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國理政的他山之石_第三節 “一黨獨大”執政黨下台根源探究

第三節 “一黨獨大”執政黨下台根源探究

追求長期執政、長期保持良好的黨群關係，這是所有執政黨的共同願望。然而，從各國政黨執政的實踐來看，執政越久，難度越大，處理不當，各種問題會產生累積性效應，最終導致危機或下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一些以“一黨獨大”為特點的執政黨相繼喪失長期執政地位，發生了結構性劇變。除了蘇東共產黨解體外，先後有日本自民黨、印度國大黨、印尼專業集團和墨西哥革命製度黨等一批執掌本國政權達幾十年的老黨大黨紛紛下野。這些政黨長期把持政權，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沒有別的政黨能夠與其競爭。它們建立起來的“一黨獨大”的政體曾經在世界政治體製中引人注目，蘇共取得的巨大成就、革命製度黨實現的墨西哥經濟奇跡、印度國大黨締造出的發展中國家最穩定的民主、印尼專業集團主導的東亞發展模式，也一度曾是世人爭相稱道的政治發展模式。時過境遷，20世紀末這些老黨大黨執政都達到自己的執政“大限”，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得不接受在野黨的角色和身份，失掉昔日風光。它們之中，有的經過重新整合再顯活力，如印度國大黨在2012年人民院大選中，擊敗競爭對手，再次上台。墨西哥革命製度黨在時隔12年的2012年大選獲勝，東山再起。有的政黨如日本自民黨和印尼專業集團在漫長的轉型和嬗變中起起伏伏。有的如蘇共隻能接受長期下台的境遇。總結和反思這些政黨曾經經曆過的那段較長時期的執政實踐，給後來的執政者們對其執政以及黨的建設留下許多思考的空間。

一、“自我膨脹”走向“功能異化”

20世紀末衰落的這些老黨大黨，在執政實踐方麵，基本的模式是通過強大的政治權威壓力實現國內穩定並領導國家進行建設。這種模式一方麵在許多國家取得了輝煌成就，同時也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建立起了嚴密封閉的壟斷性等級組織體係，缺乏有效監督，進而促成了政黨自身利益的膨脹並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走向自我為中心。最後甚至被某一利益集團所控製或墮落為數個利益集團的集合體，不能自拔，嚴重阻礙了執政黨基本功能的履行，這是這些政黨衰落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基本根源。

“一黨獨大”由於先天不足和體製缺陷，幾乎都會由“自我膨脹”走向“功能異化”。政黨本來是代表人民履行民主權利、參與國家管理、監督國家活動的政治組織，是群眾與公共權力溝通的橋梁和紐帶，是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進行表達與整合的有效途徑。政黨廣泛的利益不通過一定組織的代表是無法得到有效表達的。在政黨政治的體係中，哪個政黨能最大化地履行政黨的功能：利益表達與利益整合，它所獲得的執政地位就能得到認可，它所掌握的政權才會得到群眾最大的認同。在多黨製的條件下，群眾與公共權力之間的溝通可以通過不同的政黨來完成，多黨競爭的壓力能夠促使各政黨內部形成有效的民意反映機製。執政黨如果長期不能很好發揮聯係群眾與公共權力的橋梁作用，就會被其他能夠履行利益表達與整合功能的在野黨所替代。多黨製的政黨體製這種能夠進行新陳代謝的特點起到了督促政黨履行利益整合與表達功能的作用。但是，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一個政黨擔負起群眾與公共權力之間聯係和溝通的幾乎全部職責，執政黨往往要承擔更大份額的義務。執政黨若能夠承擔起聯係溝通群眾與公共權力的全部任務，那麽民主政治的運作是正常的；但是保守、封閉的政黨組織結構在一黨長期獨霸政壇的條件下，由於不存在較強的監督和製約，因而很可能形成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就會使群眾的利益訴求無法通過執政黨體現，或者隻能得到一小部分的體現，這樣，其他部分就會尋求別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逐漸會與執政黨離心離德。但是，假如一個政黨真的把絕大部分群眾的利益、願望和要求都納入自己的範圍，又麵臨的問題是如何來協調這些眾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處理不好，執政黨很可能或者因為顧此失彼而麵臨矛盾，或者因為無法調和各方麵的利益而造成黨內分裂。這就是造成“老大黨”和群眾溝通中的兩難境地。

在老黨大黨掌權的國家，執政黨既不和其他政黨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也不輪流執政。執政黨不必特別顧忌反對黨別有用心的指責，不用斤斤計較選票的流失，甚至在進行意識形態調整、改變綱領和政策時也不必擔心被別的政黨搶了旗幟。但是，這類政黨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是，在一黨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可能使執政黨和公共權力之間的關係“異化”，造成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政黨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對群眾造成壓力，可能導致政黨與群眾溝通渠道的堵塞等等。所有這些在競爭型政黨體製中不太大的問題，在一黨優勢條件下就都凸現出來了。公共權力天生就有脫離群眾的傾向，因此當這些老黨大黨獲得公共權力時，僅僅依靠自身的自覺性來保持與公共權力的距離，來防止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來防止黨的國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來防止執政黨因與公共權力結合而斷了與群眾聯係的渠道，來避免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來實現自我約束、自我淨化和自我創新，這顯然是很難實現的。

二、“一黨獨大”形成“既得利益”

無論是西方學者的觀點，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都認為政黨僅僅是一種實現它所代表的集團、群體和階級的利益的工具。從實踐方麵看，人們建立政黨的初衷也主要是將政黨看作是推進、實現共同目標和利益的工具，但是政黨一經建立並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開始運作後，在一定的政治生態和遊戲規則下，一些政黨往往會產生專屬於政黨自身而排斥其他任何社會集團、群體或階級的特殊利益。

政黨是由具有相同利益和目標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因此政黨的每個成員都有擴大本黨利益的傾向。當一黨長期把持國家政權，一個穩定的執政群體與國家政權長時間結合，執政黨控製的權力機構行政部門將會非常強大並且難以受到有效的外部製約；執政黨的組織和執政骨幹將會逐漸地控製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形成了全方位的政治壟斷。同時，老黨大黨為了獨占它所控製的各種資源，在政黨組織結構方麵日益表現出封閉保守。這種政治上和權力方麵的壟斷就成為內部形形色色既得利益集團產生的溫床，並且出現不斷膨脹的趨勢。長此以往，執政黨逐漸地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控製，蛻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謀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任何一種政治係統都因其履行的特定功能而得以生存，當係統無法再履行該功能而又找不到進行自身轉變的出路時，這套體係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在既得利益集團控製之下的這些政黨，政黨代表和整合社會利益的基本功能由於受到既得利益的侵蝕而發生蛻變，發展下去都出現了腐敗盛行、政務廢弛、黨內紛爭的現象。日本自民黨因黨派分裂而下野，照搬英國議會民主製的印度國大黨也同樣四分五裂。回顧蘇聯共產黨、日本自民黨、墨西哥革命製度黨以及印尼專業集團等幾個黨垮台的曆程，沒有一個不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侵蝕而引發了政黨功能的退化，無法承擔起聯係公共權力和群眾的橋梁作用，最終在群眾的選擇和政治競爭中被淘汰。蘇聯時期黨政領導人奢侈的生活以及在俄羅斯成立後出現的巨型財閥，為控製日本自民黨而由財團組成類似“維新會”的組織，塞迪略統治下的墨西哥軍隊走私集團，臭名昭著的印尼蘇哈托家族，這些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得益於執政黨長期的庇護而成長起來的社會毒瘤。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一旦在長期穩定的社會裏滋生出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將極大地增加改革的阻力，形成積重難返的局麵。以國大黨為例。印度建國初，國大黨把實現民族獨立、推動印度發展作為本黨的基本目標，走一條東西方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實行國有化，建立福利國家。國大黨的建國方針反映了當時印度人的客觀需要。特別是國大黨成功的領導印度人民實現了國家獨立，樹立起了強大的威信。因此，國大黨在印度建國以後的最初三屆大選中占有議會的席位分別是74.5%、74.5%和72.9%。然而，該

黨在其執政期間製定的許多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政策，如實現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實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業和消除貧困等政策主張，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由於印度推行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了比較全麵的誘導、幹預和控製，從而使實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國家有很強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客觀上形成了“權錢交易”的基礎，受到國大黨庇護的各級官吏卻借國有化的機會中飽私囊。國大黨後來基本上被以尼赫魯家族為首的新興工業企業家和大農場主所控製。到20世紀60年代末，印度的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變化，以國有化為標誌的“中間道路”再也無力推動印度社會發展。然而英·甘地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與正統派的地位卻堅持過時的政治主張，拒絕改革。她甚至不惜使用緊急狀態的方式來打壓主張變革的異己。英·甘地的措施助長了國大黨內部的僵化、官僚主義和腐敗。1996年，哈瓦拉案曝光後，連一直以來被譽為“像甘地那樣的苦行僧式的領導人”的拉奧總理，也因參與了軍火走私集團的活動並收受賄賂而下台。群眾日益對國大黨感到失望，在1998年的大選中，國大黨不但失去了執政黨的地位，還失去了國會中第一大黨的位置。

蘇聯、日本、印度、墨西哥以及印尼等國家在20世紀一黨長期執政期間的政治改革曆史表明，它們推出的改革方案無論有多大的決心，多大的力度，在實際操作中隻能對原有政黨體製修修補補，而難以改革封閉式的政黨組織結構，難以從源頭上限製和根除既得利益集團。它們始終在尋求以改革擺脫困境與維持現狀穩定的兩難選擇中徘徊，直到有朝一日社會危機的全麵爆發。

三、“專權與腐敗”終致“黨將不黨”

在20世紀上半葉，廣大發展中國家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取得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為了維護本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與要求，許多國家後來的這些老黨大黨高舉了實現民族獨立的大旗，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政治組織，也是唯一有能力領導本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的政治力量。在他們新國家建立的初期，所麵對的國內環境十分緊迫，整個國家麵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麵的要求變革的壓力；經濟發展、社會動員、民族融合、社會福利等等，這些任務同時被提上議事日程。政黨要實現所有的這些目標、克服這些困難的最基本條件，就是要先實現政治局勢的穩定。這客觀上就要求政黨領導並建立起一個“一黨獨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並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印尼，針對社會被黨派的紛爭所困擾，社會秩序動蕩，經濟發展裹足不前這些時弊，蘇加諾提出了廢除政黨、建立專業集團的構想。此後，蘇哈托將這一政治設想付諸實施，建立了完全壟斷國家政權的印尼專業集團。在印度，尼赫魯1951年迫使197個政黨合並縮減的措施也得到了全國的擁護。在日本，自民黨頂著美國軍事占領的壓力，將三權分立的典型美國政體改造成為更有東方色彩的以自民黨為核心的“五五體製”。

但是在“一黨獨大”的體製下，專權與腐敗成為這些老黨大黨難逃的宿命。“一黨獨大”長期執政後，首先是“集權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公共權力受政黨的控製越來越強，體現政黨意誌越來越明顯。不是政黨反映國家意誌，而是政黨締造國家，國家是政黨的工具。政府的行動隻有反映了執政黨的意誌才是合法的，執政黨是合法性的根基。政黨成為政權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源泉。通過加入政黨而期望在官僚體係做到高位而獲得好處的官僚在獲得權力之後，為了免於丟失職位、保護小團體的利益就力圖擴大自己的政治基礎。黨內官僚隊伍建立起來，並且越擴越大。它們不但有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內部形成了個體對組織的依賴。黨內官僚層形成後，領袖便利用它來壓製不同意見。與此同時，官僚層內部形成了派別內的忠誠、友誼和價值觀。長期的執政經曆不但讓體製內的強勢人物、家族和集團控製了國家的大量經濟資源，而且還培養了執政黨的特權意識與優越感，這使得它們常常不惜犧牲廣泛的需要而提出特定的要求，顧及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群眾的長期利益，試圖代表廣大範圍的成員的意識遭到了嚴重的阻礙。許多公民的利益就這樣被忽略了。

以2000年以前的墨西哥革命製度黨為例，革命製度黨職團主義體係建立形成後，成功地排除了考迪略勢力對國家政治的幹預，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麵，使國家的政治生活走上了正規化。革命製度黨職團主義組織體係保障了墨西哥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確保了工人權利、土地改革、群眾教育和民選職務不得連選連任等憲法基本內容。革命製度黨在成立的初期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國內各階級，使它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但是由於長期執政，革命製度黨職團部門日益官僚化、集權化。領導人出於對自己的政治前途與既得利益考慮，通常更多地對上負責，而對來自下層普通群眾的要求與呼聲敷衍塞責。同時，政府與製度黨對各職團部門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個職團組織與政府的談判與對抗能力大大削弱，並且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賴性，成為政府的附屬物和工具，不再具備表達與整合群眾利益的有效能力了。20世紀60年代，這種危險的組織離心傾向就已經露出了苗頭。由於國家政策向右傾，約3.5萬名不滿的農民脫離了革命製度黨農民部，成立了“獨立農民聯合會”。20世紀80年代，墨西哥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後，三個職團部門的離心傾向越發嚴重，墨西哥國家與勞工的關係再度出現非製度化的危險趨勢。對於政局的動蕩和社會的種種危機，職團結構由於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已經顯得力不從心了。

中國國民黨的興衰也很好地印證了政黨執政興衰的規律。國民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孫中山領導建立的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更為現名。此時，“愈挫愈奮”的孫中山已經深刻認識到，要保持國民黨的革命性，必須輸入“新鮮血液”，從而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此過程中，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其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執政黨。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全國形式上基本統一，中國國民黨成為全國執政黨。但是此時，由於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其革命性和先進性已經在逐漸喪失。國民黨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一方麵清剿共產黨和革命力量，一方麵壓製民主勢力和群眾呼聲。盡管國民政府也領導了正麵抗戰，但由於“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繼續發動內戰，其專製獨裁未變、社會性質依舊，最終民心盡失，退守台灣，由全國執政黨而為地方執政黨。蔣氏父子偏安一隅、痛定思痛，曾經對國民黨進行改造和進行“土地改革”，並提出了台灣經濟建設的總體設想。經過40多年的發展，台灣迅速躋身於“亞洲四小龍”行列。盡管長期以來海峽兩岸“冷戰”不斷，但國民黨一直堅持“一個中國”。李登輝上台後，提出了所謂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玩弄花樣迭出的“台獨”政策，造成了國民黨的三次大分裂和“憲法”的五次大修訂，加之“黑金”問題、政商勾結、精英流失、人心渙散、社會動蕩，最終把國民黨送上了一條不歸路，在2000年和2004年的總統直選中兩次敗北，喪失了在台灣50年的執政地位，李登輝本人也被撤銷了黨籍。之後的國民黨主席積極推動兩岸交流，2005年和2008年連戰和吳伯雄分別訪問大陸。2008年3月22日，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蕭萬長以絕對優勢當選總統、副總統，重新回到執政黨地位。2009年7月26日，馬英九當選新一屆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上台伊始就提出，今後一定要將國民黨打造成“清廉、勤政、愛民”的政黨，實現“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承諾。“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是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名言，也是中國國民黨近百年來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總結和未來啟示。

政黨的力量在於黨員對黨的忠誠。但是，當執政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特權和利益驅動會擠壓這種忠誠的空間。權力和利益因素擠占的空間越多，起的作用越大，黨員對政黨的忠誠度越下降。在“

一黨獨大”的這些例子中，政府要員掌握執政黨的高層權力，政黨的高層擔任政府的行政要職。黨政人員上的高度重合使得執政黨能夠通過政府機構獲得源源不斷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所以政黨成員熱衷於做官，政府官員、企業精英、知識精英熱衷於入黨，利益尋求權力的庇護，權力攫取利益的回報。執政黨和公權的基礎就這樣被嚴重侵蝕。

在現實中，常年獨占執政黨地位的“老大黨”，其實力和影響已經滲透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領域的各個環節，建立起了“一黨獨大”的政黨體製和國家政權形態，形成了對政府決策的絕對支配權。“老大黨”利用自身在議會中的絕對優勢以及與負責政策執行的官僚機構之間的密切關係，形成了完全以自身為核心的政策決定過程；從而在事實上架空了依據憲法和法律而存在的製度化的政策製定過程。以1998年以前的印尼為例，印尼的政策決定過程是以專業集團的組織機關為基礎展開的。一般來說，政策形成要經曆政策提出、審議和決定三個基本過程。形式上，這三個過程主要在行政部門、內閣和議會中進行。但在印尼，每一過程都是以專業集團一定的組織機關為基礎展開的，不論政策形成在哪一個過程，印尼專業集團都有相應的組織部門負責指導和操作。由於政權掌握在議會多數黨手中，而政黨又通過政府行使權力。在印尼，執政黨居於權力的核心，它可以用政府的名義向議會提出包括憲法修正案在內的各種法案，這些法案通常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通過。在法律實施方麵，專業集團擁有極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在現有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頒布各種政策，推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革。

“一黨獨大”為特點的體製下，執政黨與政府的界限通常模糊不清，權力究竟是集中於政黨機關還是集中於政府機關；是政府機關聽命於政黨機關還是政黨機關聽命於政府機關；是政黨組織把持了政府部門而變得強大還是政府因執政黨的組織滲透而變得更有力量。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政黨就很有可能不但支配行政官員，還支配文官體係，甚至支配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這種將黨政混為一起的做法客觀上為政黨控製行政領導權攫取各種利益大開方便之門。由於“老大黨”的觸角深入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所以它也就把壟斷性的“尋租”的利益帶到了各個角落，導致腐敗的蔓延。因此腐敗現象成為始終困擾“老大黨”的頑症。日本、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國無不如此。

伴隨著權力膨脹，政治上的腐敗成為一黨集權統治的大敵，逐步侵蝕和瓦解著政黨的執政基礎。盡管各國的這些老黨大黨都曾千方百計采取不同的措施試圖鏟除腐敗的根基，但是卻帶來了新的問題，最終成功者寥寥。印尼的蘇哈托在國內的政治統治一向以鐵的手腕而著稱，當年為了能夠使印尼專業集團長久占據執政地位，蘇哈托一直以來通過強硬的手段壓製各種社會反對力量，以鞏固專業集團的執政根基。1971年，蘇哈托先是對印尼的政黨進行了合並，將原有的9大黨派合並為兩大黨派，而對於共產黨及其他較小的政黨則索性將其消滅。1975年，“潘查希拉”被確定為印尼唯一的國家意識形態；之後，蘇哈托又借助印尼武裝部隊和印尼公務員協會的力量先後壓製了“50人集團”“印尼覺醒會”等專業集團內的不同派別，果斷地把東帝汶等地區的分裂勢力打壓下去。可以說，作為一個軍事獨裁者，蘇哈托在他執政的幾十年間一直在製造國家恐怖主義。表麵上看，分裂的勢力在他手中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恰恰是蘇哈托的恐怖統治成為印尼後來長期混亂的重要根源。他的政權製造了恐怖，培育了仇恨，這些矛盾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就會爆發並通過暴力方式推翻現有的統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蘇哈托家族成為國家經濟崩潰的禍首。1998年5月，印尼全國發生了反對蘇哈托的暴亂，蘇哈托被迫辭職。在他垮台後“透明國際”公布了世界腐敗領導人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印尼這位前總統和執政黨黨魁蘇哈托，他在職的1967年至1998年間，共挪用公款150億至350億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695美元。由於蘇哈托執政期間長期壓製不同的政見，因而在社會上沒有形成有一定影響和能力的政治組織、非政府組織和社會自治組織。所以，一時間在政權崩潰後出現了巨大的政治權力真空，由此引發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國民黨在台灣當政期間，經營了數千億元新台幣的黨營事業，由七大控股公司與其轉投資的“黨資”企業構成，涉及金融、電子、石化、綜合、能源、科技、文化媒體、建築、保險、海外事業等眾多領域，財力十分雄厚，被喻為國民黨的“金山銀庫”，在國民黨“黨國一體”的一黨威權統治時代，“黨庫”與“國庫”不分，公私不分，黨營事業在島內與其他財團結盟，奪取商機，內裏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貪汙嚴重，成為國民黨黨內貪汙腐敗的禍根。其黑金政治的種種劣跡，引起島內各界的強烈不滿，也埋下其垮台的禍根。

一些政黨在長期執政中感覺到危機四伏的時候，也會推出較新的策略。譬如，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目標和政策主張，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並將新的社會力量吸納整合到執政黨的體係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滿足社會局部利益的要求，但在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並日益做大的情況下，往往是徒勞無功的。因為表麵統一的政黨一旦被權力和利益腐蝕後，已經不是一個建立在共同價值追求上的統一的整體了，而更像一個利益驅使下的“企業集團”，所有的改革都是建立在承認既得利益集團合法性的基礎上，需要得到“股東們”的同意，新的社會成員的進入很快成為新的“小股民”或“大股東”。試圖推翻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改革家隻能把自己推下台。當年，職團結構使墨西哥官方黨能夠成為一個龐大的群眾性組織。從1929年卡列斯建立國民革命黨（革命製度黨的前身）以來，墨西哥官方黨的組織結構幾經調整，不斷地將社會中的新興政治勢力吸納入執政黨範圍，使得其組織結構持續膨脹。革命製度黨的做法造成了執政黨內部山頭林立，矛盾重重。其中人民部同農民部、工人部之間的對立最為尖銳，農民部與工人部也有深刻的分歧。軍隊也一直想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卻受到了人民部、農民部和工人部的一致反對，所以軍人部幾次成立爾後又遭到解散。像革命製度黨這樣不斷地吸納各種政治社會勢力的執政黨，實際上是承認並容許了不同既得利益集團在黨內的存在，並且可以公開地就各自的利益進行討價還價。墨西哥官方黨政策製定是在人民部、農民部、工人部等派別之間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而形成的，使執政黨失去獨立性而依附於各個既得利益集團、政治腐敗猖獗。

由此可見，盡管執政黨在最初取得政權的方式千差萬別，但是執政黨要想長期確保自身的執政地位，就必須獲得來自群眾的源源不斷的支持，執政黨就必須想方設法建立一種製度和機製，這種製度和機製能夠較好地體現執政黨與群眾之間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保證群眾對政黨的控製，保證政黨對整個政治體製的控製，保證群眾意誌和利益得到順暢表達與整合。這是政黨對執政方式探索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如果缺乏這樣的體製，不管主觀上在這方麵有多麽強烈的願望，執政黨還是無法反映群眾的要求，群眾對政黨的代表性也會產生懷疑，執政黨和群眾之間就會逐漸產生矛盾、發生衝突。在這種矛盾和衝突中，最終損害到黨群關係和執政基礎。許多國家老黨大黨不能保持長期執政地位的原因，就在於它們在“一黨獨大”條件下長期執政，使得自身形成封閉式的政黨組織結構，集權與腐敗之勢蔓延。政治上占有壟斷地位，長時間處於一種保守和封閉的狀態之中，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加強自身的特權和利益，久而久之，內部逐漸失去監督的動力和壓力，外部難以形成對執政黨的有效監督，很容易在黨內形成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並且會愈演愈烈。長此以往，執政黨逐漸地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控製，蛻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謀取利益的工具，腐敗成風，最終積重難返，黨將不黨，被群眾所拋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