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方略_六、努力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框架

六、努力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框架

雖然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體越來越多元，中小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不僅成為國際關係不可忽視的主體，而且其地位不斷上升，但是，大國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大國還是關鍵少數，是最重要的主體。因此，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關鍵環節，也是推進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環節。

（一）努力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習近平在2013年中美元首莊園會晤中闡述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即“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三個方麵相輔相成、互相作用。其中，“不衝突不對抗”是前提，如果失去這一條，大國關係就不可能是新型的；“相互尊重”是基礎，沒有這一條，大國關係不可能健康發展，要麽滑向對抗、衝突，要麽走向依附性的同盟關係；“合作共贏”是方向，因為在當今時代，大國之間不可能不交往，隻有通過合作實現共贏，才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會弱化雙方走向對抗、衝突的動力。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能否建設好，不僅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布局具有關鍵意義，而且對全球範圍內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還具有示範作用。這是一項“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事業。

中美這兩個被認為必然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而且又存在著意識形態、社會製度、文明傳統、發展階段的巨大差異，要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確實具有巨大挑戰性。但是習近平則認為：“事在人為。我對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抱有信心。”他進而闡述了“抱有信心”的理由：“第一，雙方都有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政治意願。第二，40多年雙方合作的積累，使兩國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礎。第三，雙方建立了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90多個對話溝通機製，為建設新型大國關係提供了機製保障。第四，雙方建立了220多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國有近19萬學生在美國留學，美國有2萬多學生在華留學。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具有深厚民意基礎。第五，未來兩國有著廣泛的合作空間。”

“抱有信心”表明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現實依據。然而，現實依據隻是使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具備了可能性。要使新型大國關係成為必然，還需要中美雙方主觀上的努力。習近平指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實現途徑：“中美需要在加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管控分歧的過程中，不斷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

結合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因素，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需要著重從四個方麵努力：加強相互尊重；推進合作共贏；有效管控分歧；創新戰略思維。

1．加強相互尊重

冷戰結束後的中美關係已經具有一些新型大國關係的要素，可以將之稱為準新型大國關係。總結中美準新型大國關係，可以看出，20多年來，中美未走向對抗、衝突，也有合作共贏。然而，兩國之間卻摩擦不斷，在個別領域的對抗、衝突時常發生，從而讓人總是擔憂準新型大國關係會滑向舊型大國關係。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美國並未以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中國，對中國沒有應有的尊重。因此，要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兩國必須加強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國，要調整霸權心態和強權心態。

首先，美國要尊重中國的社會製度和道路選擇。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社會主義製度，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有曆史必然性。美國應放棄“天定命運”的霸權心態和教師爺心態，尊重中國選擇道路和製度的權利，承認中國人民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一種製度是不是好的，關鍵是看其是否符合本國國情。而是否符合本國國情，本國人民最有發言權。“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

其次，尊重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利益訴求。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有正常主權國家的利益訴求，特別是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國家統一等核心利益上的訴求。而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上的言行，明顯地是幹涉中國內政，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不尊重。近年來，美國在南海爭端、釣魚島爭端上的言行，也有這種性質。

最後，尊重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的利益訴求。大國同普通國家的利益訴求會有所不同，崛起大國同一般大國的利益訴求也會有所不同。隻要這些利益訴求符合國際法和現行國際行為準則，就應當被尊重。比如設立防空識別區，過去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沒有將這種訴求納入議事日程，現在隨著形勢變化，中國將之公布。這並不違背國際法和現行國際行為準則。但是美國對這件事的反應，顯示出其對中國利益訴求的不尊重。

2．推進合作共贏

當今的中美關係，合作與競爭並存。雖然近年來伴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兩國競爭的一麵上升，但合作的一麵並未減弱。加強中美合作，不僅會使雙方互利共贏，而且還有利於夯實雙邊關係的基礎。

對中國來說，要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意味著美國在中國外交戰略布局中的角色定位：既是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但主要是合作夥伴，競爭對手是第二位的；肯定不是敵人。這種角色定位，是基於中國總體外部環境的需求。所謂總體外部環境，就是將發展外部環境和安全外部環境統合到一起的外部環境。

從發展外部環境看，美國不僅在經濟、科技等物質層麵提供了中國所必需的合作，而且還提供了可供中國學習的管理經驗、搞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

近些年來，盡管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不斷，有時還顯得很激烈，但是在經濟發展上，美國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不僅在不斷深化，而且合作內容也在拓展。兩國已經成為經濟上的利益攸關方。如果以主權國家為統計對象，中美已持續多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連續多年是中國最大外資來地之一。

學習、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重要動力之一。盡管美國在科技合作上一直對中國有諸多限製，但在信息化、全球化時代，技術封鎖的效果呈遞減趨勢，再加企業的逐利本性，中國總是能夠在同美國的交往、合作中學到一些東西。雖然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科技實力有了明顯的提升，但是，正如習近平所說：“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麵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然而，“科學技術是世界性的、時代性的，發展科學技術必須具有全球視野”。中共十八大確立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個戰略雖然強調自主創新，但是“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不是單打獨鬥，不是排斥學習先進，不是把自己封閉於世界之外”，而是“要更加積極地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美國作為世界上科技實力最強，同時又極具創新性的國家，自然應當是中國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對象。

正是由於中美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而且兩國經濟合作對雙方都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從2006年始，兩國定期開展“戰略經濟對話”，至2008年年底共舉辦6輪，對話的領域十分廣泛。奧巴馬政府上台後，將“戰略經濟對話”改為“戰略與經濟對話”，每年一輪。僅以2014年在北京舉辦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例，在這個框架下，經濟對話在強化經濟政策合作、促進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提升全球合作和國際規則、支持金融穩定和改革這四個方麵達成共識，並在此基礎上在29個項目上做出機製性安排。與此同時，戰略對話共取得116項具體成果，內容涉及8個方麵，其中5個方麵（地方合作、能源與氣候變化合作、環保合作、科技與農業合作、雙邊能源環境科技對話）共73項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在國際關係史上，還沒有哪兩個非結盟大國之間有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合作，當然也沒有過如此的對話與合作機製。

作為重要合作夥伴，美國為中國發展外部環境能提供的不僅是物質層麵的產品，還有精神層麵的產品，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搞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然會有許多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但是共同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學習發達國家搞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並吸取其經驗教訓。

與發展密切相關的是世界總體和平環境。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世界總體和平環境能夠得以維持，而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總體和平以及現行國際秩序方麵，不僅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有卓有成效的合作。如果沒有這種合作，很難想象世界和平會遭遇什麽挑戰。中美合作“可以做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除了發展外部環境和世界總體和平環境外，在中國國家安全的諸多領域中，比如國土安全、經濟安全、資源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核安全領域，美國總體上是合作夥伴。在這些領域，中美雖然也時常有矛盾和摩擦，但總體上是合作的。

雖然近年來中美競爭的一麵在上升，但是鑒於中國目前仍然是以發展為第一要務，而且基本安全能夠保證，所以，在總體外部環境建設中，美國作為夥伴的角色還是主要方麵。

3．有效管控分歧，確保不衝突、不對抗

大國之間存在利益矛盾、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像中美兩國這樣的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矛盾與分歧肯定會更多，再加上意識形態、社會製度、文明文化、發展階段等方麵的差異，矛盾和分歧更非同一般。

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首要的是確保不衝突、不對抗。舊型大國關係中，大國之間也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是一旦走向對抗、衝突，共同利益全都消失。

確保大國不衝突、不對抗，就需要有效管控分歧，不使利益矛盾和分歧不斷激化。要管控分歧，就需要清醒地認知分歧。對中國來說，必須清楚，美國在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諸多方麵構成嚴峻挑戰。

首先，美國是中國政治安全外部環境的主要挑戰力量。美國出於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一直對中國的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耿耿於懷。尤其是隨著中國模式影響力的擴大，美國更是有一種模式危機感，擔心作為其立國之本並一直努力向全球推廣的自由主義模式風光不再。於是，美國對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動力愈加強勁，從而對中國的政治安全帶來挑戰。盡管作為中國根本安全領域的政治安全，其主要威脅來自內部，外因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但是對美國作為中國政治安全的首要外部挑戰力量這種角色定位，中國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其次，美國是中國軍事安全的最大潛在威脅源。雖然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大國之間的全麵戰爭可以避免，但是小規模軍事衝突甚至局部戰爭的危險不能排除。隨著“重返亞太”，美國更加傾向於將中國

作為最大的潛在軍事安全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中國也感受到，在美國因素作用下周邊軍事安全環境趨於惡化。如果在美國縱容下，個別國家挑起同中國的軍事衝突，就有可能演變成美國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局部戰爭，從而威脅中國的軍事安全。

最後，在信息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等領域，美國是重要挑戰力量。維基解密事件和斯諾登事件表明，美國是中國信息安全的最主要外部威脅源。社會安全與政治安全密切相關，美國實施的影響中國政治安全的戰略與措施，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安全。文化安全主要體現在政治文化上。美國搞價值觀滲透，無疑會影響中國的政治文化建構與發展，進而影響文化安全。

美國對中國構成的挑戰是兩國間很多分歧產生的主要根源。中國需要不斷同美國進行戰略對話，讓其了解中方的認知以及由此帶來的許多問題上同美國的分歧。

在認知兩國間的矛盾與分歧時，兩國還需要擺正心態，從現實出發。兩國戰略家和決策者都需要清楚，在當今的國際現實環境中，大國間存在利益矛盾和各種各樣的分歧是正常狀態。畢竟主權國家還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雖然全球化使國家主權受到侵蝕，但是並未改變主權國家的基本狀況。一個國家采取什麽樣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內外政策，以及政權更替、各級官員產生等，都是主權國家的內政，從法理上講，其他國家無權幹涉。國家利益對幾乎所有國家來說都是至高無上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都是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維護包括國家主權在內的國家利益是各國執政者的首要任務之一。這就使得各國之間難免會產生國家利益分歧、衝突。實際上，維護、擴展國家利益，幾乎是導致國際衝突和戰爭的總根源。中美兩國都是主權國家，兩國政府肯定都要致力於維護本國利益，而作為兩個大國，兩國利益不可能沒有分歧、衝突。實際上，中美兩國間出現的所有摩擦、衝突，都可以從兩國政府尋求本國利益的動機中找到答案。

國際政治主要行為主體是主權國家這個現實決定了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在信息、傳媒越來越發達的現代社會，公眾輿論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政府在製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公眾的意願和情緒。然而，在許多國家，極端民族主義卻大行其道，嚴重影響著公眾的對外言行，進而製約政府的對外政策。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在涉及領土爭端問題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對相關國家間關係來說，領土爭端同兩國經貿、安全等領域的合作相比肯定是次要問題，但是由於在極端民族主義影響之下，相當一部分公眾表現出在領土問題上絕對不能有絲毫妥協、讓步的情緒，並對政府施壓，促使政府在領土爭端上采取強硬立場，最終導致兩國關係受損。

極端民族主義在中美兩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在美國，就存在著“美國至上主義”（Americanism）。所謂美國至上主義，就是這樣一種信念：美國的理想、價值觀和現實都優於任何其他國家。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寫道：“美國至上主義意味著勇敢、自尊、公正、真實、誠懇和耐勞這些美德——使美國得以締造起來的美德。”一位美國學者認為：“美國至上主義對美國人來說，並不意味著傳統和領土，不是對法國人來說的法蘭西，對英國人來說的英格蘭那種含義，而是一種學說，就象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的社會主義所含有的意義一樣。”二戰期間美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情緒比較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美國人民對日本如同他們對納粹德國一樣，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擊沉他們的艦隻，轟炸他們的城市，殺死日本鬼子——這就是指揮員們的情緒，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緒，美國國會的情緒。”正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促使美國用核武器來懲罰襲擊了珍珠港的日本。

在中國，一些人有“義和團情結”，即仇視那些曾經欺負過中國的列強。“義和團情結”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事件和2012年日本“購買釣魚島”事件後表現得比較明顯。美國的一些戰略專家對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非常擔心。比如主張“民主和平論”和在世界推進民主的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就不讚成中國過快地實現民主化，他認為，如果中國過早地實現民主化，更不利於世界和平，因為一個民主的民族主義中國更容易走向極端，會更加反美，在台灣問題上會更沒有耐心。針對中國一些公眾在“購買釣魚島”事件後的表現，美國著名戰略家約瑟夫·奈批評之為“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

極端民族主義的存在使得國家之間有效管控分歧顯得更加重要。如果分歧得不到有效管控，很容易被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利用，從而製約政府做出理性的決策。

4．創新戰略思維

中美之間既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也有深刻的矛盾和難解的分歧，要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需要兩國戰略家和決策者理性地認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然而，由於權力政治思維和冷戰思維仍然大行其道，一些人“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 使得理性認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成為相當困難的事情。

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在中美兩國都有很大影響力。就美國來說，盡管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有理想主義同現實主義相抗衡，但現實主義卻長期居主導地位。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大國間的實力較量，認為中美實力較量的最終結局是走向衝突，其中以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所闡述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最有代表性。米氏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外交政策通常受現實主義邏輯支配，雖然其領導者的公開表態可能讓人產生相反的想法。”“聰明的觀察者應該清楚地注意到，美國是說一套，做一套”。美國人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蓋他們自私的國家利益的藝術大師”, “這種偽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思維中的特有怪癖”。米氏的理論雖然有缺欠，在美國也遭遇不少批評，但是對美國外交決策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特別是國防部和軍事部門，比較欣賞這個理論。就中國來說，許多戰略專家、軍事專家也都用現實主義思維來觀察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對華政策。

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了20多年，但是冷戰思維在許多國家仍然有市場，中美兩國也不例外。美國精英中相當一部分人在看中國時仍然將之視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崛起、強大後必然向外擴張，輸出革命，進而威脅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安全。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仍然發揮著很大作用。“推進民主”、推廣“普世價值”就是這種意識形態外交的表現形式。在中國，雖然在執政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都申明，在發展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時要超越意識形態，然而有些學者在看美國時卻難以擺脫冷戰思維。

要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必須擯棄權力政治思維和冷戰思維，同時創新戰略思維。要創新戰略思維，就必須樹立、培育有利於創新戰略思維的觀念。就目前來看，應當樹立、培育如下幾種觀念：

第一，人類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在核時代和全球化時代，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麵臨著諸如核毀滅、氣候變化等威脅。如果繼續用權力政治思維和冷戰思維指導對外戰略和政策，不可能有效應對這些威脅。

第二，避免大國政治悲劇重演。如果跳出權力政治思維和冷戰思維，人們也許會遵循這樣的邏輯：既然以往大國政治都以悲劇告終，那麽在經曆了數次的悲劇後，大國應該努力尋找跳出現實主義鐵律的出路，人類應該擁有找出這種出路的智慧。實際上，在核時代，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已經陷入死胡同：大國衝突的結局是衝突雙方乃至整個世界同歸於盡，大國政治的悲劇隻能上演最後一次，誰願意充當這個最後悲劇的主角呢？嚴酷的現實迫使大國的戰略家們必須擯棄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曆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悲劇不勝枚舉，中美兩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應該認真地吸取曆史教訓，小心地經營中美關係，不再重蹈大國政治悲劇的覆轍。

第三，宇宙空間論。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大國關係持悲觀態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相信“國際空間有限論”。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大國發展起來，就會占據更多的國際空間，其結果是使得其他大國可占據的國際空間減少。於是，大國之間的衝突就不可避免。

不過，對大國關係持樂觀態度者有完全不同的視野，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員查爾斯·沃爾夫提出的“宇宙空間論”。沃爾夫認為，正像宇宙空間是不斷擴展的一樣，在一個全球化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中，一個國家的“和平崛起”將擴大其他國家可占領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現實為沃爾夫的觀點提供了大量論據。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再沒有為了爭奪勢力範圍而發生戰爭。更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並沒有對發達國家的發展帶來太大的影響，發達國家主要是互為市場和投資地。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遠比它們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係密切。中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並沒有以其他國家的經濟衰退為代價，反倒是為周邊國家及其他地區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機遇。依據“宇宙空間論”，沃爾夫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為美國提供更多可占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同樣，美國保持經濟繁榮也為中國提供了更多可占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空間。

第四，科技進步創造無限資源。資源特別是能源短缺是大國政治悲觀論的一個重要根據。悲觀論者認為，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而各國的發展及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最終會導致大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有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大國會為了爭奪石油而戰。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供人類使用的新能源不斷被發現，人們不僅正在利用核能，而且還在開發生物燃料、氫燃料等新型能源。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雖然對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一定的負麵影響，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發達國家同石油輸出國之間的權力格局，石油輸出國並未因此而卡住發達國家的經濟命脈。美國開發頁岩油氣，使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大大降低。此外，科技的進步還會提高現有能源的使用效率。總之，世界各國完全可以通過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短缺問題，而不一定非要訴諸於武力爭奪或擴張。

第五，創新運用博弈論。一些戰略研究者在審視大國關係，特別是崛起大國和霸權國之間的關係時，用博弈論的思想，得出悲觀的結論。但是，二戰以後的世界已經不是絕對的無政府狀態，而是有國際秩序的，世界各國都是國際社會的成員，其行為都受到約束，盡管大小國家所受約束的程度不同；國家特別是大國都很重視國際形象和信譽，也更重視長遠利益

；大國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隻要有足夠的戰略互信，將會非常暢通。因此，用博弈論的“囚徒困境”來解釋當今的大國關係，明顯地與現實狀況不符合，還是囿於傳統的權力政治思維。而以合作主義思維看問題，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景象。兩個麵臨困境的大國完全可以通過合作，實現共贏。

以上五個方麵隻是樹立新的戰略思維所必須考量的因素。隻要中美兩國的戰略家們都能夠結合這些因素去思考本國對外戰略和政策，並用之影響、教育廣大公眾，那些幹擾理性認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的各種因素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製，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就有望不斷推進。正如習近平所預言的：“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都是偉大的民族，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我堅信，隻要雙方拿出決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處著眼、登高望遠，又小處著手、積微成著，就一定能夠完成這項事業。”

（二）進一步提升中俄全麵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在中國外交戰略布局中，被普遍認定為大國關係的雙邊關係，除了中美關係外，還有中俄關係和中歐關係。因此，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和戰略，同樣適用於中俄關係和中歐關係。

從新型大國關係的角度看，中國領導人已經認可中俄關係為新型大國關係。國務委員楊潔篪稱中俄關係是後冷戰時代“大國關係典範”。既然被稱為典範，就可以被看成是達到了新型大國關係的要求。在習近平主席2013年3月訪俄時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寫到：“雙方基於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曆史經驗和實踐”，呼籲“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這表明，在中俄兩國領導人看來，兩國已經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曆史經驗和實踐”，他們是在呼籲其他大國也積極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做貢獻。

同中美關係相比，中俄關係和中歐關係都有自己的特點，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側重點肯定有所不同。對中俄關係來說，兩國之間已經有高度戰略互信，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不存在滑向對抗、衝突的問題。此外，俄羅斯獨立以來，兩國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充分的相互尊重。因此，“不衝突、不對抗”和“相互尊重”肯定不是中俄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側重點。與之相應，“合作共贏”就應當是中俄新型大國關係的側重點。對中歐關係來說，雙方之間沒有走向對抗、衝突的戰略動力。雙方之間既沒有地緣戰略利益的矛盾，也不存在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戰略競爭。所以，推進“合作共贏”也應當是中歐新型大國關係的側重點。此外，同中俄關係相比，中歐之間在相互尊重上尚顯不足，盡管同中美關係相比要好許多。所以，加強“相互尊重”是中歐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另一個著力點。而相比之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側重點則應當是加強“相互尊重”，同時確保“不衝突、不對抗”。

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發展中俄關係。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後的首次出訪就將俄羅斯作為對象國，2014年首次出訪也是到俄羅斯，足見這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對發展中俄關係的重視。在2014年訪俄期間，習近平高度評價了中俄關係：“我們共同推動兩國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把兩國關係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合作優勢，雙方經貿、能源、高技術、地方、人文、國際事務等各領域合作取得豐碩成果，促進了兩國共同發展繁榮，維護了國際公平正義和世界和平穩定。我對中俄關係發展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當前中俄關係發展是基礎最牢、互信最高、地區和國際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

俄羅斯不僅是中國的鄰國，而且還是當今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有些戰略專家將俄羅斯看成是當今世界僅有的三個大國之一。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伯特·羅斯（陸伯斌）就認為，未來世界將形成美、中、俄三極格局，因為隻有這三個國家具備成為世界級大國的條件。其他所謂力量中心，歐盟不可能發展成一個國家，如此，就不會改變“政治侏儒”的局麵；日本沒有成為世界級大國的稟賦；印度要實現崛起還需要相當長時間。

對中國來說，發展同俄羅斯的關係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利益。首先，同俄羅斯保持良好的關係並建立起戰略互信，使中國的東北和西北部邊疆免除了遭受軍事安全威脅之憂。如此，中國可以節省大量的國防資源。對比當年中蘇對抗時期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給中國造成巨大軍事壓力和威脅，現在中俄友好所帶來的和平紅利是巨大的。其次，中俄友好還促進一些獨聯體國家積極發展對華關係。中亞等地區的獨聯體國家，都同俄羅斯有著密切關係，俄羅斯對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中俄友好有利於中國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係。試想，如果中俄對抗，這些國家勢必要在中俄之間選邊站，從而在發展對華關係時會有所顧忌，受到製約。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就體現了中俄友好的外溢效應。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中俄友好有利於促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中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美國戰略界總是有遏製中國的聲音，美國決策層也有遏製中國的考量。而俄羅斯則是影響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重要因素。隻要中俄保持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美國就很難做出截然同中國對抗的戰略決策。

除了地緣戰略利益外，發展中俄關係對中國來說還有經濟、安全、外交、政治等層麵的廣泛利益。在經濟上，中俄有很強的互補性。特別是在能源領域，同俄能源合作有利於中國維護能源安全。中俄合作在維護中亞、東北亞的安全穩定以及打擊恐怖主義上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中俄在國際事務中有許多共同的立場，兩國又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的協調、合作，對抵製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新幹涉主義等行徑，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美西方的政治標準中，中俄在民主政治發展上都是有問題的，因此都是美西方批評、打壓的對象。但是，中俄兩國在政治製度問題上都保持相互尊重、理解。無論是俄羅斯的“主權民主”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都是本國人民根據本國國情而做出的選擇，也是世界民主政治百花園中的獨具特色的花朵。

當然，中俄兩國作為主權國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在發展雙邊關係時，就難免會出現利益分歧，因此也就會有利益博弈。特別是俄羅斯戰略思想界也存在著“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幹擾著俄對華開展經貿、能源、技術合作。這些是需要在中俄關係發展進程中不斷磨合、協調、溝通的。

推進中俄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當前的側重點就是加強合作共贏，繼續“把兩國關係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合作優勢”。通過合作共贏，進一步擴大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拓寬合作領域，夯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不斷促進相互尊重和戰略互信。

（三）深化中歐全麵戰略夥伴關係

中歐大國關係實際上分兩個層麵：一是中國同歐盟的關係，二是中國同西歐大國主要是德法英三國的關係。兩者有聯係又有區別。作為一個擁有28個成員國的發達國家的集團，歐盟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而且掌握著較先進的技術、大量知識產權和眾多知名品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然而，歐盟又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其決策能力有限，也缺少統一的戰略意誌，在處理對外關係時經常出現分裂。英德法三國過去曾是世界級大國，二戰後，在兩極格局時期是二流大國。兩極格局解體後，在多極化進程中，這三國也很難作為單獨的一極與其他大國相抗衡。不過，三國裏法英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是世界第四經濟大國，在國際舞台上都非常活躍且有較大影響力。此外，像意大利、西班牙等也是較有實力的國家，意大利是西方七國和二十國集團成員。

對中國來說，發展對歐關係，既包括同歐盟的關係，也包括同歐盟成員國的關係；發展中歐大國關係，是中國同歐盟關係與中國同德法英等西歐大國關係相統一的。

雖然許多歐盟國家在剛剛過去的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中遭受沉重打擊，但是多數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並未受影響；雖然歐洲一體化進程時常遭受挫折，包括英國脫離歐盟，但是卻難以逆轉，歐洲聯合是大勢所趨。這兩個態勢決定，歐洲在未來多極世界中的地位不可小覷。如果多極世界的“極”有四個，就應當有歐洲一個席位。正因為這樣，中國非常重視同歐洲的關係，並將之納入大國關係框架。

發展中歐關係，既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也與時代要求相契合。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時所指出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歐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運共同體。”全球化時代的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當前都需要集中精力謀發展。特別是歐洲，當務之急是盡快恢複經濟增長，繼而仍然保持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為此就必須集中精力謀發展。謀發展就需要維護世界和平。所以，在和平與發展這兩大時代主題上，中歐利益高度交融，已形成命運共同體。

構建中歐新型大國關係，重點是推進合作共贏。習近平主席指出：“推進中歐關係，合作共贏是關鍵。”這道出了建設中歐新型大國關係的側重點所在。中歐之間不存在地緣戰略競爭以及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矛盾，戰略互信度較高。所以，推進中歐合作共贏理所當然地就成了雙邊關係發展的重點。“雙方要牢牢把握中國發展和歐洲經濟複蘇兩大進程帶來的合作機遇，圍繞落實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把以貿易為主要驅動力的合作，打造為更全麵、更強勁、更高端的多引擎合作”。

當然，中歐之間也存在著利益矛盾和各種分歧，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上的差異以及經貿摩擦。要想使合作共贏更加順暢，中歐之間還需要加強相互尊重並在此基礎上有效管控分歧。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中歐雙方要尊重彼此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製度，加強在改革等方麵對話交流，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理念貫穿中歐合作始終。雙方要堅持通過平等對話和友好協商共同管控經貿問題，把貿易摩擦的火花壓下去，讓繁榮發展的火焰旺起來。希望歐方保持市場開放，慎用貿易救濟措施，管控好貿易摩擦。”

歐洲作為當今世界的一支重要戰略力量，在推進全球治理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中歐在這方麵的合作空間也十分廣闊。因此，“雙方還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共同致力於推動製定公正、合理、有效的國際規則”。

總的來說，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框架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重點，以此帶動其他大國關係；同時，中國又積極推進中俄、中歐關係發展，以此促進中美關係。通過對大國關係的有效運籌，形成大國關係的良性互動，進而推進“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