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政治文明與中國政黨製度的曆史關係及其現實意義

楊飛

政治文明是人們改造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其形成受政治環境、曆史傳統、民族性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製約，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政治製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在社會中，政黨製度作為政治製度最重要的方麵，與政治文明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一、中國特色的政黨製度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曆史選擇

中華民國時期，向上承接傳統封建君主專製，向下開啟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政黨組建、分化劇烈，活動異常頻繁的時期，曾實踐過多種政黨製度形態。中華民國共和政體時期，政黨林立，黨人一致認為政治競爭的理想模式是兩黨競爭，並開展了組建兩大政黨的活動，但未能如願，最後有多黨參加了國會競選，亦以失敗而告終。在抗戰期間及勝利後的一段時間，一些中間黨派積極推行中間路線，試圖實現競爭性政黨政治，最後亦以破產而告終。這說明競爭性的多黨政黨製度不適合中國國情。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決心重新建立一個革命的黨來重建民國。他傾向於用一黨製的新思路代替多黨競爭，但並不排斥進步黨派。後來他接受了蘇俄和中共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進展。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蔣介石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反動麵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統治，遭到中國共產黨和絕大多數中間黨派堅決反對，最終喪失了在大陸的政權。這表明排斥其它黨派的一黨製，在中國也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

麵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國民黨開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製”政權，與其他黨派開展合作，創造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多黨合作製的雛形。在隨之而來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緊密合作，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發揮了直接的作用。這說明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製度模式具有深刻的曆史合理性，適合中國的國情。

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政黨承擔了艱巨的任務，建立民族國家政權的過程與革命的過程同社會淘汰性選擇政黨和政黨製度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為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經過革命的洗禮而形成，它顯示出不同於別國政黨製度的自身特色，這表現為：第一，從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是體製內政黨，中國共產黨執政，各民主黨派參政，沒有在朝和在野之分；第二，從功能上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她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第三，從理念上看，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不是多元的，各黨派都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反對意識形態多元化；第四，從黨際關係看，執政黨和參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是相同的，彼此是友黨，是互相支持、互相監督、共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這種嶄新的政黨製度，完全擺脫了傳統政治文明對政黨的桎梏，同時體現了中國的大一統的色彩，滿足超大社會對一個強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順應曆史發展潮流，擴大參政議政的範圍，促進政治民主化，是一個創造性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一是有助於避免多黨競爭政權造成的無序狀態和資源浪費，減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於多個黨派群策群力，共同進步；三是驗證並強化了統一戰線的思想和政策，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基本框架是在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誌著中國政黨製度的初步形成，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構起來，則是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確立為基礎的，經曆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探索。

新中國的建立完成了實行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國家政權的任務，實現了傳統政治文明的轉型。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成為當之無愧的領導黨，民主黨派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也表現出了明顯的政治價值。不少黨派選擇與中國共產黨結盟，團結在她周圍，堅持抗戰，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它們在民主憲政運動、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兩黨會談、反對國民黨當局召開的國民大會等重大鬥爭中，與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戰鬥，對爭取中間力量，擴大人民革命陣營，孤立革命的敵人，起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民主黨派的政治價值，與他們一起召開新政協，一起製定《共同綱領》，一起選舉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而民主黨派也服膺於中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這種黨派相互間對政治價值的肯定，直接推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形成和建國初期良好政治氛圍的出現。

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確了新形勢下統一戰線工作的新任務，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於統一戰線工作重要性的再認識。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實現了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製度，並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製的政體這兩個方麵的統一，把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時，民主黨派原來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複存在，各民主黨派失去了存在的階級基礎。但毛澤東同誌明確提出中國要有幾個黨，而且還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麵是出於對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光榮曆史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重要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麵是強調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有了民主黨派會更有益。這很顯然是從民主黨派所特有的政治功能方麵肯定了其政治價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經由第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和黨的“八大”正式確定為處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的準則，再次確認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大格局。

1982年黨的十二大曆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綱領，其中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等內容，在肯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黨際關係準則的同時，增加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內容，形成了現在處理黨際關係準則的十六字方針。1982年通過的憲法進一步肯定了多黨合作和民主黨派的政治功能與價值，為鞏固和發展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政治功能與價值主要包括四個方麵：其一，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有利於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提高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主人翁精神和管理國家大事的能力；其二，民主黨派有利於發揮中國政黨製度實現政策選擇的互動優勢，充分發揮智力集團的谘詢作用，更好地實現利益綜合，從而促進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其三，民主黨派有利於形成中國政治體係的內部監督機製，黨派之間的有組織的監督無疑比無組織的社會監督更為現實，更有可能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通過政治過程得到充分實現；其四，民主黨派有利於優化中國政黨製度的社會整合功能，擴大整合的邊界和張力區，吸收更多的政治資源融入政治體係，協調社會利益關係，促進政治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些功能與價值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進一步凸顯，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強調。如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把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十四大更是明確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為主要內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探索主義初級階段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多黨合作的體製和運作機製。

1989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八個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和發揮民主黨派監督作用的總原則，規定了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和合作共事的各種形式和具體安排。這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內容，將政黨製度納入了憲法的框架體係。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采取一係列部署和措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2005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建設的意見》，2006年2月又頒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兩個五號文件，都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高度，對基本政治製度建設、人民協商製度和政黨製度的發展，在根本原則、體製機製、規範程序等諸多的方麵，提出了一係列既符合國情又切合實際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措施、新部署、新要求、新論斷，為堅持我國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多黨合作事業的優勢指明了方向。

三、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加強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黨製度的特點和優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強我國的政治實力，而且關係到外交實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麵的提高和發展。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政治形態上屬於政治文明，隨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發展，是一種建築在民主和社會主義兩個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政治文明，具有社會主義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雙重的規定性，其核心、本質和精髓都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包括價值層麵，即國家的一切權利來自人民，人民當家作主

，擁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又包括製度層麵，即堅持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一國家的根本製度以及有關的政治製度。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了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內容，或者說，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包括兩方麵的價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領域中表現為保證和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二是在社會領域中表現為為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偉大複興創造政治條件。從前文有關內容和中國民主革命可以看出，這種政黨製度的形成是傳統政治文明轉型和追求民主政治的發展的結果，必然以民主理念作為自己的價值理念。不僅執政黨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始終圍繞著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念而展開，而且參政黨在曆史上一直是推動中國民主政治進步的力量，現階段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踐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力量，其製度化的參政活動本身就體現著民主的價值。至於為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偉大複興創造政治條件作為價值理念，則是由中國近代以來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變遷、實現社會經濟的充分發展的根本任務所決定的。當前，執政黨與參政黨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正是這方麵價值理念的實踐和體現。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在價值理念上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極為吻合，堅持這一製度並與時俱進地加以完善和發展，是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

在多黨間形成核心的合作模式而非競爭模式是中國政黨製度的特點，長期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則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無論是根據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來完善政黨製度，還是通過完善政黨製度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都必須從加強和改善執政黨、參政黨及其黨際關係三個方麵來進行努力。

首先，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全麵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明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而且賦予黨的先進性以鮮明的意義，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是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成果。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應當特別注意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等三個方麵：一是加強對共產黨執政基本規律的探索，解決好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黨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個曆史性課題，使黨的執政不僅能有效地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而且能保證人民民主實踐的正確方向和有效性；二是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製度化，充分發揮示範作用並通過執政黨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政治民主，從而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三是要變革領導方式，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的，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三大支點和基本特征。

第二，要更充分地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功能。這主要應從兩個方麵來做出努力：一是民主黨派自身要加強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對成員進行政治思想和基本國情教育，增強黨派成員的政黨意識和參政意識，加強與所代表階層的實際聯係，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能力，並從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和機關建設、做好組織發展工作、積極發揮基層組織作用等方麵著手，健全組織體係，提升參政議政的實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黨派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製度規定，通過發揮民主黨派成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作用、加強民主黨派成員在政協中的協商與監督功能、保證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中有職有權、完善中國共產黨所邀集的各種協商活動等，拓展民主派參政的空間，增強民主黨派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

第三，要進一步優化黨際關係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既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同時又充分肯定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這種黨際關係既是中國政黨製度的特色，也是中國政黨製度的優勢。如何在中國政黨製度的框架內保持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的適度的張力，實現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黨派的獨立性之間的相互平衡，是一個非常現實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當前，我國已經具備或正在形成進一步優化黨際關係模式的若幹前提條件，如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的變革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對國家與社會關係認識的逐步深入和社會自主空間的逐步擴大提供了社會性前提。眾所周知，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之間的關係如何，最終要看這些黨的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為中國各民主黨派所高度認同並作為共同的目標，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際關係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進一步優化。因此，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采取切實措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這必將有效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做出積極貢獻。

（責任編輯：孫寶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