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曆史坐標與現實維度_第二節 黨情和民情的新變化
第二節 黨情和民情的新變化
一、黨情三維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從結構上看，可以分為相聯的三個層次、三個維度：一是作為整體意義上的黨，二是黨的各級組織，三是黨的個體，即全體黨員（包括黨員幹部）。黨情的變化，也主要體現在這三個層次上。新時期，黨的整體的狀況和黨的各級組織的狀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中黨的基層組織發生的變化尤其明顯；黨員隊伍的狀況也發生了新變化。黨自身情況所發生的這些新變化，對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提出了一係列新的挑戰和課題。
（一）黨的整體狀況發生的變化
新時期，黨的整體的狀況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基本定位的調整和“歸位”。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由全麵領導型政黨轉向現代執政黨，由對國家社會的“全麵掌控”轉向“有所為、有所不為”。全麵掌控的領導型政黨的特點就是：掌控立法、掌控司法、掌控行政權、掌控經濟和社會事務、掌控意識形態、掌控軍隊，所謂“掌控”主要是對思想、政治、組織、行政方麵的直接控製和管理。中國共產黨轉向現代執政黨的特點是：其功能既包含搜集和綜合民意、表達民意、向政權機關輸送精英、政治社會化等現代執政黨的一般特點。同時，還保留中國共產黨自身的一些基本特點，主要有：第一，保持和完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政黨體製。中國共產黨從開始執掌國家政權，在整個社會力量關係中就處於領導地位。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不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的關係，而是聯合執政，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第二，不斷加強黨的合法性建設，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群眾基礎。黨的長期執政地位的維護和鞏固，最根本要靠代表和實現廣大群眾的利益，並且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第三，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實現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有效指導和管理。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作用主要不是通過直接管理社會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以執政黨的角色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有：第一，發揮決策作用，就是提出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對國家的重大問題提出決策性意見和建議，並通過規範的程序轉化為國家政權機關的施政方案。第二，發揮組織作用，首先是組織共產黨自身，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其次要組織國家政權的運行和活動；最後是組織和支持群眾當家作主。第三，發揮協調作用，就是協調執政黨、國家政權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利益群體等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團結和凝聚全社會的力量。第四，發揮監督作用，既包括對黨組織和黨員隊伍自身的監督，也包括黨對各種國家政權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社會組織等各方麵的監督，以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憲法、法律得到有效貫徹和實施。
中國共產黨的整體調整和變化，要求黨必須提高執政能力。執政能力主要包括三個層麵的內容：一是作為執政能力建設重點的領導幹部能力和素質的提升；二是作為執政能力建設基礎的全體黨員的能力和素質的提升；三是作為執政能力建設關鍵的黨內製度、體製的改革和完善。執政能力建設不單單是提高個人的能力，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離不開執政者的能力和素質的提高，其中領導幹部能力的變化最直接、最明顯，所以是一個重點；而全體黨員煥發出的力量則更深厚、更廣泛，所以是基礎。另一方麵，一套運行有效的、理想的製度和體製的建立和健全，可以通過調整和整合已有的力量提高執政能力，同時穩步實現黨自身的新陳代謝、吐故納新。而且以製度和體製作為保障使黨的執政能力更穩定、更持久，所以是執政能力建設的關鍵。無論領導幹部層麵、普通黨員層麵，還是製度和體製、機製層麵，三者都不可偏廢。執政能力的提高最終是這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的整體調整和變化，要求黨的執政方式必須轉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是遵循執政規律；民主執政是依靠人民執政、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依法執政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依法執政是執政方式變化的核心，目的是實現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使黨的治國理政逐步實現製度化、規範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執政，既有利於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也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走向穩定性、規範性和長期性。
（二）黨的基層組織狀況發生的新變化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截至2012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達8512.7萬名；黨的基層組織總數達420.1萬個，從基層黨組織分布情況看，全國7245個城市街道、3.3萬個鄉鎮、8.7萬個社區（居委會）、58.8萬個建製村建立了黨組織。機關、事業單位黨組織覆蓋麵分別達到99.97％、99.4％。公有製企業黨組織覆蓋麵達到99.98％。147.5萬個非公有製企業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非公有製企業數的99.95％。4.03萬個社會團體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社會團體數的99.21％。3.95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數的99.61％。在新的曆史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加快，黨的基層組織麵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裏主要談談農村基層黨組織、國有企業黨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的現狀和變化。這些新變化，使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麵臨著新的考驗。
1.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變化
農村基層黨組織主要指農村鄉鎮黨委和村黨支部兩級黨的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截至2012年底，全國農村有鄉鎮黨委3.3萬個，村黨組織58.8萬個，鄉鎮、村黨組織數約占全國基層黨組織總數的14.8％；農村黨員超過2500萬名，鄉鎮機關幹部超過100萬名，鄉鎮站所幹部接近200萬名，村幹部約為400多萬名。經過多年來的努力，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建設不斷加強，黨員幹部帶頭致富、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能力不斷提高，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不斷增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穩步推進。
然而，近年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麵臨許多新情況新課題，難以適應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主要問題是：亟待更新發展觀念、強化整體功能、改進工作方法、提高綜合能力、夯實薄弱環節，從而更好地發揮作用。一是發展觀念亟待更新。時代發展到今天，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轉變發展觀念，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各項工作，遵循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充分考慮農民群眾的願望，著力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推動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協調發展。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對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理解還不深，抓統籌協調發展的意識還不強。二是功能亟待調整，步伐亟待跟上。當前，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性日益增強，新的經濟組織日益增多，農村勞動力流動越來越頻繁，外出經商務工的農民包括農民黨員越來越多。這就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傳統設置形式、工作方法，以及黨員教育管理的方式等，進行相應的轉變或調整。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圍繞黨在農村的中心任務，不斷強化組織管理功能、教育引導功能和服務協調功能；與此要求相比，有的農村基層黨員幹部還習慣於過去那樣“吹哨子”“喊號子”，搞強迫命令、行政幹預；有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忽視在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中開展黨的工作，忽視對流動黨員的教育管理，部分黨員長期遊離於黨組織之外，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三是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亟待改進。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製的基礎上，實行了稅費改革，現在又在大力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從而使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分配關係發生了重大調整。這就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改進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善於通過啟發教育、民主協商、示範引導等方法推動農村工作開展，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經濟手段、政策手段解決農村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組織存在著“老辦法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管用”的問題，不知道該如何開展群眾工作。四是能力亟待提高。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將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普遍使用現代生產工具、全過程實現現代管理，推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這就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不斷提高農村基層黨員帶頭致富、帶領群眾致富的本領，提高農村基層幹部統攬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能力。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對此認識不足，能力不夠，不注意加強對農民的科技培訓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不知道如何為農民群眾發展生產提供有效的服務。五是薄弱環節亟待加強。同農村經濟發展和基層其他工作相比，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個薄弱環節。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在有的地方還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現象，農村思想政治工作“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擠掉”，沒有被擺上應有的位置；不少幹部中還存在著重物質動力，輕精神動力的現象，重視抓改革和建設工作，不重視人們的思想認識變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和方法往往缺少針對性；有些地方思想政治工作軟弱無力。可見，農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改進和加強，農村基層組織亟待在這方麵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組織在這方麵做得很欠缺，缺乏有效的手段和管用的措施。
2.國有企業黨組織地位和作用發生的變化
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現在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是一些基本原則，也是改善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的客觀要求。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現代企業製度的建立，國有企業黨組織如何正確定位和充分發揮作用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伴隨改革開放，企業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也一直在探索和前進中，有實質內容的變動主要有三次：第一次，逐步削弱書記權力，擴大廠長職權。由此引出了“中心”和“核心”的關係問題。第二次，把廠長推為企業“老大”的嚐試和轉折，從“中心”支配“核心”到兩“心”共主企業。第三次，推出了“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過渡形態。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兩“心”共主企業出現的矛盾，但是，“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困難在於如何明確權責。很大程度上要靠個人的素質和覺悟，這樣的製度安排和設計，不確定性和變數太多。從總體看，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企業黨的建設和工作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破解：一是黨的工作如何圍繞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展開和推進。二是企業改革和發展如何始終有效堅持黨對企業的政治領導，如何有效堅持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具體的實際問題亟待解決，比如，國有企業黨組織如何保證監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企業的貫徹執行，如何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在實行現代企業製度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好與企業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的關係。有的人認為，現代企業製度的法人治理結構有了一套科學嚴密的決策、執行和監督係統，在這些係統之外再設一個黨委是多餘的，沒有空間，搞“去組織化”。這些片麵和錯誤的認識，影響了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的發揮。再比如，國有企業黨組織如何領導好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如何全心全意地依靠職工群眾，如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等等，這些也成為需要解決的很現實的問題。
從深層次看，黨組織進入企業有三大難點需要研究和破解：
第一，企業層麵的財產權和執政權處理不好會有衝突。
黨發揮領導作用和進入企業，首先遇到一個難題。因為現代企業製度和公司製企業是個財產組織，它的運作，要遵循財產運作的特點和規律。這是底線。歸結起來可稱之為“所有者主導權”，即財產所有者對企業擁有絕對的主導權。（黨組織是上級主導的，全國一個整體；企業像一堆土豆，是呈分散狀態。）現代企業製度的基礎是受憲法保護的財產權製度，其內部結構是以財產為紐帶形成的一種分權製衡的組織結構，其運行機製是利益驅動機製。企業的四大主體（利益相關者）圍繞利益形成這樣一種“砸飯碗”機製：企業員工的“飯碗”端在經營者手中，經營者的飯碗端在董事會的手中，董事會的飯碗端在股東會的手中，股東會的飯碗端在消費者（市場）的手中。這樣一環扣一環，形成很強的約束和製衡關係。實現這種約束和製衡作用的組織形式，就是一套經過幾百年檢驗證明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這是現代企業製度的核心。
通過這種結構、這種機製、這種權力製衡關係和利益驅動機製，賦予了財產所有者（股東或投資者）對企業的主導權、控製權。投資者之所以願意投資，願意承擔風險，目的就是為了回報，為了利益。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利益最大化，這是投資者要求的企業最主要的經營目標。在商言商，企業隻有體現投資者的意誌，按投資者的意願行事，投資者才有積極性，才願意投資。投資者對企業的主導權如果受到限製，這套權力製衡的機製如果運作不靈，或者企業目標出現多元化，那麽，一方麵，投資者不願意投資，經濟自然也發展不起來；另一方麵，即使他投資了，企業也難以很好地運作，結果必然是競爭力不強，效率不高，效益低下，最後被市場淘汰出局，這樣建立的現代企業製度就是不成功的！
《公司法》保留了“老三會”（黨委會、工會、職代會），但股東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職代會除了保護職工自身利益之外，不能對企業的經營方針、重大決策作出實質性的決定，董事會是公司常設權力機構，對股東負責，公司總經理由董事會任免，董事會有權對公司重大事項作出決定。這與長期以來的黨管幹部，廠長經理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黨委是企業領導核心，職代會行使職工當家作主權利等一係列製度、措施截然不同。
黨發揮領導作用和“組織化”進入企業，涉及財產權和執政權力的邊界和關係問題。從法權和法律角度看，企業中所有者和投資者的主導權、控製權這一條不能受到侵害，是基於保障健全的財產製度這一市場經濟運行基礎的，因為侵害了企業所有者的主導權實質是侵害了別人的財產權利，是違法甚至違憲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現代產權製度是現代企業製度的核心，目的就是強化企業中所有者的主導權、控製權。但是，如前所述，共產黨作為長期的領導黨和執政黨，憲法同樣賦予了其廣泛的領導權力和執政權力，這一權力究竟和財產權的邊界和關係在企業層麵如何界定，在實踐中並沒有答案。
第二，企業組織治理結構對企業黨組織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
企業黨組織既是中國共產黨政治組織的一部分，又是企業經濟組織的一部分。企業黨組織要在雙重身份、二維坐標係中確定自身定位，職能、任務和工作方式，難度較大。企業在財產權基礎上形成的分權製衡結構和運行機製，以及由此確立起來的實現所有者主導權和控製權的企業組織結構，對企業黨組織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比如，從公司法規定的內部治理結構來看，公司中的基層黨組織既不是公司的法定的權力機構，權力機構由全體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充任；又不是公司法定的決策機構，決策機構由股東大會選任的董事組成的董事會充任；也不是公司法定的監督機構，監督機構由股東大會選舉出的監事組成的監事會充任。企業黨組織也不能專做職工群眾的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又與企業工會的工作重疊了。最後，企業黨組織如果隻做企業黨員的工作，那又完全不能滿足我們加強企業黨建的初衷。因此，企業中黨組織和企業現有內部組織的定位一直解決不好。
第三，企業黨組織的運行和黨務活動有一定障礙。
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安排和行為應當遵循和適應現代企業製度運作的規律和特點，適應現代企業管理運作的規律和特點，而不是扭曲企業的結構和行為來適應和保留過去黨在企業中的安排和做法。
比如，企業黨組織如何參與決策。怎麽聯合決策？誰來召集和主持？如何承擔決策的責任？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重大問題決策作為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一項基本內容，黨組織畢竟是政治組織，行使和影響決策權不能過頭了，因為它並不能為自己的決策失誤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需要明確：一是參與決策的主體既有黨組織，也有代表黨組織的個人，如何銜接組織行為和個人行為。二是參與決策的內容是重大問題，該如何界定。三是參與決策是提出決策建議，不是代替董事會決策，如何把握其分量。四是如何設計參與決策的製度，要有可操作性的、有約束力的具體製度作保證。
比如，企業黨組織及其成員的價值觀應是集體主義，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企業作為經濟組織，其內部的權力製衡機製、監管體係、分配製度及管理方式，卻要求企業及其成員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這種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與衝突，給企業黨建工作和黨員造成困惑。
再比如，民主集中製“集體負責、一人一票”；法人治理結構“一股一票”，如何結合。另外，黨組織作為政治組織，內在地要求擴大組織隊伍，吸收新成員，開展政治活動，實現黨的任務；企業作為經濟組織，則內在地要求減少組織層次，精簡組織人員，盡量收縮不能直接創造經濟效益的組織行為，使企業黨組織出現弱化趨勢。另外，企業黨組織在減員增效和維護職工利益之間往往處於兩難選擇的境地。
還比如，黨管幹部原則在企業的實施。企業黨組織貫徹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經理層依法行使用人權以及市場配置人才資源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與衝突。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是黨對企業實行政治領導的重要途徑，但目前在認識和實踐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有人認為貫徹黨管幹部原則就是企業所有的幹部都由黨組織來任免，忽視了董事會、經理層依法行使用人權，以及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人認為黨對國有企業是政治領導，隻管好路線方針政策就行了，片麵強調管人管事相結合，忽視了黨組織在幹部任用上的考核把關作用。還有一些企業出現了黨委管政工幹部、董事會和經理層管生產經營幹部的兩條線管幹部的現象。另外，實行下管一級，企業最高領導層的管理權限就不可能在企業，由外麵組織部等來任命了。而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企業董事會、監事會如何組成，權力在企業內部，而不是企業外部。這種情況下，堅持黨管幹部原則，中央和地方黨組織負有什麽職責，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機構的黨組織應具有哪些幹部人事權力，這些都是有待明確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又比如，企業黨的工作如何融入管理，企業黨建“擴大覆蓋麵容易，真正發揮作用難”，這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無論如何，企業黨組織的工作最終要自上而下融入企業的常規工作和管理中，企業黨務工作最終要“紮根”企業管理中，方為長久之計。
3.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黨組織的狀況
根據有關方麵的統計，目前中國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已超過2億人。然而，與“兩新組織”迅猛發展的態勢相比，黨的工作任務艱巨，黨與非公有製企業廣大職工群眾的聯係還十分不夠，“兩個覆蓋”（黨組織覆蓋和黨的工作覆蓋）的落實還沒有到位，“兩個作用”（黨組織在企業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在職工群眾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發揮還空間很大。具體表現為：一是黨組織覆蓋麵不夠。近年來，具備建立條件的147.5萬個非公有製企業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非公有製企業數的99.95％。4.03萬個社會團體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社會團體數的99.21％。3.95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建立黨組織，占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數的99.61％。但是，仍然有大量不具備建立條件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據估計，有六成左右的非公有製企業沒有實現黨組織覆蓋。二是黨員數量偏少。黨員“兩新組織”中所占的比例明顯偏低，而且黨員的分布也不均勻。據統計，“兩新組織”發展迅速的廣東省，在廣州、深圳等地“兩新組織”中黨員所占員工的比例隻有不足百分之一。三是已建的黨組織不夠鞏固，作用發揮有限。有的“兩新組織”即使建立了黨組織，也因為組織機構的變化和黨員的流動，難以鞏固，也難以正常開展活動。有的“兩新組織”甚至出現黨組織“一邊建、一邊散”的情況。有的“兩新組織”事實上是“有組織無活動”，或者是活動的形式大於內容，黨組織形同虛設，作用不明顯。
4.黨的基層組織變化對黨群關係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分布在全國各領域、各層麵，是黨得以鞏固和發展的基礎，是黨聯係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橋梁和紐帶。毫無疑問，基層組織的狀況如何，直接關係著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能否鞏固。
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的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關係著黨的執政基礎能否在廣大農村得到鞏固。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農村黨員在全國黨員中占相當大的比例，農村的基層黨組織遍布全國各個角落。隻有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好，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把農民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才能鞏固黨在農村執政的群眾基礎。目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基本狀況所引發的新變化，對農村改善黨群關係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影響，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狀況並不容樂觀，有待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作為工人階級最集中的企業，是黨鞏固階級基礎和執政基礎的首要領域，是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和服務職工群眾的基本場所，所以應當比國外政黨更加重視企業。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關係到黨能否吸引國有企業的工人和其他各方群眾，也關係到黨執政的基礎能否在國有企業領域得到鞏固。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國有企業的黨組織肩負著團結、聯係和組織廣大工人群眾的崇高使命，也肩負著凝聚企業力量、調節和整合各方利益的重要職責。要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領導、組織和依靠工人階級是極為重要的；要構建和諧社會，營造勞資和諧、多方共贏的局麵是絕對必要的。另外，國有企業黨組織是黨的整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所有基層組織中占有30%的比重。因此，千方百計把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好，充分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是鞏固黨執政的基礎非常重要的方麵。現階段國有企業黨建的基本變化，是考驗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微觀領域中有效地領導和駕馭，也對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的鞏固具有直接的影響。必須從當前的客觀實際出發，遵循經濟規律和執政規律，推進國有企業黨組織狀況的根本改善，以確保黨執政的基礎在國有企業進一步加強。
“兩新組織”建立和健全黨的組織，並充分發揮其作用，關係到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能否在新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得到鞏固。從“兩新組織”的經濟實力和人數比重看，其分量與日俱增。
在這一領域中，既有來自國有、集體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的大量職工，也有來自農村等地的大量勞動力，還有從海外學成歸來的人才。“兩新組織”的人員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毫無疑問，必須加強黨與“兩新組織”廣大職工的聯係，切實把這些領域的群眾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而不能人為把他們推開，甚至製造對立麵，黨要代表、維護和實現“兩新組織”廣大職工的根本利益，不斷加強黨在這一領域工作的力度和深度。
總之，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狀況所發生的新變化，對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了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對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狀況所發生的變化，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並適應這種變化，給以正確的引導和應對。
（三）黨員隊伍狀況的新變化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達8512.7萬名，比上年增加252.5萬名，增幅為3.1％。從黨員隊伍結構看，全國有女黨員2026.9萬名，占黨員總數的23.8％；少數民族黨員580.2萬名，占黨員總數的6.8％；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曆的黨員3408.1萬名，占黨員總數的40％；35歲及以下的黨員2180.1萬名，占黨員總數的25.6％。從黨員的職業看，工人725萬名，農牧漁民2534.8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715.7萬名，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2019.6萬名，學生290.5萬名，離退休人員1553.8萬名，其他職業人員673.3萬名。另外。除了數量變化，黨員隊伍的基本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黨員隊伍的基本結構狀況發生了新的變化；二是黨員隊伍的思想作風狀況發生了新的變化。黨員隊伍結構不斷優化，素質進一步提高。2012年，全國發展黨員323.3萬名，在生產、工作一線發展黨員142.9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的44.2％，比上年增加3.2萬名。其中，發展工人黨員21.8萬名，發展農牧漁民黨員62.4萬名，發展農民工黨員4.3萬名；黨員隊伍中工人和農牧漁民黨員比上年增加71.6萬名。發展35歲及以下黨員264.2萬名，比上年增加4.3萬名；發展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曆黨員105萬名，比上年增加2.1萬名。這些新變化，對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黨員隊伍的結構狀況，直接關係黨員隊伍的質量以及黨的戰鬥力。黨員隊伍的結構狀況發生的變化，也會對黨群關係和黨執政的基礎產生重要的影響。新時期黨員隊伍基本結構方麵的變化，既有有利的一麵，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第一，從黨員隊伍的分布結構看，在生產、科研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偏少，青年黨員發展偏少，女黨員偏少。新時期黨員隊伍中還出現了一批私營企業主和新興社會階層人士。他們有的是在原來單位入黨的，少數是經營私營企業和從事新興行業後入黨的，這部分黨員對黨的結構狀況具有深遠的影響。第二，從黨員隊伍的知識結構看，近幾年發展的新黨員中文化知識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與全麵小康社會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差距還很大。黨員隊伍的發展，需要具備適應新時期黨的總任務要求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需要大量“有本事，靠得住”的黨員幹部，需要大批掌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各方麵黨內人才，需要一批掌握當代一流科學知識，具有戰略思維、世界眼光和較強黨性的黨員精英，從而全麵提升黨的先進性。第三，從黨員隊伍的年齡結構看，目前黨員隊伍存在年齡老化的問題，需要不斷改變，以增強黨員隊伍的生機和活力。此外，黨員隊伍的思想作風狀況，也是關係黨員質量的一個重要問題。新時期，黨員隊伍的思想作風狀況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了廣大黨員的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廣大黨員的平等、自由、互利、合作、信譽、時效、契約、法製等意識得到增強。但同時也出現一些消極的變化，有的黨員喪失了理想和信念，失去了精神支柱，經不住落後思想意識的侵蝕，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變質，任其發展必然會影響整個黨員隊伍的素質和質量，必須高度重視，切實解決。
黨員隊伍狀況所發生的變化，對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是黨員隊伍的基本狀況，直接關係著黨的整個狀況。中國共產黨處於執政地位，8000多萬黨員的龐大隊伍是空前絕後的，但是黨員質量狀況如何，直接決定和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和拒腐防變能力能否提高，從而直接決定和影響黨的執政合法性。黨的執政能力的高低，從根本上取決於黨員隊伍所具有的執政本領的高低；黨的拒腐防變的能力的強弱，從根本上取決於黨員隊伍所具有的拒腐防變本領的強弱。列寧在創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過程中，十分注重黨員的質量。他曾經說過，“我們的任務是要保護我們的黨的鞏固性、堅定性和純潔性。我們應當努力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他說過，“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在今天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對黨員隊伍應具有的執政本領和拒腐防變本領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但從當前黨員隊伍的現狀來看，一些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在這方麵的本領還不夠，這就影響了黨執政的自身基礎的鞏固，這種狀況亟待改變。
二是黨員隊伍的基本狀況，直接關係到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的發揮，從而關係到黨是否具有群眾吸引力。廣大黨員分布於全國的各行各業、各條戰線、各個地區，他們就生活在群眾之中，與人民群眾有著最廣泛和最直接的聯係。黨同群眾的關係，實質上是具體通過這8000多萬黨員同群眾聯係起來的。8000多萬黨員的形象，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形象。群眾是否支持和擁護黨，黨執政的群眾基礎能否鞏固，黨執政能否吸引群眾，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黨員隊伍的素質和實際行為緊密相連的。如果黨員隊伍的本領高，黨性強，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充分地發揮先鋒模範作用，真正能夠代表和實現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那麽，黨就能贏得廣大群眾真心實意地擁護和支持，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就能得到鞏固。反之，如果黨員隊伍的素質差、水平低，發揮不了先鋒模範作用，也不能實現廣大群眾的利益，那麽，黨就很難贏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黨執政的基礎就難以得到鞏固。當前黨員隊伍的整體狀況來看是好的，但的確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一部分黨員質量不高，甚至不如普通群眾，還有一些黨員腐化變質，這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嚴重影響到黨群關係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絕不能掉以輕心，應當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改變這種狀況，使黨員隊伍的素質不斷提高，使廣大黨員更好地發揮先鋒模範的作用，同時，要暢通黨員的出口，使那些不符合黨員標準或不願意留在黨內的人能夠及時退出，黨內能夠不斷吐故納新，保持黨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新鮮的活力。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討論研究黨員發展和管理問題，強調要強化黨員管理，優化黨員結構，建立規模適度的黨員隊伍，並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目前，構建科學的黨員退出機製，是新形勢下實現黨員發展和管理科學化的重要一環。構建科學的黨員退出機製，要以提高黨員質量和增強黨的力量為根本目的，要切實轉變執政黨建設的一些傳統理念，要把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作為著力重點。
二、群眾結構的變化
（一）工人階級的分化和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30年，特別是20世紀中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我國社會階級的主體是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工人階級是處於領導階級地位的勞動者階級，內部結構比較單一，界限清楚，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包括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這時的工人階級，行業有所不同，但是特點都是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以工資收入為主要或全部的收入來源。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動，全球知識經濟時代到來，工人階級的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為主導讓位於以知識產業為主導，傳統的產業工人大大減少，腦力勞動者、技術勞動者、管理勞動者的比重大大增加；勞動不再隻是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參與直接生產過程，而大量是處於直接生產過程之外，成為生產的設計者、監督者和調節者。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出現的變化主要是，產業工人仍然作為整個工人階級的基礎和主體力量，但是知識分子階層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智力先導力量，社會管理者階層則成為從事行政和社會管理的國家公務人員。
產業工人階層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中國現階段的產業工人主要包括在全民、集體所有製企業和私營、外資“三資”企業中從事生產、流通和商貿等工作，以工資為基本生活來源的勞動者，他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是當代中國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高、力量集中而又強大的階層和群體，也是工人階級的主體。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這個階級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思想素質和文化素質不斷提高，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越來越突出地發揮著主導作用，是中國具有遠大發展前途的階層。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發展，產業工人隊伍原來基本上由全民所有製職工和集體所有製職工構成，現已出現多種所有製形式的職工隊伍並存的局麵，他們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普遍提高。近些年來由於新老更替，一部分文化水平較高、思想比較活躍的青年人加入到了產業工人隊伍的行列，從而使整個工人隊伍的文化和技術素質普遍提高。35歲以下的青年職工占到70％左右，逐步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他們思想比較活躍，對社會政治問題比較敏感，對改革舊體製，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有比較強烈的要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推動改革的中堅力量。
知識分子階層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先鋒力量和精英隊伍。我國現階段知識分子是指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素養，以其知識和技能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又具有不同於一般工人的特點，因此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階層。在知識分子內部，根據其不同的社會職能，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科技型”知識分子，主要包括在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等領域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專家和技術人才。二是從事精神生產的“人文型”知識分子，主要包括文教、衛生、科研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分子。三是從事社會管理服務的“管理型”知識分子，主要包括經過專業訓練、從事比較複雜腦力勞動的國家行政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部門的管理人員。知識分子是從事智力勞動的社會勞動者，是工人階級中文化素養最高的一部分，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是推進教育科學文化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傳承人類知識和文明的關鍵群體，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推進改革的骨幹力量。
社會管理者階層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指以黨政係統幹部為主體的從事各種社會管理活動的勞動者。他們以腦力勞動為主，從事政治決策和社會管理工作。掌握人民賦予的公權力和支配一定公共資源的權力，組織和管理社會生活，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他們作為人民的代表，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的監督。
目前，工人階級隊伍的內部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
第一，工人階級發展的不平衡性導致內部各階層和群體間利益和矛盾的複雜化。雖然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由於行業特點和單位、地區條件乃至個人競爭力高低的差異，導致階層之間、階層內部群體或成員之間的不平衡性。由此產生了不同階層之間有著利益矛盾。從矛盾的性質和內容看，這些衝突不僅表現在經濟收入、物質生活上，而且也體現在政治權利以及精神需求方麵，各階層之間物質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和精神利益矛盾交織在一起。其中，物質利益矛盾是最基本的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是物質利益矛盾的集中體現，精神利益矛盾反映了物質和政治利益矛盾。從矛盾主體來看，普通工人與企業所有者、社會管理者之間、“在崗”與“待崗”“下崗”之間、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利益差別和矛盾較為突出。當前，工人階級隊伍中體現在財富和收入、知識與技術水平、權力和社會地位、階級主體意識等方麵的差異和不平衡發展尤其突出。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和仍具有壟斷特點的行業，平均勞動報酬高於傳統產業。如近年來，金融證券保險、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依次位居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前列，而采掘、建築、批零貿易和餐飲、農林牧漁業則依次位居平均工資的後位。金融行業人員的工資是其他普通行業工資的數倍多。即使是同一行業，由於單位所有製性質、效益或地區的不同，工資收入也有明顯的差別。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3.96∶1，農林牧漁業年平均工資21973元，農民人均收入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比為1∶3.1。國家統計局按“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兩個組別發布了2012年的職工平均工資，結果顯示，不同組別、不同行業從業人員工資差距仍然較大，私營單位平均工資僅為非私營單位的61.5%。以北京市為例，2012年度全市職工年平均工資為56061元，月平均工資為4672元。而北京城鎮私營單位和非私營單位收入差距巨大，其中非私營單位8.47萬元，私營單位僅為4.28萬元，後者僅為前者的一半。在北京城鎮非私營法人單位就業人員所在的19個行業門類中，行業平均工資低於北京平均水平的行業有12個，就業人員占比64.5%。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以知識分子、管理階層為最高，普通工人次之，農民工最低；外資、“三資”企業職工最高，國有企業次之，私營又次之。最新行業分析結果表明，在中國，社會服務業和農林牧漁業職工平均工資最低，而電力、通信、金融保險業等壟斷行業的收入最高，且不同行業職工平均最高值與最低值的比值仍在繼續擴大，在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的收入差距中，其不合理部分超過了50%。就社會地位的評價來看，調查顯示，公眾認為社會地位最高的是各級官員、企業高管和專業技術人員、知識精英等，最低的是農民、農民工和社會底層的服務人員。從階級主體意識來看，整體上較以前有所下降，並且階級主體意識的高低往往與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工作單位的所有製性質有密切關係。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管理階層高於普通工人，黨員工人高於非黨員工人，國企職工高於外資、“三資”和私營企業職工，而農民工最低。
第二，就業方式和勞動關係的變化對工人階級思想意識帶來巨大的變化和影響。隨著計劃經濟體製一統天下局麵被打破，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鐵飯碗”式的就業方式和勞動關係被破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實行的聘任製、合同製、市場化契約化的就業方式和勞動關係，以市場為中介，雙向選擇的就業方式成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這既有利於提高工人階級自立自強的就業觀念和競爭意識，也容易產生負麵作用，特別是由於配套改革的相對滯後，企業內部工人產生較為普遍的失落感、雇傭意識甚至小群體意識，而階級意識、主人翁意識、集體意識則有所下降。許多工人認為自己政治上無地位，經濟上無保障，就業是為了謀生，一切都是為了掙錢，“主人翁”和領導階級實際是一句空話。
第三，在多種複雜的因素影響下工人階級的價值取向出現“裂變”。由於不同階層利益差別的存在和受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在理想信念和價值觀方麵，也呈現出日趨多樣化“裂變”的現象。在麵對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麵對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等現實問題的選擇上，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的影響，從而做出不同的抉擇。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在黨團員比例合計高達近半數的企業工人隊伍中，選擇“實現共產主義”、“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作為最高人生理想的比例不到三成，與1982年的調查結果相比，下降了四成，而選擇物質財富、美滿婚姻、幸福家庭、穩定生活等內容的比例大幅上升，價值觀念呈多樣化趨勢。
第四，現代高素質和“有產者”身份的工人階級正在壯大。發展市場經濟以來，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白領”階層的不斷擴大，富裕工人、有產勞動者正在迅速壯大。據估計，我國白領階層人數目前已經超過藍領階層。這種變化表明，工人階級知識化、有產化的進程明顯加快，知識分子正逐漸成為工人階級中代表先進生產力、占主流和主導地位的部分。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認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人階級不能成為“有產者”，甚至把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當作是主要保護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這是不對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隻是私有經濟的兩種具體形式，不是私有財產的全部。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的實質是承認和保護全體中國公民的個人財產，是承認、允許和鼓勵廣大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成為共同富裕的“有產者”，這應當是現階段我們法律建設和製度建設的一個根本性目標。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中國公民的財產，既包含屬於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具體形式，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還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資料和各種資產，例如私有房產、汽車、家電、私人投資、金融資產等。社會主義製度要得到鞏固和發展，就要在改革中把廣大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培育成利益主體，要使“無產者”成為“有產者”。隨著工人階級的“有產化”，他們的基本素質和現代意識不斷增強，結構更加優化，素質更加提高，駕馭現代科學技術、把握先進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的能力也將增強。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觀念，市場觀念，競爭意識，自主自強的意識也將同步提高。總體上看，工人階級隊伍的分化是一種經濟上、職業上的分化，而不是政治上的分化。工人階級內部不同階層的區別主要依據和表現為職業、崗位、勞動關係、經濟收入等此類方麵的差別，而在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工人階級內部的無論哪一個階層或成員，他們都同樣是社會主義勞動者。但是，工人階級的變化又是全麵和深刻的。在價值觀方麵普通工人群眾更傾向於世俗化、平民化、去政治化。
工人階級的變化對黨群關係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麵具有積極影響。首先，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素質的提高，增強了其社會主導階級的地位和作用的發揮，尤其是知識分子隊伍的擴大，有利於提高其科學文化和技術水平，轉變不合時宜的傳統觀念，培養現代意識，全麵提高自身素質，增強其階級先進性。工人階級階層的分化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反過來推動生產力和社會政治、文化的進步。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的變化，實質就是從高度集權的政治權力對人力資源的強製束縛，轉變到根據市場需要對人力資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是作為生產力第一要素的人的解放，從而促進了社會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形成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階級隊伍和勞動者大軍，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不斷完善，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型發展戰略的實施。再次，多元化的勞動關係和分配方式，改變了過去因資源和利益集中於國有單位，在利益問題上容易導致“共振”的被動局麵。利益的分散與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最後，工人階級素質的全麵提高，特別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現代意識的增強，造就了眾多的利益主體，形成各階層的獨立意識及利益訴求。這些變化不僅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政治民主化，更有利於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現代化。一方麵具有不利影響，主要是：第一，階層分化和利益衝突的加劇，可能導致內部矛盾的複雜和尖銳，從而降低階級內部的凝聚力，影響內部團結，削弱戰鬥力。第二，貧富差距的拉大，貧困群體的擴大，尤其是因權力、行業壟斷、特殊地位和政策產生的分配不公、權錢交易，會導致社會公正和法治秩序遭到侵蝕，敗壞黨和政府形象，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穩定，也妨礙勞動積極性的發揮。第三，價值觀的多元化，市場化的勞動關係，在社會保障和民主法製不健全的情況下，廣大工人群眾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容易造成階級主體意識、理想信念的下降和衰退，而雇傭意識、小團體觀念、個人利己主義、小農思想則會增強，從而影響工人階級先進性的評價及其領導階級作用的發揮。第四，工人隊伍向非公有製經濟單位的發展，給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課題。
在工人階級隊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對工人階級的曆史地位應當如何看待。一是高科技和智力勞動迅猛發展的當今時代，與傳統產業相聯係的工人階級，還是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二是作為工人階級對立麵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已不存在，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為一個寬泛的勞動群體概念，中國共產黨還要不要強調階級基礎？三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方式和勞動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者處於受雇地位，工人階級還是不是領導階級？
首先，工人階級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群體，而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階級，這是它的先進性的重要體現。不能把工人階級的形象定格在19世紀，也不能定格在20世紀，而要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最根本地體現在它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當今時代，所謂先進生產力，是指以現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為龍頭，帶動經濟迅速發展的生產力。在中國，與這樣的生產力直接聯係的勞動者恰恰是工人階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與高科技的研究開發，與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以及高科技企業的管理相聯係，掌握著科技、經濟發展的走向，理所當然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盡管大多數工人階級與傳統產業相聯係，但是這些產業正在受到現代科技的滲透、改造和提升，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傳統產業了，而是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方向有機銜接在一起。因此，在當今中國，工人階級和其先鋒隊共產黨，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其次，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確立後，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主人，作為工人階級對立麵的資產階級在中國也不存在了，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為一個寬泛的勞動群體概念，但是，並不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發生變化，強調自己的階級基礎也並非多餘。因為，資產階級的滅亡，隻是表明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不存在了，並不表明作為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也不存在了。相反，工人階級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繼續發揮著它的曆史作用，並通過其政黨帶領全體人民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奮鬥。在這一整個曆史時期，工人階級始終是黨的階級基礎。現階段，工人階級的隊伍正隨著中國農村的城鎮化而急劇增加，它不但構成中國建設和改革的最強大的動力，而且構成維護社會團結穩定的強大而集中的社會力量。
最後，發展市場經濟，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來實現優化配置，勞動力作為一種主要的生產要素，也必須遵循市場規律。但是，這並不表明勞動者成了雇傭奴隸，工人階級不再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了。因為，從大的方麵看，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經濟製度沒有變，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政治製度也沒有變。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整體上占有並支配生產資料，並通過自己的先鋒隊實施對國家的政治領導，這些都沒有根本的變化。從市場經濟微觀運作考察，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用於交換，隻不過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這是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不同於資本主義製度下出賣勞動力。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後，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了，經濟上是“有產者”了，政治上是掌權的“主人翁”了。在私營企業中，確實存在著雇傭關係，但是私營企業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中處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大環境之中，必須接受國
家法律的約束；這些企業中的職工是以國家主人的身份在其中勞動和工作的，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的保護。
（二）農民階級和工農聯盟的變化
在新的曆史時期，經過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中國的農民階級發生了新的變化。農民在生產、經營和分配方麵有了自主權；農民個人占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引起農民隊伍從起初的向林、牧、副、漁在內的大農業轉移，逐漸向非農業的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現階段中國農民階級的構成大致為：第一，從事農業生產（包括種植業、養殖業）的勞動者階層，這是農民階級的主體部分。第二，亦農亦工的階層，即“農民工”，這部分人大部分時間在鄉鎮的或城市的企業做工，但又保留土地、兼顧農業。此外，還存在一小部分農村個體勞動者和農村專業戶。目前，中國農村的變革仍在繼續之中，一部分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界限已經是有些模糊。
在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群眾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根本的執政基礎。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工農聯盟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現階段，隨著國內階級階層結構的新變化，農民階級的經濟地位以及工農聯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需要執政黨認真對待。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中國共產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核心，也是“三農”工作的永恒主題。農業豐，則基礎牢；農民富，則國家強；農村穩，則社會安。這幾年農民增收出現大的轉機，但是仍未走出“低穀”，城鄉收入差距依然過大。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要始終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中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然而近些年來，農民收入增長一直麵臨嚴峻的困難，成為製約整個農村經濟乃至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一大障礙，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被作為全局性的問題受到各方關注。應當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農民收入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曆了複雜的動態變化，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4年，農民收入超常規快速增長。在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農村製度的變革，大大激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長，農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第二階段，1985~1990年，農民收入在波動中緩慢增長。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一是由於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沒有得到大的提高，生產能力釋放之後就處於徘徊狀態；二是由於市場原因，造成的農業生產要素價格逐年攀升；三是改革滯後導致的非農產業發展受到一定的限製。第三階段，1991~1996年農民收入反彈回升。在此期間，政府部門連續兩次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加上國家宏觀經濟形勢有利於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就業，因此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第四階段，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進入了曠日持久的緩慢增長階段，一直到2004年才出現較大轉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從第四階段突現出來了。從整體上看，自從1978年以來，除個別年份，農村人均現金收入，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要小得多。因此，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呈上升態勢。其中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同時期、不同年份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比如，城市通過土地、人才、資金、農產品增值向農村“抽水”。再比如，根據近些年的調查，全國共有數以萬計的開發區，占用了農民大量的土地。在市場方麵，農產品增值相當一部分落不到農民身上。中央對農村的各種補貼在有的地方也被層層截流。
農民增收困難，既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現實反映，也是國民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從農村自身來看，主要原因是：第一，農產品結構不合理、質量水平不高，不適應市場日益多樣化、優質化和精細化的需求；第二，農村二、三產業發展水平不高，不適應農民多渠道擴大就業和增加收入的需要；第三，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不高，不適應市場競爭特別是參與國際競爭的要求。從農業農村與國民經濟的關係來看，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就業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調整不協調。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沒能隨農業占GDP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效益低下。這是農民增收困難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二是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不協調。城鎮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速度有所加快，但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國家的水平。這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農產品需求的擴大，嚴重製約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農業效益的提高。三是資源和國民收入在城鄉之間分配不協調。受二元經濟結構影響，農業、農村和農民在資源和國民收入分配中長期處於不利地位，農村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外流嚴重。客觀地看，今後幾年持續實現高速增長還有一定難度。因為，農民依靠農業增收的空間有限，農業增產有限，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受限。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有限。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主要的是要努力擴大農民就業。盡管農業內部的“容人之量”還大有潛力可挖，但短時期內難有大的拓展，農民增收需要靠工資性收入的大幅增長。近年來，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增長幅度不大，增收主要靠增加外出務工人數。因此，基本上隻能保持穩步小幅上升趨勢。中央大幅度增加財政補貼的力度有限。在更多地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農村、讓公共財政的支出惠及農民方麵，國家將承擔責任並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國家財政不可能也無力全部承擔起新農村建設的大量投入。由此可見，農民收入增長依然處於“爬坡”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隻能逐步縮小。促進農民增收，既要立足當前采取見效快的具體措施，又要著眼長遠尋求解決問題的治本之策，建立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長效機製。
中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多管齊下，多方麵入手，調動多種力量和資源，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製。既要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把農業和農村內部增收的文章做足，又要繼續推進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在農業和農村外部尋求增收途徑；既要抓好麵上增收，全方位開辟農民就業和增收的渠道和途徑，又要分類指導，突出重點，抓好糧食主產區、純農戶和低收入農戶的增收，著力解決好貧困人口和特殊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既要創造條件，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靠調動農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增收，又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國家的支持保護力度，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首先，要挖掘農業自身增收潛力。一方麵，要做足做好18.3億畝耕地的精耕細作，做足做好60億畝草地、42.7億畝林地、42億畝大陸架漁場、2.6億畝內陸水域等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另一方麵，要大力推進農業結構調整，走精細化、集約化、產業化的道路，依靠現代科技改造傳統農業。其次，要拓展農村內部增收空間。要把發展壯大縣域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突出個性，形成特色。加快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加強縣城和中心鎮的建設，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培育和壯大支柱產業，帶動鄉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再次，要廣辟農村外部的增收渠道。一是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既要把總“蛋糕”多切給農民，又要把農村“蛋糕”做大，惠及農民。一方麵，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另一方麵，要拿出一部分資金，通過多種補貼方式，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並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和成效。二是特別要統籌城鄉就業，為農村富餘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歸根結底，要調動農民創業增收的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既要“多予、少取”，更要做好“放活”的文章，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激發農民群眾自主創業增收的潛能。要突破一切妨礙農民增收的思想觀念，取消一切限製農民創業增收的政策規定，革除一切束縛農民增收的體製弊端。要盡快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市場，促進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充分結合。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農村能人，使他們充分施展才華、創業致富、帶動一方，開辟廣闊的天地。
新時期的工農聯盟在某些方麵有所削弱，影響著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新時期影響工農聯盟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前麵已經提到，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差別，而且短時期難以扭轉。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換，對工農聯盟產生了重要影響。過去工農聯盟的鞏固與計劃體製有一定聯係，政府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實行了市場經濟體製，市場在調節工農關係上作用突顯。由於工人和農民掌握的資源不同，市場地位不平等，加之市場規則和秩序不夠健全，已經造成工農之間經濟地位的懸殊和隔閡。三是城鎮工人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直接聯係大大減少，影響工農聯盟的加強。城鎮工人階級的來源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絕大多數人出身於城鎮勞動者家庭，並不像過去老一代工人那樣，來自農村，出身於農民。城鎮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缺少了一種天然的親和力。而且，隨著城鎮工人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城市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的調整，相當一部分城鎮工人成為白領階層，而失去產業工人原有的特點。因此，如何增強新時期城鎮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自覺性，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總之，新時期工農聯盟所出現的新情況，對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的鞏固提出了新挑戰。這就向黨提出了新任務，必須進一步加強新時期的工農聯盟，以進一步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改善黨群關係。
（三）新型社會階層的出現及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製度和社會階層構成發生重大變化。在農村，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從事第二、第三產業，有的進了鄉鎮企業，有的成為個體戶，有的成為私營企業主。在城市，工人階級在分化，越來越多的工人擁有股份和各種經營性財產，成為有產者；受聘於外資和“三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越來越多；各類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在這些組織中活躍著一批年紀輕、知識層次高、掌握高新技術的管理技術人員。許多人在不同所有製、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型社會階層，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通過搏擊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他們對於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推動科技進步，活躍城鄉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就業門路，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求，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據有關方麵統計，目前中國非公有製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成多。在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製經濟約占四成。在社會消費零售總額中，非公有製經濟的份額超過六成。非公有製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社會階層從整體而言，也是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在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多種所有製經濟過程中形成的，而且整個生產和經營活動總體上是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法律和思想道德構成的宏觀環境製約下進行的，並對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就業、財稅和社會穩定等方麵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因此，不能按照過去的思維定式把新出現的社會階層當作黨和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來對待,把他們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而應當適時地調整黨在鞏固群眾基礎方麵的政策和思路，使這部分社會群體確立起對黨執政的政治認同感，匯聚成振興中華民族的浩浩蕩蕩的洪流，進一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新型社會階層有代表性的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個體勞動者階層，在觀念和認識上人們爭議最大的也主要集中在這部分群體。私營企業主是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他們獲取非勞動收入，他們與本企業工人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是，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經營活動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法令所規定的範圍內進行的。私營企業主原來的職業大多是工人、農民、幹部和職業技術人員，他們與其企業的工人，雖存在經濟上的剝削關係，但在政治上並沒有壓迫關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們與工人階級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個體勞動者是在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勞動者，中國現階段的個體經濟，同樣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利益與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一致的，他們是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黨執政的重要支持力量。中國的個體勞動者不是剝削者，而是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但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工人、農民又是有所區別的，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所有者。
麵對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型社會階層，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解決好兩方麵問題，一要兼顧各個階層的利益；二要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加入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為人民謀利益，團結和帶領群眾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在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具有了為人民謀利益的新的條件，需要不斷地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最廣大群眾的利益。同時，為了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黨既要把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幹部等勞動者中的黨員作為黨的隊伍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也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是擴大黨的社會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需要。也有利於在這些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中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增強黨對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的影響力；有利於改變這些經濟、社會組織中黨的工作薄弱狀況，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麵；有利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有利於加強黨對非公有製經濟的政治領導。
社會其他方麵的優秀分子入黨並不會改變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更不會影響和削弱黨的先進性。黨員的成分與黨的性質是有聯係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黨的性質。正因為這樣，黨曆來重視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幹部中發展黨員。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幹部中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但是，黨員成分不是影響黨的性質的決定因素。判斷一個政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不能隻看黨員的階級出身或所從事的職業。黨在很長一段時期裏，農民黨員占多數，還有一些來自非勞動者階層的黨員。關鍵看黨的目標、理論、綱領、任務等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在思想上建黨。因此，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絕不意味著排斥社會其他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兩者是不矛盾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鄭重強調“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並寫入修改後的黨章中。與此同時，提出：除了繼續“重點做好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和幹部中發展黨員的工作，壯大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外，還要“注意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高知識群體、青年中發展黨員。”“要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修改後的黨章中，將原來規定的“其他革命分子”，改成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更加切合實際。
案例鏈接
服務跟著農民走
——貴州省農信社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探索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個龐大的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化的群體：農民工群體已然形成並日益壯大。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5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5%。當前，大批農民工主要是在外打工，受經濟形勢及生活習慣影響，返鄉創業人數增多。針對農民工創業缺乏資金、貸款難現象，貴州省農信社開展以貸款促創業，引導扶持農民工返鄉活動，這一舉措對緩解當地就業壓力，拉動經濟發展，推動農民致富，維護社會和諧成效顯著。
一、主要做法及初步成效
（一）金融服務跟著農民工走
貴州省僅安順市就有幾十萬人長期身處異地，長期以來農民工金融服務嚴重缺失，加之一些地區對外來務工者存在排斥、歧視現象和不合理的用工待遇，而農民工群體維權道路又比較艱難，一定程度存在引發不良事件和社會治安案件的風險。因此，2008年以來，貴州省農村信用聯社（簡稱農信社）以安順辦事處為試點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以“服務跟著農民走”的方式在全國首創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
通過派員工到北京、浙江、江蘇、雲南、廣東、福建等貴州籍農民工較為集中的省(市)設立駐外服務點7個，為農民工提供麵對麵的金融服務。同時，不斷擴大服務的內涵和外延，3年來無償為農民工提供維權、討薪、困難幫扶、就業幫助、技能培訓等方麵的服務。
2010年以來，在“走出去”戰略取得良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基礎上，省農村信用聯社安順辦事處、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又開始著手實施“請進來”戰略，未雨綢繆整合資源創建“返鄉農民工創業園”，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扶持有技術、懂管理的農民工返鄉創業。目前，安順市初步建立起以“鎮寧返鄉農民工創業園”為代表的紫雲壩羊，西秀七眼橋、舊州，鎮寧江龍、大山，關嶺永寧等7個“返鄉農民工創業園”，累計引導返鄉創業農民工達12323戶，引進省外投資商15戶，涉及小商品批發(零售)、建材、運輸、特色農業、裝飾材料、水晶飾品、燈具、磨具等32個產業(行業)，就地就近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3.5萬人。
（二）初步營造出多贏的新格局
安順農信社不斷擴大農民工金融服務的內涵和外延、積極引導扶持外出農民工返鄉創業、就近就地解決農民工就業的做法，不僅拉動了東部產業向西部轉移，加快了安順市工業和城鎮化發展步伐，拓寬了農民增收致富渠道，而且緩解了外出農民工生產生活成本過高、輸入地治安管理難等一係列矛盾。
這在一定範圍內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為貴州乃至全國從根子上解決農民工問題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一是推動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聚合資源加速農村生產力發展。大量農民工返鄉後，將在外掌握的技術、市場等要素與家鄉各類資源有效對接，從事特色規模化種植、養殖及農副產品加工業，逐步形成以“種養加”帶“貿工農”的發展格局。這不僅改變了農村經濟單純依靠農業的發展格局，拓展了農村產業經濟發展空間，還拉動了物流、賓館、餐飲、娛樂等行業發展，開創了“一人創業、致富一方”的新經濟增長模式，造就了新的就業崗位，將剩餘勞動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加速了農村生產力發展。
二是促進了基層黨建和政府職能建設。由於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黨委在省外及返鄉創業園均設立了黨支部，在對農民工黨員進行有效管理和培養的同時，還積極引導、支持他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參與到鄉村治理、企業管理中。如：參與村(鎮)幹部競選、參與企業領導層競聘等。這樣既充分發揮了農民工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又為新時期黨的基層幹部隊伍建設充實了後備力量。同時，返鄉創業農民工在創業中反饋的各類問題，又從客觀的角度推動著政府職能轉變，加速了服務型政府建設進程。
三是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助推器”。有效引領農民工返鄉創業是中央“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路線的具體體現。由於返鄉農民工一般將創業項目選在城鎮、縣城和城郊接合部，這樣既增加了集鎮和縣城的實際人口，又增加了區域的經濟總量，是一種成本最低的小城鎮擴張之路。這不僅增加了就業，促進了農民增收，而且還成為打破城鄉二元製經濟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助推器”。
四是搭建招商引資平台，為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創造良好環境。在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的積極溝通、協商下，地方黨政部門結合招商引資實際，在政策框架內給予了農民工返鄉創業諸如簡化辦事程序、稅費減免、信貸擔保等支持措施。這些優惠政策通過農民工金融服務中心省外服務點及農民工的宣傳，吸引了大批省外投資者，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一些急需轉移產業的企業更是表達了強烈的來黔投資意願。
五是引回和培養了農村創業人才，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夯實“人才根基”。返鄉創業農民工通過股份合作製、股份製、合夥、獨資經營等多種經濟形式，創辦、領辦、合辦企業，一方麵吸引了資金及先進技術，尤其是人才等優勢資源向農村集中；另一方麵為農村培育並儲備了大批具有市場開拓意識的創業人才，這勢必會大大提高資源整合和“聚變”能力，助推區域經濟快速增長。
二、主要啟示與推進方向
貴州省農信社以創建“返鄉農民工創業園”為依托，科學合理地引導、鼓勵和扶持外出農民工返鄉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以產業規模化推動工業化，加速城鎮化，既是大勢所趨，又是現實所需，更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有效途徑。對於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矛盾、新問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農民工缺乏資金、融資困難是其創業就業難的症結所在。依托金融業抓好黨建工作，通過信貸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是貴州省農信社的經驗總結。農民工返鄉一方麵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在政治上也緩解了一些農村幹部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困境。貴州省農信社通過搭建一個集農民工金融服務與農民工黨建於一體的工作平台，在促進企業中心任務完成的同時，密切了黨群關係，樹立了黨組織形象，鞏固了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維護了社會和諧，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可謂多贏之舉。
然而，安順市農民工返鄉創業工作雖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實際推進過程中少數部門和個人仍麵臨觀念轉變不夠、政策扶持不力、服務環境不優、服務主體單一等問題。要真正實現農民工返鄉創業工作良性發展和效益最大化，亟須建立健全相關體製機製，尤需全社會共同關注形成合力。尤其在以下方麵還需要進一步推進：
一是需要進一步健全扶持政策體係，破除“政策壁壘”。對農民工返鄉創業需要進一步降低創業準入門檻，建立返鄉創業“綠色通道”，減少審批程序；對創業初期的企業，應允許先發展後規範，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應全麵建立並落實土地使用、工商登記、稅費減免、創業孵化、資金扶持等各項優惠政策。
二是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創優服務環境。政府職能部部門應切實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堅決刹住少數部門及個人“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風；切實搞好交通、通信、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改善投資硬環境，為農民工提供良好的返鄉創業條件。
三是需要進一步抓好創業培訓工作，增強農民工返鄉創業能力。應認真落實中央及省有關農民創業培訓的政策規定，廣泛宣傳發動，幫助返鄉創業的農民工了解培訓政策。積極引導他們參加培訓，幫助他們合理選擇創業項目，掌握創業流程，做好創業準備，努力增強他們的創業能力。
四是需要進一步營造良好的返鄉創業氛圍。應加大宣傳力度，培育、命名一批符合示範條件的典型，借助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電子媒介來傳播信息，及時、準確地向返鄉農民工宣傳中央及地方優惠政策，進一步激發外出務工者返鄉創業熱情，吸引更多農民工回鄉創業。
五是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形成合力。政府部門應切實轉變觀念，立足長遠，理性認識農民工返鄉創業工作，並廣泛宣傳“服務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動員全社會各方麵的力量，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努力營造出人人關心、人人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工作的良好格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