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曆史坐標與現實維度_第一節 執政以來黨群關係述評
第三章
曆史坐標與現實維度
第一節 執政以來黨群關係述評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澤東在進京途中對同行者說，我們共產黨人是進京“趕考”，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不能當李自成。60多年過去了，新中國締造者們當年談論的那場“趕考”始終在繼續，“考官”仍然是全體中國人民，“趕考”的主人依然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考題”也仍然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評判“考生”成績的標準，就是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掌全國政權的執政黨，人民群眾做了國家的主人，按照黨史的分期和脈絡，黨群關係發展經曆了過渡時期、探索時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等不同階段，走過了一條曲折前進的發展道路。
一、過渡時期的黨群關係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稱之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這七年時間裏，共產黨經受住了地位變化的嚴峻考驗，這一時期的黨群關係成為共產黨執政60多年來的最佳時期之一。“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成了當時億萬群眾的真實心聲，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全國上下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局麵，國民經濟得到快速恢複和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在短時期內完成。對於執政黨的建設以及密切黨群關係，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毛澤東不斷向全黨敲響了警鍾：要警惕執政以後同群眾疏遠以至嚴重脫離群眾的危險，要全黨警惕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要警惕資產階級捧場和糖衣炮彈的攻擊，保持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在這一時期，為了防止脫離群眾，加強黨群之間的魚水關係、血肉聯係，做了巨大的努力。
（一）製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人民連續取得了恢複國民經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一係列重大勝利，鼓舞了群眾，使群眾對黨的信心倍增，黨的威信不斷得到提高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經濟破敗不堪，工農業總產值與曆史最高年1936年的水平相比，大大下降。農業總產值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總產值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總產值大約下降40％，人民生活極度貧困。經過新中國成立頭三年的艱苦努力，特別是土地改革，使幾千年的封建土地製度被徹底摧毀，幾億貧苦農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到1952年國民經濟得到較大的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77.5％，比1936年增長20％，其中工業和手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4.9％，比1936年增長22％。農業連續3年豐收，農業和農村副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36年增長18.5％。1953~1957年，按照中國共產黨製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三改”的目標，中國又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絕大部分指標都超額完成，新中國開始建立起一批基礎工業，工業生產水平有了較大提高，農業生產穩定發展，以鐵路為中心的交通建設取得新進展，運輸能力有了較大提高；商業、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和醫療保健事業都有相當大的發展。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社會和諧，人民生活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廣大群眾從此擺脫了剝削和壓迫，翻身作了主人，執政的共產黨也受到了群眾的衷心擁護，執政基礎初步得到鞏固。
（二）堅持從嚴治黨，加強自身建設，反對官僚主義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以便更好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密切聯係群眾，克服官僚主義。中紀委專門處理黨內違紀現象，並且嚴肅查處大案要案。之後地方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先後成立。隨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整黨整風運動，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作風不純等問題。1950年，中央接連發出《關於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的指示》《關於加強黨和群眾聯係的指示》《關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指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等多項文件，以便更好地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內整風，第一步的重點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從1951年3月開始，中央用了3年時間對全體黨員進行共產黨員八項標準教育，對黨的基層組織進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頓。1952年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整黨整風運動要與“三反”“五反”運動相結合進行。到1954年春，整黨整風運動基本結束。其間，對於嚴重違法亂紀行為進行了堅決處理，懲處了黨內高級幹部劉青山和張子善，震動了全國。通過整風教育，盡管也有一些偏差，但在總體上提高了黨員的覺悟，純潔了黨的隊伍，改進了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也密切了黨和群眾的聯係。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把反對官僚主義，改善黨群關係提到了一個更為突出的地位，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應當特別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並且用極大的努力在每一個黨的組織、每一個國家機關和每一個經濟組織中，預防和懲治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以保持良好的黨風，為改善和密切黨群關係提供有力的保證。
（三）堅持群眾路線，領導和支持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加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省、市、縣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隨後，全國各地先後召開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在全國範圍掀起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大多由選舉產生。1953年3月，全國開始組織基層選舉，並於1954年過渡為人民代表大會，以期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同時，中國共產黨在製定路線、方針、政策時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出發，盡量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比如，考慮到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還比較陌生，而且社會主義製度與當時的實際也有一定距離，因此在具有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暫時沒把社會主義寫進去。再如，三大改造中，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自願互利、典型試驗、國家援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整套由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為了加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建立健全了處理人民來信、接見人民來訪的信訪製度，鼓勵群眾監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員。為了加強黨內監察和行政監察工作，中央規定，監察機關的任務之一就是接受和處理人民對各級國家機關和公務人員違法失職行為的控告。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為了發揮群眾對黨政機關和公務員的監督作用，還在各部門、各階層普遍發展了人民監察員。廣大黨員和幹部，尤其是黨的領袖和高級幹部以身作則，在群眾中起了模範作用。
過渡時期，由於采取了以上措施，群眾對共產黨更加擁護，黨群關係和諧融洽，黨經受住了執政初期的考驗，為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探索時期的黨群關係
從1957年到1966年“**”前夕，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經曆了一係列曲折的過程。與之相應，黨群關係的發展也經曆了曲折的變化。
這一時期，對改善黨群關係產生積極作用的重大事件有：其一，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一係列問題及措施，對加強執政黨建設和改善黨群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八大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使黨麵臨著新的考驗，官僚主義、驕傲自滿以及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增加了。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總結了黨的建設的豐富經驗，著重闡明了黨的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製、黨的團結和統一、提高黨員的標準和保障黨員的權利等問題。黨的八大比較清醒地估計到了執政後自身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正確地提出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一係列措施，為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其二，1956年至1958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對於改善黨群關係產生了一定積極作用。中國共產黨開展的這次全黨開門整風運動，發動黨內外群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批評建議，對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克服黨的缺點、端正黨的作風有積極的作用。其三，1961年到1965年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麵調整，黨群關係逐步得到改善。1961年到1965年對國民經濟的全麵調整，使“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問題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工農業生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逐步接近和達到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從而鞏固了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黨群關係。
這一時期，黨群關係總體上是良好的，基礎是鞏固的。在曲折中有所推進，但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問題：一是
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左”的錯誤，導致一係列重大失誤，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影響了黨群關係。二是黨內民主集中製原則遭到破壞。20世紀50年代末，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個人專斷的作風代替了集體領導的原則，“個人崇拜”現象在黨內滋生起來。三是黨內出現了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等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現象，損害了群眾利益。
（一）1957年反右派運動，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嚴重損害了黨和知識分子群體的關係
1957年夏，反右派鬥爭擴大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麵。反右派鬥爭不僅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為後來的災難埋下了伏筆。而且直接錯傷了大批人士，有55萬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遭到了錯誤的打擊，許多群眾和黨的幹部以及同我黨長期合作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忠於人民的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曆史性錯誤，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教訓。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對黨的執政資源、執政基礎的一次嚴重削弱，嚴重損害了黨群關係，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二）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了人民生活出現大的困難和倒退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二次會議，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一係列不切實際的任務和指標，會後興起了以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等為主要特征的“大躍進”運動。與此同時，還興起了全國範圍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背後反映了黨和群眾的急於改變中國落後現狀的願望和情緒，但是，由於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不足，對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認識不足，由於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結果事與願違，違背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造成了對生產力的破壞，人民吃盡了苦頭，也對鞏固黨群關係產生了消極影響。
（三）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錯誤的打擊了一批城鄉幹部和群眾
在這三年間，我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雖使黨群之間的聯係得到了加強，基層黨員幹部的一些不良作風得到改善，但也錯傷了不少基層幹部，對一些人打擊過重。而且由於沒有正視黨內滋長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暗流，致使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內問題十分嚴重，存在一個“黨內官僚主義者階級”，並指出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解決不了問題，最後選擇了“**”，開始走向錯誤的極端。
（四）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對黨群關係產生了持久的消極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小說《劉誌丹》的批評升級到政治高度，作為階級鬥爭對待。1963年5月，報紙又對電影《李慧娘》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從此，開始了對文藝界過火的政治批判。《怒潮》《謝瑤環》《早春二月》《紅日》等電影，先後遭到公開批判。對於一些有重要影響的文藝理論觀點也展開了批判。從文藝界開始的政治批判，蔓延到了學術界。哲學界開始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和馮定的《平凡的真理》《共產主義人生觀》等書，經濟學界開始批判孫冶方關於價值規律的思想，曆史學界開始批判翦伯讚、吳晗的曆史觀點。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完全破壞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混淆了政治與藝術、學術的界限，嚴重傷害了廣大知識分子，影響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也對黨群關係產生了持久的消極作用，一直影響至今。
這一時期，黨也不同程度意識到由於自己的失誤給群眾造成了許多損失和犧牲，黨為了挽回由此造成的黨群關係損害，也做了不少努力。一是在一定範圍內糾正“左”傾錯誤，維護群眾利益，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為了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中共中央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建設方針。為了保護群眾利益，1960年11月3日，中央發出《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提出糾正“一平二調”等錯誤的十二條政策措施。隨後，中央為徹底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生產瞎指揮風而專門發出了《對省、市、區黨委的指示》，經過這些努力，情況有所好轉。二是調整各方麵的政策，加強黨內外的政治團結。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推出一係列調整政策，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對右派分子進行甄別平反；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檢查糾正在處理階級關係、民族關係等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改善共產黨和這方麵群眾的關係。三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把1961年作為一個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中央為此還發出一封給中央局和各省、市、區黨委的信，要求把調查工作作為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定出製度，造成風氣。在中央的倡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紛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解決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四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強調黨要管黨；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首先是中央領導同誌帶頭作自我批評；建立輪訓幹部製度、交流幹部製度、幹部參加集體生產製度等。五是領導帶頭以身垂範。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領導同誌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帶頭艱苦奮鬥，過苦日子。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這十年間，雖然黨群關係存在一些問題和曲折，但共產黨在群眾中仍然保持著崇高的威信。遺憾的是，共產黨高層沒能就建設社會主義和代表群眾的利益形成共識，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歲月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斷違背了群眾的意願和要求，卻以為是正確地代表了群眾的利益和願望。黨的指導思想的錯誤愈演愈烈，最終把全黨和全國人民拖入“**”的災難之中。
三、“文革”時期的黨群關係
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推行的路線、方針、政策出現大的錯誤，黨風遭到破壞，黨的威信下降，黨群關係出現一定程度的惡化，“**”十年，共產黨高層當權者的政治決策總體上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給黨、國家和群眾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使黨群關係受到極大的破壞。這些全局性的錯誤主要有：
（一）國民經濟遭到巨大破壞，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這10年間，直接損失估計達到5000億元，與1949年至1979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4892.5億元）不相上下，相當於毀掉了全國人民經過30年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全部家當。群眾生活不僅沒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數以億計群眾的身心受到傷害乃至摧殘。
（二）民主和法製蕩然無存，群眾生命財產失去保障
國家的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受到嚴重破壞，憲法和法律失去了權威。“全麵奪權”“全麵內戰”“砸爛公檢法”，擾亂了社會秩序，削弱了國家政權。派別林立，社會動蕩，加劇群眾內部的矛盾。階級鬥爭擴大化，傷害了大批無辜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底至1987年3月，全國各級公、檢、法部門平反、糾正“文革”時期造成的冤、假、錯案就達到110多萬起。凡此種種，也對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三）黨群關係遭受嚴重扭曲
一方麵，“群眾自發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惡性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另一方麵，個人迷信盛行，英雄創造曆史的思想也泛濫到了極端的地步。
（四）黨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
一是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黨的各級組織在長時間內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二是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黨內民主生活被破壞，個人專斷嚴重發展。三是黨風受到嚴重破壞，腐敗現象滋生蔓延。造反派群起，爭權奪利，一些黨員幹部專橫跋扈，損人利己；拉關係,走後門，搞特權比較嚴重。四是黨內秩序大亂。個人崇拜登峰造極，荒謬絕倫，“自發論”“天才論”等五花八門的東西橫行於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作風無從談起。在“鬥、批、改”階段，提出了錯誤的建黨方針，混淆敵我，造成嚴重混亂，加劇了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
（五）思想文化方麵對共產黨執政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本來是從文化思想領域開始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然而在“文革”十年內亂中，意識形態領域顛倒是非，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遭到極大破壞，極左思想嚴重泛濫，人們的思想意識無所適從。“八個樣板戲”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思想文化領域幾近荒漠。這種狀況從精神層麵削弱了黨與群眾的血肉聯係，動搖了整個社會的信仰體係，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影響至今。
總之，“**”的錯誤，使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和信譽大大下降，群眾對黨的感情淡化，在部分群眾特別是青年中出現信仰危機，甚至少數群眾對黨產
生了較深的芥蒂。對於“**”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內部始終有一股健康力量和群眾團結起來進行抵製和鬥爭，這成為在困難條件下廣大群眾相信黨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結束“**”、重新恢複黨群魚水關係的重要基礎。
四、改革開放以來的黨群關係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恢複和發揚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傳統、全麵改善黨群關係的新起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多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後黨群關係較好的時期，但是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始終奉行一個基本理念，即以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真實訴求為出發點，製定和實施了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巨大成功。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從而使國家經濟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得到迅速增強，群眾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伴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持續快速發展的新階段，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經濟總量現在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人民在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的同時，政治生活方麵、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麵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共產黨逐漸走上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道路，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有了實質性發展，群眾的權利主體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群眾當家作主意識得到鼓勵和加強。文化和精神方麵自由度和空間大為擴展，文化教育事業得到繁榮。改革開放30多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實力增長最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群眾對黨現行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真心擁護和基本滿意的，對黨也是真心擁護和信賴的。這是黨群關係密切的根本所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的同時，在依法治黨、從嚴治黨和製度建設方麵進行了努力探索，推出了一係列製度改革和製度建設的措施，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重大任務。黨規黨紀逐步得到完善，黨內生活逐步實現民主化、製度化、規範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堅決反對以權謀私，反對特權和腐敗，反對鋪張浪費和特殊化；反對公權私用和以權謀私；不斷打擊經濟領域和各方麵的犯罪活動；加強監督、依靠製度建設反腐敗，建立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係。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黨群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反複強調黨群關係事關黨的生死存亡，群眾的利益和要求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檢驗黨的各項工作的根本標準，以密切黨群關係為核心的黨的建設是一個係統工程，是黨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建設和純潔性建設的中心環節。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曆次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都有強調黨群關係的重要內容。反複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還專門討論了黨群關係問題，作出了具體切實的規定。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專門研究了黨的作風問題，強調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核心問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研究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核心問題同樣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黨內民主是增強黨的創造活力、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曆史前進。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伴隨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大發展，黨群關係發展在整體向好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突出的問題，而且有的問題還比較嚴重。
比如，黨組織吸引力和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地方呈現下降趨勢。一是信仰危機升級。部分群體尤其是“兩新”組織人員、大學生和青少年一代信仰缺失，對黨的意識淡薄，感情疏遠；一些黨員幹部對黨的忠誠意識有所動搖，理想信念喪失，不信馬列信鬼神。黨組織在群眾和青年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所減弱。二是信任危機加劇。近年來的腐敗危機、征地危機、住房危機、醫患危機、股市危機、食品安全危機、通貨膨脹危機、新聞真實性危機、就業危機、弱勢群體歧視危機等一係列問題的出現，導致了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加劇。三是黨群和幹群之間隔閡加深。黨群幹群溝通不暢問題突出，幹部“不知道群眾在想什麽”，群眾“不知道幹部在幹什麽”。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也有所降低，個別群眾對某些黨員幹部和基層組織甚至反感。
再比如，社會衝突在一定範圍呈現上升和加劇勢頭。一是利益矛盾突出。諸如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利益分配不公、衣食住行等突出的民生問題等等，特別是城市建設與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勞資關係糾紛、勞動社會保障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矛盾十分突出。二是群體性事件有所上升。一些地區和行業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能及時解決，潛伏著較大的社會風險，往往會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發群體性事件。據統計，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由每年1萬起增加到8.7萬起，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了32萬起,並保持上升勢頭。三是矛盾激化明顯增加。有些集體上訪常常在短時間內聚集並迅速擴展，群體性的突發事件,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組織化程度高、衝突劇烈、負麵影響大。當少數不群眾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時,他們習慣采取各種過激行為。
還比如，一些地方黨群幹群“主仆”關係發生錯位。一是少數幹部與民爭利。一些黨員幹部把入黨、當官作為提升自己、獲得財富的平台，不是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由“公仆”變為“私仆”。有的黨員幹部立身不正，什麽地方有利益就往什麽地方衝，隻講感情、不講法律,隻講關係、不講原則，完全把自己置身於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麵。二是部門特權愈演愈烈。一些政府部門過度擴大部門利益，出現了“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不良現象。有的部門在製定決策或落實工作措施時，總是從維護部門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忽視群眾的承受能力。一些部門拿人民賦予的權力為籌碼，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吃、拿、卡、要，胡作非為。三是腐敗問題日趨嚴重。黨和政府的反腐力度、反腐措施、反腐效果與人民群眾的期望還有一定的差距，影響了群眾對黨的信任。有的地方和單位“笑廉不笑貪”，腐敗者反而成了令人羨慕的所謂“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廉潔者反而被人瞧不起。近年來，腐敗案件發生的頻率增快，僅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4萬多件，處分14萬多人。其中，處分縣處級以上幹部4843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幹部777人。腐敗問題極大地損害了我們黨的整體形象，加劇了黨群幹群關係的緊張。
又比如，密切黨群關係在實踐中常常流於說教。“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的話說起來很容易，但真正做到這一點實際上是很難的，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不是在比喻的、象征的意義上同群眾在一起前進，而是真正地同群眾在一起前進”。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存在少數黨員幹部隻把密切黨群關係當作掛在嘴邊的說教，真實的想法是，自己手中的權力是上級封的、領導給的，跟群眾毫無關係。他們對上級阿諛奉承，拉關係、找靠山，跑官要官，對群眾飛揚跋扈，無所顧忌。在他們眼裏，所謂“執政為民”，隻是維護自己手中權力、地位和利益的幌子，一旦遇到考驗便露了原形。
回顧執政60年來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關係的發展變化，有以下兩點啟示：
第一，執政條件下黨群關係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組織，並不是天然先進，也不是永遠先進。隻有當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時候，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性，才能得到群眾的認可，才能與最廣大群眾保持密切聯係。改善黨群關係的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永無止境的過程，因此，絕不能急於求成，一蹴而就。要按照改善黨群關係和鞏固執政基礎的客觀規律，從現有的客觀實際條件出發，循序漸進、紮紮實實地推進。
第二，執政條件下改善黨群關係，是一個係統的工程。需要有一條符合實際、符合群眾、符合規律的政治路線。需要密切關注黨所處的社會環境，要有全局的眼光，顧及黨群關係的各個方麵。這樣，實踐中才能夠真正取得成效。共產黨必須清醒認識和準確判斷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聆聽群眾的真實訴求，不能把黨自我封閉起來，不能主觀地一意孤行去改善黨群關係。黨群關係是一個雙向問題，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問題。除了發揮政黨的主動性和主導性，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力量還在於群眾的覺悟。隻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