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角色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

當今中國，中國共產黨作為處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掌握了中國最核心的政治權力，橫向上中國共產黨掌握了立法、行政、司法和軍隊的領導權，縱向上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以及每一個公有製單位的領導權。任何改革和發展，企圖回避和繞開中國共產黨都是不可能的。推動中國政治發展和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進程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一）黨的職能轉變：從挽救民族危亡到實現民族複興

黨的職能即指黨所承擔的職責和功能，任何政黨都要履行一定的職能，並根據職能的要求采取相應的實現職能的手段。在一般情況下黨的職能由三個因素所規定：第一，社會生態環境的客觀要求。政黨作為政治係統的一個子係統，其產生、發展和壯大不僅受政治係統內部各因素的影響，而且還要受其它社會生態變量的影響，政黨係統為了適應其所處的生態環境必須不斷做出自我調整以保持與整個生態係統的平衡。調整的方式一般有兩種，政黨改變外部環境來適應自己或改變政黨本身以適應環境，在實際中，調整往往是二者的有機結合。第二，黨自身的能力。麵對環境的挑戰，是否有能力迎接挑戰是衡量一個政黨強大與否的標誌之一，也是其能否承擔曆史所賦予的職能的客觀基礎。因而，任何一個政黨都必然會選擇一些適合自己的途徑來增強自身的能力，這些途徑包括擴大階級基礎、改變組織和動員的手段、領導經濟建設和製度建設、加強意識形態控製等。第三，黨對自身職能的認識水平。黨對自身職能的認識水平反映了黨的成熟程度，黨在一定時期內所應執行的職能，不僅取決於社會生態環境對黨的期待和要求，而且還取決於黨尤其是黨的領導人的政治覺悟和意識水平。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經曆了從挽救民族危亡向實現民族複興兩次大的職能轉變。黨為實現其職能主要采取了軍事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經濟發展三種不同的具體手段。在民族危亡的曆史時期，救亡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這就要求黨的一切工作必須圍繞此任務展開。為此，黨依靠自下而上的層層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社會動員發展壯大。通過組織控製了軍隊和黨員；通過土改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通過統一戰線團結了各個階級、階層中的進步力量，從而增強了自身的能力，最終完成了民族救亡的曆史使命。

驅除外患，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擺在黨麵前的任務是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改變策略，以實現民族複興。但是，黨卻沒有及時意識到這種職能的轉變，仍然以舊有的階級鬥爭為己任。由原來的軍事鬥爭武力征服轉移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和打擊，嚴重脫離了應有的軌道，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給社會造成不必要的慘重損失。幸運的是，黨一旦意識到決策的錯誤，便及時調整自己，撥亂反正，於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的新舉措，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我們認為即使如此，經濟發展並沒有也不可能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所有問題，曆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發展需要迫切呼喚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和製度建設並重上來，以推動包括政治發展在內的社會的全麵進步。

第一，現實製度的不完善呼喚進行新的製度建設。建國以後，我們雖然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人民代表大會製、民族區域自治製及一係列的配套製度，但製度化水平仍然很低，還有很多漏洞和不完善之處。對此，我們可以從曆史和現實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從曆史教訓看，“文革”的發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人們在反思“文革”發生的原因時，經常會問這難道僅僅是林彪、康生之流再加上“四個騙子”所一手造成的人格悲劇嗎？肯定不是。曆史悲劇的釀成，除了國際環境、傳統經學思維方式的影響外，製度化水平低是最重要的因素。製度本應該製約限製個人行為，但現實中，製度卻常常無能為力。鄧小平在總結“文革”發生的原因時對此有過深刻的分析：“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由此可見，製度建設勢在必行。製度建設包括打破和重建兩層含義，時代的發展需要勇於打破阻礙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舊製度，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符合現代民主法製思想的新製度。

從現實挑戰看，近年來，腐敗現象像迅速擴散的癌細胞一樣嚴重侵蝕著黨和政府健康的肌體，製約了政治發展的進程。大量大案、要案、窩案的發生，直接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浪費了國家資源，阻礙了經濟發展，損害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當人們冷靜下來對腐敗的成因進行分析時，發現這樣一種現象：近年來發生的幾乎所有的腐敗大案，如成克傑、胡長清、慕綏新等案件，都和各種製度如行政審批製度、招標製度、權力的監督製約製度存在漏洞和不完善有關。腐敗現象的發生有其深刻的根源：經濟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腐敗者主觀上放鬆了對自己的約束等。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權力在運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的強有力的製度製約。正如阿克頓所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防止權力擁有者濫用其權力的根本措施是“以權力製約權力”，而不能僅靠權力擁有者的自我約束。因此，根治腐敗的關鍵是製度做基礎、覺悟上水平，而不是相反。

中國共產黨已經認識到切實改進黨的作風，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勇於麵對現實的嚴峻挑戰。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即“七·一”講話中，號召全黨要大力進行製度建設，這吹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新世紀進行製度建設的號角。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紮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建設，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製度建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製。堅持深化改革和創新體製，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形成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製、反腐倡

廉製度體係、權力運行監控機製。健全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一管理，完善巡視製度。加強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提高黨員幹部拒腐防變能力。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

第二，製度建設是把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聯係起來的橋梁。經濟發展能為政治發展提供生長點，但並不一定會必然導致政治發展，如果沒有合理的製度作保障，經濟發展不但不能促進政治發展，有時反而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動蕩。迪·托克維爾在解釋法國革命時，曾經對經濟發展與政治動亂的相互關係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說，‘在這場革命前，國家繁榮的步伐不僅突飛猛進，而且史無前例’。‘這種持續穩定增長的繁榮，遠沒有使人民樂其所守，卻到處滋生著一種不安定的情緒’，而且‘正是在法國那些發展最快的地區，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才最高。'”另外從曆史經驗來看，“經過持續的增長階段之後，如果經濟陡然轉向下坡路，往往就會爆發革命。”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89年間，是國家實力迅速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得到實惠最多的十餘年。然而恰恰是在經過這一階段的大發展之後，在1989年發生了政治動亂，其根本原因不在於經濟發展的不夠，而是製度建設的滯後所導致的政治發展的力度不夠。

任何一種製度都有其製度內核以及一係列起保護帶作用的配套製度所組成。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內核即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建立的一切製度都應該服務於這一基本內核，當某種製度不能起到保護帶作用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勇敢的打破該製度，進行新的製度建設。就目前的中國而言，製度建設包括行政審批製度、社會保障製度、決策製度、選舉製度等，但最為重要的是民主製度的建設。人類在20世紀的最偉大成就之一，就是民主理念和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對獨裁統治的勝利，不管事實上多麽不民主的國家，都不能再挺直腰杆，而是不得不打出民主的大旗，宣稱為自己統治的價值合理性基礎。但價值的合理性，需要工具的合理性作為保障，沒有工具的合理性，任何價值的合理性都隻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就中國的政治製度而言，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同時也意味著民主製度的確立，中國政治製度的“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民主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統一，實質民主需要程序民主來體現和維護。在實質上，我們的民主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揚棄，是更高類型的民主。但在程序上，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這就要求我們現在更加注意程序民主的建設。“麵向二十一世紀，我們應當積極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加快共產黨內的民主化進程，開辟一條通過黨內民主走向整個國家的政治民主之路。”

（二）黨的社會基礎和階級結構轉變：從複雜到單純再到複合

政黨作為一定階級、階層利益的代表，其階級結構和社會基礎的狀況對於其發展、壯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個政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階級結構發生變化，而黨不能及時適應變化的情況調整自己策略的話，以長遠的眼光看，那麽該政黨必然會陷於被動。當今，西方發達國家，傳統的階級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工人階級已經由一個單一的體力或重體力勞動者社會集團，變化為一個由體力勞動者即所謂‘藍領’和腦力勞動者及輕體力勞動者即所謂‘白領’兩個部分所組成的複合型的社會集團。工人階級的總量已經基本穩定，變化主要表現為白領工人比例的增長。在一些國家，白領工人的數量已經或即將超過藍領工人；在最發達的國家，白領的比例占到了勞動者總數的70%甚至80%以上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階級結構的新變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社會基礎，成了無產階級政黨能否發展和壯大的關鍵。很多無產階級政黨正是因為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戰略而日益陷入被動，從而在政壇上逐漸變得無足輕重，勢力衰微。這也是導致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原因之一。

中國共產黨87年來經曆了社會基礎和階級結構的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從共產黨成立到1957年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當時社會上存在著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等多個階級、階層。共產黨成立之初，作為其階級基礎的工人階級勢單力薄，僅僅有兩百多萬人。麵對複雜的社會狀況，中國共產黨製定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策略，明確了自己的階級朋友和敵人，並不斷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建立起適應形勢變化的革命統一戰線，最大程度上擴大自己存在的社會基礎，最有效地打擊敵人。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日益發展壯大，最終掌握了革命的領導權，取得革命的勝利，成為執政黨。

第二階段，從1957年至改革開放前。社會上隻存在工人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和農民階級兩大主要階級以及少數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和敵對分子。黨的工作中心沒有隨著社會和階級結構的簡單化，發生相應的位移，而是在製度和思維慣性的支配下，做出複雜和錯誤的判斷，到處尋找所謂的階級敵人，進行階級鬥爭。結果是不僅忽略了經濟、民主和法製建設，而且打擊麵過寬，把許多本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損害了自己的社會基礎。以至於“文革”結束時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整個社會陷入信仰危機之中，黨也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社會階級和階層結構向複合型轉變。主要可分為：“第一，基本階層：所謂‘基本階層’是指建國以來始終存在著的基本社會力量，如屬於工人階級範疇的藍領階層和白領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官員階層，屬於農民階級範疇的農業勞動者階層等。第二，新興階層：指作為改革開放的直接產物，伴隨著新的經濟形式或隨著新的產業興起而從基本階層中分化出來的社會集團。包括鄉鎮企業職工、企業家階層、三資企業職工、第三產業職工等。第三，複新階層：指那些在建國初期曾經存在過，但在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在被改革、開放賦予了新的‘質的規定性’的前提下，又以階層的形式重新登上了曆史舞台的社會群體，包括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階層、失業者階層。第四，邊緣階層：包括軍人、大學生、鄉村知識分子、鄉村幹部、遊民、食利者、乞丐、娼妓等。”

麵對新情況，作為工人階級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尋找新的擴大階級和社會基礎的正確方法，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政黨都應該有足夠的通路把社會中各階級階層的優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來或者緊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絕不能把這些社會力量推到自己的對立麵。對此，我們黨麵對現實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指出，黨要把社會各階層中的符合黨員標準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2007年通過的新黨章對關於申請入黨對象的規定做了適當修改，規定：“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願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二十九條中，增寫了在社區、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中成立黨的基層組織的內容。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麵臨著一個兩難困境：“把這些新集團吸收到這個唯一存在政黨的組織構架中來，他們確能獲兼容並蓄之效，但付出的代價確是削弱黨的團結、紀律和熱情。如果拒絕新集團於黨的大門之外，他們當然能維護黨的內聚力，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危及黨對政治參與的壟斷權，並誘發以推翻現存體製為目標的紊亂和暴力政治行為。”這一決策，給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比如，我們如何防止個別有財富的人利用入黨獲取權力來為自己謀取私利即“以體製外資源購買體製內資源”，危害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如何積極穩妥地擴大政治參與？如何完善我國現行的利益表達途徑，使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平等地進行自己的利益表達？如何防止和避免擁有權力和財富的階層對弱勢階層的支配？

（三）黨處理矛盾的方法轉變：從瓦解政權到促進社會和諧

以1949年為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的角色發生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革命黨的目的是奪取政權，為了達到目的，往往會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因為越是社會動蕩、各種矛盾尖銳，越是有利於瓦解反動政權的統治力量，從而有利於自己奪取政權。處理社會矛盾時往往會采取就高不就低的策略，比如對勞資矛盾的處理上是盡量把經濟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通常會采取組織罷工、遊行示威、武裝起義的形式進行，在宣傳上往往把矛盾的性質誇大，以激發工人的革命鬥誌，從而加速推翻舊製度的進程和建立新製度的步伐。而一旦奪取政權，雖然黨的主體未發生大的變化，但在角色上黨卻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換。

2000多年前，賈誼在總結秦滅亡的教訓時曾說：“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攻與守之勢異也，而秦不知改弦更張，仍把守勢當攻勢，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雖然能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蕩平山東六國，卻二世而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隨著社會整體環境的變遷，黨的職能也必須相應地發生轉化，領導和工作方式也要隨之變更。現在我們所用的很多工作方式是黨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這些方法在當時行之有效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事過境遷，很多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情況新環境的要求，甚至阻礙了政治的發展。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領導任務的轉換，沒有區分好革命黨和執政黨的不同角色要求，從而造成我黨在工作中的極大失誤。

由革命黨躍升為執政黨，黨的中心任務發生了根本轉變。黨的中心任務由破壞舊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轉變為建立完善新的生產關係發展生產力。黨必須牢固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自覺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為此，黨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執政地位使黨處理社會矛盾的態度和策略需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社會”來說，存在大量的社會矛盾是正常的，黨必須正視矛盾的存在而不能試圖掩蓋矛盾、人為地弱化矛盾，因為被掩蓋、被弱化的矛盾不能通過正常的合法的途徑和程序進行能量釋放，但並不會因此而消失，而是層層積累，而且一旦積累的能量達到一定的程度，便會轉而求助於地下的非法的途徑爆發出來，造成更強的破壞力。這可能醞釀著更大的甚至毀滅性的威脅。如現在很多基層政府都采取嚴厲的措施控製農民上訪，就是一種飲鴆止渴的短視行為，因為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除了個別別有用心的人之外），除非發生了重大冤情，一般情況下，沒有人願意付出巨大的成本（物質上需要很多金錢，肉體上往往遭到當事人或基層政府的打擊報複，精神上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去上訪。另外從發生學的角度講，之所以有上訪的事件發生，本身就表明有很多矛盾在當地政府已無法解決，矛盾已有激化的趨勢，雖然大量上訪事件的發生對當事人和整個政治體製來說都是不經濟的，但畢竟是一種製度內的利益表達途徑。人為地去壓製上訪隻會使矛盾更加尖銳化，最終可能會導致大規模的黨群、幹群衝突。因而，作為執政黨不應該懼怕矛盾的存在和顯現，而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積極化解矛盾。盡量把矛盾及時消滅在萌芽階段，讓矛盾的能量逐個釋放，因為單個矛盾的能量畢竟有限，破壞性小。另外在處理矛盾的策略上要注意層次性，應該是經濟手段——行政協調——法律仲裁——政治鬥爭逐層遞進，根據事情本身的性質決定其層次性，一般盡量把矛盾控製在較低層次上尋求解決，能在較低層次解決的決不拔高到較高層次對待，而且尤其不要輕易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不要用暴力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即在矛盾的處理上要堅持就低不就高的原則。能否正確把握和恰當運用對政治關係處理的層次性，是反映黨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量標，而且也將關係到能否最大限度地推動政治發展和開創現代化建設新局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