過的，“冷戰”的出現和持續是社會黨國際確立和堅持追隨美國、加入西方集團和敵視社會主義陣營的政策抉擇的重要客觀原因。在“冷

戰”背景下，麵臨著兩大集團的緊張對峙，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很難有其他選擇。但隨著蘇聯軍事、經濟實力一度快速的增長和美國霸主地位的相對衰落，社會黨國際也開始不斷調整自己在國際政治鬥爭中的位置。20世紀70年代初，蘇美兩家出於各自戰略利益的考慮，迫於集團內部的關係變化以及外界的壓力，關係出現“緩和”跡象，變對峙為對話。這不僅從一開始便促使社會黨國際采取支持“緩和”的立場，而且由於緩和在客觀上有利於社會黨國際獨立性的加強、使之有可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在這一過程中更加現實地處理國際問題，因而又導致了其他方麵一係列深刻的改革和政策調整。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美蘇對抗重新走向激烈，東西方陣營緩和也一時陷於破滅。但是，此時的社會黨國際經過改革發展，已強化了自身的獨立性，因此，緊張局勢的出現反而驅使它更加超然於超級大國之外，更加接近不願甘受超級大國擺布的中小國家。其結果，社會黨國際的獨立性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鞏固。

在獨立性大大加強的同時，社會黨國際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因而使得社會黨國際成為迅速崛起的新的國際行為主體。

從社會黨國際自身來看，這種影響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第一，組織實力有很大的發展。從1976年的十三大到1986年的十七大，社會黨國際先後接納了26個政黨，從而使它的成員總數擴大了1/3以上。連同在此之前的成員在內，社會黨國際已有成員黨70個，並在“兄弟組織”和“聯係組織”的名義下容納了12個地區性或國際性組織，總共擁有黨員1600萬人，這與成立之初相比已有成倍增長。第二，在第三世界國家取得很大進展。在上述26個新加入的政黨中，有24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連同以前加入的同類政黨，第三世界政黨已占成員黨總數的近1/2。這大大改變了成立之初以及長期以來非歐洲地區成員黨寥寥無幾的狀況。到目前為止，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分布在54個國家（9個流亡政黨未計入國家數），遍及全球5大洲。因此，在這10年當中，社會黨國際明顯地突破了原先的地區局限，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國際組織。第三，成員黨的實力地位也在穩步上升。經過多年的努力，有時是在經過社會黨國際協調的支持下，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在本國政治中的影響和作用明顯加強。自1976年以來，其成員黨始終有1/3左右在本國或是單獨執政或是領導和參與執政。其餘的政黨除流亡國外或處於地下狀態外也均是本國數一數二的在野黨，時刻有問鼎政權的機會和可能，而且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的決策有相當的影響。這樣一些黨聚集在一起且提出一致讚同的某些見解，這是任何國家政府都難以忽視的。第四，由於社會黨國際組織結構和政策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而它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活動範圍和工作領域，國際重大問題乃至一個地區或某些國家的問題也受到它的重視。與此同時，社會黨國際創立了許多新的活動方式和行為模式，可以比以往更積極、更直接地介入國際事務中去。

從它與外界的聯係來看，社會黨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則主要表現為：第一，它的活動和組織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非成員政黨和國家。一方麵，社會黨國際通過各種方式同第三世界國家其他一些政黨組織或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建立和保持了比較密切的聯係，而後者也樂於同它保持同等的來往；另一方麵，從十三大開始社會黨國際確立了邀請某些國家或組織的代表作為觀察員或來賓出席自己的活動的慣例，而受邀者大都欣然前往。例如1978年的十四大有50多個組織的代表應邀到席大會；到1983年的十六大時，又有50個政黨組織、9個國際組織和一些國家的外交使節應邀到會。1986年十七大時，應邀到會的來賓和觀察員竟有90家282人之多。第二，社會黨國際受到其他國際組織高度重視。例如，1982年時，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承認有谘詢地位的各種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有640家之多，但其中隻有28個是由聯大秘書處直接推薦的，社會黨國際在這28個組織中名列前茅。（Willetts, p.214）1984年的裁軍特別聯大會議召開時，社會黨國際也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會議。一些國際和地區性的工會組織也與社會黨國際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如“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世界勞工聯合會”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會黨國際同自由黨國際、基督教民主黨國際等建立了定期會晤的製度性安排，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協調、磋商。第三，社會黨國際受到包括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在內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社會黨國際的出訪活動已相當頻繁，以它們名義出訪的代表團在所到之處幾乎都受到當地國家政府或政界頭麵人物以及最高領導人的接待。例如在蘇聯，社會黨國際的幾次訪問代表團曾會見過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人。此外，社會黨國際1978年和1985年的兩次裁軍會議，蘇聯都派出了中央領導人作為與會代表，而美國代表的資格亦一次比一次高，甚至在會前還臨時安排更高資格的代表到會。第四，由社會黨國際領導人出麵組織的國際機構均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如1977年勃蘭特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1980年由帕爾梅組織的“裁軍和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以及1988年由挪威工黨領袖、政府首相布蘭特倫夫人領導的“環境問題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所提出的研究報告經過聯合國組織的推薦而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並且往往成為國際輿論的先導。

上述種種表現畢竟還是有形的、可以實證的。實際上，社會黨國際的主張和見解在一國政府決策過程中究竟發揮多大程度的作用以及發揮什麽樣作用，尚難作出確切的估計和描述。但根據現實中的各種跡象和反映，總體而論，已足以斷言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此後10年間社會黨國際的影響確實明顯擴大。

獨立性的加強和影響力的擴大是社會黨國際成為新的國際行為主體的關鍵因素。但除此以外還有一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從現象上看，隨著60年代大批新興國家的出現，那種早已得到公認的、傳統上的國際行為主體即主權國家的數量急劇增加。而在70年代，則主要是另一種非傳統的、非國家性質的國際行為主體即國際組織的作用日趨突出、數量不斷增多，其中又以社會黨國際之類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數量和作用增長更快。雖然這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尚未被確認為國際法的主體，但由於它們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為、職能、作用和影響，其自身的活動範圍和組織實力等情況，它們已成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中不可或缺和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方麵發揮著單一國家所難以企及的作用。例如，在促成世界各國締結多項有關戰爭救護、人道主義保護的國際公約或協定的過程中，“國際紅十字會”的作用決非他者可比；又如“大赦國際”，在世界各國各地擁有2500多個分會，對各國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學術上，不少學者已經提出，鑒於大量非國家行為主體的存在和活動，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際問題研究框架正在日益失效。“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cs）的概念已不能適應於當前全球政治的現實，應當代之以“世界政治”或（World Politics）“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新概念。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提出了以研究跨國度的非國家集團或實體為主要對象的“跨國政治學”，認為各種各樣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往往能夠直接影響到一些國家的政局變動，造成政府的更迭和政策的變化，實已成為國際舞台上強大的政治力量。（Keohaneand Nye, Haas）在外交實踐中，許多國家的政府也開始重視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活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73年瑞典政府在世界範圍內第一個向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派駐了正式代表即全權大使。此後，德國、挪威等國也加以仿效。1981年瑞士也提出了類似的報告。這類舉動的目的是要加強本國政府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聯係。新設外交職位的主要作用便是向本國政府傳達後者的見解並向後者宣傳本國政府的主張。這些事態發展的意義，正如瑞典政府在就新設大使而致聯合國秘書長的信件中所說，“應當被看作是我國政府對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工作抱有特殊的興趣的表示，是對這類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給予承認的表示”。（Willetts, pp.148-158）

從更深的

層次上看，二戰後以來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麵貌。這一發展雖然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也使人類生存所麵臨的威脅變得空前急迫。首先是核武器的發明及其至今不斷的積累、改進和擴散，使得早已是動蕩不安的國際局勢始終麵臨著核戰爭的風險。而核戰爭一旦爆發便會毀滅整個地球。其次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使得世界各國都處在相互聯結、相互影響之中。一國的經濟運行狀況往往已不再單純取決於本國的努力，還須依賴他國的發展情勢。經濟危機一旦發生便決不會止於國界，而必然波及數國，以至更大的區域。最後是科學技術的應用還造成了另外一些涉及人類文明存續的全球性矛盾。例如，普遍存在的環境汙染、自然資源枯竭等問題，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的威脅，已經以空前尖銳的態勢擺在全世界各國人民麵前。所有這些都使得全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愈加清醒地意識到，國際社會是相互依存的，安全是不可分裂的，發展也是共同的。要麽是一道生存，要麽是一道毀滅。因此，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那些科技發達因而也最先且最明顯受到現代化惡果威脅的國家的人民，不再甘於沉默，不願意隻讓政府來代表自己的利益或以他們的名義參與國際事務。他們開始組織起來，參與解決那些與全人類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力圖對國際政治和國際形勢的發展直接施加影響。他們不僅要在國內對本國政府施加壓力，而且還要在整個國際社會創造出有利於解決問題的條件。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世界和平運動、全球環境保護主義運動等一類的國際性群眾團體層出不窮，迅速壯大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它們連同其他一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世界範圍內參與決定過去由各國政府方得與聞的國際事務，提出和發起某些原本隻有各國政府才能提出的創議和行動。這確實是二戰後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發展中的一種新趨勢，新現象。社會黨國際的改革以及改革後的活動恰好順應了這種趨勢，亦成為這種新事物中頗具典型意義的組成部分。

當然，之所以講社會黨國際是新的國際行為主體，主要是因為它是“新近”才崛起或成長、變為國際行為主體的緣故。但除此以外還應看到，社會黨國際還是一個相當“新穎獨特”的國際行為主體，它在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活動時又有著相當獨特的表現：它不同於傳統的國際行為主體，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非傳統的國際行為主體，甚至不同於與它同類型的其他世界政黨組織。因此，又可以從這三個層次上加深對社會黨國際的認識。

第一是作為非國家國際行為主體所具有的特點。非國家國際行為主體與獨立主權國家具有很大不同：它們不一定具備經濟、軍事實力或一定的地理位置，而往往隻有統一的組織機構；通常不接受某一民族國家利益和願望的限製而往往更多地關注於那些整個國際社會共同關心或與全人類利益相關的問題；不具備使用外交手段或極端手段達到自己目標的能力而往往隻能間接地實現自己的要求和主張。

社會黨國際也屬於典型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因此，它在國際政治關係中發揮作用的方式首先具有間接性的特點。社會黨國際同其他非國家行為主體一樣，主要是通過對主權國家的政府施加影響而間接地參與國際事務。它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或是通過召開各種會議、通過會議的決議和聲明動員國際輿論以形成特定導向的壓力；或是通過派遣代表團出訪，會見某國或某幾國政府官員，進行麵對麵的遊說，使其采納或放棄某一特定政策；或是通過成員黨在本國國內的各種政治活動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盡管這種間接性相當明顯，但卻不乏重要意義。因為任何國家的政府在決策時都不可能完全不考慮國際輿論的向背，不能不顧忌國內政治派別的態度。其次，則是具有跨國性的特點。社會黨國際及大多數非國家國際行為主體不同於主權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征，在於其成員構成是多國的，其活動區域和關注範圍是跨地區、跨國家的。因此，社會黨國際並不代表任何單一國家或民族的利益要求，並不受某一國家的直接控製或操縱，具有相當的超脫性。相反，它代表的是其成員黨所認可的共同利益，它所討論和關注的多是影響廣泛的地區性或世界性問題。其結果又進一步使社會黨國際可以免除“幹涉他國內政”和“有違於國際法原則”的忌諱，積極、主動和鮮明地對某些國際問題乃至一國之內的問題發表見解；能夠以更明確的導向力量、更具代表性的組織身份對某個或某些國家的政府施加更大的輿論壓力；可以在不同國家間發生衝突和糾紛時，提供調解和溝通對話的非正式渠道和場所；可以在促進國際間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方麵發揮獨特作用。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黨國際的活動明顯地表現了這些特點；反過來，許多國家和政黨組織也由此格外看重社會黨國際。

第二是作為世界性政黨組織所具有的特點。社會黨國際顯然不同於其他的非國家國際行為主體，例如單純從事某類專業活動的跨國公司，單純關注某些特定問題的和平主義運動組織和環境保護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世界性的政黨組織，社會黨國際有著比較濃厚的意識形態特色。社會黨國際的組織章程、原則宣言以及各種會議的決議、聲明無不指明社會黨國際是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政黨聯合體。一般說來，社會黨國際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體現者，是各國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求得國際團結的物質象征。加入社會黨國際便意味著入盟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同樣，如果被社會黨國際所接納，便意味著可以歸入社會黨的群體範疇。

這一特點產生了兩個方麵的結果，其一是“社會黨國際將政治黨派引入了國際關係”，給國際政治打上了特殊的意識形態印記。按照社會黨國際的說法，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和平、民主、平等和社會公正。在它看來，理想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就是世界各國普遍按照上述原則規範自己的行為，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所提示的方法解決國際問題。更確切地說，如同主要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活動的各國社會黨要以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改造國內社會一樣，主要在國際舞台上開展活動的社會黨國際則傾向於按照這一理論改造整個世界，在全球範圍內擴大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這樣一來，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某些局限性、非科學性便會製約社會黨國際的活動和思想方法，使之在麵對現實世界時又多少帶有某些意識形態的偏見。其二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對社會黨國際的活動形式也有影響。例如，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的10餘年間，社會黨國際特別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三條道路”性質，強調民主社會主義是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共產主義的“第三種選擇”。與此相應，社會黨國際則更加注意自身超脫於現有集團分野之上的獨立性。而作為一種社會改造理論，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因此，接受這一理論指導的社會黨國際比較注重全麵、完整和係統的國際觀念，注意對所有國際重大問題做出反應並提出自成體係的主張，在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政策的同時也注重自身政策的連續性和連貫性。

第三是作為成員構成獨特的世界性政黨組織所具有的特點。與現有的20多個世界性政黨組織相比較，社會黨國際又有自己獨到的特點。除了曆史悠久、組織穩定、活動頻繁積極以外，其最突出的特點則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構成最為特殊。這主要表現為：一方麵，它既有來自歐洲即北方工業發達國家的成員黨，又有來自亞非拉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成員黨，而且雙方數量大致相等；另一方麵正如前麵已指出的，其成員黨大都在國內政壇占有重要的地位，或是執政黨或是曾經執政而今仍有執政機會的在野黨。

對於參與國際事務的社會黨國際來說，前者使它成為類似“微型聯合國”的組織，在它的會議上往往可以聽到來自不同國家集團或陣營的聲音；後者則使它具有更大的潛在影響，可以通過成員黨對其所在國政府的決策發揮較大的作用。二者的共同影響又使社會黨國際的內部事務、內部交流也成為國際事務、國際交流的一部分或重要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黨國際協調成員黨的意見和活動也等同於直接參與國際事務。比如，社會黨國際圍繞著世界發展問題所進行的活動便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點。

總之，社會黨國際在自20世紀70年代進行“十三大”改革後迅速崛起為新的國際行為主體，這已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也是引起世人關注並對其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