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黨製度

中國的政黨製度

賈慶國

一個國家實行什麽政黨製度對這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西方包括國內一些人將不同的政黨製度進行排序時，認為西方的政黨製度，即多黨競爭製度，優於其他政黨製度。本文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對一個政黨製度的評估既要看它本身的特質，也要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寓於的那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需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政黨製度的比較分析表明，不同的政黨製度有著不同的優勢和弱點。就中國的國情而言，盡管目前中國實行的政黨製度有著這種或那種問題，但總起來說是利大於弊。所以，目前中國需要做的既不是照搬西方的政黨製度，也不是墨守陳規安於現狀，而是應當通過不斷努力，充分發揮經過多年摸索和實踐形成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製度的潛力，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服務。

一、中國的政黨製度的主要特點

中國目前實行的政黨製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這個製度的主要特點包括：（一）一黨領導，（二）多黨共存，（三）民主協商，（四）參政議政和（五）政黨監督。

所謂一黨領導，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麵的全麵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既是曆史的選擇，也是現實的需要。自成立以來，中共代表了中國革命和和建設的正確方向。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和平和國家的基本統一。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共的領導下，經過全中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初步繁榮的工業化國家。曆史上，盡管中共曾經犯過這種或那種錯誤，甚至像大躍進和**這樣的嚴重錯誤，但是中共的領導給中國帶來的發展和進步是巨大和有目共睹的。曆史證明，中共有能力帶領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和進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接受中共的領導，堅信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在各方麵將取得更大的進步。

多黨共存指的是中共和中國現有的八個民主黨派共同存在這個現實。國際上大多數人包括中國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對這個現實並不了解。在他們看來，中國隻有一個政黨，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但是，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共的堅持和支持下，在八個民主黨派積極努力下，多黨共存的格局一直存在，並且除了文革期間中止活動以外，在其他時期內，特別是建國初期和八十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發揮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民主協商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通過協商討論和決定國家和地方重要事務的一個重要環節。根據民主協商的原則，中共中央和各級政府在醞釀和出台重大決策之前，通常要和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領導人進行溝通並征求他們對該決策的意見，一方麵使該決策更加科學和合理，並爭取各方麵對該決策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支持。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指出，政治協商是中國“政治製度的一大特點和優勢。”“通過協商，可以廣泛聽取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見，促進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通過協商，可以增進理解、擴大共識，使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成為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通過協商，可以發現和集中群眾的智慧與經驗，依靠群眾的力量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通過協商，可以協調利益關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發展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麵。”

參政議政指的是中國的民主黨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參政主要指民主黨派成員直接在各級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參與政府日常工作。從新中國成立起，中國各級政府中就有各民主黨派的一些成員擔任領導職務，其中包括國家領導人的職務。議政主要指民主黨派成員通過組織對中共和各級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加以評議，提出意見和建議，目的在於協助中共和各級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多年來，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級政協和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和各級政府就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工作提出過各種意見和建議，為中國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政黨監督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保持先進性的重要手段。除了文革時期外，中共領導人一直重視政黨監督。早在建國早期，毛澤東就提出中共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互相監督包括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監督，主要是監督民主黨派是否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麵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第二個方麵是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毛澤東說，“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麽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毛澤東還說，對共產黨的監督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黨的監督，二是群眾的監督，三是民主黨派的監督。“有了這幾方麵的監督，我們就會謹慎一些，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麵性。”

二、中國和西方政黨製度比較

理論上講，中國的政黨製度和西方的政黨製度各有利弊。就利而言，首先，和西方的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有利於保持政治上的穩定。西方的政黨製度中不認定任何政黨為執政黨，因此，任何一個政黨，隻要能夠通過合法方式獲得足夠的選票，都可以成為執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政黨輪替現象遲早出現。有序的政黨輪替對於國家的發展影響不大，但無序的政黨輪替對國家的發展則具有較大的負麵影響，搞不好會出現政治動亂甚至內戰。有序的政黨輪替對體製的要求很高。首先，它要求較高的法製水平以保證選舉規則和程序的遵守和執行。其次，它要求國家具備較為獨立的公務員體係，這樣在政黨輪替時能夠保證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第三，它要求軍隊國家化和非政治化，以保證軍隊在政黨競爭過程中保持中立，從而避免政黨競爭演變為內戰。第四，它要求國民特別是政治精英有較強的民主意識，以保證政治領導人在競選失敗時承認失敗並接受新當選的領導人。在當今世界上，除了少數西方國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能滿足上述條件。在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實行政黨輪替的效果通常是不好的，常常給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較大的負麵甚至是破壞性的衝擊。中國的政黨製度明確規定中共為執政黨，從而排除了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在一般情況下，這有利於維護政治穩定。其次，和西方的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有利於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在多黨競爭的格局下，為了爭取執政，在野黨需要不斷地抨擊執政黨的政策，並提出一些和執政黨的政策相左的主張來，這些批評和主張有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些是貌似合理但實際上是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完全是為了給執政黨製造困難而提出的，如台灣的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權之前在核四和兩岸關係問題上對國民黨政權的批評和主張，其實民進黨也未必真的認為其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合理或可行的，但是為了爭取執政，它認為必須采取這種嘩眾取寵的做法來破壞執政黨的形象。在野黨的這種做法常常給執政黨落實它的一些合理的政策造成困難，損害國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此外，如果競選成功，在野黨上台。由於在競選過程中它對執政黨的一些合理的政策曾大加抨擊並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主張，出於政治的考慮，上台後它也不得不將錯就錯，在一定時期內推行競選過程中提出的某些錯誤主張，等風頭過去再回到上屆執政黨的合理政策上來。中美建交後，美國在野黨上台後，在對華政策問題上都出現過上述情況，給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帶來不必要的衝擊。因此，多黨競爭常常破壞政策的連續性。相比之下，中國的政黨製度明確規定中共為執政黨，從而排除了政黨之間為了執政而出現的惡性競爭，從而有利於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第三，中國的政黨製度有利於執政黨從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發，製訂和落實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分為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近期利益和個人利益與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矛盾。對公眾行為的分析表明，在一般

情況下，老百姓更加看重近期利益和個人利益。美國學者傑佛雷·貝利 (Jeffrey Berry)寫道，“在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裏，人民有權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對他們的政府提出要求，並為他們的目標組織結社，有的群體還傾向於追求他們自私的利益。牛奶農場主會給國會施加壓力要求給牛奶價格補貼，盡管這意味著消費者在雜貨鋪為買牛奶付更多的錢，汽車公司和汽車工人會要求政府針對日本汽車實行更高的進口限製，盡管日本汽車在美國很受歡迎…。總之，人們要追求自私的利益，盡管他們主張的政策會傷害別人，也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這種情況給民粹主義的做法大開方便之門。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選民的支持，那些致力於執政的政黨常常提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也就是有損於國家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但有益於某些團體和個人的近期利益的政策主張。麵對在野黨的挑戰，執政黨明知這類政策主張不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但是為了爭取選民支持和繼續執政，也要提出和采納一些這類政策。中國的政黨製度排除了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執政黨不需要為了贏得選票而犧牲老百姓的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並有可能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發，製訂和堅持國家發展戰略。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政黨製度使得中國有可能在七九年提出並在此後長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

最後，中國的政黨製度有利於實行較為深刻的社會改革和製度創新。西方的政黨製度強調代表民意，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民意反映的實際上就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在西方政黨體製下，隻有最大限度地維護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執政黨才能夠繼續執政，同樣，隻有最大限度地代表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在野黨才有機會執政。然而，維護既得利益和推動改革是矛盾的，任何全麵和深入的改革都要觸及相當多的人的既得利益，從而引起這些人政治上的反對。所以，在西方政黨體製下，任何希望執政的政黨從執政利益出發，都不願意提出大的改革主張。如果執政黨提出這類改革，它可能就要承擔下台的風險，如果在野黨提出這類改革，它可能就無法取得執政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的政黨製度可以說是一種保守的製度。

應當說，西方的政黨製度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講也許是合理的。在那些國家裏，經過多年的發展，各種體製都比較健全，一般不需要實行大的改革，即使需要，也沒有多少緊迫性，完全可以通過漸進的方式進行調整。但是，西方的政黨製度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就不甚合理了。由於曆史的原因，這些國家的各種體製都不成熟，體製的許多方麵還很不合理，根本不適應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要發展就必須進行較為深入和全麵的改革，不這樣做就不可能追趕，更不用提超過，發達國家。

在這方麵，和西方的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不僅確定中共為執政黨，而且給予中共較大權力，從而使它有可能提出和推行較為深入和全麵的改革。七九年以來，中國實行了全麵和深入的改革，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年中出現了巨大和積極的變化。在這方麵，中國的政黨製度功不可沒。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黨製度的優勢的另外一麵也可能是它的弱點。首先，和西方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既有有助於維護政治穩定的一麵，也有不利於維護政治穩定的一麵。西方的政黨製度允許政黨輪替，一大好處是有助於社會不滿情緒較為充分地釋放。執政黨的政策再好，社會上也會對它產生不滿情緒；掌權就無法完全杜絕某些官員濫用公權的現象，就會引起非議；發展就會導致社會再分配，沒有從中得到好處或得到好處較少的人就不滿意；改革必然損害某些既得利益，從而招致一些人的反對。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不滿情緒發泄的渠道相對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緒就會積少成多，變得非理性化，不切實際地把希望寄托在改朝換代上，對政治穩定構成挑戰。西方的政黨製度有助於不滿情緒的發泄，在野黨對執政黨的批評和摸黑、政黨輪替為這種情緒的宣泄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同時，鑒於新的執政黨也無法解決上述問題，最終也有助於人們理性地看待上述問題，這種情況有助於實現政治的穩定。

其次，和西方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雖然有利於保持政策的連貫性，但也不利於對一些過時和不合理的政策做及時地調整。在單一政黨執政的體製下，一項政策形成後很難做出必要的調整。為了更好地貫徹這個政策，執政黨要求大家形成共識。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較難看到政策調整的必要，而那些看到政策調整必要的人又有可能因需要維護執政黨的權威或因擔心受到誤解和懲罰而不願多言。此外，執政黨大權在握，執政地位確定，無須擔心其他政黨取而代之，所以對該政策引起的問題也有可能不重視。其結果，常常要等到該政策引起較大的問題時才能引起注意並得到糾正。西方的政黨體製在這個方麵要好一些。在多黨競爭的格局下，在野黨每時每刻都要研究執政黨政策的缺陷，並以此抨擊執政黨以取而代之，執政黨從自身利益上講必須重視任何政策方麵的問題和在野黨的聲音，並隨時根據情況調整自己的政策。

第三，和西方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缺乏政治製衡，對執政黨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毛澤東曾經指出，對於中共的監督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執政黨自身的監督，二是人民的監督，三是民主黨派的監督。由於人民的監督和民主黨派的監督都要通過執政黨領導的體製來實現，所以，執政黨的意願決定了政黨監督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體製強調政治製衡，對執政黨的監督相對要有效些。

第四，和西方的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不利於充分維護老百姓的近期利益。中國政黨製度在確保執政黨執政地位的同時，也賦予它很大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麵，執政黨有可能避免那種刻意迎合老百姓的近期利益的民粹主義的做法，並根據人民的長遠利益和公眾利益製訂和實施長期的發展戰略。另一方麵，執政黨也有可能好高務遠，追求一些不切實際的發展目標，並在此過程中嚴重傷害老百姓近期和切身的利益。

最後，和西方的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雖然有利於改革，但如果執政黨對客觀形勢把握不好，有可能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改革目標，使改革的步子邁的過大，給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同時，由於政治製衡和監督機製較弱，一些不合理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及時的修正，最終造成不必要的政治混亂。在這方麵，八九年中國出現的政治風波就是教訓。

三、我國的政黨製度與一些國家的一黨製比較

和一些國家實行一黨製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至少具有以下幾方麵的優勢：一是它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國家內部豐富多彩的文化和錯綜複雜的關係造成利益和追求的多樣化，不管一個政黨的主觀意願如何，它都無法充分代表和反映這些利益和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多黨製較一黨製更能代表和反映這些利益和需求。中國的政黨製度容許多個黨派的存在，這就使得這個製度較單一政黨製度能夠更加充分地代表和反映這些利益和追求。由於中國的政黨製度較一黨製更具有代表性，它也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贏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因此，中國的政黨製度較一黨製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二是中國的政黨製度允許對執政黨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權力政治的規律。所以，對執政黨的權力有一定的製約和監督要比沒有製約和監督要好。單一的政黨體製對執政黨沒有製約和監督，因此在單一政黨製度下特別容易出現濫用公權的問題。跟單一的政黨體製相比，我國的政黨體製允許一定程度政黨監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限製和減少執政黨濫用公權的現象。

三是中國的政黨製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不同意見的發表。和實行一黨製的國家不同，中國有民主黨派，民主黨派所處的地位跟執政黨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在中國的政黨製度下，它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如統戰係統、人民政協和人民代表大會等對國家和地方的政策和做法發表看法並提出建設性意見。這就使執政黨有可

能廣開言路，聽取不同意見，並根據實際情況對現有的政策和做法作出必要的調整。

當然，和一黨製相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中國的政黨製度的行政效率理論上要低一些。和一黨製不同，中國的政黨製度要求執政黨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和其他政黨進行協商，並要求非執政黨對執政黨進行監督，因此，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它辦事自然不像一黨製那樣隨心所欲，那樣快。

四、我國的國情和政黨製度

一個政黨製度的優劣，不僅取決於該製度本身的特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於該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它所寓於的國家的國情和需求。那麽，中國的國情是什麽呢？中國需求又有哪些呢？

總的來說，中國的基本國情包含兩個方麵：一、中國是一個相對落後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二、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和正在進行著巨大和深刻變革的國家。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許多方麵都取得了很大進步，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是，由於攤子大、底子薄，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許多方麵還很落後，綜合國力還不是很強，人民的生活還不富裕。在很多方麵，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作為一個相對落後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快速和持續的經濟發展和全麵與深刻的改革。隻有保持快速和持續的經濟發展和進行全麵與深刻的改革，中國才能擺脫貧困和落後，才能追趕發達國家，中國人才有機會過上寬裕的日子並在世界上享有平等和公正的待遇。快速和持續的經濟發展和全麵深刻的改革要求中國政府能夠製訂一套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改革戰略，並能夠長期堅持和落實這一戰略。

作為一個快速發展和正在進行著深刻變革的國家，中國需要在發展和改革過程中保持基本的政治穩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經曆三大曆史性的變革：現代化、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製轉型以及由魅力型領袖到技術官僚領袖的領導類型的轉變。所有這些變革都是劇烈和根本性的，從而對中國政局穩定提出巨大挑戰。

現代化從來就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過程。美國政治學家Ted Gurr曾就此寫過一本書，書名是《人們為什麽造反？》(Why Men Rebel)。作者認為，當一國經濟起飛時，老百姓對經濟起飛能給自己帶來好處預期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他們現實中能夠得到好處的增長速度。這種情況使他們自然產生一種被剝奪感，這種被剝奪感隨著現代化的深入而愈加強烈，這種感覺使人心浮動，不滿和怨恨日增，成為動亂和革命的動因。此外，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和價值定位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在社會上造成強烈的失落感和不滿情緒，從而加大社會動蕩的規模和政治衝突的強度。

與現代化相比，體製轉型同樣也可能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與政治動蕩。體製轉型期間，中央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與這兩種經濟形態相聯係的兩套迥異的分配原則與行為準則使許多人無所適從，從而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一方麵，計劃經濟體係中的人抱怨市場經濟體係中的人掙錢太多，對與體製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和下崗問題憤憤不平，同時對世風日下痛心疾首。另一方麵，市場經濟體係中的人對計劃經濟體係中的人享受的種種特權（就業保證、公費或補貼住房、公費醫療以及特權）無法接受，對官僚主義和濫用公權行為深惡痛絕，並對昔日的道德規範不屑一顧。其結果是，盡管大家掙錢比從前多，生活比從前好，但很少有人對現狀感到滿意，對政府及其政策的失望與怨恨不斷升級。

在現代化與體製轉型引發的社會不滿和政治壓力激增的情況下，領導者的權威成為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條件。然而，中國正在進行的領導類型的轉換卻在相當大程度上削弱了領導者的權威。魅力型領導人的權力來源於他們的血統或建國的傳奇經曆。魅力型領導人創造了體製，不是體製造就了他們。因此，在魅力型領導體製下，領導者個人強大而體製軟弱。與之相反，技術官僚型領導人的權力來自體製。他們是按照體製的要求和規定的程序逐漸走上領導者位置的。對於技術官僚型領導人來說，體製造就了他們，而不是相反。於是，在技術官僚型領導體製下，領導者個人弱而體製強。

理論上講，魅力型領導體製和技術官僚型領導體製下都可以實現政治穩定，曆史上和現實中也不乏這方麵的例子。但是，當魅力型領導向技術官僚型領導轉換時情況就不同了。魅力型領導人謝世後，身後留下的是一套較弱的體製，而接掌權力的技術官僚型領導本身又是較弱的領導，於是出現較弱的體製和較弱的領導共存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領導者的權威極易收到挑戰，同時也加大了政府處理現代化和體製轉型中出現的問題的難度。

從比較的和曆史的角度看，上述這三種轉型中的任何一種對政局的穩定都構成強大的威脅，並有可能導致政治動亂。在今天的中國，這三種轉型幾乎是在同時進行。可以說，這種複雜的情況對中國政治穩定構成極大的威脅。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曆屆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無一例外地都反複強調要維持政治穩定。他們正確地指出政治穩定是中國改革與發展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沒有政治穩定，中國不可能實現經濟發展，更不會取得社會、政治上的進步。

綜上所述，中國的國情需要中國政府製訂並堅持一套合理和長遠的發展和改革戰略，需要中國政府在發展和改革過程中保持政治的穩定，需要中國政府在發展和改革過程中盡可能地緩解由於發展和改革給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帶來的衝擊。

那麽，上麵分析的幾種政黨製度哪一種最符合中國目前的需求呢？比較分析的結果表明，中國目前實行的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最符合中國的需求。這是因為：一、執政黨地位的確定有利於政府製訂並實施一套長期的發展和改革戰略；二、執政黨地位確定有利於在發展和改革過程中維護政治上的穩定；三、多黨共存、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政黨監督有利於減少由於發展和改革給許多人的利益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如果說中國目前實行的政黨製度最符合中國的國情，那麽，這個製度是否充分發揮了它的潛力了呢？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共的支持下和各方的努力下，這個製度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平心而論，它的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首先，政治協商製度還有待於加強。目前協商的機製已經建立，協商的內容在擴大，但是，協商過程中還存在這一些問題，如在一般情況下，協商隻是在決策的最後階段進行，在一些情況下，協商還流於形式，執政黨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考慮的還不夠充分，在個別情況下，還有決策先於協商的情況出現。

其次，參政議政還需要改進。參政方麵，文革後有了很大進步，在各級政府中，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實職的人可謂不少。但另一方麵，擔任正職的人還很鮮見，在政府高層，則幾乎見不到。這跟建國時的情況相差甚遠。議政方麵，這些年也有很大成績，人大政協越來越活躍，言路越來越暢通，但是，人大政協開會的時間畢竟有限，民主黨派成員參加人大政協的畢竟是少數，是否應當在人大政協之外開展有組織的議政活動？是否應當在民主黨派成員中擴大議政的範圍？此外，如何進一步提高民主黨派成員議政的水平？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和解決。

最後，政黨監督還沒有到位。理論上講，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應當相互監督，特別是民主黨派對中共的監督。無論從中共長遠執政的角度看，還是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看，政黨監督都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在不影響中共領導地位的條件下實現對中共的監督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可是，隻要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政黨製度的優勢就無法充分發揮出來。

五、結束語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的政黨製度有著不同的優勢和弱點。和其他政黨製度相比，中國的政黨製度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個很好的政黨製度，但是在如何揚長避短、充分發揮這個製度的優勢方麵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責任編輯：劉潤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