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創業要實：實幹創造未來_◎【故事裏的事】
◎【故事裏的事】
鄧小平和深圳特區的誕生
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打破“**”期間黨政領導人很少出訪的慣例，先後訪問了8個國家。一度“與世隔絕”的中國開始與世界接觸，中國人也隨著鄧小平出訪的電視鏡頭逐漸了解外麵的世界。
出訪新加坡時，鄧小平了解到這個麵積隻有587平方公裏、人口僅230萬、規模相當於上海的十分之一的國家，每年卻能吸引200多萬外國遊客，一年僅旅遊收入就高達10億美元。新加坡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對外經濟聯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到海外的機會，不斷從國外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使經濟迅速騰飛起來，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一。鄧小平十分讚賞新加坡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二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鄧小平決心把新加坡的這個“經”取走。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對外聯係並不多，還受著許多條條框框的限製。1972年，中國政府曾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允許外國人在中國投資，中國也不向外國輸出資本。1974年外貿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確表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引進外國資本或共同開發本國或其他國家的資源，根本不會同外國搞聯合經營，根本不會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國的貸款。”鄧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僅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而且還被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遠遠甩在了後麵。關起門來搞不成現代化，中國的國門必須打開，不然就有被開除出球籍的危險。
回國後，鄧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資作為一項大政策來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利用外資的政策得以確立。1979年1月，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利用外資的一個很好的時機，於是他當即在這份來信摘報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當年的廣東省委副書記曾回憶說：“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感到不改革開放不行了。鄧小平的這個批示對我們是很大的啟示和鼓舞。我們就從廣東的實際出發，分析廣東的特點，提出廣東的改革開放應該先走一步。”
這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主要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等問題，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會議期間，廣東省的主要領導習仲勳、楊尚昆向中央匯報了工作，還提出了一個設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快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鄧小平認真聽取了匯報，其實在他腦海裏早就思考著一個問題：改革需要一個突破口，一塊試驗場，在這裏放手搞，萬一失敗了也不要緊，就那麽一小塊地方。廣東省委的匯報把他的思緒拉到了與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會後，鄧小平同他們進行了談話，話題從延安談起。談到當年那麽小小的一塊邊區，後來竟打出那麽大的一片江山；談到解放幾十年了，老邊區人民還不富裕。鄧小平陷入了沉思，過了良久說：“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也劃出一塊地方來。”這塊地方該叫什麽？工業區、貿易區、出口加工區、貿易合作區，這些叫法都不準確。鄧小平思考一會兒後說：“就叫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呢，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習仲勳聽了鄧小平的話不禁喜出望外，他脫口而出：“特區，好！”
在鄧小平提出舉辦特區的建議後不久，中央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責成廣東、福建兩省進一步組織論證，提出實施方案，並讓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同兩省的領導具體研究，把此事抓緊抓好。時隔不久，穀牧帶領由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計委、外貿部、財政部、國家建委、物資部等部門人員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福建進行調查研究，與當地同誌一道分別就兩省經濟發展的條件和規劃設想進行討論。經過深入調查，認為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具有建立特區的諸多便利條件。在討論研究的過程中，廣東、福建兩省起草了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性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並呈送中央。很快，中央和國務院就批轉了兩省的報告，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由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會上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了有關興辦特區的立法程序。深圳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第一號特區。
（選自2014年8月22日《深圳僑報》，佚名/文）
陳雲與“一五”計劃的編製
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就確定了編製經濟計劃，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思想。
陳雲當時是中財委的主任，負責主持全國的經濟工作，因此，編製經濟發展計劃的任務也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黨中央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不久，陳雲即開始考慮編製五年計劃的問題。1951年4月，他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出：“我們要考慮到，兩個五年計劃要建設什麽東西，在國防、工業、農業、水利方麵，大概一年投資多少。”“我們要建設，在這方麵就要有充分的準備。在交通方麵，也要有計劃，要修多少鐵路、公路，要計算出每公裏花多少錢。工業方麵，我們要開發石油，生產化肥，製造發電機，建設發電廠，等等。”“要計算我們的財力，同時計算經濟、文化、國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現在要組織一個計劃委員會，預先把各方麵的建設規劃一下。”
在這個講話的同時，陳雲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五年計劃的編製工作。在他的組織領導下，中財委1951年即試編出了一個五年計劃的粗略的綱要。這也就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首次編製。由於當時資料不全，戰爭還在進行，全國經濟建設的大局也還未定下來，特別是還未能征得蘇聯的援助，因此，這個計劃綱要隻能是一個試驗，不可能作為正式的計劃。
進入1952年，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國民經濟恢複的任務即將完成。黨中央決定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並決定，計劃編製好後，8月份拿到蘇聯，征求老大哥的意見，爭取他們的幫助。於是，在陳雲領導下，中財委開始第二次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到1952年7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次編製宣告完成。盡管時間倉促，經驗和數據不足，這個計劃還是包括了大量的內容。計劃印出來以後，共有25本小冊子，主要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築材料、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交通、郵電等發展計劃。
計劃草案印出來後，7月1日，陳雲致信毛澤東，對這個五年計劃的編製情況進行了說明。他說：“這次寫的五年計劃的主要點是在今後五年中要辦些什麽新的工廠。因此在這一方麵花的工夫較多。原有工廠的生產方麵，也寫進去了。但估計這一方麵的生產數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過。將來需要好好再討論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後五年中新辦工廠，是為了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一個五年中供我裝備的要求。”
這個計劃提到中央後，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討論，認為可以將這個計劃帶到蘇聯征求意見，並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據。
8月，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代表團，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帶領30多名專家訪問蘇聯。
當時沒有大飛機，一架飛機隻能坐16人。中共代表團分乘3架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飛了3天，第一晚在伊爾庫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亞，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達莫斯科後，陳雲和我國的專家一起，在離地那莫體育場不遠的蘇維埃旅館下榻。
這次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蘇聯有關方麵交換意見，重點是爭取蘇聯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來、陳雲等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會談。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兩次會見了斯大林。
盡管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過兩次編製，而且花費了很大的力氣，但有關部門對計劃毫無經驗，因此，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計劃還是相當不成熟的。蘇方領導人詳細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計劃，對這個計劃方針和要達到的目標，表示欣賞，但對計劃本身則不敢恭維。他們認為，中方提出的計劃草案，還不能算是五年計劃，不僅不是計劃，即使作為指令也不夠。斯大林在會見周恩來、陳雲時還就中國的“一五”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他認為，中方的《草案》中考慮的五年中工業年平均增長20%的速度是勉強的，建議降到15%或14%。他還強調，計劃不能打得太滿，必須留有後備力量，以應付意外的困難。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會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蘇聯同意幫助中國設計一批企業並提供設備。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9月下旬，陳雲即先行回國，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專家與蘇聯專家一起做進一步的工作。
回國後，1952年底、1953年初，陳雲根據蘇方的建議，組織中財委，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製。這時，國家計劃委員會已經成立，中央決定由高崗任計劃委員會的主席，因此，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本應順理成章的由高崗主持，但高崗對經濟工作根本是個外行，由他來主持編製“一五”計劃是不可能的，高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崗上書毛澤東，請求在計委成立後，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仍由陳雲主持。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重擔仍舊沒有從陳雲肩上卸下來。
不久，由於長期夜以繼日的工作，陳雲積勞成疾，病倒了，並不得不從1953年3月起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外地休養。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也暫停了下來。
1953年4月以後，蘇聯政府經過研究，就中國“一五”計劃的問題提出了正式的答複意見。這時，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一些項目也基本上確定下來了。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四次編製。這一次，陳雲因病在外地休養，未能參加。
由於種種原因，第四次編製的“一五”計劃仍不能令人滿意。而這時，按照預定的時間，“一五”計劃應該進入實施階段了。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都非常著急。
1954年初，根據工作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賈拓夫、陳伯達組成編製五年計劃綱要八人工作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加快“一五”計劃的編製。於是，陳雲又投入了第五次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
這一次毛澤東立下軍令狀，要求計委從2月15日起，一個月內交卷，拿出粗稿，然後，由陳雲領導的小組迅速定稿。計委感到時間太緊，壓力很大，向毛澤東請求延長一些時間，毛澤東隻給了5天的寬限，要求3月20日必須拿出粗稿。
接到指示後，2月19日，陳雲即召集中央財經、文教各部部長開會，布置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會上，陳雲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時指出：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規定的時間非常緊，但現在編製“一五”計劃有很多有利條件，首先，蘇聯援助我們的項目已經定下來了，項目是141個，設計和設備安裝的時間也大致排好了，這就使我們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鮮戰爭已經停下來了，軍費和意外的支出都減少了。第三，總路線已經宣布，而且經過廣泛宣傳已深入人心。第四，我們已經有了幾次編製計劃的經驗。因此，短時間內完成這一任務是有可能的。
這次會上，陳雲還要求大家學習毛澤東的工作方法。他說：毛主席現在搞憲法的速度很快，他的方法是：一、吃飯；二、吃了飯不幹別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幾條。我們也要采取這樣的製度，專門來作，不要坐在上麵，隻等著下麵的匯報。各部都要指定專人負責，搜集材料，核定數字。
會後，各部和計委根據陳雲的指示，迅速展開工作，並按預定的時間及時向陳雲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接到計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後，陳雲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由他和張璽、梅行、周太和、邱純甫5人組成。張璽是計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純甫是陳雲的秘書，梅行是請來的筆杆子。5個人晝夜兼程，開了14次會，用了15天的時間，將這些材料進行了歸納、整理，並於4月初最後拿出了五年計劃綱要初稿。這一初稿於4月15日印好後，送到了毛澤東手裏。
計劃初稿出來以後，1954年6月30日，陳雲就“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
這樣，曆時近4年，五易其稿，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算有了一個可以拿出來的初稿。後來，這一初稿又在陳雲主持下進行過一些修改，但基本上是以這次的編製為基礎，沒有再重新編製。
（節選自孫業禮、熊亮華著《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請為人民鼓嚨胡”
1958年初冬，彭老總回到了離別三十年的故鄉。
彭老總回來了！這喜訊象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千家萬戶。青年人三步並做兩步地跑來，老年人拄著拐杖跌跌蹌蹌地趕來，婦女們抱著孩子，召喚著姑嫂三三兩兩地來了。在彭老總的舊居裏，屋裏屋外都是人。人們擠著、嚷著：“讓我看看彭元帥！”彭老總忙說：“快莫這麽稱呼，我也是一個普通社員。”他緊緊地握著鄉親們的手，問長問短。
公社負責幹部向彭老總匯報了家鄉的變化情況。彭老總關心地問：“今年的糧食產量怎麽樣？”
“今年是大豐收，全公社大概增產幾十萬斤，畝產九百斤的生產隊就有不少。”
彭老總聽後，問道：“上九百斤的生產隊，附近有沒有？”
“吳家塘生產隊就是。”
傍晚，初冬的田野上，稀疏的樹枝在寒風中抖動。彭老總一行數人來到吳家塘生產隊的田邊。他幾次蹲下去，打著手電，扯出稻茬，數了數根數，拿著它對社、隊幹部說：“你們看，長得這麽小，又這麽淺，可見稻是不太好的，會有千把斤的產量嘛？! ”幹部們相視無語，隻得如實說，幾個月來，青壯年勞動力都大煉鋼鐵去了，忙不過來，有些稻穀還沒有收回來，有些已爛在地裏，產量數字是喊出來的。彭老總說：“你們說大話，講假話，可讓鄉親們受苦了。”
第二天，在濃煙滾滾的小高爐旁，彭老總看到一群青年男人，他們已大幹了一夜，寒霜浸濕了衣衫，又被熱汗濕透。彭老總了解到，他們為了“鋼鐵元帥升帳”，從幾十裏外鑿石開礦，肩挑車推地運回來，燃料不夠，就砍林燒炭，煉出來的多是不合格的鐵疙瘩。可是產量翻番的硬指標，緊緊地壓在社、隊幹部的頭上，沒辦法，隻得把家家戶戶的鐵鍋、菜鍋、鐵鏟等拿來砸爛回爐。彭老總問：“這樣煉一噸鐵要花多少成本？”幹部說：“為了放衛星，我們是不惜代價的，沒有算過，一下
子也算不出來。”彭老總聽到這些，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在大隊的幸福院裏，彭老總見到了童年時一起放牛、砍柴的夥伴。他張開兩隻大手，熱情地和大家相握。他仔細地端詳著，一一地說出他們的名字。但是，久別重逢的喜悅慢慢地消失了。彭老總看著他們一張張痩黃的臉，摸著他們身上單薄的衣衫，瞅著床上的草席墊子，他驟然感到心裏發冷。他走到冒著熱氣的鍋前，揭開一看，除了幾粒米星星，全是青菜。彭老總沉默地坐了下來，老夥伴們拉著他的手說：“我們老年人可以勒勒腰帶，可娃娃們餓得成天叫個沒完啊！”
“你回來看看就好了！”
彭老總握著老夥伴的手，深情地說：“毛主席派我來，就是要我來看看這裏的情況的。”
夜深了，山村在沉睡。彭老總卻沒有一絲睡意。他在屋裏來回地走著，從那沉重的腳步聲中，聽到了他起伏的心潮。幾個月來，他在了解國防建設的同時，接觸了一些基層幹部，傾聽了人民的呼聲。他感到問題嚴重。幾十年來人民流血鬥爭換來的，剛剛開始興旺起來的事業，正在受到一種思潮的破壞。國家的建設怎麽辦？群眾的生活怎麽辦？他思來想去，久久未眠。
彭老總告別故鄉，又視察了韶山、平江。一路所見，更使他憂心如焚。他常想起在平江的一位老紅軍給他的一張紙條，上麵寫著：
穀撒地，
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
收獲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麽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
彭老總反複地讀著這首詩，想起老貧農曾拉著他的手，囑咐他把問題帶給毛主席。他感到責任重大。他說：“身為一個負責幹部，在重大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向毛主席講真話，才是對革命負責。”
人民的囑托，殷切的期待，催動著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選自《彭德懷傳》編寫組編《彭德懷元帥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6年版，蘇青漳/文）
陳賡院長籌建哈軍工工作片斷
1952年3月，中央決定由陳賡同誌主持在哈爾濱籌建軍事工程學院。4月中旬，他就給重慶的第二高級步校徐立行副校長去電，要徐副校長立即率人到哈爾濱選擇建院地址。
我當時是第二高級步校參謀。一天徐副校長把我找去，要我到西南軍區去取中央軍委的介紹信，並讓我準備一下，後天隨他和肖連山科長一同出差，第三天即4月25日，我們帶了一個警衛員從重慶乘江輪經武漢轉車到達北京。5月5日到達哈爾濱，到車站接我們的是鬆江省軍事部江部長。他就安排我們住在省委招待所，以後由省委和軍事部的同誌陪我們在市區選擇建院地址。先看柞樹林，後去沙曼屯，最後定在文廟街。因為這裏距火車站近，交通方便，又地域遼闊，除哈醫大和傳染病院，五六幢小樓和一些平房之外，就是一片空曠的荒涼墳地，周圍人煙稀少，便於發展。院址選定後，我們同省委、軍事部共同向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寫了選點報告。
選點報告送上一個多月未見批複，我們心急如焚，困惑不解。
6月中旬，陳司令員已從朝鮮回國，這時他來電讓我們赴京匯報選擇院址情況，我也參加了這次匯報會。當徐立行同誌匯報到哈醫大對搬遷有困難時，我插話說，東北衛生部盧副部長已來北京，住在天壇。陳賡同誌馬上說：“老弟，你要個電話，告訴他，請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務院去！”接著徐立行同誌又匯報到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對我們的選點報告遲遲不予批複時，陳賡同誌又轉過身來說：“老弟，再去給我要個長途電話好嗎？我找東北軍區賀晉年副司令員講話。”我把電話接通後，陳賡同誌在電話裏大聲講：“老賀啊，中央決定，我們軍隊要辦所技術院校，在你們地盤內要塊地皮就不給呀？這個問題已弄到國外去了（指當時軍委蘇聯首席顧問已知在哈建院）。”賀副司令說：“陳司令員，不是我們不同意，我們是雙手擁護的，聽說是高崗主席有考慮。”陳賡同誌站起來，若有所思地說：“看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說罷起身一拍桌子：“明天我去找周總理！”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總理專門接見民主人士的日子。陳賡同誌就借這個機會，到中南海總理接待室排座。他坐在幾位民主人士的後麵，當周總理與民主人士談完之後，問外麵還有誰時，秘書說：是陳賡司令員。周總理一聽就笑了：“陳賡有事就來嘛，怎麽也當起民主人士了？”陳賡同誌說：“我不願打擾總理。”在聽取了陳賡同誌的匯報之後，周總理說：“你再去找聶榮臻同誌談談。”一個星期後，由黨中央、政務院、中央軍委共同簽署的文件，下發到東北局、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至此，軍事工程學院在哈爾濱文廟街建院，才得到解決。
籌建哈軍工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師資問題。對此陳賡同誌更是十分關心。他一方麵請周總理在開會時向有關部門打招呼，同時他又親自出馬，四處求訪。這些學者都是各大學的知名教授和一些重要部門的技術骨幹，人家都舍不得放。一天陳賡院長為使第一批人能盡快落實，他親自打電話請中組部安子文部長和高教部錢俊瑞部長，到哈軍工籌備處來做客（北京恭儉胡同59號）。陳院長將準備好的調入名單，交兩位部長過目審批。安子文和錢俊瑞部長都表示要大力支持，並當天就確定第一批調入軍工的名單，同時又研究了第二批調入人員。
在一次請調專家教授的小組會上，有人提到沈毅，說此人是位彈道學專家，留過法，會幾國外語，原在民航局任職，軍級待遇，三反五反犯了罪，被判死緩，現在押。陳賡同誌聽了後說：“人才難得啊！他可以戴罪立功嘛！這個人我們要。”並立即給董必武同誌打電話：“董老啊，中央要我辦學，缺專家教授啊。聽說你那裏關押一重刑犯人叫沈毅，他是個專家，過去對建設我軍兵工廠有過貢獻，現在辦軍事技術院校我們需要他，請董老刀下留人啊！”董老聽了後說，可以考慮，但要和一些民主黨派商量，以免有影響。過了幾天，最高人民法院來電話說，改判沈毅監外執行。然後法院就把沈毅送到我們籌備處來了。
領導決定派我先把沈毅送到哈爾濱。陳賡同誌聽說由我送沈毅回哈爾濱時便來當麵叮囑：“這個任務交給你啦，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沈毅是犯人，但他又是人才，你要把他當人才看待。”又說：“他現在還在服刑，你要特別注意他在車上的安全。”陳賡同誌一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使我深受教育。
（選自叢書編寫組編《難忘的哈軍工》上卷，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沈清波/文）
“三個秘密武器”與雙包到組的興起
1978年，安徽遭受了曆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9月初，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自救和秋耕秋種。此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進行了幾個月，“兩個凡是”的觀點正受到質疑。隨著省委“六條”的貫徹，農村“左”的錯誤已開始進行糾正，各級幹部群眾的思想正在活躍起來。會上，許多公社幹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裏？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為什麽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難道我們這些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他們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讓下麵幹，幹上去了不求表揚，幹不上去自動下台。為此，地委充分發揚民主，讓他們把心裏話講出來。結果來安和天長縣的一些公社書記把他們稱之為“秘密武器”的三個典型介紹了出來：第一個典型是來安縣煙陳公社楊渡大隊魏郢生產隊。1978年春他們把生產隊分成兩個組，每組10戶，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實踐證明，這種辦法可以有效地調動農民積極性，在大旱之年，在其他生產隊普遍減產的情況下，這個隊的糧食產量在上年8.8萬斤的基礎上，增長到12萬多斤，油料超過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增長30%。第二個典型是天長縣新街公社，1978年春由於天大旱，棉花苗麵臨著枯死的危險，公社決定把全公社的棉花包產到戶，超產獎勵，減產賠償，從而充分調動了廣大社員的積極性。為了抗旱保苗，有的社員連洗臉水都用來澆棉花，結果大旱之年棉花產量由上年的畝產29斤增長到55斤，增產89%。第三個典型是來安縣廣大公社，他們製定了全年的糧、油、棉和豬、禽、蛋等生產指標，對基層幹部實行崗位責任製，年終時按實績進行獎罰，結果在大旱之年生產獲得全麵增產。但是，這些辦法在當時尚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隻能暗中實行。
同年11月，我來到合肥，萬裏知道後便找我去談談農村的情況，晚飯後從7點多一直談到10點多鍾。我把當時農村存在的問題和抗旱救災的情況，以及上述三個“秘密武器”等作了詳細匯報。萬裏聽後非常重視，要我對“三個典型”進行詳細調查並向省委寫出書麵報告。
萬裏看了滁縣地委三個調查報告後，隨即通知地委可以進行試點。為此，滁縣地委發了96號文件，將三個調查報告印發全區，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進行試點，待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文件下達後，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範圍，許多社隊爭當試點。隨後，一些不是試點的社隊也自發地搞了包產到組。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鳳陽縣城南公社嶽林大隊嶽北生產隊分4個作業組，年終分配時，該給國家的征購任務由小組送給國家糧站，該給集體的提留由小組送交給集體，剩下的歸小組分配。這正是以“大包幹到組”為特點的責任製。群眾說：“大包幹，大包幹，既省事，又簡單，幹部滿意，社員喜歡。”到1979年3月底，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大包幹到組的生產隊已占生產隊總數的68.3%。
“雙包到組”責任製的推行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這種責任製不符合“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原則，是“三級半”所有。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甘肅省張浩寫的一封讀者來信，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來信認為，現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適合當前農村的情況，應當穩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地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是脫離群眾的，是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給生產帶來危害……報紙加了編者按，提出要“堅決糾正”。這對雙包到組後正在忙春耕的皖東農民來說，無疑是潑了一瓢冷水，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一些對“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心有餘悸的同誌，認為編者按有“來頭”，惶恐不安。針對幹部群眾思想上出現的波動，地委及時向各縣發出電話通知，明確指出：“當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節，各種形式責任製一律穩定下來，不要變來變去，延誤農時。”“各種形式責任製是地委同意試驗的，如果錯了，完全由地委負責。”
正當皖東幹部群眾經受巨大壓力的時候，3月16日，萬裏來到滁縣地區視察工作。在全椒縣古河區聽取匯報後，他說：“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這好比公共汽車一樣，你可以買票上車，我也可以買票上車。”“究竟什麽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產量上不去，農民秋後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是不會管飯的。”“三級半有什麽不好？這是核算嘛，四級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講核算，那不是五級核算了嗎？”他還說“：你們地委做得對，及時發通知，已經實行的各種責任製一律不動，隻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群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幹，後年還可以幹，可以一直幹下去。”“凡是能增產，對國家貢獻多，集體經濟壯大，群眾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好辦法。”
（節選自王鬱昭《大包幹是億萬農民的自覺選擇——紀念中國農村改革20周年》, 《黨的文獻》1998年第6期）
實幹家的腳步
“灤河水到了，市長可別又飛了……”天津人說話不拐彎，直截了當提出他們的想法，同時這也是對李瑞環市長的一個有分量的評價。
十年動亂把人心搞散了，變涼了，1976年一場大地震又把天津搞得稀裏嘩啦。可是，這三幾年，人們的心又暖和過來，熱血又在沸騰、心氣越來越旺。行，天津又活啦！這不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嗎：
那滿街滿巷的臨建棚，黏糊了四五年，到1981年底一下子3萬震災戶齊慶喬遷之喜。近三年，天津市每年新建住宅樓遞增300多萬平米。1982年，1360個商業網點迅速開張誌喜。1000多米長的唐家口立交橋7個月巍然屹立。年前還是雜亂無章的海河西岸，今春正是鳥語花香的帶狀公園。這些年，天津已覺得喝鹹水是命中注定，可是，9月11日擰開自來水龍頭，那捎帶著內蒙草原露珠，滲透著引灤戰士血汗的甜水不是嘩嘩地在流嗎？……人們吃喜麵，放鞭炮，貼喜聯，就想啦：市裏辦事得中央支持，共產黨講究集體領導，從市委第一書記到各級領導都出了力，領著大夥改變天津麵貌，絕非哪一個人的事。可是，要是沒有一個精明強幹的市長，那也是不行的。1982年，胡啟立市長調走，天津人心疼得不行，所以現在眼珠子盯著李瑞環，怕他又上調。說起來有點兒“本位”，可也不是不能理解。
天津人評論李瑞環常用兩句話：這個市長辦事是“胡蘿卜就酒，嘎崩脆！”“碌碡碰碾子，實打實！”說他是個實幹家。比如：
堵死退路，倒排工期，背水一戰。在拆棚分房、引灤入津兩大戰役中，沒有什麽比市政府這種鋼打鐵鑄、雷厲風行的部署更震撼人心的了。因為，這一切並不是說著玩的，而是令下如山，鐵麵無情。一些區、局長強調本係統特殊情況，要求延長拆棚分房期限，被他——李瑞環斷然拒絕。（後來不僅完成，而且提前）一個大廠為引灤提供的水泵質量不佳，影響使用，廠長被他當眾批評限期改正。（這個廠質量迅速好轉）一個房管幹部從中搗鬼貪汙自肥，破壞拆棚分房，區裏行動緩慢，由市裏直接給以嚴處。
這一切斬釘截鐵的作法，就連受批評的人本身也無話講，因為市委常委們包括李瑞環在內，本身就向中央立下了軍令狀，誰都在那裏拚命。
然而，這一切“嚴要求”，全是跳一跳保險可以摘下的挑子。李瑞環從來反對盲目蠻幹和閉門造車。他認為，雷厲風行來源於腳踏實地。1981年，他分工管拆棚分房時是把頭緒紛繁、密密麻麻的臨建棚、新建房、暫借房……計算得一清二楚才下令的。1982年7月提出把引灤入津再次提前為1983年國慶節通水，當時連能征善戰的鐵道兵師長都緊張得漲紅了臉。豈知，李瑞環早就把開工以來采用先進工藝後的工程數據摸了個透。結果，確定的工期，彈無虛發，統統都提前告捷。
在李瑞環看來，提高工作效率，光精於撥拉算盤珠還不行，還要善於向阻礙手腳的陳規陋習發起衝刺。他有一個譬喻：
“現在辦個事情真叫難。修個廁所要蓋32個大章，辦個商業網點要辦160多道手續。誰都著急，誰也沒轍，就象一筐螃蟹，你勾著我，我壓著你，急得直吐沫，誰也出不來。憑這一套，能搞成四化嗎？不行！”
不行？改！辦商
業網點時關卡林立嗎？李瑞環把與建點有關的計劃、基建、規劃、公安、財貿、物資、水電、環衛和各區等30幾位區、局長請來現場辦公，把事先周密準備好的議題亮明，當場拍板，限期完成，允許爭論，不許扯皮。於是，一批糾纏不清，一向需公文旅行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問題瞬間解決。會下，分工明確的各部門，變坐等上門為登門辦公，結果隻用了6個月時間建立網點1360個，比過去快了好幾倍。在引灤隧洞開挖**，9號洞大塌方，40天寸土未進，指戰員們急得跺腳，李瑞環拍板再花200萬元開個輔洞從側麵包抄，迅速打開了通路。雖然花點錢，但換來的是提前通水——少引一次黃河水，節約兩個億。
作為一個市長，李瑞環雖然工作上要求嚴厲，但卻不難接近。1982年當他去天津小海地看新建樓群時，一位老大娘過來拽住他提意見，並拉他去看新樓地麵汙水遍地人難行的情況，大娘說話咄咄逼人。李瑞環微笑傾聽，迅速召開現場辦公會議，責成誰遺留的漏洞誰負責堵好，件件落實到人頭。很快解決了全市8個新建居民區的基建遺留問題。這位出身於寶坻縣貧農之家，幹過15年木工的市長，深知過窮日子的難處。他對那“三級跳坑”、臨建棚裏居住條件簡陋的困苦，是念念不忘的。這樁樁件件事情改變著天津的麵貌，也熔鑄著天津的靈魂。跟著這說幹就幹，幹則必成的市委、市政府和市長去拚搏，人民感到自己是主人，是強者！
（選自《紅旗》雜誌社政治編輯室編《風範集》，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肖荻/文）
我願做共產主義的鋪路泥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寫過一本書，書名叫《把一切獻給黨》。可能因為這個緣故，解放軍報的同誌要我再就這個題目談談體會。我就說一點感想吧。
提起筆來，心潮翻騰，我首先想到了革命的先烈們。回顧我國革命的艱難曆程，在我們黨的英明領導下，為了實現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無數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的精神和事業是永存的，他們是可歌可頌的。想起他們，我心裏難過，同時也使我增添了繼續為黨作出貢獻的新的活力。
要把一切獻給黨，這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美德和情操。在這一方麵，我做得是很不夠的，距離黨的要求還很遠。可是，沒有黨就沒有我個人的一切，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因而，我參加革命後，是努力按照黨的要求去做的。今天要我來談這個問題，我還得想想過去。
我是在安源煤礦山上長大的。那個時候，十裏礦山，竟是一座腥風血雨、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窮人家孩子的苦難，和父母的苦難是分不開的。十歲那年，饑餓驅使我去挑煤，去鍋爐房撿炭渣。我那時雖年幼，就聽人講過一些共產黨員英勇鬥爭的感人故事，也幾次見到堅貞不屈、昂首挺胸的共產黨員高呼著“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走向刑場的情景，在心靈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十四歲那年，我就進煤窯當童工。由於我不滿工頭的虐待，我的境遇比其他童工更為悲慘。凡是艱苦或危及生命的勞動，一般都是屬於我的。死亡象影子一樣緊緊跟隨著我。一次煤井裏蒸汽管道破裂，工頭硬是逼著我去修理。我成了籠屜裏的饅頭，高溫的蒸汽蒸得我汗流如雨，肌肉發紫，頭昏眼花。我是電工，修理蒸汽管道根本不是我份內的事，可工頭卻要借機迫害我。我多次遭電擊，被瓦斯熏倒，墜落煤井。我在死亡線上掙紮著，在鬥爭中成長著，逐漸地認識到一個真理：要翻身，要解放，要走向光明，隻有依靠共產黨；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鬥爭，才是唯一的有希望的生路。
我入伍後，黨不斷地教育我培養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義，給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39年5月18日，這是我最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加入了黨的行列。此後，不管工作多麽緊張，我一點也不感到疲倦，仿佛心窩裏安上了一架發動機。我認識到，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是終身最大的快樂，最大的幸福。一個人如果真心革命，就不能讓個人主義的灰塵迷住眼睛。對待個人主義，要象對待毒瘤一樣割掉它。專為個人打算的人，實際上沒有生活方向，成天在自私自利的陰溝裏爬來爬去，弄得一身泥，滿臉髒，走到哪裏臭到那裏。參加革命，不是把自己存進銀行裏，打算撈一筆優厚的利息。我要求自己聽黨的話，把自己完全無保留地交給黨。我在兵工廠工作時，曾接到逃難逃到四川的弟弟的一封信，說：大哥在武漢被敵人逮捕，關進了集中營；二哥死在敵人的刺刀下；妹妹逃到廣西；年邁的母親流落街頭，乞食度日。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心情沉重。但是，我想到我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怎麽能在戰鬥的時刻眷戀個人的家庭呢！我個人家庭的不幸，是我們祖國人民所經受的苦難的一部分。流淚、悲傷，不能結束這種苦難。隻能英勇地戰鬥，徹底地消滅敵人，才能奪得幸福。個人的幸福隻能包括在集體的勝利中。因為個人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誰能從苦海中撈出一滴甜水？於是，我把對親人的思念，把悲痛和仇恨化為力量，忘我工作，多修槍支，多造子彈炮彈送到前線去。
我逐漸地懂得，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沒有這個“服從”，把一切獻給黨就是一句空話。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就是人類解放的利益，就是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進步的利益。因此，獻給黨，就是獻給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進步的事業。我有時想，即使我變成一撮泥土，隻要是鋪在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讓我的夥伴們大踏步地走過去，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我們兵工廠接受炮兵同誌送來的一批廢舊炮彈，急需修理。但沒有引爆的雷汞，我決定從廢舊雷管裏挖取。我是黨員，又是領導，不能把這危險工作推給別人。沒想到在挖取雷汞的時候，雷管爆炸，我左手被炸掉四根手指，左眼炸瞎，左腿膝蓋炸了個大血口。我被送進醫院以後，昏迷休克之中，幾次跑出醫院，喊著：“我要回去修炮彈！”十五天後，我終於戰勝了死亡。清醒過來後，我又掙紮著坐起來，掏出小本本設計衝壓子彈殼的機床。由於掙紮用力過大，左手傷處一根血管被掙斷，鮮血直射牆壁。血止後，傷口疼痛不已，勤務員小鬼用布巾擦著我額頭上的汗珠，噙著淚說：“瞧你多痛啊，還得了殘廢，真是不幸！”是的，流血、疼痛、身殘，當然不是幸福，但為了人民的幸福而能作出自我犧牲，也是很幸福的。我們的廣大戰士不正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樂於衝鋒陷陣、赴湯蹈火的嗎！過去艱苦戰爭的歲月，正是千千萬萬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為了拯救苦難的祖國，解放苦難的人民，為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把自己的智慧、力量和寶貴的生命，獻給了黨。這是我們黨能夠在艱苦鬥爭中不斷獲得勝利的保證。
我現在頭發已經斑白，過了花甲之年。人雖然老了，但“把一切獻給黨”仍然是我努力的方向。獻給黨，不能隻獻一陣子，而要獻一輩子，有了成績之後也不能停頓。什麽時候停頓起來不求進步，不作貢獻，什麽時候就不是合格的黨員了。情況是可以變化的，工作重點是可以變化的，但“把一切獻給黨”這一條不能變。現在，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新長征，更是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隻要我們堅定四化必勝的信念，堅定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自覺地把黨的利益擺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我們就能經受住任何考驗，堅定不移地把一切獻給黨，跟著黨不斷地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選自《青年修養之友》，長征出版社1982年版，吳運鐸/文）
求實之風
侯祥麟天生一個“認死理”。有人說，這也許是他成功的一大秘訣。
的確如此。求學燕大時，他便初露端倪。
一次，外教在講微積分題時公式有誤。侯祥麟當場指出，弄得她很狼狽。
“我愛老師，更愛真理。”即便遭其報複，年輕氣盛的侯祥麟也不肯認錯。
難得的是，這一“基因”，竟伴隨了他一生。
文革之初，任石科院副院長的侯祥麟對一位技術人員的論文十分推崇——“規範、嚴謹”，公開表揚，同時他批評有的人寫文章“穿鞋戴帽”:
“我們是科技工作者，科學研究應該嚴謹務實，不要搞這些虛頭。”“八小時內出了科學家，要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去，時刻琢磨。”……作為一個當年衝破重重阻撓回國的老黨員，侯祥麟始終認為，對黨、對祖國的熱愛，無需大吹大擂，而要深藏於心。
不久，侯祥麟就被扣上一頂“隻專不紅”的大帽子，但他無怨無悔。
到了文革中期，侯祥麟仍不“吸取教訓”。
石油部一些受到極左思潮影響的技術幹部，提出了煉油工業搞“十大會戰”的目標，明顯違背科學常識。
“把煉塔放倒，橫著裝進山洞，實現所謂的戰備要求。這不瞎鬧嗎？”侯祥麟心如明鏡。
然而，迫於形勢，很多人不敢明言反對。上級指示，“十大會戰”之爭由他解決。
上，還是撤？
侯祥麟和各會戰點負責人和一些技術人員開會商討。
“你們別怕，要撤也跟你們無關，我來負責。反正我挨的批多了，再多一次也無妨。”
大家緊張的心情一下子鬆了下來……很多不合理項目由此下馬。
話不多，但從不說空話、套話——侯祥麟敢於直言。
1985年，他陪康世恩副總理視察東北。有專家稱：稠油的成本比稀油高不了多少，應多煉稠油。
“不可能！”侯祥麟當即站出來：“這需要進一步調查。”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頗為尷尬。後來研究結論果真驗證了他的判斷：稠油成本竟比稀油高出一倍多。
堅持真理的人，是勇敢的。對自己的“過失”，侯祥麟也並不諱言，對當年一些頭腦發熱，背離科學的做法，至今想起來還十分後悔。
在工作上，鮮見侯祥麟發脾氣，但依然有很多人怕他，“因為他可能會問得你心裏發毛。”中科院院士李大東笑言，“你很難‘蒙’到他！”
難“蒙”，得益於深入。
實地考察，一定親自爬上塔台；引用數據，一定反複核對出處；提出建議，一定經過深思熟慮……侯祥麟篤信，成功出於細節。
上個世紀70年代，侯祥麟參加巴黎的儀器博覽會時，一個活動支架引起了他的注意。雖說原理簡單，但當時國內就沒有，做實驗時，墊燒瓶隻能用磚頭之類的雜物，極為不便。侯祥麟如獲至寶，立即買了回來。
求實之風，不光限於科研，對人的問題，侯祥麟同樣如此。
在推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人選時，一向重視基礎研究的侯祥麟，竟推薦曾任蘭化公司總經理等職的林華，讓很多人頗感意外。
“多吸納一些實踐經驗豐富、貢獻大的人進來，不要光盯著學術論文和專著。”
即便對朋友，侯祥麟的尺度也從無“誤差”。
有個和他私交不錯的老教授，資曆頗深，但指導的研究生成績不佳，參評博士生導師時，作為國家學位委員會化工評議組組長的侯祥麟，竟毫不猶豫地投了反對票。
不違心、不迎合、隻唯實，侯祥麟一生如是。
（節選自《大智偉略繪宏圖——記科技界的榜樣、優秀共產黨員侯祥麟院士（中）》，原載2005年9月8日《人民日報》，盛若蔚/文）
直麵矛盾 標本兼治
群眾集體上訪是困擾農村發展、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對此，湖北襄樊市委深入基層，直麵矛盾，采取措施，標本兼治，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在村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中，襄樊市委把解決群眾上訪問題作為整改的重要內容，針對群眾上訪反映村組財務管理混亂、幹部以權謀私等問題，把襄城區魏灣村、穀城縣太平坊村、襄陽區劉湖村等50個村作為重點，逐村建立檔案，實行跟蹤管理，分類指導，並從市、縣、鄉三級機關選派257名幹部駐村，引導幫助村幹部對照群眾意見，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問題，用真心實意的整改贏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今年全市集體上訪比去年同期下降46%。
群眾上訪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少數村“兩委”班子軟弱渙散，見到問題就躲，遇到矛盾就推；對群眾的事不管不問……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市委采取“兩推一選”的辦法，為部分村組選配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依法選舉村委會主任。本村沒有合適人選的，就從縣鄉機關選派熟悉農村情況、懂得農村政策、熱心為群眾辦事的幹部任村黨支部書記，加強領導班子建設。襄城區泥咀鎮魏灣村過去是有名的“亂村”，幹部作風漂浮，村裏各項工作滯後，96戶農民連續3年抗交提留款。新任黨支部書記王道軍首先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與回龍河水庫的55畝堰塘權屬糾紛8年拖而不決一事，積極協調各方麵利益關係，最終達成協議。接著，又組織村民整修村組公路6條，興修水渠2公裏，解決了群眾行路難、灌溉難的問題；發展優質水稻製種基地500畝，每畝可為農民增收400元以上。這一件件實事、好事，贏得了群眾的心。短短一個月，群眾就自覺上繳曆年拖欠的提留款20多萬元。
農村財務問題是導致農民上訪、影響農村發展穩定的另一個突出問題。由於部分村組財務管理不民主，賬目不公開，群眾有怨氣。為此，襄樊市委從縣、鄉紀檢、監察、審計、農經等部門抽調203名業務骨幹組成33個專門班子，並吸收72名上訪群眾代表參加，對村組財務進行全麵清理。同時成立由群眾代表組成的民主理財小組，嚴格執行財務公開製度，有效杜絕了前清後亂。襄陽區對涉嫌貪汙、挪用公款的7名村組幹部分別給予行政處分，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挽回經濟損失9.48萬元。近年來老河口市張集鎮大王崗村六組44名群眾幾次赴襄樊市上訪，反映村委會主任以權謀私、貪汙公款問題。老河口市委成立了由副市長陳學成牽頭、有關部門人員和5名上訪群眾代表參加的財務清理組，對該村1996年以來的賬目進行了全麵清理。查實該村委會主任采取收入不上賬和重複報銷等手段，貪汙公款7202.20元。老河口市紀委在追回贓款的同時，對他進行了嚴肅處理，從而教育了幹部，穩定了群眾。
少數幹部對群眾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視而不見、久拖不決，是造成群眾上訪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教活動中，廣大村組幹部為群眾解難題、辦實事的熱情空前高漲。市、縣、鄉、村共籌集資金340多萬元，為上訪困難群眾送衣被2130多件（床）、糧食2.1萬多公斤，修通進村路、村內路、田間路231公裏，建飲水工程、灌溉工程74處，架設便民橋27座，完成了31個村的電網改造。宜城市大雁工業園區是大堰鎮和原大雁工業公司建立的。由於原大雁工業公司嚴重資不抵債，於2001年7月依法宣告破產，導致1800多名職工就業無著落，生活困難，多次越級上訪。今年初，宜城市委書記唐有月帶領市委、市政府6名幹部和10名市直部門主要負責人，住到大雁工業園區居民家中，傾聽群眾意見，現場研究出台了15項優惠政策和措施，協調解決資金200多萬元，幫助群眾廣開就業門路，受到群眾稱讚。
（選自2002年6月6日《人民日報》，胡立華、劉東仿、程少勇、韓勇/文，標題是編者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