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

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

袁明

一、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全麵發展的本質要求

社會主義社會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麵發展的社會，堅持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三個方麵全麵推進，是社會主義社會全麵發展的本質要求。

我們黨在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強調要加強民主與法製建設，已經有20多年了，而明確提出政治文明建設則是近幾年的事。2001年，江澤民同誌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以後他又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全麵發展的進程，是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麵建設的進程。”中共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把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確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麵發展的三大基本目標，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

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麵發展的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過程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在內的社會不斷全麵進步的過程。深刻認識這一點，對於我們自覺地把握和運用客觀規律來加快現代化建設，是一個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牢牢把握這一點，我們就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進，就能正確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關係，同心同德、步調一致地推進我國的現代化事業。明確這一點，各地各部門各行各業直至每一個立誌獻身於祖國現代化建設的人，就能正確地認識自己所處的曆史地位和所肩負的曆史責任，更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和聰明才智。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取得成功，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物質文明建設的不斷進步，而這種發展和進步，離不開政治文明提供的政治動力和政治保障，離不開精神文明提供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近20多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正是在我們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全國人民自覺地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的豐碩成果。中共十六大報告總結的10條基本經驗，提出的推進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製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製改革的任務和政策措施，既是20多年來我們大力發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偉大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我們繼續全麵推進這一偉大實踐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努力完成的任務。

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偉大目標一個必經的發展階段。十六大確立的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目標，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深刻含義。在政治方麵，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製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麵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在研究和加強政治文明建設的時候，我們要正確地判斷它的曆史地位和作用，既要看到它的發展會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的製約和影響，又要看到它會反作用於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符合社會前進要求的政治文明，不僅可以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製度和法律保障，而且會影響以至決定它們的發展方向和進程。這就是說，在整個文明係統中，政治文明起著規範和保證的作用。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政治目標，不僅是為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各項奮鬥目標提供重要保證的需要，也是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順利發展提供保證的需要。

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優勢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本質上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社會主義民主代替資本主義民主，標誌著政治文明在人類曆史上的飛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一種新型的、為絕大多數人享有的民主的政治文明，同曆史上任何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政治文明相比較，有著本質的區別，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和鮮明的特征。

我國人民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必須適應本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必須同本國的曆史、民族特點和文化傳統相適應。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本質是相同的，但實現和發展的具體形式需要適合本國國情。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起來的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政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等，曆經磨煉而愈加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這些製度是適合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好製度。我們要繼續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而這兩種改革有著各自不同的內容和程度。經濟體製改革是要實現由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政治體製改革則不是要用另一種政治體製來取代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而是要通過改革使之更好地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牢牢把握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三、堅持社會主義政治道路，要正確理解和加強中國政黨製度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關鍵在於製度建設。製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才能保證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

加強我國的民主製度建設，要堅定不移地走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以健康發展、永葆活力的重要保證。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隻有在不斷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又合理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政黨製度是國家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正確理解和加強中國政黨製度。我們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模式，但也要注意研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一說到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有些人就想到西方的多黨製，並話裏話外地影射攻擊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國現有的民主黨派，主要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先後成立的，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層人群的利益。它們一出現於中國政治舞台，就處在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工農革命階級和以國民黨反動派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兩大力量的激烈鬥爭中。各民主黨派由於其自身條件和當時社會曆史條件的限製，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需要尋求支持和幫助。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需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在自己的長期政治實踐中，特別是在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兩種曆史命運的決戰中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共產黨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與共產黨並肩戰鬥，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成為領導國家政權的執政黨，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權機關和人民政協中擔任了重要職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民主黨派已經轉變成為各自所聯係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這種變化使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結成了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友黨關係。

（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的曆史性創造。這一製度根本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製或多黨製。它確定了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是執政黨，不是各黨派輪流執政；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一黨執政、多黨參政，而不是一黨專政。這一點，每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文件出台前，總要召開黨外人士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傾聽和采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醞釀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領導人選時，中共中央也都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協商座談，征求意見。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重大問題與民主黨派協商已形成製度。這一製度，對於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於維護我們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促進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大意義並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三）西方的“多黨製”表麵上看，輪流執政，相互製約，似乎很民主、很科學，但仔細一分析就可以發現，這種在民主外衣包裹下的“多黨製”並不那麽理想。從其實質上講，西

方的多黨製並無異於一黨製，因為當一個黨如果其選票占絕對優勢、能獨攬大權時，它就決不會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即使在選票不占絕對優勢，不得不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的時候，它也要把政府的要害部門控製在自己手中。在西方，各個政黨的關係純粹是一種競爭關係，基本上是沒有合作、協商的，並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各個政黨都平起平坐，那樣民主、公平。“美國之父”喬治·華盛頓，1796年在他的《告別詞》中，就曾對這種兩黨競爭的現象進行過尖銳的批評，他說：“一個派別對另一派別的交替統治，由於黨派紛爭所產生的天然報複心理而使鬥爭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中，這種交替統治幹下了最令人厭惡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專製主義。”

這種你爭我奪的“多黨製”，不可能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誌。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主要功能，是組織競選，實現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對政權的控製。在競選階段，資產階級政黨往往迎合民眾的要求和心理，作出各種許諾，但其真實目的是為了撈取選票，一旦其代表人物當選，就會背棄諾言，轉向為支持其當選的大公司、大財團等效力。對於這一點，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就曾經深刻地指出過，他說：“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隻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這種情況，就其本質而言，至今依然未變。

（四）西方多黨製的是非好壞我們暫且不說，即使是好，我們有搞多黨製的社會基礎嗎？首先，資產階級多黨製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製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多黨製的實質，是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和競爭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各勞動階級和階層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多黨製不適合中國國情。其次，在社會主義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的根本利益和奮鬥目標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再次，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進行集中統一的領導，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一盤散沙。國無寧日、民無寧日，還怎麽談得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滿足廣大人民的利益呢？在中國，實行多黨製根本不符合我們的基本國情，也違背廣大人民的意誌和利益，因而是根本行不通的。誠然，在我國，憲法規定並保障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非公有製經濟呈現蓬勃發展的勢頭。但是必須堅持公有製為主體，這是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的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了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在人民內部出現了與過去有所不同的階層。非公有製經濟要求有自己的利益和利益表達，這些都是正常的。然而如何表達和實現多元化的利益要求，鼓勵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則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民主和法製的方式來完成，絕不允許借機鼓吹多黨製。

（五）沒有搞多黨製的社會條件，非要搞，結果會怎麽樣呢？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是很給我們啟示的。20世紀後半期，在西方極力鼓吹“多黨製是世界最佳政黨製度”神話的影響下，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實行了多黨製，結果給民族、國家或地區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和災難。這種因盲目移植西方民主製度而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情況，我們從肯尼亞的例子中可見一斑。非洲老資格的政治家肯尼亞總統莫伊在答記者問時痛心地說：“肯尼亞曾多年致力於消除部族隔閡，而且卓有成效，但自從實行‘多黨製’以後，這種隔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蔓延到全國每個角落。人們當初以為‘多黨製’會有助於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但結果卻恰恰相反……我很遺憾地看到，曾給肯尼亞帶來安定和發展的一黨製被某些國家定性為‘獨裁專製’。坦率地說，‘多黨製’並沒有取得人們所期望的成功，當初‘國際社會’應提供更適當的模式幫助非洲，而不是‘多黨製’”。

總之，我們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模式，但要注意研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隻有在不斷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又合理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責任編輯：廖繼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