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_第一節 圍繞實現利益改善黨群關係

第五章

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

第一節 圍繞實現利益改善黨群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之後偕同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麵會上講話強調：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黨群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利益關係。在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學說中，最重視的是人，最關注的是人的生活，人及其人類的生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石。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人們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和手段的需要。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滿足這些需要，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人的生活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賴以存在的舞台，又是一切物質生產的最終目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隻有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人民才會擁護我們。”因此，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一切為了最廣大人民的生命、生存、生活，才是執政的根本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群關係實實在在是一種利益關係。

一、執政必須以群眾利益為重

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須把群眾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持執政為民，不斷滿足群眾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

（一）群眾利益的多個層麵

群眾利益是由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群體、各種組織和個人的種種具體利益組成；群眾利益又是指與人或人群的生存和發展密切相關的東西。所謂“群眾的根本利益”，主要是指與最廣大群眾的生存發展密不可分、共同相關的東西，也就是最廣大群眾的共同利益。

人們的利益關係反映到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與各時代的經濟結構與分配方式緊密相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在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都得到了極大豐富和發展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製，遵照按勞分配的原則來分配社會財富，這種生產關係下的人民利益就變得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和一元性。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都曾經努力實行這樣的經濟體製和分配方式，人們的個人利益被最大限度縮小，國家和集體利益被盡可能放大，群眾的利益最直觀地表現為社會、國家、集體的整體利益，個人利益變得微乎其微或可有可無，特別是按勞分配演變為大鍋飯、平均主義、甚至“配給製”等分配製度。在這種狀況下，貧富差別不大，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不突出，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關係相對容易協調，但是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實現程度很低，物質十分匱乏，人們僅僅處於基本物質需求勉強滿足甚至不足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國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經濟之外的多種經濟成分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經濟製度決定分配製度。分配製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由現階段基本經濟製度和分配製度為核心組成的生產關係，為處理中國各階層群眾的利益關係提供了客觀的依據，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絕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兼顧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合法利益。雖然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基本一致的，但由於經濟製度和分配製度的多元性，人民內部的具體利益也日益多樣化，決定了人民利益關係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群眾的整體利益是由各方麵具體利益構成的，包括各個方麵、各個階層、每個人的局部利益和具體利益。這些具體利益由於分類的標準和方法不同，主要有：階級利益、階層利益、團體利益、個人利益等；由於利益的範圍不同，可以分為國家利益、地區（方）利益、行業利益、部門利益等；由於利益的內容不同，可以分為物質利益和精神方麵的利益，或者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由於利益的層次不同，可以分為宏觀的整體利益和微觀的個體利益等；由於利益的時效不同，可以分為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等。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就是由這些不同層次、不同範圍、不同主體、不同時效的具體利益所組成，要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堅持維護全局和根本利益，同時又照顧和尊重個人和局部利益，正確處理不同利益之間的關係，實現各種利益的統一和有機結合。

對執政黨的執政績效來說，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就要求執政黨首先必須著眼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特別是要首先考慮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利益要求。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為了社會最大多數人謀利益，團結和帶領群眾為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奮鬥。因此，堅持執政為民的價值觀，黨的方針政策和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必須善於照顧全局、照顧多數，絕不能忽視、脫離絕大多數群眾，這是我們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正是從這一原則出發，“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把最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把他們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從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就要首先考慮仍然處於中低收入的大多數群眾的利益要求，把大多數群眾是否讚成、是否受益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都要努力使最大多數人，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

（二）實現人民利益的基礎是做大“蛋糕”

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也是密切執政條件下黨群關係的第一要務。要通過加快發展、科學發展來實現人民利益。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我們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的一條根本途徑。毛澤東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暴力革命而取得執政地位的，在革命時期，黨的中心任務、群眾的根本利益要求，就是推翻剝削階級統治，打破舊的社會製度，改變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改變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社會貧富嚴重分化的不平等狀況，實現社會平等。在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之後，作為執掌政權的黨，其中心任務就是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由解放生產力變為發展生產力、由搞革命轉向搞建設，通過動員廣大群眾進行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生活需要。中國現在整體上並不富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並不高，相當一部分人還很窮，中國現在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很明顯，解決和克服這個主要矛盾的方法，不能用抑製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辦法，而隻能是用發展的辦法，靠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來解決。

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要靠發展，密切執政條件下黨群關係要靠發展，黨是在經曆了很大的挫折後才得到這樣的認識的，是經驗和教訓的啟迪。新中國成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主要精力沒有放在發展上，使得國民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幹擾，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黨群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這種局麵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較大的扭轉，把發展放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位置上，也開創了黨群關係建設的新局麵。執政黨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和具體工作都與人民利益息息相關。黨的任何執政行為，必須與人民利益密切聯係在一起，能夠給群眾帶來最切實、最直接的利益，要見人見事，執政為民，要體現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體現在黨員幹部的思想作風上，體現在每一項具體工作中。黨的每一條言論、每一個措施、每一項行動，都要符合群眾的最大利益，都要對人民負責，為人民的利益而堅持真理，為人民的利益而糾正錯誤，並把能否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作為檢驗執政為民成效的基本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黨製定了符合人民利益的發展戰略。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社會發展中不斷調整和完善具體的發展戰略，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使國民經濟得到持續、快速、健康發展。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519322億人民幣，居世界第二位，相當於美國的39.3%。人均GDP指標在世界182個國家中排名95位。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1721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收入56133億元，地方財政收入(本級)61077億元。這使中國有能力運用政策杠杆來實現人民的切身利益。國家構築社會保障體係的能力增強，數千萬城市居民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國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不斷增強，加快教育事業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發展農業的能力也不斷增強，每年國家向農業方麵投入超過萬億元；改善生態環境，進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從1998年以來，國家投入數千億元用於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等重點生態建設工程。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三四十倍。居民的銀行存款、外匯存款、股票、債券、職工內部持股、手持現金等其他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戶均家庭金融資產大幅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與此同時，群眾現階段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吃、穿、用等物質生活方麵，由簡單追求解決溫飽向追求更高生活享受方向發展。其生活需要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表現為不但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而且追求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包括人民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在內的全麵利益。相應的，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麵發展，經濟的發展是這種全麵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隻有發展了，帶領人民實現富裕願望，才叫順民心、合民意，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民對黨才會滿意，才會讚同黨，才會與黨保持密切關係。另一方麵，解決當前中國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要求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比如，解決當前影響黨群關係的就業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養老和社會保障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根本的出路都要靠發展。

從當代世界形勢變化的情況和形勢看。當代世界各國的競爭，說到底是經濟的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發展搞不好，綜合國力得不到提高，也就難以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難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難以應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難以在複雜的國際較量中維護和代表好群眾的根本利益，改善黨群關係就必然缺少可信力。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我們以很大的壓力。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並優越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但從實踐看，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跨越“卡夫丁峽穀”誕生的，還是一個貧窮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還處在較低水平；而當代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還存在著諸多深刻矛盾，但在新科技發展的推動下，生產力仍有很大的發展。這就給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很大的壓力。因此，努力發展以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促進各項事業，才能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使群眾從與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對比中看到黨的偉大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才能使群眾堅定黨的領導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三）協調和整合利益同樣是實現群眾利益的重要途徑

政黨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對社會的利益整合。所謂利益整合，“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在保證各群體利益的基礎上，使各個部分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也就是要協調社會關係和矛盾，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實現社會的平等公正。實踐表明，執政黨的整合功能越是發揮得好，其地位就越是得到加強和鞏固；反之，則會下降，會遭到削弱。現在我國各群體之間的利益整體上是和諧的、協調的，但也有不和諧和差距過大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改革計劃經濟體製平均主義的過程中，允許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許多地方過分強調了效率，忽視了社會公平。二是體製轉軌，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市場調節滯後，導致各種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泛濫。三是稅收製度不合理，稅收監管缺乏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和技術保障，造成高收入者稅負輕而低收入者稅負重，還導致一部分人偷稅漏稅。四是社會二次分配和再分配製度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收入調節。五是行業壟斷導致一些行業收入嚴重偏高。六是國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崗失業。七是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下崗失業、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得不到相應的社會救濟和保障。八是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再發展中西部的戰略布局。九是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大量待業失業。十是官員的腐敗現象嚴重。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些政策的製定、實行及由此產生的後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必須進行政策調整，兼顧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才能贏得廣大群眾包括工人、農民的支持。

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利益整合功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為改善黨群關係的關鍵環節和重要途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種具體的利益關係和內部矛盾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節。在執政條件下，執政黨必須打破以利益為誘挑動群眾相互鬥爭的思維方式，必須打破以維護特定群眾利益為名損害其他階層利益為代價的做法，而要立足於人民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關係是相容的，在整體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是可以協調的，在製定方針政策時妥善處理各種利益，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麵利益的協調發展，正如黨的十八大指出的，製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麵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謀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麵。

當然，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總是存在的。黨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及黨領導下的政府對社會資源分配具有權威性的分配權，使得各方麵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反映到黨群關係上來。改革開放前，社會各方麵之間的利益衝突顯得不那麽尖銳，對社會的危害也不大。改革開放以來，過去存在的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社會結構被打破。有學者在研究中國社會結構時把中國當今社會劃分為這樣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等。階級階層的分化，必然帶來不同階級階層的不同利益要求。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各利益主體在利益分享上出現不平衡，利益分配變化導致利益矛盾越來越複雜，各利益主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和

生活的艱難，已使部分群眾把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社會主義公有製和黨的領導，提出了改革開放代表誰、依靠誰、為誰謀利的問題。麵對這些多層次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的差異和矛盾，在社會總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執政黨的出發點和歸宿，隻能是把這些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協調、整合起來，在社會總利益的分配上，向人民群眾傾斜，使他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支持。

調節社會利益關係，以滿足和吸引人民群眾，從而鞏固執政地位，是各國執政黨共同的目標。在這方麵，國外一些政黨有著不同的經驗和教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借鑒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密切執政條件下的黨群關係，同樣需要借鑒其他政黨包括資本主義政黨處理與群眾關係的經驗。在二戰後，西方資產階級執政黨麵對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采取了對資本所得實行高額累進稅製、完善社會成員生活保障製度和福利製度等對策，對社會再分配進行調節，這種在其根本經濟政治製度範圍內“抽富補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延長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壽命。在第三世界，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從20世紀80年代開展經濟調整和改革，在改革中堅持公平分配經濟發展成果，扶貧助困，降低失業率，執政地位進一步增強。在政治上，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建立了本黨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和學生組織，引導青年積極參加社會政治生活，並加強婦女權益保障，鼓勵婦女參與政治生活，通過群眾組織疏通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渠道，黨的群眾支持率有很大提高。反麵的典型例子是，在墨西哥長期執政的革命製度黨也是從80年代開始經濟體製改革的，但在改革過程中忽視社會公平，使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加劇，喪失了群眾的支持，導致該黨支持率持續下降，2001年在選舉中敗北。而蘇共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自行其是，群眾缺乏利益表達的途徑，黨又未能爭取到社會新生力量，這使該黨逐漸喪失大多數群眾的支持，亡黨、喪失政權的後果也就在所難免了。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慘痛教訓。尤其是“文革”期間，政治上搞極左的一套，民主匱乏，人人自危，社會上聽不到不同聲音。這種極左的做法又導致了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大倒退，使黨喪失了群眾的信任，黨的形象嚴重受損，盡管舉國之內人們敢怒不敢言，但是黨群關係實際上從根本上惡化了。正如陳雲所說：一個革命政黨，最怕的就是鴉雀無聲，最怕的就是聽不到社會上的不同聲音。

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人們利益需求的層次更加複雜。中國共產黨結合群眾不斷變化的利益要求，協調各方麵的利益關係，重點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麵的關係：

第一，既要協調好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也要協調好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利益需求之間的關係。後者協調不好，同樣會影響到黨與群眾政治上、思想上的凝聚和團結。黨執政以來，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思想和文化利益要求仍然存在著差異，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群眾的利益需求不再隻限於物質或經濟方麵，而是越來越注重政治、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麵。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科技文化的發展，民主發展的進步，群眾的總體科技文化水平和民主法製意識得到很大的提高，其素質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同時，民主政治又存在發展不平衡，黨與群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群眾對黨的了解和理解少了，黨對群眾做細致思想工作也不夠，存在群眾的政治、文化利益實現程度不夠的問題。有人提出，為什麽現在經濟發展了，黨與群眾關係反而不如新中國成立初條件艱苦的時期了。原因就在於，群眾利益的實現是全麵的，不僅僅局限在經濟利益，政治、文化利益同樣占據重要地位。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溝通失靈會導致民意堵塞，並會積累、發展，引起社會衝突，從而影響社會安全。執政以前，群眾處於經濟、政治都沒有權利的地位，爭取自己的利益隻能通過體製外“非法”方式進行；執政以後，情況不同了，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群眾應當改變過去通過體製外鬥爭、用暴烈行為表達利益的方式，而且要在體製內通過合法的手段和形式去反映自己的不同利益要求。文化建設也是這樣，代表好群眾的根本利益，必須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否則，所追求的現代化是無意義的，是不為群眾所認可、所歡迎的。更何況不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將失去智力支持和方向保證，物質文明的建設必然會被破壞，走彎路。因此，執政黨需要在執政條件下調節好社會利益關係，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立健全不同群體利益表達的合法渠道，實現不同社會群體政治參與和黨群溝通的製度化、有序化。同時，積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第二，既不斷深化改革，又要在改革中處理好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係。通過改革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的全麵快速進步，是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的基礎和保證。同時，改革又是另一場革命，涉及方方麵麵的利益調整，而改革每深入一步，都會打破原來的利益秩序，人們在改革中的受益程度不可能完全均衡。目前，中國的改革處在攻堅階段，已經到了風大浪急的深水區，必然會觸及更深層次的利益關係，進行產業結構、所有製結構、分配結構調整，深化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改革、人事製度改革等等，都會使原來隱藏的利益矛盾空前尖銳起來，特別是國企改革和企事業單位的下崗分流，使一部分人生活上暫時遇到困難，甚至陷入困頓，勢必會引起一部分職工群眾的不滿。為此，深化改革要注意群眾的承受能力，把改革的力度和幅度與群眾能夠接受的程度結合起來，選準時機，創造條件，盡早建立相應的措施和機製，進行利益的再調整，把一部分人的利益損失降到最小限度，處理好深化改革與維護人民利益的關係。

第三，既要堅決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也要時刻關注群眾的切身利益，處理好二者的關係。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和最大多數群眾的共同利益，具體說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麵發展和人的全麵發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最緊要的，是各個社會階層和個人利益的源泉，沒有根本利益作保障，人們的切身利益將成為無源之水。黨堅持執政為民的價值觀，必須首先著眼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發展社會的整體利益。同時，不存在完全抽象的根本利益，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必然要分割成各種各樣的具體利益，通過人們的切身利益表現出來，必須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努力維護和發展群眾的切身利益，讓群眾從社會發展中得到切實的利益。在黨的執政實踐中，就必須統籌兼顧，妥善安排，從發展人民的根本利益著眼，擴大人們可以分配的利益總量，提高社會整體利益的層次和水平，還要注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護人們的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把實現、維護和發展人們的切身利益寓於社會共同利益的普遍提高之中。

第四，要把握好“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麵群眾的利益。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多年的發展中一直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確立了通過加快發展、提高效率來解決問題的整體思路。現階段，通過多種方式、多種形式來促進人民利益總量的快速增長的同時，還要兼顧公平，要把效率和公平並重，在初次分配中充分體現效率，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這就要充分發揮執政黨的利益整合功能，認真考慮不同方麵群眾的利益要求，把社會收入差距和利益分配的差別控製在群眾可以承受的範圍內。要處理好群眾先富、後富與共同富裕的關係。既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單位和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又積極引導和鼓勵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要把不同方麵的群眾利益兼顧好，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利益關係，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正確地統一和結合起來。

（四）不與民爭利，謹防在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所謂與民爭利，是指黨的組織或國家機關運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通過不正當的渠道或方式來侵吞、截留、強占本屬於群眾的利益，主要表現為國家公職人員通過職權對人民利益進行非法盤剝和掠奪，或者進行官商勾結，把一部分人民利益轉化為行業、部門和單位的既得利益，最終演變為個人私利，使人民利益向少數人轉移，從根本上損害人民利益。與民爭利實質是公權私用、公權濫用、以權謀私、權錢交易。

腐敗現象是與民爭利的最直觀的表現形式，腐敗行為劫掠人民利益，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利用行政權力幹預市場，進行權錢交易。比如早期倒買批條的“官倒”，後期權力幹預金融運營的違規貸款，權力幹預生產要素的非法土地批租，城鎮化建設和征地拆遷中的營私舞弊，使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大量流失；二是利用轉軌時期產權關係的調整，將公共財產據為己有。國有企業改製中可把國家“大金庫”轉移成單位或者個人的“小金庫”，利用股份化的機會低價圈進“原始股”瓜分公共資產，大量國家資金、國有資產被撈進個人腰包；三是利用市場體製的漏洞，違法違規牟取暴利。比如，證券市場上，一些人串通投資機構甚至上市企業，進行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價格，利用混亂的市場環境輕易地聚斂巨額財富，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損害廣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四是鑽各種人力資源調配的空子，特別是幹部選拔任用中，買官賣官的、跑官要官的，無不有權錢交易的成分夾雜在裏麵。懲治腐敗現象，需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來逐步推進：一是進一步規範黨員幹部的執政行為，圍繞一些腐敗現象的多發領域、多發環節，加強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思想修養和廉潔自律。二是圍繞“把權力關在製度的籠子裏”，不斷深化改革，創新體製，減少權力幹預和行政審批，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三是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四是加大查辦案件力度，嚴厲懲處腐敗分子。五是健全法製，強化對公共權力的製約和監督。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是遏製腐敗蔓延的根本途徑。六是引入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增強信息對稱性和透明度，減少腐敗分子暗箱操作的機會，規範和鼓勵“網絡反腐”。七是大力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真正實現“權利製約權力”和“權力製約權力”。八是堅決反對各種各樣的“遮遮掩掩”或“堂而皇之”的特權現象。

既得利益問題，近年來廣泛被人們提及。少數人的既得利益，根本上背離了人民利益，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利益，就必須重視解決既得利益問題，避免在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者的形成，會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造成極大危害。一是會成為深化改革的攔路虎。改革每向前推進一步，既得利益者的生存空間就會縮小一些，深化改革必然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極力阻撓觸動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政策和改革措施。二是加速貧富兩極分化，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三是既得利益者運用手中的權力和壟斷地位，從人民手中竊取超額利潤。四是既得利益者人為地設置關卡，擴大對社會資源的控製權和調配權，侵害人民利益。

從根本上避免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首先，要堵住既得利益者獲取非法利益的源頭，大力發展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消除集權和特權，完善“權為民所有、權為民所授、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監、權為民所收”的權力授受關係和運行機製，確保為民執政，形成全社會對政黨的有效監督。其次，要堅決反對和懲治各種腐敗現象，對腐敗分子決不姑息，腐敗現象從根本上消除了，既得利益便失去了最大的來源。此外，針對既得利益集團的一些特點，培養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健康力量、改革力量以及開放力量，以這些健康力量做支撐，去推動中國共產黨自我改革、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消除集權體製。要推進市場化進程，打破一些壟斷行業通過壟斷地位獲得利益的經濟格局。

二、實現群眾利益以解決民生為本

中國共產黨曆來把解決民生問題放在執政實踐的第一位。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關注，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直接關係到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新中國成立初期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雲說過，我們麵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民生問題會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有新的表現形式。毛澤東強調，要隨時關心群眾生活，要有新的利益給他們，否則群眾就不會跟黨走。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麵會上強調，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因此，現階段堅持執政以民生為本，需要重點解決以下一些問題：

（一）吃飯

中國人口眾多，讓所有百姓吃飽飯曾經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個難題終於得到了基本解決。但是，目前中國還有數千萬人的溫飽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吃飯問題，說到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的問題。因此，必須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麵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其根本措施，首先在於推進農業的產業化、農民的非農化、農村的城鎮化。產業化是解決農業問題的基本出路，非農化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城鎮化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戰略。其次，保持糧食、肉菜的穩定增產與合理流通。糧食是特殊商品，政府對糧食的生產與流通應實行特殊政策，既不能管得過死，又不能完全放開，必須始終保持糧食、肉菜的總量足以保證全國人民的需求。其三，增加對高消費的稅收，補貼最低食品價格。一方麵，加強對高級餐飲的稅收；另一方麵，通過有力措施，穩定普通百姓日常吃的米麵、蔬菜、肉類的價格，使人們都能夠買得起、吃得飽、營養足。

與吃飯緊密相關的是城市和農村的貧困人口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社會急劇變化、全麵轉型的時期。僅就農村地區而言，中國在20世紀末的20年間，使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現在的2000多萬，與全球貧困人口從8億上升到13億恰成鮮明的對比。國際社會把這一成績稱為“中國的奇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扶貧工作的確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但中國絕對貧困人口還有兩千多萬，尤其是中國2011年11月29日宣布，進一步大幅上調國家扶貧標準線，從2010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2010年不變價）。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麵也由2010年的2688萬人擴大至1.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除港澳台地區外）的近十分之一。扶貧形勢仍相當嚴峻。而且當前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現象嚴重：城鎮占有資源多，農村占有資源少。這種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將影響教育和收入的不平等。加上人口基數大、經濟欠發達以及種種曆史的、現實的和社會成員自身的原因，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急速轉型，社會各階層急劇分化，在社會性資源

占有方麵的不平衡將更加明顯和突出，中國城鄉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絕對數仍較大。

目前，脫貧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自我發展能力弱，經濟實力仍然比較低，如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疾病，極容易返貧。因此，中國仍然麵臨著巨大的扶貧任務和壓力，需要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來加以應對和解決。現在有些國際媒體認為中國已經不算發展中國家了。這個評論是不客觀的。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剛剛達到6000美元，而發達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都在20000美元以上。

近年來，中國社科院組織人員對上海、天津、武漢、蘭州和重慶等5個城市2500戶貧困家庭進行了調查。從調查結果看，這些貧困家庭在得到政府救助及其他社會支援以後，雖然不至於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無家可歸，但也僅僅是維持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麵，他們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很難得到滿足。因此，在他們的生活中還遠遠談不上生活質量和做人的尊嚴。總之，中國社會中的一係列問題解決好了，黨才可能博得群眾的信賴和擁護，黨群關係才能得到發展。

（二）看病

及時、方便地治病，是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在，是民生的重大問題。當前，普通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較為突出。必須認真研究並逐步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繼續深化醫療衛生體製改革，完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係，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必須探索適合國情的新的醫療體製，選擇有利於所有公民的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這就需要打破城鄉、所有製等界限，建立覆蓋全民的、一體化的醫療衛生體製，形成結構合理、管理規範、競爭有序、投資多元的醫療服務體係。政府應綜合運用市場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大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力度，如嚴格控製藥價虛高、限定醫院收入比例等。此外，應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廣泛開展全民健身和保健活動，防患於未然。近年來，這方麵正在邁出較大的步伐，經過多年籌劃的新醫改方案在一步一步實施中。人民群眾在熱切期待著從新醫改中得到更大的方便和實惠。

（三）就業

中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盡管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宣布：2012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但根據有關研究資料顯示，實際失業率已遠遠超過7％的警戒線，城鎮登記失業人口雖然一兩千萬，但其他未登記的和隱形失業的數量更大，失業人員中青年勞動力偏多，初中及以下學曆的占相當比例，近年來大學生就業率連續幾年大幅下降，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剛出校門就加入失業大軍，成為新的嚴峻問題。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狀況仍比較嚴重，新生勞動力充裕，文化技能相對較高，形成了35歲以上的勞動力再就業較為困難的局麵。加之下崗職工文化程度偏低，職工技能不高，即使是已有的職業技能也不能夠滿足其轉崗的需要，導致下崗職工再就業難。農村勞動力過剩現象尤其嚴重。中國人口多，農村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大量勞動力。大學生就業難成為新的問題，數百萬大學生以及部分研究生一畢業就失業，既造成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也影響到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幸福安寧，處理不好，成為潛伏的社會問題。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國之策。沒有充分的就業，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沒有保障，社會也就難以安寧。因此，如何解決失業和下崗職工的就業和生活問題，切實做好群眾工作，保障群眾生活，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擺在黨和政府麵前的一個極為嚴峻的課題，是事關黨群關係的一個重大突出問題。目前，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與結構性矛盾並存，城鎮就業壓力大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同時出現，新成長勞動力就業與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相互交織。“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位置，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千方百計擴大就業。下一步，在就業指導方向上，主要是通過發展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擴大就業渠道。在就業機製上，堅持以市場導向為主，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在政府服務方麵，加強職業培訓工作，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係，綜合運用稅費減免、財政投入、小額貸款、就業援助和服務、社會保險補貼、控製企業裁員和信息服務等手段，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積極就業政策。針對不平等就業的問題，盡快製定有關反就業歧視的法規，以保障和促進公民的平等就業。

(四)教育

教育直接關係人的素質，關係社會文明程度，關係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如果教育水平低下，還會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在新的曆史時期，黨製定並實施了科教興國戰略，已經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目前中國教育方麵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對幹部的教育問題。一些地方黨風政風不正，腐敗問題時有發生。其次是社會教育問題。許多地方都出現了不講信用、庸俗文化泛濫、社會風氣不良等問題。再次是學校教育問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教育體製難以適應時代的需求，教育腐敗時有出現。近兩年許多留學歸國人員由於小孩上學難、教育不公平而選擇再次離開祖國，這是一個十分難堪的問題。各級黨政必須高度重視教育問題，真正把它放在關乎國之興亡、民之安危的基礎位置上。必須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全麵實施素質教育，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深化教育體製改革，加快教育結構調整，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建設學習型社會。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體製，整合教育資源，充分發揮各類教育資源的作用。製定有效措施，切實保證所有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解決好上學難問題。

（五）養老

養老最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中國老齡辦發布的《2011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1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8499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3.7%。中國已經跨入老齡化社會，養老的壓力不斷增大。如何使老人們的生活更有保障，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社會價值，是養老的要義所在。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老年人經濟收入有所增加，家庭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並得到了社會多方麵的服務與關懷。但是，在經濟供養、精神寄托、家庭勞務、醫療保健、文化生活等方麵，老年人仍然遇到很多問題。應當積極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基本養老製度。通過立法，拓展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模式，確保養老經費足額、到位。在整個社會加強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使尊老、敬老蔚成風氣。創造條件，積極發展養老產業，大力興辦符合條件的養老院、托老所，解決好養老問題。

(六)環境

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並列，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的完整內容。人的生存與發展是在一定的環境中實現的。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實現人的全麵發展，不僅需要沒有汙染的綠色環境，更需要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以及各種有利於人們和諧相處、健康發展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應當積極落實安全生產責任製，強化對食品、藥品、餐飲衛生等的監管，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切實保護好自然生態，加快生態文明建設。認真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環境問題。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依法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案例鏈接

衝突背後的理性回歸

——江蘇啟東事件反思

2013年8月30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對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進行分組審議。謝克昌委員認為，我國環保形勢依然嚴峻，從對二甲苯項目事件到四川什邡鉬銅項目，再到江蘇啟東排海工程事件等說明，當民眾利益表達的渠道不暢、民眾的正確意見難以發揮應有作用時，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國家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的方式參與環評”等規定也難以取得實效。

一、事件演變與民間的理性反對

2012年7月28日上午，江蘇省啟東市民因抵製一家造紙廠將汙水排放至本地，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市民打出反對橫幅，將市政府附近圍得水泄不通。市長被強迫套上抵製項目的T恤，市委書記因不肯穿宣傳衣被扒光衣服。當天中午，市政府正式決定：永久取消該項目。在“啟東事件”中，市政府表現出的理性和克製為公眾所肯定。為何“啟東事件”能和平解決？“啟東經驗”能否在今後的同類事件中被複製？

作為啟東“728事件”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袁誌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7月28日當天，兩名居委會工作人員緊緊跟著他，從上班到回家形影不離，其他誌願者也被“盯”得牢牢的，這讓他精神緊張。事件逐漸平息後，他又因女兒遲遲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而焦慮，懷疑是不是政府開始打擊報複。

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隻是派人找到幾名主要發起人簡單了解情況，“問我為什麽反對，為什麽要申請遊行，沒什麽特別的”。問話過後，這半年來袁誌勇的生活一直風平浪靜，“就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現在仍然關著的十六人是當時‘打砸搶’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規規矩矩參與遊行的市民都沒有事。”袁誌勇對政府的處理方式表示認可。

袁誌勇感慨，事件發展到後來已違背了他們這些發起人的初衷。摻雜在遊行人群中的少數人衝擊市政府、掃蕩辦公室、扒光領導衣服，都是他們事先沒有想到的。“我們一直在強調要理性、理性、理性。”

現在看來，啟東市民無疑是成功的。袁誌勇認為，成功經驗在於誌願者們在反對過程中足夠理性，“程序做得到位”。啟東的市民們在網上形成一個三百多人的“誌願者團隊”，QQ群達到九個之多，涵蓋大學生、漁民、養殖戶、政府工作人員、教師、企業員工等群體。“我們一直堅持走合法道路，沒有違法行為發生。”袁誌勇說。

2009年開始，一些熱心的誌願者開始進行線下活動，自發地利用業餘時間到沿海漁民家，挨家挨戶地講解汙染的危害，散發傳單，宣傳費用都是網友們你5塊我10塊地募捐而來。

從2010年開始，稍微懂得法律的誌願者屢次向政府部門申請工程信息公開，雖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點點信息，但數次下來手中積累的資料越來越多。他們還根據申請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被拒絕立案後，再申請信息公開，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請……如此屢敗屢戰，兩年來僅行政訴訟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門“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這群誌願者卻從未放棄。總是這個人失敗了泄氣了，另一個人又接過接力棒繼續往下走。“我們之間都是在網上交流，現實中誰也不認識誰，但大家都很團結。”“所以，成功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持之以恒。”袁誌勇本人參加到誌願者中已三年，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滿了有關該項目的資料，甚至自己掏錢購置了一台打印機。

經過誌願者的廣泛宣傳，在當地反對該項目的觀念實際上已深入人心。“我們啟東人看上去好像很懶散，實際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還是很關心。”在7月28日晚記者趕到現場時，甚至很多負責“維穩”的警察在笑著跟圍在市政府門口的市民聊天，他們聽著市民對項目的怒罵，時不時點頭。

啟東人成功的經驗還有一條 ——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在社會各階層普遍反對的背景下，“7·28事件”隻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政府內部的反對聲從2005年起就出現，市委前任書記謝丕嶽幾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話會上提這個問題，也有部分老幹部曾從組織渠道寫材料向上反映，但總沒什麽效果。人大、政協也沒有閑著，2005年1月市“兩會”期間，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對項目上馬，政協委員也屢屢發聲。為了讓代表、委員們能夠多表達抵製意見，在2010年“兩會”前，啟東誌願者把已經寫好的提案挨家挨戶放在代表、委員家門口。但代表、委員們的提案雖引發了社會討論，卻沒能撼動決策。

從“排海工程”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這些建議都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但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聲，對促成事件和平解決無疑是一股極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發前，在市民的請願要求下，南通市方麵曾就“排海工程”舉行聽證會。聽證對象包括離退休老幹部、養殖戶、漁民、網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餘人。離退休老幹部群體一致質疑該工程。市人大常委會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長周廣森等老幹部直接指出了該工程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施仲元認為，日本“王子”項目是日本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一個汙染項目，“排海工程是以犧牲啟東漁業的代價，換取王子造紙的利益，明明有影響，為什麽要說沒有影響？”他還表示，“這不僅僅是我本人，說句老實話，在職的四套班子領導，也是這個想法。”周廣森現按照市委的要求從事沿岸港口開發和研究工作，他係統地從專業角度駁斥了“達標水”排放無影響的說法。而曾經擔任過水產局局長的老幹部，也從幾十年的實際工作經驗出發建議重新製訂方案。

在“馬力全開”的龐大反對群體麵前，該項目似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耗子，單憑上級決策，已無法使之生存。

二、啟東事件的啟示和後續思考

公眾關心的是，啟東成功了，那麽它的經驗能否為其他地方所複製？答案是不確定的。有當地人認為，之所以啟東政府如此輕易宣布放棄，是因為造紙廠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啟東，隻是把汙染轉移給啟東，卻不為啟東創造稅收，“無利可圖”的上級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項目”總是與“稅收”掛鉤，讓當地政府放棄的難度更大。

並且，沿海城市啟東，是有名的“建築之鄉”，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輸出建築施工團隊，其後，啟東建築隊伍遍布全國。1984年，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向全省建築行業發出“市學南通，縣學泰(興)啟(東)”的號召。

因此，啟東人是“率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他們大部分人解決了“生存需求”，正在尋求“安全需求”，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更高。7月28日當晚，一名當地人對記者說，當地市民因家境普遍富裕，對官員和政府沒有內陸貧困地區的“仰視”之心，甚至有看不起“不賺錢的公務員”的心態，對於政府的決策，敢於直接“反對”。

縱觀全國範圍，自2007年廈門人反“PX”項目始，五年內十起類似事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廈門、廣州、上海、大連這樣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點是，當地人收入水平較高。而對於欠發達地區，如雲南陸良縣的化工廠鉻渣汙染事故等，則難以形成當地社會成員合力，為生計所迫有些受害者隻能選擇到化工廠打工，更談不上反對。

“啟東經驗”重要的一條，是長期內外合力，反對觀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汙染項目中，很難有如此長的時間足以讓反對者充分準備，往往是反對聲還沒充分表達，項目就已經在開工建設，無法起到啟東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還有就是時間節點也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前什邡剛剛發生惡性事件，當地政府飽受批評，公眾對環保的重視熱度未過；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如果不是有這個好時機，結果怎樣也很難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