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的製度偏好

冷祥初王剛鮑躍華

政治文明是人們對美好政治生活狀態的追求和向往，以及所取得的積極成果之總和。它是將政治文明的價值目標付諸實踐，構建合理和諧的政治關係，形成穩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狀態。而任何先進的政治關係都必須通過先進的政治製度來維護。任何一個時代政治文明的構建過程都是製度建設與觀念變革良性互動的結果。其中製度作為社會的本體要素“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它包括人類用來決定人們相互關係的任何形式的製約”。政治生活製度化是人們對政治生活的規範調整與經驗總結，也是人們在積極的政治活動中獲得的成果。合理的政治製度是符合人的價值選擇和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規定。政治文明是同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蠻相對立的一種政治進步狀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集中體現和重要標誌。而政治製度的進步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因為任何進步的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最終都是以創建、發展和完善先進的政治法律製度為目的，而先進的政治價值、合理的政治行為最終也離不開政治製度的引導和規範。建設政治文明，從根本上說就是建構文明化的製度體係，通過合理有效的製度把政治活動加以規範與確定，從而避免政治活動的隨意性和無序性，提高政治活動的效率和成效。

一、政治製度是政治文明的有效載體

政治製度是一定社會所有政治體製的總稱。它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根據一定的價值理念和現實需要，通過建立國家政權來達到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一般來說，包括國家政權的性質、政權的組織形式及其活動準則、社會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和運行方式等等。政治製度的製度化程度和權威是一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標誌。

政治製度的出現是與國家的產生相伴相關的。國家“是關係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也是政治製度的緣起和集合。作為一種以財富和地域為基礎的製度安排，國家被賦予了製度的嶄新內涵。國家以其強製機關的後盾，使製度真正成為“人類交往的人為的約束”。（諾思語）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乃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產物；國家乃是這種社會已經陷於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而又無力掙脫這種對立之承認。為了使這些經濟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階級不要在無益的鬥爭中相互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似乎立於社會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衝突而把它納於‘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為必要的了。這個從社會中發生、而又居於社會之上而且日益離開社會的力量，便是國家。”

國家是人類政治製度的集合體和核心，國家的出現反映了人們理性追求的結果。製度本身蘊藏著人類的價值目標。製度是人類實踐理性的產物，是政治價值的客觀化形式。人類的社會性本質決定了人類行為的社會性。社會性的群體互動建立了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關聯。這種關聯一方麵造成個人在於他人的合作、衝突、交換、競爭過程中被不斷社會化。另一方麵，在此過程中社會也將應然的價值內化於個體，使之不斷的社會化。製度正是社會將每個孤立個體聯結起來成為社會互動網絡中的一環，而製度本身則內含著社會互動中的基本準則。資源稀缺性是人類社會的永恒問題，圍繞著資源的劃分和利益分配形成的政治關係，是國家政治製度的核心要義。現代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國家和社會之間是以某種交換為條件的。國家提供公共產品，公民通過賦稅等形式購買公共產品。如果國家對社會資源過度擠占，統治集團對社會資源揮霍奢侈，就會造成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正。政治製度所負的直接責任就是實現社會的公正，即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一種良好的政治製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夠的權威，同時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一個有足夠權威的政府，是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基本條件之一，沒有社會政治的穩定，人民就不能安居樂業，就難以發展經濟，社會的物質利益就不能正常地增長。如果隻有政府的權威而絕大多數公民沒有足夠的自由，那麽，他們就會缺少生產物質利益的積極性和進行科學技術革新的創造性，最終也將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於物質利益的增長；而人一旦失去自由的創造性，就有使自己降低到一般動物水平的危險，即隻有基本物欲的需求和滿足，而沒有個性和人格的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的批判很好地說明了製度價值的體現。在馬克思眼中，資本主義政治製度是一種罪惡的政治製度，這不僅是因為這種政治製度最終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即不利於效率；而且也是因為這種製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的極不公正。翻讀馬克思的著作，到處可以看到他對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種種源於不公正的罪惡的無情揭露和批判。

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生活的進步程度。人類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實踐中不斷深化著對政治規律的認識，這些規律集中體現在人們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價值中。現代政治文明追求的基本價值內涵不斷擴展，形式也不斷豐富。人類的尊嚴、自由、平等始終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民主和法治更近似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代名詞。要實現和維護人類的這些基本價值，沒有一套合適的政治製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一種不良的政治製度下，縱使有悲天憫

人正直無私的政治家和公民，最終也難免暴政和獨裁；而一旦出現獨裁、暴政或苛政，那麽，個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等民主權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保障；綜觀人類政治製度，無不體現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價值追求。政治製度在政治價值的指導下建立並將政治價值通過政治製度的形式表現出來，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普遍趨勢。政治發展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問題。而政治發展歸根到底在於政治製度的選擇和建立以及政治製度的如何有效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製度的創新和發展是政治發展的首要命題。政治製度的變革和創新是社會政治發展變化的必然要求，通過製度創新來調整各種社會政治關係，實現社會政治權力的分配和組合，達到權力運作模式有效轉換，從而提高政治製度的社會整合能力，實現社會的政治發展。因此，政治製度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價值的載體，沒有政治製度，政治價值就成為空洞的符號。

同時，政治行為文明也離不開政治製度的保障和約束。一般來講，製度是人類行為模式的定型化，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發展的規範體係。合理的政治行為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不僅表現為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合理性，也表現為普通民眾政治參與和自我行為的合理性。政治權威的產生方式需要一係列的製度規範，權力運行過程必須有嚴格的法定程序，並且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必須受到製約即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如果政治權威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約束，那種政治絕對不能說是文明的。隻有政治權威的政治行為能夠受到有效的製約而不能為所欲為時，才算是文明的。而政治製度是對權威行為的有效約束形式，製度迫使政治權威必須遵守和執行，為權力運行構築嚴格的運行軌跡，保證權威的行為合理；政治參與程度被視為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政治參與要想真正實現，必須有一套製度的保障。我們說政治參與的程度，不僅指民眾對政府決策和執行的影響和製約程度，而且當民眾有政治參與的要求時，能否提供充分、通暢的參與條件和渠道，而這些都需要通過各種有效的製度保障來達到。況且，政治製度本身的進步程度也反映了人類政治行為的進步和文明。因此，政治製度不僅是政治價值的承載者，也是政治行為的承載者。

二、政治製度變遷是政治文明的發展印記

製度規範人們行為的力量多數源於它們的不變異性。製度以其長期性、穩定性成為人們所依賴的手段。但是，製度變遷卻是人類社會製度發展的常態。從人類出現製度開始，製度的變遷就沒有停止。人類愈益開化，製度愈益發達；製度愈益發達，人類愈益文明。在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製度的進化史。

製度變遷從表麵上看，是製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作出的必然調整，是針對人們交往形式的變化和利益關係的變動必須作出的選擇。同時，製度變遷內在地也體現了製度蘊涵價值目標的提升，是向製度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民主等價值的逐步逼近，是一個不斷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在製度變遷中，製度的價值會日益顯現，製度的績效會逐步提高，製度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功能也更加有效，人們自身思想和行為的自由度也會不斷提高。

人類社會政治製度的演化曆程，清晰地表明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奴隸製政治製度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政治製度，由氏族社會的管理形式演變而來，在某些形式上帶有原始製度的痕跡。神權學說是奴隸製政治製度的理論基礎。統治行為帶有神秘色彩，遵從神意，相信天命是這一製度的主要取向。在古代中國，雖然從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理論，孔子的“仁政”、“德治”中能夠萌芽出“民本”思想，但始終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追求。在西方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出現了民主思想的萌芽，但真正享受民主的範圍狹窄，廣大奴隸和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民主形式和程度也是極其低下的。中世紀的政治製度基本延續了君主專製的製度思想，但在製度的發展上較之奴隸社會更加嚴密和細致。君主製和身分等級製是封建製國家的普遍形式。“朕即國家”、“君權神授說”是封建君主專製政治製度的理論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的曆朝統治者為適應統治的需要，都建立起了一套有職責、有分工、而又彼此聯係和製約的管理製度。如隋唐的三省六部製、明清的內閣製等。有著嚴格的官吏選拔、獎懲、任命和監察製度，有著完整嚴格的法律法規。“設置龐大的、等級森嚴的官僚隊伍和機構，製定紛繁的規章條例和程序，巧妙地分事於下而集權於上是我國封建社會政治製度的基本思想。”西方封建製度受到濃烈的教會影響，政教合一是西方封建製度的特征，在西歐的封建政治製度中王權是以領地分封製為基礎，形成個人對王權的效忠，同時依靠界限森嚴的封建等級製度和教會力量建立起統治秩序。

近代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建立是以自由主義、三權分立和代議製等思想為指導建構起來的製度形態。資本主義政治製度是最後的也是最高發展階段的剝削階級政治製度。它的顯著特點是分權、製衡、政黨製、代議製、普選權和限期任職製。在資產階級政治製度設置中，民眾的自由和平等被廣泛關注，對權力的製約是其重要特征；法治精神得以日益彰顯，以法治至上的憲政製度是近代資產階級

政治製度中核心的部分。這些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製度是對於封建專製製度極大揚棄。隨著資本主義實踐的發展，資本主義政治製度也更加重視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政治運行機製和監督機製不斷完善、法製日趨完備。但由於階級屬性和局限性，資本主義政治製度還不可能達到公正合理、民主法治的文明。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為人類政治文明開辟了新的紀元。社會主義政治製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的、由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廣大人民掌握政權、對反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的政治製度。它與曆史上所有剝削階級類型的政治製度有本質的不同，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多數人的統治，廣大人民成為國家權力的主體，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享有民主，並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組織起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實現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

從人類政治製度的變遷過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不斷發展進步的進程。國家製度的出現，開啟了人類政治文明的大門。最初的古代國家製度更多地充斥著階級壓迫和專製獨裁，政治製度的設置離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的價值還相去甚遠。隨著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建立，人類在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極大地提升對文明的認識。盡管資產階級政治製度還具有階級局限和虛偽的外衣，但它為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開創和成功實踐更加印證了人類政治文明的前進方向。政治製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部政治文明進步的史詩。

三、政治權力製度化是政治文明的發展要求

政治權力是政治運作的中心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權力是以一定財產狀況為基礎的公共權力。其實質是階級統治的權力。從其內在屬性來看，政治權力都是為了某種利益，以強製力為基礎，權力主體作用於權力客體的一種力量。由於權力代表的是利益，權力主體為了使這種利益不斷得到實踐，總是想方設法將這種利益格局固定下來，使之合理化、普遍化和長期化。

由於權力的公共性，無論是傳統社會的“朕即國家”的王權附屬物，還是現代社會的“人民主權”的民權執行人。權力主體和權力運行都必須麵對這樣兩個問題。第一，權力必須提供滿足公眾的各種需要，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第二，權力要謀求權威性認同。這些問題在實踐中有著經常性的聯係。權力主體提供服務和謀求權威認同都具有促進製度發展的效果。一般來說，權力主體都希望權力能夠發揮民眾所期望的功能，並調和權力與其運行規則之間的關係。這樣，製度化權力和製度創新成為普遍要求。最強有力的製度是那些滿足人民需要並使權力得到真誠擁護的製度。現代各國都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規範和約束權力。權力產生和運作的製度化越來越突出和主流。

所謂“權力的製度化”是指權力的來源、組織和運作從傳統政治體係中以個人意誌和少量不完善的法律製度為轉移，向現代政治體係中由一係列法律製度加以規則化、程序化，以提高權力對變化著的社會環境係統的適應能力、內聚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權力係統為了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吸納更多的社會認同和支持，增強權力自我穩定和自我發展而采取的步驟和措施。製度化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趨向，不僅與權力的中心地位、製度的優勢密切相關，也與社會政治發展的現狀緊密相連。權力來源的製度化，有利於提高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比個人權威更易於穩固和保險，有利於防止將國家和社會命運係於個別領導人的風險和災難；權力組織和運作的製度化，有利於克服權力的腐蝕性，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變異，能夠有效地阻止權力的內驅和擴張，避免國家“吞噬”社會和權力機關自我擴張的“帕金森定律”，保障權力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而又能減少其負麵影響；同時，製度化的權力能夠發揮權力的聚合效應，便於權力聚合社會能量，增強權力的效用。現代社會的發展速度加快，社會資源總量成倍增長，社會治理事務日漸膨脹，治理社會事務的權限也不得不快速擴張。這種態勢下，權力由過去的一元集中走向多元分散，多中心治理是社會環境發展的需要。權力來源也由過去的傳統習俗規範或神聖旨意向公民的認同方向發展，合法性基礎的法理化趨勢日益明顯；行政效率被得到充分重視，權力行使的專業化、技術化、複雜化成為必需。為了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特別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權力授予的法律製度程序化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規律。通過合法的規則和程序確立權力的合法性，既適應了權力中心分散化的現實，又能使合法性基礎更加雄厚，合法性程度更高。通過相對穩定的法律規範程序建構權力機關和配置權力也使權力行使更為有效，避免權力的過分濫用和無為，提高權力的穩定性和實用性，保障權力運行的順暢性和公共性。同時，麵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製度創新是持續不斷的過程。某種意義上，權力製度化是製度創新的一種形式。最為典型的如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就是適應美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對立法和各種規章製度進行了改革和發展，擴大了政府幹預經濟社會領域事務的權力，有效地緩解社會經濟危機。

（責任編輯：張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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