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曆史坐標與現實維度_第三節 考量黨群關係的新課題

第三節 考量黨群關係的新課題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又有60多年的執政實踐，因此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革，出現了一些影響和削弱黨群關係的現實問題，亟待破解。

一、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

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是當前群眾最為關注的一對社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出現了不協調的情形，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我國的基尼係數整體運行在0.4的水平線以上，其中在2008年達到0.491的峰值，隨後逐步回落。2012年我國基尼係數達到0.474。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0%；最富裕的20%人口與最貧困的20%人口收入之比為10.7。據此看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通常認為的合理限度。客觀地講，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有直接的聯係，但是，在短短的3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收入差距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迅速的變化是讓人擔憂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其一，對於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來，國家通過健全的稅收製度，可以緩解貧富差距問題。但是，目前中國的稅收製度不健全，如沒有遺產稅、贈予稅等稅種。根據學者的研究，近年來全國平均每年流失的關稅、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等各類稅收為數千億之多。另外，中國的地下經濟十分活躍，地下經濟偷漏稅流失額也數量驚人。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一方麵使一部分人的財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麵又使國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難以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從而最終加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其二，對於基礎階層來說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以及社會轉移支付表現出一種明顯滯後的情形。比如，中國隻是職工養老保險一項的曆史債務就高達兩萬多億元。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經濟領域當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競爭。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是一些個別的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卻不能，因此最終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國家特許經營的壟斷行業就獲得了暴利。在全國分行業收入的統計中，壟斷性行業人員的收入穩居前幾名，如金融業、航空運輸業、鐵路行業、郵電通信業、電力部門等。甚至有一些社會公共事業部門（如某些公共教育機構和公共醫療）也存在著利用行業壟斷的地位而索取高額收益的情況。

當人們關注中國在社會公正方麵的一些外在指標如基尼係數不斷惡化時，更應當關注這些指標後麵的事情，也就是社會公正在社會結構層麵上帶來的更為深刻的問題。社會公正在社會結構層麵上所出現的問題主要包括：其一，從社會基礎階層層麵上來看，社會主要群體出現弱勢化。現在中國的實際貧困人口數量較大，而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極為匱乏，地方財政債務還在加速遞增，債台高築。在這樣的條件下，基層政府難以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工人的勞動技能水準在降低，工人中高級工的比例隻有4%不到，初級工的比例則高達80%左右。許多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沒能得到有效的維護，比如，我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世界其他產煤國家煤礦事故死亡總數。另外，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在弱勢化的同時，也逐步邊緣化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現在，工人農民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有所降低，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十分有限，難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中，工人和農民代表的比例越來越小，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今天，工人、農民代表比例從將近一半迅速降到了20％以下。其二，從國家層麵上來看，是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不太合理。一方麵，國家用於改善基本民生方麵的資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麵，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豪華性的公共投入比例過高。每年全國隻是花在公務用車上的費用就達數千億元之巨，在2008年之後陸續出台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中，60%用於“鐵公機”項目（即鐵路、公路和機場建設），等等。這些項目都是重要的，但是與此同時類似於扶貧解困、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以及公共衛生等直接關係到基本民生的項目在資金投入上捉襟見肘。

社會公正在社會結構層麵上的問題所產生的負麵影響正在逐漸顯現，由此引發或加重其他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表明，從1993年至2003年這10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年平均增長17%，由1994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增長5倍；規模不斷擴大，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數年均增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長4倍。這些事件的組織化傾向越來越強，如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逐年上升，從2000年2700起，發展到2003年的3700起，僅2003年發生堵公路、臥軌、攔火車的事件就達3100起。究其原因，不難發現，幾乎絕大多數的群體性事件都同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有著直接的關係，而且越是嚴重的群體性事件，越是同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直接相關。由此可見，這一類的社會風險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社會風險。這是一件需要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事情。

總之，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現象，削弱了黨的群眾基礎。執政黨就會失去更多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執政黨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很好地進行社會利益整合，協調平衡社會各方利益衝突，消除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既“治本”又“治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代表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民主滯後和權力集中

作為執政黨，不僅要大力推進社會的經濟發展，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要大力推動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民主權利的需要。因為群眾民主權利的滿足程度影響著群眾對黨的認同度和支持度。

社會的發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方麵，民主發展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群眾的客觀要求。“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不僅對社會主義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國共產黨也是生死攸關的。追求民主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人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以後，就會越來越關注自我民主政治權利的實現。能否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是群眾評價執政黨執政績效高低和是否合格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果政黨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推動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會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反之，如果執政黨不能推動民主的發展，群眾的民主要求不能得以實現，群眾就會對執政黨“用腳投票”，就會削弱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任務之一，就是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實現群眾的民主權利，所以推進民主進程是黨的曆史責任。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缺乏民主也是國民黨失去政權、敗退台灣的重要原因。同樣，20世紀末紛紛垮台的那些執政黨，沒有成功地推進社會民主進程而引起群眾不滿，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後，黨在推進經濟體製改革、致力於發展經濟的同時，進行了政治體製改革，旨在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而且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豐富和發展。但總體而言，相對於經濟發展，中國的民主進程是滯後的，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權力過分集中，二是以黨代政，三是缺乏製度保障。權力過分集中，就是社會的權力過多地集中於執政黨，並且缺乏有效的約束和製衡。本來社會是主體，群眾是社會和國家的主人，人民的意誌決定政黨的命運；執政黨應該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黨和國家政權都應為人民服務。然而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一直對國家和社會的一切事務實行全方位領導和全麵執政，社會的權力集中於黨，使黨、國家和社會三位一體，黨就是國家，國家就是社會，社會以黨和國家為中心，人民服從於執政黨和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實現。權力集中的問題，關鍵不在於集中，而在於這種集中的權力缺乏製約，缺乏對下負責的製度和機製，所以存在以權謀私、公權私用的漏洞。以黨代政，就是執政黨直接行使

國家機關應該依法行使的權力，使黨的組織和功能國家化、行政化，相應地使國家政權機關職能弱化，從而出現以黨代政、以權代法、黨政不分，使人民代表大會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誌，人民當家作主的渠道不暢，製約了民主的發展進程。缺乏製度保障，就是中國的民主製度不健全，還存在著大量的“人治”現象，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還沒有完全納入法製軌道，沒有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這三方麵的問題造成了下麵的後果：一是違背了人民民主和憲法精神，不利於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的發揚；二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製約，存在以權謀私、公權私用的漏洞；三是容易把黨主動推向矛盾的焦點，造成黨的被動，影響黨群關係；四是容易造成“黨不管黨”“管黨不嚴”，削弱黨的領導和執政的力量。

三、黨內腐敗和不良作風

任何國家、政黨、政府都存在著腐敗現象，隻是程度不同。對執政黨而言，最大的腐敗是公權私用，是一個社會中握有權力者利用這種權力獲取私利。權力是把“雙刃劍”，執政黨獲得了國家公共權力，一方麵有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條件和手段，能夠用手中的權力為廣大群眾謀利益；另一方麵，如果不能很好地對待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則會導致黨內腐敗的滋生蔓延，最終損害群眾的利益。

世界各國人民都反對腐敗，腐敗之所以引起公眾的一致反對，主要是因為其破壞了一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腐敗雖然給尋租人帶來收益，但是增加全社會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的社會經濟資源。不過，相對於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其引發的社會後果更廣泛、更深刻：首先是產生社會不滿，道德滑坡；其次是破壞平等競爭環境，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其三引發反對黨對執政黨和政府合法性的反對。因此有的學者更概括地指出：“腐敗行為除了自然破壞之外，主要是其還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性破壞。”而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作為一個國家最大的權力擁有者，最容易出現腐敗，而黨內腐敗的危害性也更大，也最讓群眾反對，它直接影響到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影響到黨的群眾基礎。蘇聯共產黨、印度國大黨、日本自民黨、印尼專業集團、台灣國民黨，這些連續執政幾十年的大黨老黨紛紛在20世紀末喪失執政地位，黨內腐敗是致命原因。

中國共產黨曆來重視反腐敗，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黨內的腐敗問題還不嚴重，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腐敗問題愈演愈烈，20世紀末形成一個高發期，黨內腐敗已經成為群眾最為不滿和深惡痛絕的問題。中國規範的官方文獻中第一次出現“腐敗”一詞是1988年，到1993年正式開始部署反腐敗的各項工作。中國現階段腐敗現象的表現各色各樣，拜金、拜物、聚寶、享受、徇私、徇情、貪色等應有盡有。具體講就是，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利非法貪汙、挪用、侵占、聚斂公私財物，以至於受賄、索賄，大搞權錢交易和貪贓枉法，此謂拜金、拜物、聚寶。“上午隨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晚上摟著裙子轉”，包二奶、養情婦、聲色犬馬、吃喝嫖賭，追求物質享受和感官刺激，腐化墮落，敗壞社會風氣，成為社會的寄生蟲，此謂享受、貪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以權謀私、縱容包庇、大搞裙帶關係，為親屬、下屬非法牟取政治和經濟利益，此謂徇私、徇情。凡此種種，無不嚴重侵害黨的健康肌體，損害黨的良好形象，破壞黨群關係，削弱黨的執政地位。在過去的20年期間，被以各種方式揭露於公眾麵前的腐敗案件數量、涉案官員數量、涉案中高級官員數量均在不斷上升，在顯示反腐敗之空前成就的同時，也顯示出腐敗現象在中國社會裏不斷蔓延，已經到了群眾深惡痛絕，影響到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地步了。

與腐敗緊密聯係的，是黨內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不良作風和形形色色、花樣翻新的種種特權。這些不良作風是違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也是損害黨群幹群關係的重要根源。黨的作風問題，也是黨的形象問題，作風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黨的作風和形象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不是一個小問題。黨的作風包括思想作風、組織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和學風等幾個方麵。黨的先進性必然要求黨員具有先進性。黨員思想上必須是先進的，組織上是有紀律的，工作上是模範帶頭的，學習上是自覺的、聯係實際的，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黨員。所以，先進性和先鋒模範作用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應有的作風，這是保證黨的路線政策得以順利貫徹的需要，是實現黨的奮鬥目標的需要，也是改善黨群關係的需要。如果黨員沒有好的作風，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先進性，沒能起到先鋒帶頭作用，就不能團結群眾一道前進，不能把群眾凝聚在黨的周圍形成廣泛的群眾基礎，黨的執政地位就難以穩固。

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了諸多優良作風，包括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艱苦奮鬥的作風等。其中，密切聯係群眾、保持黨同群眾的血肉聯係，是黨的作風建設的核心問題，貫穿於黨的作風問題的各個方麵，是黨的作風建設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因為它直接關係民心向背，關係黨的執政地位。黨的作風體現在工作中，就是是否能夠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衡量黨的作風好壞的標準，是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客觀要求。目前，黨的作風整體是好的，但問題也是存在的，在某些地方或某些黨員身上，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

不良作風更具有普遍性，更容易在群眾中形成不好的影響、造成黨群關係緊張，使群眾對黨產生不滿。問題反映在思想作風上，就是不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抱殘守缺、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反映在組織作風上，就是不能堅持民主集中製、黨的紀律和用人唯賢，搞獨斷專行、自由主義和用人唯親；反映在工作作風上，就是不能密切聯係群眾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反映在學風上，就是不能理論聯係實際，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反映在生活作風上，就是不能清正廉潔和艱苦奮鬥的享樂主義、腐化主義。而群眾最為不滿、危害最大的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搞形式主義的要害是隻圖虛名，不務實效。具體表現為：習慣於做表麵文章，喊口號；沉湎於文山會海、應酬接待，不深入基層；沽名釣譽，嘩眾取寵，應付上級和群眾；搞各種名目的“達標”活動，表麵熱熱鬧鬧，實則勞民傷財；隻說空話套話，不幹實事；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官僚主義作風的要害是，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負責，對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負責，隻對自己或親屬或小團體負責。不講馬克思主義人生觀、價值觀，不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講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生，不講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先人後己；而是有利就想，有錢就圖，甚至損人利己，損公肥私。他們口頭上喊的是為人民服務，做的卻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口頭上說要做人民的“公仆”，實際上卻成了人民的“老爺”。有的不是為人民謀福利，而是魚肉百姓、剝削群眾。從這些黨員幹部身上，已經一點也看不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他們的政治覺悟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這兩種作風嚴重違背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能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更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會削弱黨的群眾基礎。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重拳出擊，大量強調轉變作風，推出八條實實在在的舉措，目前已經取得良好的效果，下一步關鍵要形成製度化，要首先通過治標為治本掃清道路，然後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實現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四、製度缺失和體製失範

黨員幹部隊伍的建設，離不開思想政治工作和理想信念教育，但最根本的是要形成對黨員幹部權力和行為進行監督和製約的製度，使權力和行為受到應有的監督和約束。社會民主的發展也要靠製度來保障和規範。製度缺失和體製失範，以及黨的監督、製約、管理體製不完善是黨內腐敗滋生蔓延和不良作風形成的深層原因，而黨內民主製度和執政方式的不完善是社會民主發展遲緩的主要原因。

其一，黨對幹部的監督和製約的製度和機製不夠健全。腐敗是不受製約的權力的伴生物，無論何種形式的腐敗，歸根結底都是權力的腐敗，都是以權謀私的行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唯一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擁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更需要完善有力的製度監督。然而事實上，黨對幹部的監督機製仍不健全，主要表現在：（1）監督製度不健全，不規範。往往隻有原則的規定，沒有具體的可供操作的製度保障，監督難以真正落實；監督體製沒有完全理順。（2）黨內監督機構缺乏應有的權威性，難以切實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對主要領導幹部

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乏力。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黨內監督不力，致使黨內腐敗滋生蔓延、愈演愈烈。

其二，黨的幹部任用製度和機製不健全。中國現行幹部任用的弊端主要是在幹部任用機製上，仍然存在著以“人治”為主的弊端。改革開放以來，黨在幹部任用製度上進行了一係列積極探索，加快了幹部改革的步伐。但是，從總體上講，幹部人事製度改革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不相適應，還存在“人治”現象。而且對於黨委、組織部門或個別領導推薦的不合格幹部人選，一旦出了問題，沒有人會為此受到應有的懲處。這就使得跑官賣官、權錢交易、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有了可乘之機。另外，黨員幹部對權力的授受關係認識不清和事實上的權力授受錯位，也是造成腐敗的重要原因。很多黨員幹部實實在在感受不到我們的政黨製度是代議民主的形式，實實在在感受不到執政黨的權力是人民群眾賦予的，黨員幹部感覺到的是不需要對群眾負責、不需要為人民謀利益；他們感覺到的是自己的權力是上級黨委或某個領導給的，所以他們隻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隻為自己或小團體謀私利，而不為人民謀利益。問題的另一方麵是黨員幹部的權力授受事實上也存在著不合理現象，黨內自上而下的任命製、選拔製比較普遍，而自下而上的選舉製卻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這就使得普通黨員難以對領導幹部進行應有的監督。

其三，黨內民主製度和執政方式不夠完善。首先是黨內民主製度的不完善。執政黨的民主對社會民主的進程起著主導作用，應該領先和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現階段黨內民主的現狀存在著與社會民主發展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不相適應的現象，製約了社會民主的進步和社會主義民主目標的實現。黨內民主製度不完善，就是民主集中製難以真正落實和普通黨員的權利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實現。主要表現在黨的權力太多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於書記，尤其是第一書記，而廣大普通黨員的權利和民主、各級代表大會的權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發揮。各級黨組織領導人，不是由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和黨員選舉產生，而是過多的由上級任命，而且下級黨組織選出的領導人，往往在未征求全體黨員的意見的情況下被上級黨組織隨意調動。其次是黨傳統的執政方式不完全適應客觀發展的需要。黨傳統的執政方式，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方麵，還缺乏必要的製度保障和法律規範，沒有理順黨與人大和政府的關係，黨的領導沒有和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造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以及黨與社會、人民的主體顛倒，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進程緩慢，人民當家作主難以真正實現。而分析這種執政方式能夠得以長期維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體製的慣性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高度集權的執政方式是過去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形成的，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初步成型，但高度集權的執政方式依然沒有根本突破，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十分不成熟，舊體製的影響依然存在，因此，黨的執政方式短時期難以發生根本轉變。二是曆史的慣性作用。黨高度集權的執政方式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在曆史上曾產生過非常積極的作用，加上本來就缺乏民主的封建傳統，使黨的一些領導幹部在思想上對這種高度集權方式有強烈的認同感和依賴性，在行動上形成習慣。三是對執政規律缺乏科學的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說，不善於從執政規律的高度來認識問題，對執政條件下黨的領導的含義、黨的領導和執政的關係，缺乏科學的認識，是導致黨不能或者難以糾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包辦一切現象和做法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另外，黨政分開是一場深刻的權力和利益關係的大調整，勢必要觸動一些部門和個人的利益，改變某些權力和利益關係，致使少數過去大權獨攬的人難以接受，因而產生抵觸情緒，使改進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一部分領導群體中缺乏內在動力。

案例鏈接

亮“殺手鐧”治“舌尖腐敗”

——山東乳山大力轉變作風紀實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轉變黨的作風，山東省乳山市從本地實際出發，從製止公款吃喝入手，采取了一係列雷厲風行的有效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招數硬：教育製度監督一個都不少

接待費超支，一把手需自掏腰包，是山東省乳山市嚴控公務接待費用的一個“殺手鐧”。2012年，該市三家單位一把手因接待費超支被處罰後，該市各單位紛紛出招嚴控公務接待費支出，該市機關事業單位接待費與上年同比下降50%以上，城鄉居民對幹部作風的滿意度提升10.59%。

在乳山市財政局辦公室，放著這樣一份該局局長的承諾書：“我承諾認真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製，堅決做到帶頭堅持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承諾書中注明，承諾人承諾期內如果部門、單位出現公務接待費違規問題，自願接受處罰；如果單位公務接待費超支，該單位主要負責人要埋單。

該市規定，市級領導機關和部門組織的考察、走訪、檢查等活動，原則上不得在基層就餐。確需就餐的，需報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批準，按照工作餐標準提供，將厲行勤儉節約貫穿於公務接待全過程。

該市實行公務接待費半年報告製度，每年的6月底和12月底，各單位書麵向市政府報告公務接待費支出情況。報告內容包括，根據規定，本單位公務接待費應列支金額、實際列支金額、超支金額、超支原因及資金來源，支出情況至少每季度在領導班子內部通報一次，每半年向本部門、單位幹部職工公開一次。

同時，建立接待費專項審計製度，經濟責任審計中，逐一嚴格核實接待費發票內容的合法性、真實性，並將接待費支出情況作為審計報告的一項重要內容單獨列出。

市紀委每月對各賓館、飯店進行一次全麵巡查，公布社會監督電話，並在幹部調整前後、年終歲末和人代會、政協會等公款吃喝問題易發時期，集中力量密集檢查。

二、威力大：公務接待費用大幅下降

“對接待費超支的，我們絕不手軟，無論是現任還是已經離任的領導幹部，我們都要追究責任。去年三名部門一把手因單位接待費超支，被責令以個人工資支付超支部分，分別負擔了7800元、2.87萬元和3.4萬元。”乳山市監察局副局長宮洪霞對新聞媒體這樣介紹，因為接待費超支而受經濟處罰，在該市還是頭一次。

2012年2月28日，乳山市製定出台一份遏製政府工作人員“舌尖上的腐敗”的文件——《關於加強機關事業單位公務接待費開支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規定因公務經費超支形成接待債務的，單位主要負責人個人全額償還。對以假發票報銷、隱匿不報、虛構招待事項、規避轉嫁公務接待的，在追究經濟責任的同時，給予組織處理或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該意見出台後，乳山市公務人員紛紛感歎“應酬少了”。“以前各單位、各部門之間的工作往來，如果遇到飯點，就會安排工作餐。但現在工作結束後就走了，不再安排飯局。”該市市直單位一位公務員稱，“有時因工作需要不得不留下吃飯的，會安排到單位食堂就餐。吃得也很簡單，基本上是快餐。”

該市對於公務宴請之類的接待任務，招待標準和陪客人數也有了明確限製，“不再一客一陪了，有時候人多就安排自助餐，人少就安排份餐。”宮洪霞說。

三、影響廣：樹立厲行節約新風

“以往覺得公務接待不管多少都是為公的，即使超出了預算也是工作範疇內。沒想到，如今直接跟考核問責掛鉤了，所以大家一下都緊張起來，把緊公務接待的口子。”一位單位負責人坦承。

從嚴從細做起，嚴防新的超支出現。該市規定，公務接待費必須由經手人、分管財務負責人和主要負責人共同簽字，並將支出情況作為單位黨務政務公開的重要內容，至少每季度在領導班子內部通報一次、每半年向幹部職工公開一次。

“請客吃飯現在太‘麻煩了’。”不少公務員都這樣說。因為，公務接待費用的報銷很嚴格，每個環節都管得很緊，很多公款吃喝的漏洞都給堵上了。

不僅是公務接待，乳山市所有的公務經費支出都嚴格控製。在市政府一間辦公室，記者隨機打開一台電腦，點擊屬性，內存和配置都不高，但完全能滿足辦公需要。該市把規範資金使用作為“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重點來抓，全市36家機關事業單位由市機關事務局統一代賬管理，對單位超過50萬元的大宗物資由市采購辦統一招標采購。2012年，乳山市共組織集中采購104次，節約資金9000多萬元。

“其實，節約是一種態度，黨員領導幹部都應該率先垂範，嚴格落實各項節約措施，杜絕公款浪費，從而以良好的黨風政風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乳山市紀委主要負責人對此深有感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