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
第二節 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
經過二戰後幾十年的發展，第三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已經獲得了民族獨立，經濟也有所發展，但它們仍麵臨著新老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超級大國的威脅和幹預，政治獨立尚未徹底鞏固，經濟獨立還未完全實現，國家經濟仍在不同程度上處於不發達的狀況，同時社會內部矛盾十分緊張，整個國家還需要深入的民主改革，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因此，以爭取完全獨立、真正民主和全麵發展為目標的第三世界國家民族民主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出現新的**，直至80年代，更加浪潮洶湧。在這種形勢下，及時完成政策調整和立場轉變的社會黨國際開始廣泛而又積極地介入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在這些國家人民希望外來支持和吸取外國成功經驗的需要麵前，強調自己的“第三種力量”和“第三條道路”的特征，對這一運動施加了很大的影響。與過去不同的是社會黨國際更多地利用各種機會了解、領會第三世界國家的呼聲，接受這些國家提出的一些主張，順應時勢地推行一些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並確實提供各種援助，在此基礎上，再試圖加以影響。也就是說，社會黨國際的活動表現出“雙向型”互動性的特色。經過10多年的努力，社會黨國際實際上已經在第三世界國家擁有相當的影響。
積極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是社會黨國際十三大改革收效最顯著、成果最突出的方麵。繼1976年11月十三大宣布要使社會黨國際“應當成為致力於所有國際重大問題的世界性組織”後，1977年12月在東京舉行的社會黨國際領導人會議又一次強調“進一步擴展世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可能性”，尤其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不僅為歐洲而且為亞洲—太平洋地區、中東、非洲和南北美洲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SI:SA,1978, No 1）表現了要在全世界範圍擴大民主社會主義影響的意圖。從此後的活動形式來看，社會黨國際連續采取了一係列極具象征意義的舉動，例如在第三世界國家舉辦社會黨國際的重要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性，強調社會黨國際對歐洲以外地區的關心。從活動內容來看，社會黨國際相當準確地把握住第三世界不同國家所麵臨的不同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不同的對策，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政黨組織有意識地通過（在接納其加入國際的前提下）內部交流或（在邀請其參加社會黨國際會議和派出社會黨國際代表團的情況下）麵對麵的對話等手段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在這一過程中，社會黨國際首先確立並且始終堅持以拉丁美洲為活動重點。早在1976年5月的加拉加斯（委內瑞拉）會議上，便已經明白無誤地顯示了社會黨國際的這種戰略抉擇。（SI:SA,1976, No 4-5）從時間上看，這次會議是勃蘭特就任社會黨國際主席前的一次有計劃的重大行動，是為十三大上確立以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美地區為工作重點而預先進行的試驗性、奠基性的活動。這次會議的與會者，一方來自西歐政黨，另一方則是拉美政黨，但都是黨內領袖人物；在以後的幾年裏，包括勃蘭特在內的與會者大都成為社會黨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從這些與會者以及會議討論和會議發表的“加拉加斯宣言”中，可以看到社會黨國際繼續堅持60年代後期所完成的政策轉變，力爭迅速打開局麵。一方麵，出席會議的拉美政黨，除了智利社會黨外，其他政黨從曆史到名稱都不屬於拉美傳統社會黨的範疇，它們幾乎都是早年所說的民眾主義政黨。西歐社會黨與這樣一些政黨召開“比較綱領和經驗”的會議，顯然說明社會黨國際將注意力集中於在拉美更有群眾基礎的民眾主義政黨身上。另一方麵，會議文件以反對獨裁、社會民主、外交政策中的社會民主、地區一體化、幫助被迫害者為主要題目，既闡述了與會的兩大方麵出席者所能夠肯定的共同點和達成共識的原則，又充分肯定了各個國家應當尋求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應當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性質的外來幹涉，爭取建立新型的國際經濟體係。這又充分表明社會黨國際已經在某些重要問題上開始接受出席會議的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的主張和見解，放棄了曾阻礙雙方接近的某些僵硬的教條。與此同時，“宣言”中一些詞句的用法表明這些拉美政黨也同樣接受了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一些習慣提法，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也做出了一些妥協。其後不久，在墨西哥首都又舉行了類似的協商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雙方的共同點以及今後努力的方向。這兩次會議，成為西歐傳統社會黨與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相互迅速接近的標誌。
究其原因，這種相互接近是在西歐和拉美的相互關係不斷加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二戰後初期，拉美和西歐都有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美國全麵控製的經曆。到20世紀60年代，雙方又都在加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基礎上強調自身的獨立性，追求多元化的對外政策。因此，拉美和西歐之間的經濟政治往來逐漸發展起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西歐為擺脫自身的經濟危機，要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因此特別看重在人種、語言、文化習俗和曆史傳統諸方麵均與歐洲親近的拉美國家。拉美國家為求得自身的獨立發展也同樣需求外來的巨額資金、先進技術和市場，而接近西歐既可滿足這一要求，又不致招致長期將拉美視為“後院”的美國的過分幹涉。由經濟而到政治，西歐和拉美在各方麵聯係都有了明顯的加強，甚至在地區一體化組織層次上也有突出的發展。受此影響，歐洲的政黨組織與拉美國家的政黨組織之間的聯係也普遍加強。歐洲基督教民主黨、保守黨以及社會黨都在這一期加強與拉美同類或相近政黨的交往。同時，推動這種相互接近還有一些更為特殊的因素。相對於亞非國家而言，拉美國家同西歐國家曆史聯係更多，而類似殖民主義後遺症的曆史糾葛卻更少；同時拉美國家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的現狀使得這裏具有更適於改良主義思潮蔓延的現實基礎。特別是在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遊擊戰**之後，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的改良主義傾向不斷強化。此外，社會黨國際同這些政黨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打過交道，當時取得的進展為此時的接近創造了條件。因此，急於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力圖在第三世界打開局麵的社會黨國際自然便以拉美地區為突破口，以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為爭取對象。幸運的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拉美，也十分樂意接受社會黨國際伸出的橄欖枝。無論是在開啟“民主化進程”的長期實行獨裁的國家，還是在因經濟困難、社會矛盾激化而危及執政的民主國家，那些已經或正在力圖掌握使政府權力的民眾主義政黨確實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支持。因此，對拉美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且相應采取了有利於拉美國家民族利益和發展政策的社會黨國際便被這些政黨視為獲取支持的主要來源。這種各有所需、各有所求的現實狀況，使社會黨國際與拉美政黨的相互接近。成為一種水到渠成的曆史必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彼此需要的強烈程度畢竟是有所不同的。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能否在拉美取得進展顯然是關係到它是否能作為世界性政黨組織而存在和發展的關鍵一環，因此，在相互接近的過程中，社會黨國際的行動更為積極。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黨國際在1976年至1987年的10年時間當中，始終堅持加拉加斯會議的行動模式，不斷調整著對拉美國家及其政黨的政策，甚至不惜放棄固有的一些教條。例如，為了吸收更多的拉美國家政黨加入自己的組織，社會黨國際進一步發展了20世紀60年代的觀點，強調拉美的政治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源遠流長的曆史關係，指出拉美的民眾主義等同於特殊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的副主席岡薩雷斯甚至在1979年的一次會議上坦率地講：“在拉美，社會主義的概念比在歐洲更有進步的含義，革命的概念在這裏已被廣大民眾和執政黨所普遍接受。”（SI:SA,1979, No 4）社會黨國際雖然意圖加強民主社會主義對拉美社會發展的影響，但同時它又指出，歐洲黨的做法不能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曆史都與歐洲不同的第三世界國家。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在1980年公開講“歐洲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出口項目”。（SI:SA,1981, No 1）針對拉美國家政黨曆史上曾經使用過、甚至現在仍在實行的武裝鬥爭的情況，社會黨國際甚至放棄了所秉持的傳統的非暴力論。1980年社會黨國際拉美和加勒比委員會在決議中公開提出，“在獲取自由的途徑不複存在或遭到堵塞的情況下，我們捍衛人民武裝起義的權利”。（SI:SA,1980, No 3）1986年，在智利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十七大上，甚至還根據拉美政黨的提議通過了一項主要由拉美政黨所起草的“利馬委托書”，其中闡述了許多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問題，並以此作為社會黨國際起草新原則宣言的依據之一。（SI:1986, p.47-49）在支持拉美獨立自主的問題上，社會黨國際態度尤為積極。它改變了過去因疑心共產黨煽動而對拉美民族民主運動故示冷落的一貫政策，強調不能用反共的口號來阻礙社會進步，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對拉美事務的幹涉，並為此開始同美國唱對台戲。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社會黨國際則越來越多地接受拉美政黨的主張和見解；甚至在阿英因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發生武裝衝突時，社會黨國際也改變了過去一向偏袒西歐國家的做法，注意拉美國家的呼聲，力求保持自身的中立化。
在這一時期的實際活動中，社會國際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日常工作集中在拉美事務上。從1976年起，除了不少有關拉美的專題會議外，社會黨國際曆次代表大會和許多執行局會議，主席團成員（領導人）會議都列入了關於拉美的議程，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這些議程和決議幾乎涉及與拉美國家有關的一切事務，包括從偶發事件到某個紀念日，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直至地區一體化等不同層麵的議題，可謂無所不有。不僅如此，社會黨國際的許多會議幹脆選在拉美國家的城市舉行，從而使拉美成為主辦社會黨國際會議次數僅次於歐洲的地區。同時，拉美也成為社會黨國際代表團或調查組出訪最多的地區。1978年，社會黨副主席岡薩雷斯率領西歐10國社會黨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國和牙買加等國家（SI:SA,1978, No 3）。同年，社會黨國際副主席蘇亞雷斯6次訪問拉美；（SI:SA,1978, No 4）從1979年到1983年，社會黨國際每年都派出兩個以上的代表團訪問拉美國家。1984年，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還親自走訪了拉美11個國家。（SI:SA,1984, No 4）在這些訪問中，社會黨國際的領導人廣泛接觸了拉美國家的各界人士，不僅與社會黨國際的拉美成員黨進行磋商，而且同那些國家的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政黨，宗教組織、工會組織的領袖和社會知名人士等進行了會晤，甚至還同古巴共產黨領袖、古巴總理卡斯特羅舉行過會談。在這些頻繁的接觸中，社會黨國際一方麵了解了拉美的實際情況，為自身組織的決策進行準備；另一方麵也宣傳了自己的主張，建立了良好的個人聯係，為以後進一步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同時，還向拉美社會乃至整個世界顯示社會黨國際對拉美的關注和態度，借此影響國際輿論導向。1986年社會黨國際十七大又克服重重困難專門選在拉美舉行，從而使社會黨國際針對拉美而開展的活動達到一個**。
為了開展上述這些針對拉美國家的活動，社會黨國際在這10年中還特別注意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
首先，社會黨國際始終努力將拉美國家那些讚同社會黨國際主張的政黨吸收進自己的組織。從1976年十三大到1986年十七大，社會黨國際接納了26個政黨加入國際，其中有15個來自拉美地區，從而使社會黨國際的拉美成員黨已從十三大之前的6個迅速增至21個。拉美大陸主要國家和加勒比地區已獨立的島國中一半以上都有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其中大多數在其國內是執政黨或主要反對黨。
其次，社會黨國際還提高拉美國家成員黨在社會黨國際中的地位，鼓勵和吸引它們參加社會黨國際組織的活動，從而充分調動拉美政黨的積極性。自“十三大”拉美人士第一次進入國際主席團後，社會黨國際領導層中的拉美政黨領袖比例快速上升至1/3左右；在經曆了僅僅4次大會之後，其人數已由2人增至6人之多。除了有關拉美的專門機構外，在社會黨國際有關其他一般性問題的機構中，拉美政黨領袖也開始充任主要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曼利擔任主席的經濟政策委員會。此外，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最初，在拉美各國進行活動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團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歐洲成員黨，特別是與拉美國家有曆史聯係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和葡萄牙社會黨。而在隨後的過程中，率領社會黨國際代表團或工作小組在拉美進行活動的逐漸過渡到以拉美政黨領袖為主。
最後，社會黨國際還組建或幫助建立了一些
與拉美相關的專門的工作機構和研究機構。例如，1977年10月社會黨國際馬德裏執行局會議決定成立拉美特別委員會。此後不久，1980年3月，由多米尼加革命黨主席戈麥斯擔任領導的社會黨國際拉美和加勒比委員會在聖多明各成立。（SI:SA, 1980, No 3）這個委員會工作十分積極，不僅是社會黨國際協調拉美成員黨活動的機構，而且成為社會黨國際與拉美其他政黨溝通的橋梁。根據拉美的局勢發展，社會黨國際還常設或臨時組成了一些專門機構，例如智利委員會、保衛尼加拉瓜革命委員會；在英阿“馬島戰爭”期間則有專與此次戰爭相關的工作小組。此外，社會黨國際還通過其成員黨開展這類工作，如1978年社會黨國際和葡萄牙社會黨在裏斯本創建了一個拉丁美洲資料和研究中心。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德國社民黨的艾伯特基金會提供資金，又在哥斯達黎加建立了拉美民主問題研究中心。委內瑞拉的《新社會》雜誌以及設在裏約熱內盧的拉美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所等也具有類似的財政援助和人員培訓背景。（SI:SA,1980, No 3）通過這類機構，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幫助拉美政黨建立、健全各種組織係統，培訓工作人員，開展宣傳活動等工作。
從活動內容來看，社會黨國際在支持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前提下，注意針對不同類型國家的不同問題和情況采取不同的具體政策並開展靈活多樣的活動。例如，在南美大陸，社會黨國際以委內瑞拉為主要基地，大力支持軍政權國家中要求民主反對軍人獨裁的鬥爭，積極推動不斷高活漲的“民主化進程”。因此，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通常是廣泛聯係這些國家中的反對黨民主人士，調查迫害事件，幫助受迫害者，監督議會大選和軍人讓權，動員國際輿論對堅持統治的軍人政權施加壓力，呼籲歐洲成員黨反對本國政府參與有利於軍人政權的經濟活動。而對那些已經建立民主製度的國家，特別是其成員黨執政或參與執政的民主國家，它積極支持現政權鞏固民主、發展經濟、穩定社會和反對外來勢力的幹涉，而且特別支持這些國家關於減輕債務負擔、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係、推進地區一體化等方麵的主張。在中美洲，它先是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和桑地諾陣線武裝起義反對索摩查家族獨裁統治的鬥爭，試圖以此為突破口，贏得渴望民主和民族獨立的中美洲人民的好感，進而推動整個中美洲的民主化。革命勝利後，它又支持尼加拉瓜新政權堅持獨立不結盟和經濟多元化的努力，反對外國勢力挑起的武裝衝突，而且為此還曾明確譴責美國對尼加拉瓜新政權的輿論攻擊、物質封鎖以及對反對派勢力的支持援助。同時，它還支持“孔塔多拉集團”。在加勒比地區，它試圖用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影響新獨立國家，鼓勵成員黨領導的政府向這裏提供援助，因此它堅決反對超級大國在這裏展開的競爭，甚至明確反對裏根政府在格林納達的軍事幹涉。其結果正如勃蘭特在“十七大”上回顧這10年來社會黨國際所走過的曆程時所言“:1976年的加拉加斯會議和墨西哥會議，1978年的裏斯本會議，1980年的聖多明各會議和1984年的裏約熱內盧會議，已經使丁拉美洲成為我們組織極其重要的支柱。”在拉美，以加入社會黨國際的政黨為中流砥柱的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劇增，迅速成長為影響力最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力量之一。越來越多的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在國內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漸重要，同時另外一些政黨也受到吸引，紛紛表示了加入社會黨國際或希望與社會黨國際搞好關係的意向。針對這一政治現象和現實，1988年9月12日阿根廷《民族報》以“社會民主黨在拉丁美洲取得進展”為題目發表文章列舉闡釋了各國的具體情況。
實際上，這些情況早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注意，尤其是兩大超級大國。早在1981年美國雜誌《拉美商情》便以“社會黨國際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在增長”為題發表文章，全麵分析了社會黨國際在拉美地區的活動以及取得的成效。同年，《拉丁美洲時報》雜誌在其4月刊上，也發表專文分析社會黨國際在拉美問題上與裏根政府的矛盾鬥爭，甚至還預言，由於社會黨國際的介入，“拉美在最近的將來必定會成為政治上、思想上決戰的戰場”。一直緊密關注拉美動態的蘇聯也同樣沒有掉以輕心，1983年，《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問題委員會舉行了一次主題為“社會民主主義與拉丁美洲”的國際討論會，分析了社會黨國際在拉美近年來的活動，承認社會黨國際在拉美的發展是驚人的，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在拉美的主張確有正義的因素。而身在拉美的古巴總理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82年的古共二大上明確指出，社會黨國際已經成為在考量拉美發展時“必須加以考慮的政治力量”，而且呼籲社會黨國際應當同中美洲的所有進步力量一道，組成反對美國幹涉的統一陣線。
南部非洲是社會黨國際高度重視的又一地區。南部非洲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南非種族主義政權不顧內外輿論的壓力以及本國人民的反抗，頑固推行種族隔離製度；二是南非種族主義政權不顧聯合國決議，繼續吞並納米比亞，阻礙和破壞納米比亞的獨立化進程；同時，地理上與此毗鄰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亞、讚比亞、博茨瓦納、津巴布韋六個“前線國家”則支持納米比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因而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與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始終存在著激烈的對抗。相對而言，南部非洲的問題表現形式更尖銳，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倒行逆施早已招致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不滿。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南非人民和納米比亞人民反抗種族隔離製度的鬥爭走向新的**以後，國際社會的反應也愈加強烈。1973年的第28屆聯合國大會（以下簡稱“聯大”）決定將納米比亞人民開始武裝鬥爭的日子—1966年8月26日定為“納米比亞日”，這是聯合國組織曆史上第一次就某一地區而作出的決議，顯示了世界人民的正義呼聲。1974年的第29屆聯大，根據自1954年以來南非當局以內政問題為由拒不參加聯大對種族主義製度的審議，終於作出了中止南非出席聯大資格的決定。1976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在聯合國的監督和控製下舉行選舉，讓納米比亞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1976年11月，第31屆聯大決定將每年3月21日沙佩維爾慘案 發生的這一天定為“消除種族歧視國際日”。1978年9月安理會又通過著名的435號決議，批準聯合國秘書長關於納米比亞獨立的計劃。
在這種形勢下，急於改變自身形象的社會黨國際自然要抓住時機，借南部非洲問題表明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對國際非正義現象的厭惡和反對。與過去相比，社會黨國際反對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和種族隔離製度的態度更鮮明、更堅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非洲前線國家的態度和行動更積極、更全麵。同時，還毫不猶豫地呼籲和動員成員黨對本國政府施加壓力，斷絕同南非的往來並對南非實行製裁。
早在1976年的十三大上，社會黨國際就已經意識到並且明確指出“對於南部非洲現在以及未來的鬥爭持中間立場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黨國際，針對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提出“必須采取行動以結束這個既對和平構成威脅，其本身又是罪孽深重的製度”。在具體措施方麵，對於那些或多或少與南非種族主義政府有經濟、政治和軍事聯係的國家，必須動員其國內的成員黨發揮作用，盡早結束這類聯係，而代之以“援助解放運動，在聯合國組織中發起對南非實行強製性經濟製裁，禁止向南非出口任何有可能加強這個國家軍事能力的裝備”。對於南部非洲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反對種族製度的人民，必須提供支持：首先是向那種已經組織起來、正在進行鬥爭的解放運動，如納米比亞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等提供支持。（SI:SA,1977, No 1）在十三大之後舉行的第一次執行局會議上，社會黨國際作出了派遣代表團訪問非洲“前線國家”的決定。1977年9月，以瑞典社民黨主席、社會黨國際副主席帕爾梅為團長、由10多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組成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團走訪了“前線國家”。代表團在這些國家同政府首腦、社會知名人士以及南非和納米比亞的解放運動代表進行了接觸。（SI:SA,1977, No 6）在同年10月舉行的執行局會議上，包含有代表團提出的有9點行動綱領的報告獲得通過，其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對納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津巴布韋的“愛國陣線”等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和援助，而且詳細列出了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在本國國內為支持民主和反對種族政權而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執行局會議還責成社會黨國際總書記應提醒和關注成員黨對這一行動計劃的貫徹。（SI:SA,1977, No 6）
從此，社會黨國際在南部非洲問題上的活動進入了新的階段。一方麵，社會黨國際根據南部非洲局勢的發展變化，及時、迅速地發表各種言辭激烈的聲明和決議，以闡明自己及其成員黨的立場。例如，1982年3月，針對南非為追擊納米比亞遊擊隊而入侵安哥拉的事件，社會黨國際發表公報予以譴責；（SI:SA,1983, No 3）1983年11月就南非通過“新憲法”一事發表聲明，揭露南非當局繼續實施種族主義製度的實質；（SI:SA,1984, No 1） 1985年4月，南非當局對參加紀念“沙佩維爾大屠殺”25周年示威活動的無辜居民進行殘酷鎮壓，社會黨國際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這種暴行及其始終采取的暴力政策；（SI:SA,1985, No 2）1986年5月，社會黨國際又發表強硬聲明，抨擊南非派兵襲擊博茨瓦納、讚比亞和津巴布韋的行徑。（SI:SA, 1986, No 2）至於社會黨國際在其曆次代表大會、領導人會議和執行局會議上提出關於南非事態的譴責性聲明、公報更是舉不勝舉。這些聲明成為當時反種族主義國際輿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社會黨國際還開展了一係列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活動。這主要體現為社會黨國際利用自身超國家的便利條件，積極主動地溝通其成員黨與南部非洲解放運動以及“前線國家”的聯係，特別是借重其歐洲成員黨大多是執政黨或主要反對黨的地位，與反對種族主義的進步力量共同磋商，進而協調反對種族主義的國際行動。1979年9月，帕爾梅率社會黨國際代表團訪問南部非洲之後，便提出社會黨國際要積極援助解放運動，加強與這些組織的聯係。1979年10月的執行局會議在討論莫桑比克獨立問題時，便邀請了包括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津巴布韋“愛國陣線”（後因事未能出席）領導人在內的特別代表參加，並安排其作重要發言。（SI:SA,1979, No 6）社會黨國際認為，這種由它提供機會，由南部非洲的反種族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向各國社會黨人表明自己觀點和主張的做法，使社會黨國際與南部非洲解放運動的關係邁出了新的一步。在1980年11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十五大上，來自50多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其中便有南部非洲及前線國家所有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和反種族主義政黨的代表。（SI:SA,1981, No 1）實際上，這種舉動本身就是向將那些民族解放運動組織視為非法並加以殘酷鎮壓的南非當局施加壓力。
此外，引起世界輿論更大關注的則是社會黨國際出麵組織的兩次南部非洲問題專題會議。
第一次南部非洲問題專題會議舉辦於1984年9月4日至5日。社會黨國際同歐洲議會 社會黨黨團、“前線國家”執政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納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舉行了一次會議，專門討論南部非洲形勢，探討加快納米比亞獨立及結束南非種族隔離製度的問題。（SI:SA,1984, No 3）這次會議的計劃早在1981年9月即已提出，到會議真正舉行時已經過社會黨國際南部非洲委員會3年的籌備工作；而1984年7月，社會黨執政的北歐5國外長同非洲“前線國家”外長又在斯德哥爾摩開會，為阿魯沙會議作出了最後安排。因此，這次會議十分隆重，出席會議的有300多名代表，除了“前線國家”執政黨和社會黨國際18個歐洲成員黨代表外，聯合國、“非統組織”和歐共體也都派出了觀察員到會。該會議最鮮明的特點是除了公開會議外，還舉行了兩次新聞界不得參與的秘密會議；最重要的內容是具體討論了援助民族解放運動、同“前線國家”進行合作的途徑及計劃；最重要的結果是社會黨國際以及全體與會者共同發表的兩份公報，其中的共同點均在於反對南非當局及美國政府關於將納米比亞獨立問題與古巴從安哥拉撤軍聯係在一起的主張，要求歐洲國家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前線國家”，對南非實行製裁。盡管與聯合國大會相比，這次會議在代表的廣泛性以及國際法的權威性等方麵顯然要略遜一籌，因為會議的主辦者是屬於非國家間組織的社會黨國際，會議的正式參加者是以政黨組織的名義到會的，但由於這些參加者大多
是西歐和非洲“前線國家”的執政黨，因此，此次會議的重要意義仍然不能低估。而且，又由於會議本身的超國家性質，會議主題的單一和明確，更由於會議內容某些未予公布的具體細節，因此，會議在反對種族主義問題上比聯大會議更堅決，在提供援助和合作方麵也更具實效。
1986年4月，社會黨國際在博茨瓦納首都哈博羅內又舉行了第二次南部非洲問題專題會議。（SI:SA,1986, No 2）雖然這次會議與會者隻有20多人，但其重要性毫不遜於阿魯沙會議。在社會黨國際看來，這次會議明確樹立了一種象征，即社會黨國際與非洲“前線國家”緊密團結在一起。會後，主持會議的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又親自率代表團訪問了南非，不僅與南非當局頭麵人物總統博塔舉行了會談，而且還廣泛會見了反對派人物，如圖圖主教和溫尼·曼德拉夫人。社會黨國際代表團既向南非當局麵對麵地施加了壓力，又向反對派人士通報了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支持態度。
社會黨國際在南部非洲問題上的政策及其活動為社會黨國際贏得了很好的名聲，而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由此得到了寶貴支持。與之相聯係，社會黨國際在整個非洲大陸也開始擺脫過去20多年來毫無進展的局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塞內加爾執政黨—塞內加爾進步聯盟在1976年的社會黨國際十三大上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並且其主席桑戈爾當即被選為社會黨國際副主席。隨後不久，桑戈爾於1976年12月主持召開塞內加爾進步聯盟特別代表大會，宣布該組織易名為塞內加爾社會黨，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從此開始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迅速接近社會黨國際的主張。例如，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非洲道路，論證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於非洲，並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嚐試多黨製；同時，還宣布放棄“效率低而官僚化”的國有化，實行“混合經濟”。此舉得到了社會黨國際的讚譽和支持。反過來，桑戈爾在1980年從國內政壇自動引退後，更加積極地參與社會黨國際的各種活動（特別是與非洲事務有關的活動），尤其推動了“非洲社會黨國際”的建立，為社會黨國際事業發展做出貢獻。
桑戈爾又聯合與社會黨國際有過曆史聯係的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憲政黨，發起籌建非洲社會黨組織。經過1977年、1978年和1980年先後在突尼斯和達喀爾舉行的5次籌備會議，終於在1981年2月舉行大會，建立了由包括社會黨國際三個非洲成員黨在內的11個政黨組成的“非洲社會黨國際”。（SI:SA,1986, No 218）這次大會通過的組織憲章中指明該組織的使命之一，是“同以民主社會主義理想為宗旨的地區和國際組織建立友好與團結關係”。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其成員差別較大，有的對加入社會黨國際尚有疑慮，因而該組織宣布獨立於社會黨國際，但同時也強調與社會黨國際保持友好關係。由此，盡管社會黨國際對該組織中那些不主張多黨製原則的政黨也保持距離，並且對其獨立於社會黨國際之外是否會促進社會黨國際的影響在非洲進一步擴大抱有矛盾的心理，因而沒有派正式代表參與成立大會，但由於它在許多主張上與社會黨國際一致，所以，從一開始，西方和非洲國家的一些報刊便發表評論認為“非洲社會黨國際”是非洲“溫和派的俱樂部”，是社會黨國際的姐妹組織。而在中國，更是有人將它的出現看作是“民主社會主義正式形成為非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流派而出現在非洲大陸上”的標誌。（SI:SA,1986, No 54-55）伴隨外界輿論的影響，社會黨國際也逐漸轉變了對“非洲社會黨國際”的態度。1985年10月，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議根據非洲成員黨以及其他成員黨的要求，決定成立非洲問題研究小組。（SI:SA,1985, No 4）1986年3月，小組第一次會議盡管也表現了社會黨國際的矛盾態度，但與會的12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一致同意，研究小組應當以非洲關於和平、民主和發展的觀點為基礎，就非洲地區的某些特定問題進行工作，不僅要開展研究，而且還要提出具體的建議。（SI:SA,1986, No 2）同年4月初舉行的“非洲社會黨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此事表示熱烈歡迎，並且再次強調它謀求與社會黨國際的密切合作，特別著眼於改善和增進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非洲政黨同歐洲黨之間的理解和聯係。（SI:SA,1986, No 2）到1988年1月，“非洲社會黨國際”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時，社會黨國際終於派出了正式代表團到會表示祝賀和支持。這次會議也進一步確認“非洲社會黨國際”的宗旨是使整個非洲擺脫集權統治，建設尊重人權和民主的非洲。（SI:SA,1988, No 1）就當時而論，可以說，社會黨國際與非洲的關係前景頗為看好。
中東地區自二戰後以來一向動蕩不安，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衝突是這一地區最主要的動亂因素。而且從一開始，中東問題便與超級大國的插手和爭奪聯係在一起，因此，中東局勢的變動往往牽動和影響到世界全局。圍繞著中東問題而出現的各種危機同樣也困擾著中東地區以外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對此，社會黨國際自然也不能掉以輕心。實際上，從社會黨國際建立初期到現在，中東問題一向在其議事日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十三大”以後，以介入世界所有政治事態發展為目標的社會黨國際更是極其重視中東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相比，社會黨國際這一時期在中東問題上的變化更為劇烈，而且更為引人注目。
首先是對中東問題政策方麵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社會黨國際改變了過去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在強調通過談判解決衝突的同時，終於開始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應予保障和實現，甚至又進一步發展到嚴厲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徑和鎮壓行為，並直接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行接觸和聯係。早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 結束後不久，社會黨國際、特別是西歐成員黨在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禁運”為武器而進行的經濟戰爭的壓力下，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中東政策。為了預作準備，社會黨國際副主席、奧地利社會黨領袖克賴斯基 在1974年3月率社會黨國際代表團訪問了埃及、敘利亞和以色列等中東諸國。1975年2月，克賴斯基又率團走訪了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利比亞。1976年3月，他再次率團訪問了科威特、伊拉克、約旦、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敘利亞。直至1977年10月，克賴斯基才正式提出代表團的報告。（SI:SA,1978, No 1）與“十三大”隻是一般性地呼籲和平解決中東衝突、模棱兩可地提到各國人民的自決權利及享受和平生活的權利相類似，克賴斯基的報告隻是客觀描繪了阿拉伯國家對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看法，但與這份報告相聯係的三次訪問畢竟是社會黨國際第一次真正傾聽與以色列對立一方的阿拉伯國家的意見，因而也成為社會黨國際中東政策變化的開端。1977年10月的執行局會議接受了克賴斯基的提議，並在1978年2月於維也納（奧地利）組織了一次關於中東問題的圓桌會議。（SI:SA,1978, No 2）在開會的前一天，克賴斯基利用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奧之機，安排了他同以色列工黨領袖佩雷斯的一次會談。在社會黨國際的會上，應邀到會的埃及執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代表、總書記毛希丁也與佩雷斯同桌開會，而且舉行了會晤。但在這次會議上社會黨國際並無大的政策調整，中東問題的關鍵—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工黨的強烈要求下仍是討論的禁區。然而，事態的發展很快便超出了人們的意料。同年7月，勃蘭特和克賴斯基與埃及總統薩達特會談後，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埃及和平解決阿以衝突的努力。（SI:SA,1978, No 5）同在7月的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議討論對此事也表示讚同，並且第一次（盡管還有些含混）提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應當參與中東和平進程。（SI:SA, 1978, No 6）這顯然是為支持埃及的和平努力而對其堅持的談判原則的一種承認。1979年7月，勃蘭特和克賴斯基又與“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舉行了會談。（SI:SA,1979, No 4）此事在社會黨國際內部引起激烈爭論，佩雷斯以慫恿恐怖主義為由指責這次會晤，但有更多的成員黨表示支持，認為社會黨國際有史以來第一次同巴解組織的接觸無可非議，“這是向有利於中東永久和平方向努力的一步”。因此，這種接觸實際得到了社會黨國際多數成員黨的肯定。
同時，更大的變化也在形成之中。在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並導致又一次嚴重的中東危機之時，社會黨國際很快做出了反應。以色列出兵的第一天，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便進行了譴責。緊接著從1982年7月到1983年2月初的短短6個月中，社會黨國際派出了3個代表團訪問中東地區，並且將原來的中東問題研究小組升格為中東問題委員會，全麵研究中東問題。在這些訪問中，社會黨國際副主席、葡萄牙社會黨領袖蘇亞雷斯接替克賴斯基分工負責中東問題，他同阿拉法特舉行了會談，並且多次明確表示，社會黨國際致力於促使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得到承認，促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甚至還邀請巴解組織派代表團參加定於1983年4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在十六大上，盡管由於以色列成員黨的堅決反對以及另外一些黨的支持，大會在對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問題上隻通過了一項折中的提案，即指出隻有巴勒斯坦人民才能決定誰是他們的合法代表，而判斷巴解組織是否屬於合法代表並非社會黨國際的職責，但同時也指出許多成員黨已明確承認巴解組織，還有些成員黨雖未明確承認但已與之保持正式的政治關係。然而，會議的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一是會議通過了一項全麵闡述社會黨國際對中東問題態度的重要決議，其中強烈譴責了以色列縱容在黎巴嫩難民營的大屠殺，確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利和返回自己家園的權利，強調以色列應當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進行談判。這是截至當時社會黨國際最明確的表態。二是會議選舉剛剛在十五大上被接納為社會黨國際成員的黎巴嫩社會進步黨主席、黎巴嫩穆斯林德魯茲派民兵領導人瓊布拉特為社會黨國際副主席，表明了社會黨國際對以色列的不滿。三是巴解組織的代表第一次作為觀察員參加社會黨國際大會。此外，大會最後一天發生的意外事件—巴解組織代表塞爾塔維在會場外被謀殺，更是激起了與會者的極大震動，引起了與會者對巴解組織的同情和支持。（SI:SA, 1983, No 2）其後，隨著事態的發展，社會黨國際越來越多的成員黨對以色列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批評態度。例如，1985年10月，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議就前不久發生的以色列出動飛機轟炸巴解組織突尼斯總部一事發生激烈爭吵；雖有以色列成員黨的反對，會議仍通過聲明，表示反對一切恐怖的行動，無論是個人、組織或國家政府發動的，也無論是在何種情況下發生的。（SI:SA,1986, No 4）讓以色列更感到為難的是：1986年6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雖然還沒有完全確認巴解組織的合法性，通過決議第一次明確提出，以色列和巴解組織應當相互承認。（SI:SA,1986, No 3）而從此以後，在本國參與執政的以色列工黨在社會黨國際內部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從上述社會黨國際政策調整的過程中，顯然可以看到，在十三大以後的10年來，社會黨國際進行的與中東問題有關的活動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社會黨國際積極介入了中東事態的發展。其政策調整是在圍繞中東地區而開展的大量活動中實現的，而這些實際活動並不僅僅是為了製定政策而去調查事實。社會黨國際的多次出訪、多次專題會議，其目的主要還是尋找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途徑，其作用往往集中於幫助中東問題衝突各方的溝通對話渠道，促進各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例如上述勃蘭特、克賴斯基同薩達特、阿拉法特的幾次會談以及在他們兩人的主持下，以色列工黨佩雷斯同薩達特等人的會談，在中東問題陷入僵局之時往往發揮了良好的作用。隨後幾年的情況更是如此。隨著對以色列的態度愈來愈強硬，社會黨國際討論中東問題的曆次會議，幾乎都成為各國社會黨向執政的以色列工黨施加壓力，要求它承認巴解組織、通過談判解決衝突、放棄武力政策等的論壇。由於會議本身的超國家性質，由於會議討論的坦率和尖銳，特別是由於社會黨國際曾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這種壓力較之一般的輿論壓力、較之一般國家間組織的表態更明確，更重大。在這個問題上，社會黨國際以其較為獨特的方式成為中東事態發展中不可低估的一股影響力量。
社會黨國際積極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並不隻限於拉美、南部非洲和中東三個地區，隻是在這三個地區最具有典型意義，可以充分說明1976年至1986年的10年來社會黨國際在這方麵的活動情況，充分證明這一時期的社會黨國際已非昔比，已經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站在廣大第三世界人民一邊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