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爭取人類的生存”—和平與發展問題

第七章

最活躍的十年（1977—1987年）

1976年的十三大標誌著社會黨國際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以勃蘭特為首的新班子的領導下，社會黨國際按照十三大確立的基本方針和政策開展了積極的活動。與此同時，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種嚴重的事態不斷出現，關係到整個世界發展的重大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尖銳形式向世人發出挑戰。所有這些既給社會黨國際堅持和發展十三大的基本方針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同時也為它最大限度地介入國際政治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惟其如此，十三大以後的這10年，才成為社會黨國際曆史上最活躍的10年。在這十年，社會黨國際也成為舉世矚目的新的國際行為主體。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局勢的客觀發展不可否認地向各國人民提示：真正帶有全球性意義並且具有頭等緊迫性的重大戰略問題就是和平與發展問題。說到底，這是兩個既聯係又有區別，但共同決定著人類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下去的重大問題，而其他一些地區性問題乃至一國之內的問題也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形式與這兩個問題聯係在一起。經過十三大改革的社會黨國際，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曆史上長期形成的偏差，確立了具有現實主義和獨立化傾向的政策立場，並相應地提出了反映現實和世界人民願望的基本方針。因此，在十三大以後的活動中，社會黨國際始終以極大的精力關注這兩個關鍵的問題。一方麵，它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幾乎利用每一次集會的機會討論和平與發展問題，協調各成員黨的立場和態度，提出具有獨立見解的政策主張和建議；另一方麵，它利用各種形式積極對外宣傳自己的主張，力圖按照自己的設想影響世界各國的行為，推動國際形勢的發展與演變。應當指出的是，在這10年當中，社會黨國際通過自己的活動也確實影響了國際政治的發展，為時有惡化的國際局勢、最終未能釀成無法收拾的悲劇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對於一個主要成員黨大多長期集中在西歐地區的國際組織而言，社會黨國際對於和平問題顯然有著更為突出的敏感。和平問題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指東西方關係問題。二戰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峙和對抗始終是世界和平不能穩定的重要根源，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維護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特權地位和勢力範圍所進行的爭奪以及為進行爭奪所展開的軍備競賽實為重要的戰爭危險。20世紀70年代末，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軍備競賽長期積累的效果，連同整個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形成了一種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的局麵。在社會黨國際看來，能否以有效的裁軍談判和裁軍措施來維護整個世界的和平，能否在險惡的國際形勢發展中維護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從而為裁軍創造條件，是為爭取和平攻勢的關鍵。因此，促進緩和、爭取裁軍便成為社會黨國際在和平問題上著力的要點。

在十三大以後的最初幾年裏，社會黨國際首先著手的工作是根據十三大方針提出具體的裁軍政策，創立相應的專門機構以及新的活動形式。在十三大之後的第一次執行局會議上（1977.3），社會黨國際對未來一個時期的活動作出了具體安排，列為第一項的便是東西方關係和裁軍問題。（SI:SA, 1977, No 2）在相隔半個月之後舉行的社會黨國際領導人會議上，又集中討論了東西方關係現狀，強調緩和的重要性，（SI:SA,1977, No 2）從而為社會黨國際的活動確定了基調。1977年6月的執行局會議以及同年10月的執行局會議不僅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社會黨國際裁軍專題會議做出了具體準備，而且針對當時歐安會貝爾格萊德續會正在舉行和聯大裁軍會議將要舉行的情況，根據當時幾個重大的國際裁軍談判的進展情況，討論了社會黨國際應當采取的立場和態度。1978年4月，社會黨國際裁軍會議在赫爾辛基舉行（SI:SA,1978, No 4）。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會議專門邀請了美國和蘇聯的官方代表參加會議。前者派出了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列納德，後者則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最高蘇維埃民族院外委會主席波諾馬廖夫代表。雖然會議並未通過任何正式的決議或聲明，隻是由與會各方通報自己的觀點，但仍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重視。而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這種以遊離於美蘇超級大國以外的“第三種勢力“的身份介入國際事務的做法，這種以社會黨國際的名義為政府間代表提供非正式對話場合的嚐試，顯然是值得讚許和堅持的。因此同年5月在達喀爾舉行的執行局會議總結了赫爾辛基的成功經驗，並且還決定建立一個裁軍問題研究小組，由奧地利、英國、荷蘭、芬蘭、德國、日本、古巴、塞內加爾和委內瑞拉等國成員黨組成。研究小組一方麵要對裁軍提出問題進行長期、深入和經常性的研究，為社會黨國際提出有關政策主張進行準備工作。另一方麵，又要對外進行宣傳遊說活動，代表社會黨國際訪問美國、蘇聯、不結盟國家運動年度主席所在國以及聯合國組織，介紹自己的主張，了解不同的觀點。（SI:SA, 1978, No 5）

1978年11月舉行的十四大將社會黨國際的裁軍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SI:SA,1979, No 1）為表現廣泛的地域代表性和置身全球事務而特地選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這次代表大會，是社會黨國際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歐洲以外地區舉行的大會。這次大會討論了裁軍與緩和的問題，並在最後通過的總決議中以此為題目闡述了社會國黨際所要堅持的原則。決議特別強調“緩和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發展和相互的利益而推動合作”，主張應當把緩和與和平解決東西方之間、世界各國之間的衝突聯係在一起，與發展問題、特別是與將國家的注意力和自然資源轉移到用於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聯係在一起，與反對殖民主義和外來幹涉聯係在一起，與限製和裁減軍備開支、軍備競賽以及軍火貿易聯係在一起。這些觀點是對十三大決議的發展，雖然相當籠統但實際上為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確立了出發點。1979年5月到9月之間，社會黨國際的裁軍問題研究小組按照早先的計劃，訪問了美國、蘇聯、不結盟運動年度主席所在國和聯合國組織。同年6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議和領導人會議，對裁軍研究小組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特別研究了有關裁軍問題具體建議的起草工作。（SI:SA,1979, No 5-6）1980年11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十五大，（SI:SA,1981, No 1）終於通過了裁軍研究小組起草的裁軍問題最後報告，全麵、係統地闡述了社會黨國際對有關裁軍問題的一係列主張。在這次大會上，研究小組也升格為社會黨國際裁軍問題谘詢委員會。這預示著報告的提出並未結束小組的使命，而是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工作範圍。據此，社會黨國際在裁軍問題上初步完成十三大後從組織到政策、從理論到行動的開創工作。

但與此同時，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黨國際在裁軍問題上的工作一改前一時期一帆風順的狀況，開始了比較艱難的曆程。首先是國際局勢的變化引起了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內部的分歧，在如何對待緩和、如何堅持裁軍的問題上發生了不同成員黨之間的爭論。

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軍事力量、特別是與歐洲戰區核武器有關的發展，引起了西歐國家的恐懼。1977年10月，聯邦德國總理、社民黨人施密特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如果不能在裁軍談判中解決問題，西歐必須采取措施對抗蘇聯已部署的SS-20新式導彈。1979年12月12日，北約終於作出了著名的“雙重決定”，規定如果美蘇雙方在1983年底尚不能就此達成協議，西歐將部署潘興Ⅱ式導彈和巡航導彈。社會黨國際尚未對此正式表態，更重大的事態又接踵而來。12月27日，蘇聯軍隊直接出兵阿富汗，扶植起了卡爾邁勒政權；爾後，蘇聯又正式拒絕北約的“雙重決定”。這些事變自然成為1980年2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領導人會議的中心議題。（SI:SA,1980, No 1）但就在會議的介紹發言中，便已出現對立的意見。分歧的焦點在於如何判定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嚴重性及其對世界局勢的影響。由主席勃蘭特以及北歐等國社會黨領袖組成的調和派，抓住對立雙方都認為裁軍談判還應繼續、對話不能中斷的共同點，最終使會議就一項極為簡短的聲明達成一致，其中對蘇聯的譴責顯然是低調的。正是因為成員黨在裁軍、對話問題上尚有共同點，因此，在同年6月的執行局會議上又進一步統一了認識，並在同年11月的社會黨國際十五大上通過了裁軍報告。

然而，在1981年年底，國際局勢的變化又一次使社

會黨國際麵對嚴峻的考驗。1980年8月，波蘭格但斯克工人罷工，並迅速波及全國其他地區。進入1981年以後，整個事態愈演愈烈，在蘇聯東歐國家也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蘇聯報刊對波蘭事態的評述文章逐漸增多，語氣也在加強，並開始指責波蘭統一工人黨態度軟弱。一時間，有關蘇聯準備幹涉波蘭事態發展的前景似乎已經出現。為了應付危機，防止更惡劣的局麵出現，這年12月13日波蘭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戰時狀態，禁止集會、罷工，實行宵禁，封鎖邊界，並派警察包圍團結工會。西歐各國對此立即做出反應，認為蘇聯對波蘭局勢的惡化負有重大責任，並且譴責波蘭政府。12月17日，由勃蘭特和總書記卡爾鬆簽署了一項聲明，以社會黨國際的名義對軍管表示譴責，但又強調所有國家應當遵守赫爾辛基歐安會的最後文件，不幹涉波蘭事務，並且認為波蘭政府此舉意在繼續改革，各成員黨應運用自己的影響保證同波蘭的經濟合作。但這個聲明被法國和意大利黨視為過於軟弱，因此，12月29日社會黨國際緊急召開了一次主席團會議，在強硬派的壓力下，最後通過了措辭嚴厲的又一項聲明。（SI:SA,1982, No 1）這種狀況也不能不影響到社會黨國際的裁軍活動。1982年2月裁軍問題谘詢委員會代表團按原計劃訪問蘇聯時，竟隻有芬蘭社會黨、奧地利社會黨和日本社會黨派出代表，而其他成員黨均以目前局勢不適於與蘇共進行會談為由拒絕參加代表團。（SI:SA,1982, No 4）

但國際局勢的另一種新發展又促使社會黨國際統一起來。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和平運動**，其聲勢之浩大，人數之眾多，階層之廣泛，地域之遼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表現出明顯的超意識形態傾向和跨國界活動的特點。1982年5月，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行動周”活動的群眾竟達5000萬人，創下了和平運動史上的記錄。因此，在5月底的執行局會議上，與會者雖然在一些有關裁軍措施的具體問題上仍有分歧，但都一致認為，唯有裁軍才能實現緩和，唯有談判才能實現裁軍，因此又主張支持和平運動，敦促美蘇進行談判。這次會議最後以通過《關於裁軍問題的決議》為結束。（SI:SA,1982, No 4）

這次會議表明社會黨國際又一次渡過了危機。有意思的是，也似乎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行為模式，這就是，社會黨國際作為一個整體而必然要順應曆史潮流，積極參與和平運動，促進裁軍談判。相對而言，成員黨之間的不同意見必須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在1983年4月社會黨國際十六大討論裁軍問題時雖然英國工黨提出的單方麵核裁軍的意見與法、意、葡等國社會黨堅持“雙重決定”按期部署導彈的見解發生了尖銳的分歧，但大會仍在總決議中表示應堅持裁軍，並且還通過了1980年裁軍報告的修正稿，強調國際安全不可能永遠以威懾力量為基礎，共同安全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SI:SA,1983, No 3）在同年11月的執行局會議上，北歐社會黨提出了把限製戰略核武器的談判同削減中程核武器談判結合起來、以便把英法核打擊力量考慮在內的建議，而南歐法、葡、意等國社會黨卻堅決反對。同時，法國繼續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驗的做法又遭到澳、新、德等國社會黨的強烈不滿。以至於整個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但最後還是通過了“裁軍問題的決議”。（SI:SA,1984, No 1）就像勃蘭特在十六大上所指出的那樣“：捍衛和平構成了我們所追求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基本條件；沒有和平，無可言其他。”（SI:SA,1983, No 3）

1983年年底，蘇聯先後退出了美蘇日內瓦中程和戰略核武器談判，而美國政府又作出了實施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的決定。軍備競賽的危險進一步加劇，但這卻使已經受住考驗的社會黨國際進一步強化了追求緩和、爭取裁軍的決心，內部分歧大為縮小，全力以赴地推動裁軍。到1985年1月，美蘇恢複三項裁軍談判後，社會黨國際的積極性有增無減。例如1985年2月，社會黨國際裁軍谘詢委員會在赫爾辛基開會，針對新的情況安排了活動計劃。（SI:SA,1985, No 1）同年3月，委員會派出代表團訪問蘇聯和美國，會見了包括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美國副總統布什在內的許多重要人物。（SI:SA,1985, No 2）4月中，27國社會黨領導人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世界和平與裁軍問題。（SI:SA,1985, No 2）6月舉行的執行局會議通過了“關於裁軍問題的決議”，對美蘇談判未能取得進展表示強烈的不滿。（SI:SA,1985, No 3）10月，社會黨國際又在維也納舉行了時隔7年之久的第二次裁軍專題會議。（SI:SA,1985, No 4）此次會議不僅有43個成員組織的代表參加，而且還特別邀請了包括美國、蘇聯、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代表到會。會議發表了“社會黨國際裁軍呼籲書”，力圖對即將舉行的美蘇日內瓦最高級會談施加影響，同時也鼓勵其他國家參加裁軍活動，促進全球和平。社會黨國際的這些和平活動，和其成員黨、特別是那些執政的成員黨以國家代表身份在國際舞台進行的同一類活動（例如1985年瑞典同印度、希臘、墨西哥，阿根廷和坦桑尼亞等六國政府首腦曾兩次舉行裁軍會議），使得1985年成為了要求和平、要求裁軍的呼聲最高的一年。在這種世界性潮流的影響下，美蘇雙方在日內瓦舉行了6年來的第一次最高級會晤，使美蘇對話達到**。所有這些也使得國際局勢在經曆了多年的動蕩和緊張後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1986年2月28日，社會黨國際副主席、長期致力於國際裁軍活動的著名政治家、瑞典首相帕爾梅在斯德哥爾摩街頭被刺殺。在3月15日舉行的帕爾梅葬禮上，社會黨國際成員黨的領導人全部到場。（SI:SA,1986, No 1）在這天發表的聲明中，社會黨國際表示要繼承帕爾梅留下的信念，像他那樣“將人類最崇高的理想轉變成政治行動”，積極參與爭取和平的運動。經過周密的準備之後，社會黨國際在這年6月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SI:SA,1986, No 3）在大會的開幕詞中，勃蘭特特意指出“：社會黨國際是一支爭取和平和進步的全球性生力軍。和平與裁軍對於生存、發展和自由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社會黨國際要為和平和裁軍貢獻力量。”在這次會議上，社會黨國際裁軍谘詢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新的裁軍報告，在題為“我們的命運不能隻交給超級大國”的說明中，委員會主席索爾薩強調這是社會黨國際對當前的重大問題提出的新的看法。報告內容不僅涉及戰略、戰區和外層空間的核武器，而且論述了地區性裁軍、常規武器、化學生物武器、軍火貿易以及和平解決衝突等一係列與裁軍有關的問題，是當時最周詳、最係統的建議書。同時，報告不僅強調美蘇雙方有義務進行對話、談判和裁減軍備，緩和雙邊關係，停止幹涉他國內政，而且還著重指出必須“自下而上”地加強群眾性的裁軍運動，加強無核國家的作用，加強中小國家在裁軍活動中的主動性。會議本身對這些問題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相對於過去而言，這次大會所取得的共同認識顯然多於以往，而分歧意見又顯然縮小了。正是如此，社會黨國際總書記韋內寧在工作報告中不無自豪地指出，社會黨國際首先致力於和平和裁軍工作，並且已在這個問題上找到了發揮自己作用的位置，已經建立了多方麵有效的聯係，已經成為反映世界性爭取和平和裁軍的公眾輿論的重要渠道。因此，社會黨國際下一步的工作將是按照新的裁軍報告的建議積極進行工作。可以說韋內寧的這個自我評價是恰如其分的。經過多年來的努力，社會黨國際終於經受住了種種考驗，始終把和平裁軍當作頭等重要的大事。在十七大後的幾年裏，隨著國際緊張局勢的逐步緩解，特別是美蘇雙方就中程導彈問題達成協議以後，社會黨國際仍然沒有放棄這麵旗幟，又進一步提出了許多建議。

縱觀十三大以後這10多年社會黨國際在和平和裁軍問題上的主張及活動，可以看到這樣兩個特點：第一，社會黨國際比較突出地以“第三種勢力”的身份發表主張和進行宣傳。20世紀80年代國際形勢緊張的主要根源仍然是美蘇兩家的爭奪。一方麵，蘇聯在歐洲地區部署新式導彈，直接出兵阿富汗等等，首先打破了20世紀70年代一度出現的緩和局麵；另一方麵，美國政府特別是裏根總統上台後，又連續采取強硬措施與蘇對抗，發展實力直至提出和實施“星球大戰”計劃。而在社會黨國際一方，雖然成員黨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意見分歧，但作為整體而言，它既沒有因蘇聯的行為便完全參與對抗，也沒有因美國的壓力便完全傾向美國一方，放棄對蘇緩和。在幾次重大

事件發生時，社會黨國際對美蘇雙方都提出了批評，同時又利用一切機會，促進雙方接近。正如1986年10月社會黨國際新改建的理事會波恩會議上某些代表所說的：“社會黨國際是作為第三種勢力參與裁軍和安全事務，在任何情況下，社會黨國際總是可以接近兩個超級大國並向他們發出呼籲。”（SI:SA,1986, No 4）第二，社會黨國際比較早地將和平、裁軍問題同發展問題、同解決世界危機問題聯係在一起。在十三大上社會黨國際強調裁軍對於世界的重要意義，隻是一般性地提到軍備競賽會加劇絕大部分國家經濟形勢的惡化。而在1978年十四大時，它已明確提出“緩和問題不能與發展問題割裂”，不僅認為國家間的衝突會使國家的注意力和自然資源無謂的用於軍備，而且還強調國際範圍乃至一國之內的“不公正狀況的存在是對和平的經常性威脅”，因此，“隻要是殖民主義、剝削以及對國家和地區性事務的外來幹涉仍舊存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相反，“隻有通過各國之間為促進各個方麵的發展而進行的區域性合作，緩和才能取得長足的發展”。（SI:SA,1979, No 1）強調和平和裁軍對於發展的重要性，強調發展和解決經濟危機對於裁軍的迫切需要便成為社會黨國際裁軍報告或決議中時常論述的問題。同樣，超級大國、發達國家將裁軍節省下來的經費轉用於發展援助，限製國際性軍火貿易，通過談判解決衝突，從而幫助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專心致力於發展生產和生活等等也成為其反複宣傳的見解。這些見解顯然是正確的，而且在國際上也引起了相當的重視。

應當指出的是，社會黨國際之所以能夠對和平與發展問題的相互聯係形成上述這樣一些正確的認識，同它對發展問題本身即對南北關係問題很早就確立正確的立場有關。實際上，關注發展問題、積極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同樣是十三大為社會黨國際在新時期所確立的活動重點之一。

早在1978年初的執行局會議上，牙買加人民民族黨領袖曼利便提出，國際貿易體係必須進行結構性變革，南北關係現狀處在一種極不公正、極不平等的狀況。（SI:SA,1978, No 2）接著，社會黨國際有史以來第一次特意選擇非洲城市作為會址，並且決定以南北關係問題為主要議題。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舉行的這次執行局會議上，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代表和來自西歐工業發達國家的政黨代表分別從自己的理解出發，介紹和討論了各自的觀點主張。討論雖未形成具體的結果，但畢竟溝通了雙方思想。會議還決定在十四大上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大會的主議題便定為“和平與發展”。（SI：SA,1978, No 5）為了進行準備，十四大前的最後一次執行局會議又專門研究了“歐洲及其與世界的關係”和“多國公司”這樣兩個與南北關係密切相關的問題。（SI:SA,1978, No 6）在十四大上，與會代表熱烈討論了世界經濟的現狀問題及其解決的前景。在大會通過的總決議中，專設了“國際經濟新秩序”一節，明確宣布“社會黨國際讚同國際經濟新秩序這一概念”，並且從道德準則、政策取向以及機構設置三個方麵，比較係統地闡述了社會黨國際對國際經濟進行全麵改革的主張。

此後，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社會黨國際又針對不同的問題不斷進行研究和分析並提出相應的主張。1979年4月，美國工業生產開始下降，接著日本和西歐也先後步入危機。與過去不同的是，作為二戰後第三次世界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在長期“滯脹”條件下發生的，因此，危機來勢凶猛，波及麵極廣。在發達工業國家陷入危機之際，非洲大陸又經曆了一場嚴重的旱災，糧食危機惡化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同時，這次危機從一開始便引起國際貿易下降和國際金融市場混亂，這使得原本在不合理的舊經濟秩序中受難深重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遭受了更大的打擊。因此，1980年的社會黨國際十五大，對國際經濟形勢進行了新的分析，對南北關係中的不公正狀況及其關鍵形成了新的認識，進而強調解決南北關係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並提出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6條新建議。

但是到1983年4月社會黨國際十六大前夕，世界經濟危機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峻了。1982年年底統計，發達國家的失業人數已超過3000萬，失業率已達10%以上，企業倒閉的總數亦比上一年增長30%—50%，同時，通貨膨脹率已經發展到超過10%。更嚴重的是，由於發達國家轉嫁經濟危機，推行不公正的金融政策和貿易政策，致使發展中國家的外債負擔從1976年的2500億美元，增至1982年的8000億美元，又衍生出嚴重的“債務危機”。一些拉美國家的經濟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為了研究清楚問題和形勢，社會黨國際在1982年9月舉行了“經濟政策抉擇”的專題會議，討論了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出路的問題。1983年4月的社會黨國際十六大以“危機中的世界—社會黨人的回答”為總題目集中討論了“經濟的公正原則與發展”，強調經濟結構必須進行變革，而這種變革應當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原則。為此，大會提出了8點綱領作為各國社會黨的行為規範。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社會黨國際又建立了經濟政策委員會，由社會黨國際副主席、牙買加人民民族黨的領袖曼利任主席，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南北關係問題並提出社會黨國際成員黨應當努力付諸實行的政策原則。（SI:SA, 1983, No 3）

1984年以後，歐洲發達國家開始走出經濟危機，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勢仍在持續惡化，南北之間差距加大的現實更為引人注目，因此，社會黨國際在發展問題上的關注重點集中於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和債務問題，集中於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必然觸及的南北關係問題。1984年4月和10月的執行局會議，以及1984年6月的社會黨國際領導人會議均提出，北方的經濟複蘇是脆弱的，南方的經濟困難仍在加重，當務之急是找到使國際經濟擺脫更大困境的新途徑。（SI:SA,1984, No 2-3）1985年1月，社會黨國際新成立的債務問題特別委員會舉行會議；同年3月，社會黨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也舉行了會議；（SI:SA,1985, No 1）同年4月，社會黨國際領導人會議再次強調解決債務危機的重要性並研究分析和探討了社會黨國際的政策建議；6月和10月的執行局會議討論了經濟政策委員會的報告；7月1日，社會黨國際又就債務問題發表聲明。（SI:SA,1985, No 2-3）到1986年5月，社會黨國際舉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時，終於通過了題為“全球性挑戰”及相應的“行動綱領”的決議。（SI:SA,1986, No 2）在這個長達260餘頁，前後費時達數年之久才得以擬就的報告中，社會黨國際既全麵闡述了它在南北問題上的立場，同時又為推動多種對話和建立新型關係提出了一係列政策建議。“行動綱領”則具體規定了社會黨國際今後在這方麵應當承擔的義務以及應當采取的行動。

從十三大以後的這一個時期的發展中，顯然可以看出社會黨國際在南北問題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較為係統的政策主張和原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黨國際以團結互助為核心的這種南北合作思想及其主張已經成為其民主社會主義思想體係中“經濟民主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新的曆史條件下，最富有時代特色的因素。總起來看，社會黨國際在南北問題上的思想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個要點：第一是強調世界經濟的聯係性特點。世界經濟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此，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發展的根源在於現存的南北關係格局是不平等不對稱的，從而破壞了整體性。而擺脫危機的出路要從整體性的角度來構想均衡關係。第二是強調世界經濟調整的結構性特點。就是說，世界經濟的調整必須是多方麵的，包括貿易體係、金融製度及其組織、全球性資源的使用和收入的再分配結構等改革。第三是強調進行世界經濟調整的合作性特點。這意味進行經濟調整，首先就要進行南北對話以及對話基礎上的合作；此外，南南合作、發達國家間的合作、全球性合作或區域性合作也是重要的。唯有合作才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才能共同擺脫危機。在這種思想主張的指導下，社會黨國際對外活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積極推動南北對話，打破南北關係僵局；二是積極宣傳自己的主張，努力傳播關於世界經濟問題的新觀念；三是聯合其他具有相同認識的國際力量開展更廣泛的工作。

總之，社會黨國際在新時期裏著力於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工作，這恰好是抓住了國際問題的關鍵。而這項工作也確實為社會黨國際帶來了極高的聲譽，帶來了世界人民和國際輿論的好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