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1949—1978）

一、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1949—1978）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要求，確定了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這一發展觀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經曆了從“與社會主義改造並舉的工業化戰略”，到“‘趕英超美’的趕超戰略”，再到“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三個階段。

（一）與社會主義改造並舉的工業化戰略

實現中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以擺脫苦難的境地，是先進的中國人近百年來的一個宏願。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共產黨開國後既定的發展戰略目標。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定的製度保障。關於建國初期的社會發展路向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曾經達成了一個共識：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短則十幾年，長則二三十幾年)，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步到位，在全國實現社會主義。就是說，我們曾經設想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下實現工業化。這種先建設後轉變的“先後戰略”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並適合中國經濟文化極端落後這一特殊國情的。但是三年經濟恢複時期一結束，毛澤東的看法發生了明顯變化，即開始產生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1953年他明確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這是一個改造與建設同時並舉的“並舉戰略”。“先後戰略”與“並舉戰略”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和模式。

1．與改造並舉工業化戰略提出的原因

從國際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兩大陣營。當時的資本主義陣營處於衰敗狀態，而社會主義陣營則充滿了向上發展的活力，尤其是蘇聯依靠社會主義製度實現了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創造了落後國家走向工業化的奇跡，又依靠已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贏得了反擊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為蘇聯社會主義贏得了聲望。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兩種社會製度尖銳對立的國際環境中，作為近代以來一直遭受帝國主義淩辱的中國，痛感沒有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的無奈，我們的領導人自然希望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現有的物質條件，盡快讓中國富強起來。在我們的心目中，已經強大起來的蘇聯無疑是製度選擇的楷模。從蘇聯方麵講，它對我們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政策也頗有微詞。1952年劉少奇、周恩來訪問蘇聯時，其領導人都希望中國盡快向社會主義過渡，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把這當作全麵援助中國的前提條件。

從國內情況看，到1952年，我們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恢複並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國家政權得以初步鞏固，尤其是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麵，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有了上升，即從1949年的30%上升為41.5%；另一方麵，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有了迅速的增長，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大，並占了絕對優勢。這說明我們已經獲得了有計劃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與此同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公私矛盾也突出起來。在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相應的法律體係還不健全的條件下，我們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違法活動。農村土改的績效是顯著的，但此後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覺的問題，譬如，貧富兩極分化、雇傭勞動、債務剝削、土地買賣、租佃和典當，均有了相當的發展。這與我們實現平等、消除剝削的奮鬥目標是相悖的，這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感到一則有提前進行改造的必要性，二則也具備了實行改造的客觀環境。

2．工業化戰略的主要內容

1953年底，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宣部編寫、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提出了新中國曆史第一個比較完備的工業化戰略。首先，界定了我國工業化的性質，即我們要實現的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其次，初步提出了工業化的標誌，即要使我國有強大的重工業，可以自己製造各種必要的工業裝備，使現代化工業能夠完全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而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居絕對優勢，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為我國唯一的工業；再次，規定了實現工業化戰略步驟與方針，即從1953年開始，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更長一些時間，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同時完成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最後，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重點，即以發展國家的重工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工業化過程中如何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在研究了早發工業化國家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以重工業為重點，帶動輕工業和農業，用多發展些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方針。發展經濟學家把這概括為“工業化以農業為先導”的命題。因此，毛澤東的觀點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

3．工業化戰略的評析

就工業化戰略的總體而言，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因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抓住了當時政治、經濟、社會基礎和國際條件等有利因素，及時推動了曆史進程，有著巨大的合理性。從實際執行的結果來看也是好的：全國社會總產值，1957年達到1600.6億元，比1952年增長70.9%，其中農業產值537億元，增長24.8%，所占比重下降為33.4%；工業產值704億元，增長1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工業總產值上，1957年輕工業產值387億元，比1952年增長72%，所占比重下降為55%；重工業產值為317億元，雖比輕工業還要少些，但增長幅度達到1.6倍，所占比重已達到45%。這些材料反映出“一五”期間，新中國經濟以農為主的局麵初步得到改變，而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亦已凸現出來。但是，這一戰略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

其一，總路線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戰略，隻有經濟方麵的內容，缺乏上層建築與精神文化方麵內容的規定。馬克思關於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是全麵的過渡，首先是指經濟結構方麵的改變，同時也包括上層建築方麵的內容。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實現工業化是其核心內容，但現代化又不僅僅限於工業化，它應是涵蓋政治民主、文化發達、道德高尚等內容的社會文明的全麵發展。

其二，沒有擺脫早發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模式。從世界範圍看，政治獨立後的發展中國家大都仿效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方法和傳統，把實現最大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作為最高奮鬥目標，大量建設用先進技術裝備起來的現代化工廠，進行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我國初期的工業化戰略顯然具有這樣的特征，以粗放經營方式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孕育著忽視經濟效益的傾向。

其三，這一戰略偏重於社會主義改造。從總路線的文字表述理解，既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又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總路線提出的任務才算完成。但要在15年左右時間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幾乎是不可能的。盡管總路線是將工業化和改造任務並重的，在解釋總路線時還強調工業化是“主體”，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但總路線提出後的客觀印象卻是強化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淡化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作為“主體”的工業化建設，而是抓作為“兩翼”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曾明確地說：中央現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會主義改造，而他本人可以說是全力以赴。1956年底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建立起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而工業化進程相對於社會主義改造嚴重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以為生產關係的問題基本解決了，剩下的任務就是怎樣在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下，來加快經濟發展了。

（二）“超英趕美”的趕超戰略

1．趕超戰略提出的原因

首先，新中國貧弱的巨大壓力。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但就經濟實力而言，我們仍是世界上少有的貧窮大國。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還幾乎處於農業文明階段，現代化建設還是一張白紙。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較我們發達，並憑借其經濟實力在國際市場上要寫甚至封鎖我們，而“

人家看不起我們，主要因為我們糧、鋼、機械少”。這對立誌為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的毛澤東來說，是絕不能任其長期存在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使黨和國家領導人希望把常規的現代化進程大大壓縮，在低起點上實現高目標，用躍進的步伐追趕歐美等現代化的先行者。

其次，國際共運中趕超熱潮的激勵。世界曆史的進程沒有像經典作家所設想的那樣發展，而是在蘇俄、在中國這樣落後的東方大國首先勝利，因而不僅沒有出現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包圍，反而陷入了資本主義的反包圍之中。這一基本事實促使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和領導人，把盡快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努力奮鬥的目標。這是國際共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毛澤東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與此不無關係。

再次，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為趕超戰略提供了事實依據。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所需要的時間，中央和毛澤東原來估計大約3個五年計劃，但實際上隻用了4年的時間就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路子和方向的正確性不容置疑，這是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性選擇。但在實際工作中的確存在著不少問題。但正是這一表麵成功使毛澤東的除了“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很容易”的結論，並主觀地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進程可以人為地加快。

2．趕超戰略的形成與實施

趕超戰略醞釀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的構想是分兩步用50-7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6月，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50年即10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象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分兩步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步設想。1955年3月，他更明確地說：“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1956年8月，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又闡述說：我們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後，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美國建國隻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隻有400萬噸，我們比它落後60年。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我國將在20世紀60年代末實現第一步任務，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將趕上或超過美國。這一設想盡管缺乏科學論證，但還是比較求實、比較謹慎的，它集中反映了百餘年來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代表了幾代先進的中國人振興中華的理想。

1957年11月，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對原來設想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作了較大改變。赫魯曉夫在11月6日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了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赫氏奔放的思想，使著一直有擺脫中國貧窮落後麵貌強烈願望的毛澤東受到莫大啟發，在事先征得其他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提出了中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如果實現了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將意味著中國用23年的時間走完英國120年所走的路。這對於渴望早日富強起來的中國人民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但另一方麵，恰恰是對這個目標的追求，使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著眼點發生了由從中國實際出發到快速趕超出發的不正確變化。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向全國公布了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構想而確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思路：首先用15年時間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英國；然後再用20年到30年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趕超戰略開始脫離中國實際，主觀的東西開始占主導地位。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指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麵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以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接著在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的口號；此後，毛澤東又一再縮短趕超的時間，9月2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李富春等人的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這就是說，要在短短十幾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達到原來設想用50年至75年才能完成的目標。原來設想的戰略目標變成了眼前的具體目標，遠景規劃變成了現實計劃。趕超戰略理論與實踐走向了極端，陷入了空想。

盲目的趕超引發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急於求成、急於過渡的錯誤。這一體略突出地強調在短期內提高鋼鐵等幾種主要的工業產品的產量，這導致了多方麵的惡果：一是過分突出重工業，尤其是鋼鐵工業的地位，期望實現“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局麵，但卻造成了實際工作中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二是大幅度提高了原訂的比較符合實際的計劃指標，例如1958年的鋼產量要求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開了以高指標為指揮棒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先河；三是在指導思想上把速度看成是達到預期目標的關鍵，選擇了超常規的“大躍進”的方式搞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損失。同時，隨著趕超英美所需時間的一再縮短，人們便把趕超戰略與向共產主義過渡聯係了起來，作為二位一體的戰略目標。正如《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所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其結果，共產主義的好日子沒有過上，反而使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年的嚴重困難，我們不得不進行長達5年的經濟調整。

3．趕超戰略的評析

第一，趕超戰略本身無可厚非。中國是世界上典型的現代化後來者，發動時間晚於英美法等先期工業化國家一個多世紀，而經濟起點卻幾乎低於所有的先期工業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現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被大大壓縮了的趕超過程。如果我們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麵爬行，不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快的建設速度，被動挨打的局麵就永遠無法改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成了一句空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為我們規劃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的真知灼見，實際上就是一種立足於國情的科學的趕超。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趕超戰略中所固有的真理性內涵。

第二，趕超戰略並非異想天開。如果我們對各種條件加以綜合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澤東提出的五六十年甚至更長一些時間趕上美國這種本來意義上的趕超戰略的實現是有某種可能性的。理由之一：社會主義製度具有優越性。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更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能更好更快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實踐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高速發展，都證明了這一真理。理由之二：中國人民是傾心為其奮鬥的。“超英趕美”口號是人民由於解放而迸發出來的高昂的熱情和追求更高目標的強烈願望的一個具體體現。一個飽經憂患、任人宰割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突然爆發出這樣高漲的熱情，這本身就包含著深刻的意義。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的事業，人民的主動性對於它的成敗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這是最可寶貴的財富。假如我們引導得當，就會變為最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出中華民族騰飛的奇跡。如果我們精密組織、科學管理，堅持速度和效益並重的原則，不發生像“大躍進”、“文革”那樣全局性錯誤，實現趕超英美的目標應該有可能。

第三，趕超戰略失敗有因。首先，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經濟建設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係統工程，必須遵循其固有規律。如果忽視了革命和建設之間的重大差別，把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簡單用於經濟建設，失誤是必然的。其次，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搞經濟建設，必須使指標、速度與國力相適應。當指標、速度等被強調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時，事情就會走向反麵。再次，忽視了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曾經有過通過技術革命加速經濟發展的光輝思想，但1957年反右派之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看

法有了較大改變，他更加強調通過政治性的精神激勵，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來加速經濟的發展。“大躍進”期間，大搞所謂“小、土、群”，科學幾乎無立足之地。用這種近似原始的手段搞現代化建設，失誤是必然的。

（三）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

1．現代化目標的提出

建國後我們強調的目標一直是工業化，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戰略目標的構思，由工業化開始向現代化轉變。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4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4年，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又重申了這一宏偉目標。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明確係統地提出的較全麵的發展目標。

2．實現現代化的步驟

關於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步驟，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三年經濟嚴重困難，使毛澤東又回到了原來那個比較客觀的起點上，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麽急，十分急了辦不成，隻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1961年他在幾次接見外賓時都說過，中國準備用50年到100年來根本解決工業、農業生產問題。大躍進也需要幾十年到100年時間來解決問題，使很窮的國家變成一個比較富裕的國家。在這之後，在他的提議下，我們黨又提出我國經濟建設“兩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從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年起)開始，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用23年時間(從1978年到2000年)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此，會議還擬定了10年規劃綱要，要求到本世紀末，我國農業主要產品的單位麵積產量達到或者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分別接近、趕上或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3．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評析

毛澤東關於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思考，對後來我們黨提出“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但毛澤東對我國經濟的落後現狀，特別是改變這種現狀的艱巨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對經濟建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一方麵，毛澤東在論及“長期性”時，往往更側重於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對經濟建設的影響。1962年8月，他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就特別強調：“我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講到建成社會主義要50年、100年或更多的時間，講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要人們懂得，有階級存在，不要忘記還有階級鬥爭。”另一方麵，毛澤東雖然提出了經濟建設的長期性，但他又積極主張縮短時間，並認為這是可能的。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他過於看重我們在政治方麵的某些優勢，低估了經濟文化的落後現狀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製約作用，誇大了人的主觀意誌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誤認為搞建設不會比打仗更難。在毛澤東看來，在黨的領導下，依靠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群眾運動，就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勝過西方國家和蘇聯。

用四個現代化代替工業化，不僅內容更為豐富，而且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更為深刻了。應該說，四個現代化戰略在發展目標、戰略方針上要比前兩個戰略符合實際，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但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四化戰略本身仍偏重於經濟和科技，未及製度和思想、政治、社會層麵。在實現這一戰略的時間規劃方麵，二十幾年的時間似乎也太短促。在具體的實施方麵，過分強調了自力更生原則，忽視對外開放，關起門來搞建設，使我們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影響了社會的進步。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戰略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而幾上幾下，基本上停留在設想階段，沒有很好地加以貫徹。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整個中國處於動亂之中，發展經濟甚至成為一種罪過。“文革”結束後，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沿用我們曾經使用過的躍進戰略，又導致了以大規模引進外資和外國設備為主要特征的“洋冒進”，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再次受到嚴重挫折，比例嚴重失調，不得不進行新的調整。四個現代化的實踐沒有達到理想的勝境。

（四）幾點評說

1．高度重視經濟增長

新中國成立之時，百廢待興，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發展，特別是強調經濟發展。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觀點是，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最終原因，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曆史必然性根源於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目的是發展經濟，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新中國成立後的發展觀堅持以發展為主題，依據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的思想。同時，當時西方發展理論對中國共產黨這一發展觀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觀在西方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人們將發展理解為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強調經濟增長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張工業化是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中心內容，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發展的第一標誌。發展被認為就是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徑就是發展，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使每個人都能消費更多的商品和服務。“經濟發展問題實質上就是通過增加人均產出來提高國民收入水平，使每個人都能消費得更多”。“經濟發展可以定義為物質福利持續而長期的改善……反映出產品和勞務流量的增加”。可見，在這一時期，發展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基本上就是同義詞。這樣，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尺，發展規劃也成為一國實現工業化和實行趕超戰略的重要手段。

2．屬於傳統發展觀

“大躍進”運動主要靠資源投入來支撐，超英趕美主要是鋼鐵指標，各行各業大辦鋼鐵，犯了不尊重科學、違背經濟規律的錯誤，導致經濟增長效率低下。“大躍進”戰略和四個現代化戰略都沒有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當時人們也還難以認識到“向自然界開戰”的口號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相悖。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總體上沒有跳出傳統型發展模式，屬於粗放型經濟增長觀。這一方麵受蘇聯模式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的國情決定的。我們黨是在一個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大國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能否較快地發展，能否迅速地趕超發達國家，是黨和人民的迫切願望。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指出，我們應該趕過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實現全麵趕超是不可能的，隻有從主要工業產品方麵進行趕超努力，因此提出了大辦鋼鐵的“大躍進”發展戰略。

3．過分強調生產關係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

這一時期，在如何發展生產力問題上沒有從根本上破題。在處理變革生產關係與發展生產力關係方麵，毛澤東過分強調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視了生產力的基礎的、決定的作用。在實踐中不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具體要求來變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而是企望以越來越脫離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係的變革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構建以“一大二公”為主要特點的所有製模式。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結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國農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在城市中，開始試辦和推廣人民公社。城市手工業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級過渡”，即加快從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與此相聯係，我們過分強調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進而提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觀點。在當時情況下，政治往往具體化為階級鬥爭，實際上是用階級鬥爭促進經濟建設，亦即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可見，通過生產關係方麵和經濟體製方麵的革命和改變來推動發展，日益成為第一代發展觀的重要特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