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我國的啟示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本國發展的過程中都曾遇到過一些問題，經曆過曲折和失誤，總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的教訓，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單純市場機製不可取

單純的市場機製可以使社會充滿活力，能使個人活動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得到空前的提高。但這樣的社會體製也有其內在的局限性和消極後果，它雖然在形式上賦予每個人以平等的自由，但卻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夠真正同等的去利用這種自由。由於先天或後天的差異，人們在利用法律賦予的自由等條件去獲取個人幸福方麵的能力事實上是不同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勢必導致社會成員之間在財富和地位分配等方麵的兩極分化。而單純的市場經濟體製又沒有對這種分化進行自動調節的機製。在缺乏其他調節手段的情況下，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就會越來越尖銳，並引發一係列其他的負麵後果，如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在弱勢人群中造成嚴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機。

（二）實施宏觀調控是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上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經濟大危機，證明了私有製經濟能夠取得較高的局部效率，但是不能確保整個製度結構出現高效率，二次大戰之後，西方逐步放棄了自由放任的傳統經濟思想，走上了政府幹預經濟的道路。

美國是最早對經濟實施政府幹預的國家之一。1932年羅斯福上台後，摒棄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傳統原則，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幹預經濟和社會生活，在財產占有形式、生產調節方式、生產管理體製等方麵向更高層次調整，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發了較大的空間。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遵循有限幹預的原則，總體計劃調節和對企業的生產性幹預程度較低。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麵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以自由競爭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但也強調國家對經濟生活實施一定程度的幹預，以保證市場的有效競爭。國家實施幹預主要采取符合市場規律的貨幣、信貸等手段為主，但必要時，也采取行政措施。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部門，如農業、鐵路等，受到國家保護，完全不參加或者隻是部分參加競爭。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較好地兼顧了“效率”和“公平”兩大困擾人類發展的難題，它同其他各種因素一起，推動聯邦德國經濟較快發展。1950年，聯邦德國的經濟已經恢複並超過戰前水平，開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從1951年到1971年，聯邦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1%，增長速度僅次於日本。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實施宏觀調控是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確定幹預的程度，卻不可能有一個現成的答案。根據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全球經濟發展態勢，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創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模式，是曆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三

）不失時機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是世界經濟大國崛起的起點，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進程來看，幾乎所有的經濟大國都是借助工業化起步的。美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1860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還不足20億美元，但到一戰前，其工業總產值已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如重視科學技術，如不斷進行社會改革適應工業化的需要等。但西方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普遍地出現過資源掠奪性使用、生態環境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甚至爆發經濟危機等。工業化使西方國家的人民享受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使其背負了沉重的可持續發展的壓力。今天，我們要走的工業化道路就不能重複發達國家的老路，而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走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四）在發展戰略上應選擇外向型發展戰略

外向型發展戰略以比較利益為原則，重視發揮本國自然資源、勞動力豐富而且廉價的優勢，借助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以國際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出口工業，以工業製成品代替農礦初級產品的出口，爭取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速工業化的實現。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起了示範作用，東亞的韓國也被認為是通過外向型發展戰略取得成功的典型。巴西在6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外向型發展戰略，到70年代中期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1968—1974年，巴西外貿總額均增幅達32%，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10%，被稱為“經濟奇跡”。

但是外向型發展戰略容易使本國經濟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從而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因此在采用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時候要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要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否則會帶來本國資源的浪費；第二，協調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第三，努力自主創新。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創造條件，促使本國企業的健康成長，逐漸增強企業適應市場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五）執政黨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

現代社會發展日益加快，社會分化不斷加快，而且文化日益多元化，這就要求政黨在綱領上要體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包容性，例如，德國社民黨就邀請雇員等一切社會力量與之合作。加強對執政黨的監督，防止黨內腐敗。新加坡的經驗我們應該好好借鑒，新加坡對公務員實行嚴格的選拔、考核、跟蹤調查製度，財產登記製度，一旦發現問題就輕則記過、開除、沒收贓款，嚴重的話就要判刑，而且從工作以來的公積金一筆勾銷，老了以後也沒有了依靠。擴大黨內民主，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西歐社會黨認為，為了使黨員結構能夠反映社會組成，必須吸引足夠的社會精英以及有利於政黨之外的政治資源，建立更為現代化的黨組織。這就要求要進一步加強基層組織的權利，要求更加民主，更加多元化，更加開放。

（六）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於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後，廣大發展中國家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麵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麵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要注意協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關係。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來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視城市的發展，而忽略了作為社會另一部分的農村的發展。發展政策的傾斜，使得大部分農村地區相對來說處於貧困狀態，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不足。日本在處理城市與農村發展關係方麵較為成功。日本政府比較注意農村、農業的發展問題，製定了大量法律促進農村發展，如為扶持山區農村及人口稀疏地區的經濟發展，製定了《過疏地區活躍法特別措施法》、《山區振興法》等。

利用多種方式消除城市貧民區。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必然導致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而財富分配不均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早在19世紀，歐洲國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貧民區現象。為解決城市貧民問題，西方國家曾采取多種措施。比如，早期解決住房的措施主要是興建工人居住區，其後歐美各國開始製定更為完善的針對城市貧困者的住房政策。要消除城市貧困，就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政策。

（七）解決好高速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高速的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及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經濟的高速增長源於一味大力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提高，更不用說社會發展了。伊朗的“白色革命”更說明了這個問題。“白色革命”或稱“國王與人民的革命”，就是企圖在不變更政治體製的前提下，在伊朗引入西方式的經濟發展道路。1963年1月，巴列維正式宣布了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六點改革計劃，從而揭開了白色革命的序幕。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維的現代化似乎取得顯著的成就：十多年間，國民經濟高速增長，1969-1978年增16-1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60年為160美元，1977年達2250美元。超高速增長計劃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混亂，港口與交通堵塞，物價飛漲，1975-1977年通漲率達50%。此外，盲目上項目加上巨額的軍費，使數百億美元的石油收入被吞噬被浪費。

總之，任何國家的繁榮富強都離不開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已不例外。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也就決定了任何國家的發展都在所難免的會遇到曲折和失誤。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在發展中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才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