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國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四節 當代執政黨麵臨的普遍性問題

第四節 當代執政黨麵臨的普遍性問題

最近20多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不斷進步，世界政黨的發展呈現如下顯著特點，不均衡性突出、整合能力下降、治理功能麵臨轉型、發展軌跡清晰。與此同時，不少發展中國家內部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這些國家的政黨在政治上普遍感受到國內、國際的多重壓力，麵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深刻變動，受製因素增多，行動能力受到局限，出現了多種社會綜合征。

一、當代世界政黨的發展態勢

當前世界政黨的發展呈現出不均衡性。發達國家政黨及政黨體製的成熟性、穩定性和法治化程度高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政黨的穩定性普遍較差，基礎薄弱，發展機製不健全。亞非一些國家強人治黨突出，武力幹預政治普遍，人亡黨息的風險較高；政黨之間的無序競爭時常導致政治動蕩，少數國家甚至出現逢選必亂。另外，一批主流政黨的社會整合能力下降，越來越難以廣泛凝聚社會共識。有的國家大選選情勝負難料，大黨難以獨自組閣，小黨作用凸顯。2010年大選後，英國出現了30多年來首個“無多數議會”，澳大利亞產生了70年來首個“懸浮議會”，匈牙利前執政黨社會黨隻獲得不到1/6議席、維持了近20年的“左右均勢”被打破。這些都可能對政局穩定產生一定的影響，增加了這些國家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此外，政黨的社會治理功能麵臨深刻轉型。當今，政黨對經濟社會的掌控能力減弱的同時，又麵臨著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生態治理等全球性問題，政黨必須超越以往基於民族國家層麵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在全球視野下統籌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有效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

世界政黨間思想的交鋒和交融現在越來越趨於激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一些主流政黨反思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主張重構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在發達國家，左翼政黨強調市場與國家發揮“雙重作用”，倡導全球治理，謀求形成有利自身發展的政治空間和國際環境；右翼政黨則適度與新自由主義“切割”，強調以效率促公正，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的主流政黨則要求建立公正合理、與本國國力相匹配的國際政治經濟體製，以維護國家利益、爭取發展權利。另外，在各類政黨普遍關注發展和民生問題的同時，民粹化傾向也有所抬頭。2008年下半年以來，多國主流政黨加強朝野對話、社會協商，力求在刺激經濟、加快複蘇和保障民生方麵凝聚共識。同時，一些非主流小黨也更加關注就業、福利、社保、工資和社會救助等問題，並積極倡議、聯合行動，對政府政策施加影響。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政黨擱置政治理想和黨的信念，利用民粹主義吸引選民的注意力，比如，阻止產業海外轉移、保障本國就業、保護傳統產業、反對外來移民、地區自治等，成為不少政黨高調“炒作”並用以自我標榜的議題，取悅民眾的傾向十分明顯。近年來，政黨政治的多樣化演進趨勢更加鮮明，“西方化”遭遇到“本土化”挑戰。全球實行政黨政治的發展中國家中，目前約1/4的國家建立起了不同於西方“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形式。一些主流政治力量從政治傳統、特殊國情，特別是實現快速發展的強烈願望出發，刻意弱化政黨之間的競爭，主導建立了“一黨獨大、多黨參政”“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等政黨政治形式，這也豐富了政黨政治乃至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此外，各國政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態勢更加明顯。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黨都著力展示全球視野與政治責任感。發達國家主流政黨高調關注金融和經濟體製機製變革，對環境、氣候、能源、反恐、安全等議題施加影響，呼籲國際社會責任共擔、聯合行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主流政黨則謹慎回應、積極參與，主張擴大本國在國際多邊組織及活動中的影響，提升國際地位，參與國際體製機製改革進程，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二、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麵臨的挑戰及應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較快發展及社會轉型，一些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發生了較大分化，中產階級隊伍不斷擴展。據統計，俄羅斯、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則達1億多人，南非、巴西、秘魯、墨西哥、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中產階級的人數也急劇上升，像俄羅斯、南非、印度等國的富裕階層人口也在快速增長，並形成較強的政治勢力，向執政黨提出自身的利益訴求和分享權力的要求。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意識增強，對執政黨在民主等方麵的要求增多。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部分傳統的中產階級落入貧困階層，加上有些國家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拉大，赤貧階層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國家，貧困階層時常利用民主的武器來牽製執政黨的決策。如巴西的部分農民發起“無地農民運動”，甚至對代表下層群眾利益的執政黨勞工黨也帶來一定衝擊。印度的廣大農民階層在2004年的大選中，把忽視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印度人民黨趕下了台。

在全球化時代，不同階層、團體的利益多樣化日顯，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給執政黨帶來新的挑戰。亞非拉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受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影響明顯，部分知識精英常以西方標準要求本國執政黨，對現行執政體製進行批評。一些國家婦女參政意願增強，要求執政當局在實現政治、經濟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國家的工會組織不時給本國執政黨施壓，期望滿足會員的政治、經濟權利；一些國家的教會組織參與乃至幹預政治，如菲律賓教會支持反對派勢力對執政聯盟進行施壓。還有，非洲、亞洲一些國家的弱小部族、種族要求執政黨給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決權。

在一些國家，國內的反對黨或反對派對執政黨構成的政治壓力明顯加大，特別是政治民主方麵的挑戰更加凸顯。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要求執政黨開放黨禁，期望通過選舉向政黨化轉型。南非人民大會黨指責非國大破壞新黨的活動是“民主的倒退”，呼籲國際社會派遣觀察員來監督南非在2009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哥倫比亞幾個反對黨也曾聯手反對右翼保守黨領袖烏裏韋謀求連任，強調這會動搖本國的民主基礎，要通過結束烏裏韋的專製統治來挽救哥倫比亞的民主。近些年來，馬來西亞反對派陣營在安瓦爾的率領下，高舉結束巫統獨斷專行的旗幟，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打破了國民陣線“一黨獨大”的穩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動本國政治生態向多元化的方向變革，等等。

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興起對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帶來新挑戰。冷戰結束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日益開放，非政府組織也在迅猛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國目前有多則數十萬、少則數萬人參加了各種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活動範圍很廣，涉入政治領域的情況也日益增多，在民眾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一些非政府組織往往高舉民主、良政、公平、自主等口號，積極參加政府決策和治理，參與本國的選舉、司法維權和促進民主化等方麵的活動，坦桑尼亞的非政府組織還與執政黨一起討論國家修憲問題，尼日利亞的非政府組織積極推動本國的良政、人權、法治、新聞自由等活動。亞非拉一些非政府組織有時還直接參與反政府的抗議和示威活動，給執政黨的統治帶來了程度不同的挑戰。

西方國家對國外政局的施壓和幹預近些年也逐漸加強，它們相繼對南斯拉夫、伊拉克、敘利亞、蘇丹、伊朗、朝鮮、緬甸、津巴布韋、海地以及部分獨聯體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實施經濟製裁，甚至直接進行軍事恫嚇和軍事打擊。西方國家還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一些國家的反對黨、反對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黨、埃及的穆兄會、津巴布韋的民革運、蒙古的民主黨等，來對本國執政黨施壓。西方國家還通過資助在發展中國家部分從事政治活動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來進行分化、滲透。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部分非政府組織，暗中支持和慫恿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緬甸等國的反對派掀起“顏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韋、肯尼亞等國的反對派向執政黨發難，並在把前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趕下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國家還利用宗教活動，借傳教布道之機，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思想理念，影響其國民的價值取向。俄羅斯學者維克托·皮羅任科近期就強調，美國“傳教團”比共和黨人布什的單邊行動對世界和獨聯體國家構成的威脅更大。

麵對以上種種變化和挑戰，各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采取了各種各樣

的應對措施：

一是結合國情改革政黨製度，建立競爭性的政黨體製。麵對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大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開始主動推行多黨製，建立競爭性的政黨體製，實行政治多元化，特別是定期進行公開、透明與自由的選舉，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黨民主體製靠攏。至今，在16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已有大約130多個國家實行了多黨製，剩下的多為無黨製國家。拉美少數長期存在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的國家（如牙買加、圭亞那、哥倫比亞等）實行了兩黨製。多數國家建立了“一黨主導”型的多黨製，比如，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實行的是“一黨獨大、多黨陪襯”的政黨製度，貝寧等實行“一黨主政、多黨參政”的政黨製度，南非、馬來西亞等實行的是“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的政黨製度。另外，俄羅斯、委內瑞拉、中亞等國實行以政壇強人為核心的多黨製，執政黨主要依靠政治強人而起作用，其他政黨允許存在但處於邊緣化的狀態。約旦、摩洛哥、伊朗等國是在多黨製框架下實行威權領袖型體製。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馬裏等和拉美左翼當政的部分國家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實行帶有過渡性的不穩定的政黨體製，執政黨處在重塑過程中。在執政體製與運作方式方麵，許多發展中國家根據本國實際特別是民族宗教、曆史文化傳統塑造國家權力構架，多數拉美、非洲及部分亞洲國家采取總統製的體製，部分國家采用半總統議會製或議會製的體製。印度尼西亞近期的政體改革突出了國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淡卻了總統長期專權的陰影。有的發展中國家還通過部族頭領、酋長會議和執政聯盟政黨領袖定期會晤來予以輔助，使得行政權力的實施在形式上體現出某種平衡，以防過度集中。在政府構成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了減緩壓力，化解矛盾，實行較為靈活的政策。貝寧和馬裏等國推行由無黨派人士出任總統，不設執政黨，主要政黨基本都處於參政的地位。津巴布韋實行執政黨與反對黨分權的模式，總統、總理各屬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黨近些年來即使在獲得議會絕對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搞一黨執政，而是拉其他政黨入閣，展示聯合執政的姿態。但是，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出現強化集權、弱化競爭的趨勢，它們在憲法上大都實行中央集權式的共和政體，大權集中於個人尤其是執政黨領袖，在俄羅斯和拉美等一些國家近期還推動修憲，延長總統任期或擴大總統權力。俄羅斯把每任總統任期從四年延至六年，有利於日後俄政壇強人更長時間掌權，委內瑞拉修憲則為總統繼續謀求連任掃清了法律障礙。在選舉製度上，為緩解內外壓力，包括埃及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放寬了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條件。此外，新加坡、俄羅斯、南非等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議會選舉上推出改革選區製、提高議會門檻率等舉措，增大執政黨獲勝幾率，限製小黨特別是擠壓反對黨。

二是增強主流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以提高執政黨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越來越重視利用“軟實力”治國，注重塑造為大多數民眾認同的主流價值體係。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順應形勢變化和民意夙願，調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較為激進的指導思想。比如，坦桑尼亞革命黨、蒙古人革黨改奉社會民主主義，同時也吸納部分社會主義的思想。馬來西亞總統則倡導廣泛的民族主義，提出各族“一家親”的口號，強調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都是“一家人”，強調在“國旗下的忠誠”。巴西勞工黨、秘魯阿普拉黨等在內的拉美一些執政黨在吸納原民眾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倡導和推行新民眾主義思想，淡化意識形態，在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同時，注意兼容其他思想，注重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反對已經私有化的企業重新國有，主張對外開放，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同時強調社會公正和保護弱者，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擴大就業。俄羅斯的統俄黨則基於其大國振興和民族複興的訴求，秉承普京倡導的“主權民主”思想，認為各國應根據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和法律自主地選擇民主模式，探索本國的民主發展道路，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實現國民思想團結和精神統一；維護國家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維護國家主權，奉行獨立自主的內外政策。俄執政當局把主權民主視為主流價值觀，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符合國內大多數民眾的意願。

三是化解國內政治矛盾和衝突，緩減體製內外的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在不影響其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對反對黨或反對派的利益訴求給予一定回應，並放寬新聞管製，允許選舉中出現適度的競爭局麵。多數較強勢的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隻允許反對黨存在，但不讓其發揮實質作用。有的側重於對反對黨進行安撫和拉攏，埃塞俄比亞革命陣線黨積極推動反對黨在議會框架內發揮建設性作用，讓反對黨議員參加議會常設委員會，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磋商。坦桑尼亞革命黨堅持以對話、談判等手段處理同反對黨的關係，黨的領袖、總統帶頭做反對黨工作，並形成總統出訪必隨帶一名反對黨成員的慣例，從而弱化了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對抗態度。也有一些國家執政黨對反對黨采取打拉結合的政策。蒙古人民革命黨2008年對反對派發起的騷亂采取緊急狀態措施，同時又拉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入閣，組成聯合政府，從而實現了政局和社會局勢的穩定。針對一些國家反對派的上升勢頭，各國執政黨采取各種舉措進行防範和擠壓，柬埔寨人民黨通過拉攏人權黨等辦法來分化森朗西黨，甚至曾在2005年凍結森朗西等三名議員的豁免權，並判處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民主黨在推進政改的同時，又通過修憲禁止成立宗教政黨或從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動，徹底割斷了穆兄會政黨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緩解了其對執政黨的壓力。2009年初，讚比亞執政黨多黨民主運動領袖、總統班達借讚比亞航空公司拖欠政府高額稅款和債務問題，對反對派掌控的航空公司的大股東《郵報》進行整治，並趁機加強對媒體的控製。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南非非國大等一些國家執政黨在避免宗教幹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時，又注意借重本國的教會勢力來為執政黨掌控政權服務，利用宗教的道義力量與較高威信來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勢力，收到較好效果。

四是努力調整自己，謹慎應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的壓力。許多國家執政黨都做出姿態，謹慎地回應西方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力圖以形式上的讓步來換取實質利益的維護，允許本國反對黨在體製內開展有限度的競爭，給予反對黨一定的生存空間。如埃及民族民主黨近來進行修憲，首次確立公民權概念，敘利亞複興黨近來擴大了公民的結社與言論自由權，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亞、蒙古、中亞等諸多國家執政黨主動或被動邀請西方觀察員來“監督”其大選，彰顯其民主、透明和公正的形象。非洲多數國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動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監督等概念。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中央委員佐海爾·穆紮法爾就強調，鞏固民主是實現政治穩定的唯一途徑，強調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濫用。同時，不少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了確保其執政地位與安全，重視防範西方的滲透、幹預和破壞，一方麵對西方的政治施壓或曲意指責能夠堅守立場，如新加坡人行黨、突尼斯憲盟對西方指責其搞威權政治，敢於正麵回應，開展適度、有節製的鬥爭。另一方麵，對西方通過非政府組織、反對派插手本國內政嚴加防範，包括俄羅斯、越南、南非、敘利亞、加納、尼日利亞、埃及等多國執政當局為此製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組織在本國活動的法規條例，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對其活動內容嚴加控製，發放許可證，特別是對涉足政治領域的國外非政府組織高度警惕，防範其與國內反對派聯係和勾結，但在方法上內緊外鬆，以避免給對手提供攻擊的口實。此外，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都比較重視治黨與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與借鑒，努力學習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本身的一些有效機製和成功做法，從而提高其執政能力，密切黨群關係，鞏固執政地位。

案例鏈接

案例鏈接：“阿拉伯之春”的警示

——近年來北非西亞等國的執政危機

被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的一係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暴力運動。這項暴力運動先後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多名領導人先後下台，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

一、“阿拉伯之春”的起由及演變

這些運動多采取公開示威遊行和網絡串聯的方式，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從2011年初開始至今尚未完全結束。究其本質，不過是阿拉伯的混戰。

這場運動以北非國家突尼斯的本·阿裏政權被民眾抗議推翻為肇始，形成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穩坐江山數十年之久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如多米諾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革命運動浪潮隨後波及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阿爾及利亞、約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爾等其他阿拉伯國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國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發生了一些抗議示威活動，但大都因政府的讓步或示威規模不大而逐漸平息。

截至2012年12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經推翻了4個國家政權。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總統本·阿裏流亡沙特；18天後的埃及示威浪潮導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權力移交軍方；利比亞領袖卡紮菲的統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紮菲被俘身亡；2012年2月27日，也門政治協議正式生效，總統薩利赫退位。

卡紮菲是“阿拉伯之春”中丟掉性命的第一個國家領導人。顯然，這場變革仍然方興未艾，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安全部隊向抗議者開火，但這並未讓抗議人群停止呼喊“輪到你了巴沙爾”；也門人對總統薩利赫說的也差不多，他們喊道：“卡紮菲死了，你就是下一個哦，劊子手。”

在這次運動中，現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社交媒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後的第29天，在國內騷亂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總統本·阿裏不得不放棄突尼斯這個自己獨裁統治了23年的國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飛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運動的起點。由於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因此發生在突尼斯的這次政權更迭也被稱為“茉莉花革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語言環境及社會狀況使得突尼斯的動亂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國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發了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抗議運動，並逐漸呈星火燎原之勢，席卷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也影響到了中東世界以外，東亞、西歐、北美無不涉及其中，尤以希臘的反政府示威遊行、2011年8月發生在英國的騷亂和在美國持續數月並一度影響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為典型，這些活動的方式包含溫和的網絡號召、小型公開聚會、大型遊行、其他創意活動等，以敦促政府主動實行緩助措施或改革。這些運動的性質並不完全等同於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二者政治訴求更是迥然不同，但因幾乎同步的時間段、相似的網絡號召和活動方式而被部分人認作“阿拉伯之春”運動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某種意義上的延續。

這場規模空前的暴力運動在短短的時間內便橫掃中東，所有阿拉伯國家幾乎無一幸免，但是，位於海灣和西非的君主製阿拉伯國家，如巴林、卡塔爾、沙特、摩洛哥等國，則在短暫的混亂後平穩過關。於是，評論家將阿拉伯君主製國家稱為“阿拉伯世界的穩定之錨”。君主製阿拉伯國家能夠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獨善其身，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盡管此次動亂並未在阿拉伯君主製國家引發傷筋動骨的叛亂和領導人的更替，但是洶湧的革命浪潮仍舊令阿拉伯王室坐立不安。同為產油國，利比亞的結局已經給海灣王室敲響了警鍾，顯然，“石油美元”並不能確保家族統治的千秋萬代。阿拉伯共和製國家所麵臨的問題在君主國同樣存在，約旦、摩洛哥，巴林、阿曼乃至沙特，都麵臨不同程度的民生問題。這些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齡低於30歲的年輕群體，都將為就業和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二、緣由探究和初步觀察

人們普遍認為，導致這些動蕩的原因非常複雜，其中主要包括：國家的專製統治、政治體製僵化、人權的侵犯、政府貪汙腐敗、國民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貧困；領導人長期執政，不思改革，政治經濟分配不透明，等等。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困難，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爆發。另外，人口結構中大量受過一定教育、熟諳網絡且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成為這次運動中的主要角色。值得關注的是，從突尼斯到利比亞，從西方軍事打擊到卡紮菲的慘死，均沒有引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大規模的反西方浪潮，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訴諸自身的自由、尊嚴、公正，更為關心自身的前途命運，這是這場變革最值得關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曆史證明，沒有民主的政治製度，就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財富分配。放眼整個阿拉伯世界，自1980年到2004年間，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這一地區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相同。在3億總人口中，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00萬人失業，失業率甚至在沙特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約旦約1/4的人口都處於貧困線以下；也門230萬人口中近半數每天的生活費不超過2美元，1/3的人長期挨餓。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王公大臣們卻用萬億石油美元，在海外窮奢極欲，排場腐化。有統計顯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敗所吞噬。

而從政治上看，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產獨裁統治者的地方：布爾吉巴統治突尼斯長達30年最後引爆民怨被本·阿裏奪權；本·阿裏又執政23年並重蹈前任覆轍；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舊不肯放權；也門總統薩利赫掌權33年誓言不下台；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上台42年依然為權力而戰；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位30年後兒子接班；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幕後台前操控國家35年直至被送上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組織近40年。

這一切，在那個以革命和鬥爭為主旋律的舊時代不是什麽大問題。隻是近10年來，互聯網和科技進步已經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打破了舊的權力等級製度，追求更為平等公正的互動成為一種時代潮流。

三、“阿拉伯之春”的長遠影響

在“阿拉伯之春”塵埃未定之際，就推測它的長遠影響，肯定會有疏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阿拉伯世界長達數十年，表麵近於一潭死水的傳統政治格局，終於已經被一朝爆發的社會矛盾所衝垮，但最初的發泄過後，在對於未來方向的設想上，社會卻嚴重撕裂了。“阿拉伯之春”無疑將對國際關係以及阿拉伯國家的執政產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力。

阿拉伯世界曆史上曆來是西方的強大對手，阿拉伯世界控製世界經濟的石油基礎，阿拉伯世界屬於西方認定的“非我族類”。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阿拉伯之春”並不是建立在對西方的仇恨之上，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審視和批判自己的內部問題上，反獨裁、反專製、要還權於民、要工作。而與以往主要由上層統治者和外力來推動的模式不同，此次的變化是自下而上的，這代表了阿拉伯社會的日趨成熟。鑒於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特性，它們在現階段的政治改革中，必須汲取伊斯蘭政治中適合於當下社會環境的合理成分，努力生成現代與傳統政治結合的具有中東特色的民主政治。

當然，民主和穩定的確立並不是革命的必然結果。更可能的結果，是權威的崩塌導致的權力真空和混亂。長期的權威主義統治使中東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中產階級遠未形成，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家族統治、世襲製等傳統的政治統治方式在中東國家還比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嚴格的分權製衡或有效的監督機製。這都意味著“阿拉伯之春”隻是變革的開始，而遠非結束。一個國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可能靠別人的恩賜，而必須來自自身的探索和爭取，而這一過程通常都是艱難曲折的。

今日的阿拉伯世界，無疑正處於曆史變革的黎明與陣痛時期，他們必將經曆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重組的新時代。這一地區曆史上社會進程反反複複的舊事太多了，人們不應盲目樂觀。但假如這場變革導致出現一種全新的帶有伊斯蘭特色的民主體製，國際關係將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這一新時代，西方將麵對一個真正自信開放的阿拉伯世界，屆時幾代先賢所孜孜以求的阿拉伯團結和複興，才是可期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