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環境分析與2014年展望

（一）世界與中國經濟增長

當前全球經濟仍處於政策刺激下的脆弱複蘇階段，全球增長速度仍然較慢，經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預計2013年增速為2.3%，低於上年0.3個百分點。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已經放緩，但仍然高於發達國家，預計2013年增速為4.5%，低於上年0.4個百分點（見表9-9）。

表9-9 2012—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趨勢（單位：%）注：2013年和2014年為預測值。東盟5國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資料來源：IMF, 《世界經濟展望》,2013年10月

2014年世界經濟複蘇的力度仍不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4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6%，增速比2013年提高0.7個百分點。在技術進步缺乏突破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需求總體偏弱，難以形成新的市場熱點。與此同時，國際市場發達國家加快推進“經濟再平衡”，其經濟複蘇中伴隨著削減貿易赤字，進口增速疲弱，對全球進口的拉動作用趨於減弱，導致中國鞏固發達國家市場難度加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難以恢複到前兩年的高增速，一些新興大國結構調整滯後，主要能源資源出口國家受國際市場能源資源價格下滑衝擊嚴重，有的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問題突出，亟須加快結構調整和財政緊縮，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對全球經濟拉動作用減弱，其市場需求降溫勢必影響中國企業出口。在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仍然處於曆史較高水平、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發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形勢依然嚴峻，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全球貿易複蘇。世貿組織最近預計，2014年全球貿易量增長4.5%，增速仍然低於過去20年5.4%的年均增速（見表9-10）。

表9-10 2012—2014年世界貨物貿易增長趨勢（單位：%）注：2013年和2014年為預測值。資料來源：WTO, WTO sees gradual recovery in coming months despite cut in trade forecasts,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3_e/pr694_e.htm

從國內看，中國經濟實現從高速增長階段到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新一屆政府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出台了促進進出口穩增長、調結構的政策措施，減輕了進出口企業負擔，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有利於激發市場活力，提升進出口企業的信心。但部分產業供過於求矛盾凸顯，傳統製造業產能普遍過剩，一些行業利潤大幅下滑，中小企業普遍經營困難，對進出口增長產生一定抑製。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

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機製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開始小幅快速升值，至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8.28左右上升至6.81左右，升值幅度約為20%。由於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從2008年7月起至2010年6月，人民幣匯率重新盯住美元，穩定在6.82至6.84的水平上長達兩年時間。隨著全球經濟的複蘇，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人民幣匯率再次進入升值通道，由6.83上升至至2012年12月31日的6.29，升值幅度約為8.6%。

2013年1—5月，人民幣對主要貨幣匯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從6月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和日元升值趨勢趨緩，對歐元和英鎊則呈貶值趨勢（見圖9-15）。受美聯儲下一步政策和中國經濟表現影響，如果中國經濟不出現大問題，同時匯率改革速度較快，2014年人民幣將繼續保持升值的趨勢，可能對國內出口企業帶來負麵衝擊。

圖9-15 2013年1月4日至12月13日人民幣對主要貨幣匯率（100單位外幣兌換人民幣的數量）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三）勞動力成本上升

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隨著經濟發展實現了較大幅度增長， 1998年以來年均增長率都在10%以上，與2007年相比，2011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增長了69.1%。2012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達到28752元，較2011年增加4196元，同比名義增長17.1%，扣除物價因素後，實際增長14.0%。2012年，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

平均工資達到46769元，與2011年的41799元相比，增加了4970元，同比名義增長11.9%，扣除物價因素後，實際增長9.0%。2012年有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20.2%。2013年前三季度，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35733元，同比名義增長10.8%；有24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8%。

勞動力成本上升削弱了中國出口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導致部分出口訂單流失，部分產能向周邊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品對歐美日出口低速增長，市場份額持續下降。2013年前8個月，中國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對美國和歐盟出口分別增長4%和5.1%、對日本出口下降0.6%，均低於整體出口增速。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占美國市場份額46.8%，比2012年同期下滑0.7個百分點，已連續3年下滑；占日本市場份額66.4%，下滑1.7個百分點；占歐盟市場份額（1—6月）的42.4%，下滑1.9個百分點。同時，東盟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競爭優勢逐步增強，正在擠占中國產品的市場份額。2013年以來，東盟勞動密集型產品占美、日、歐市場份額分別提高0.8、1.6和0.2個百分點。

（四）國際競爭與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增多是我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的伴生現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市場需求減弱，全球性產能過剩凸顯，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速下滑，失業率居高不下，保護主義升溫，中國出口仍然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容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目標。同時，中國部分產品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過大、部分企業經營不規範，也是產生貿易摩擦的誘因之一。

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出口的快速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這些國家的國內產業，使其產生“去工業化”的擔憂。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在2012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上指出，在中非雙邊貿易模式中，主要是非洲出口原材料、進口製成品，長遠而言這是不可持續的。2012年巴西一共發起了13起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占到立案數量的81%。

2013年中國貿易摩擦形勢依然嚴峻。前三季度，17個國家（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救濟調查63起，同比增長10.5%；美國對中國的電子、通訊、機械等出口產品發起337知識產權調查15起，占其同期立案數量的1/4以上，涉及中國不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大型龍頭企業。一些發達國家不斷強化貿易執法，放寬立案標準，加嚴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規則，裁決趨於嚴格，中國應訴企業在一些案件中被裁定較高反傾銷稅率，某些貿易救濟措施和貿易救濟調查明顯針對中國產品。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呈增多之勢，前三季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量和金額均超過發達國家。

（五）製定國際經貿規則的平台發生重大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多邊貿易體製一直是製定國際經貿規則的主要平台。世界貿易組織多哈發展議程談判自2001年啟動以來，進展異常艱難，並時常陷入停滯的僵局。在國際經貿發展急需新規則的背景下，大型區域貿易協定和諸邊協定，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逐步成為製定國際經貿規則的新平台。如果中國總是遊離在這些框架之外，至少會有兩方麵的不利影響：首先，貿易轉移效應可能使中國產品在部分市場被替代，影響中國在區域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中國有可能處於被“邊緣化”的危險；其次，中國無法參與國際經貿新規則的製定，可能成為新規則的被動接受者。

2013年12月初，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召開的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早期收獲”協議，包含貿易便利化、農業、棉花貿易、發展和最不發達國家四項議題共10份協定，多哈發展議程談判12年僵局終獲曆史性突破。盡管如此，多哈發展議程距離完成全部談判議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以預見其談判難度依然很大。

美歐就TTIP談判自2013年7月正式開始，至今已舉行了兩輪。TPP談判自2010年啟動以來已舉行了18輪談判，其中2013年舉行了3輪談判，美國原計劃在2013年年底之前達成協定，然而，12月在新加坡舉行的TPP部長級會議未能達成協定。TTIP和TPP作為高水平的貿易協定，其涉及領域廣泛，很多議題對相關成員的國內政治異常敏感，談判將異常困難。

TiSA談判從2013年3月正式啟動，目前已經進行了五輪。2013年9月底，中國正式宣布

參加TiSA談判，目前尚在與美國、歐盟等TiSA成員進行談判，但正式得以加入的時間尚無法準確預計。

（六）中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麵對區域貿易協定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中國在堅持世界貿易體製規則的同時，高度重視自由貿易區建設工作，黨的十七大就明確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 “形成麵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目前，中國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簽署自貿協定12個，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和瑞士的自貿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以及大陸與台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除了與冰島和瑞士的自貿協定還未生效外，其餘均已實施；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6個，涉及22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澳大利亞和挪威的自貿談判，以及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麵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協定談判。此外，中國完成了與印度的區域貿易安排（RTA）聯合研究；正與哥倫比亞等開展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

2013年，中國分別完成與冰島、瑞士的自貿區談判並簽署協定，與歐洲國家自貿區建設取得零的突破；中韓自貿區已舉行了8輪談判，就貨物貿易降稅模式達成共識，進入出要價談判階段；中日韓自貿區已舉行了3輪談判，三方就談判的基本模式和框架範圍進行了討論，除個別核心分歧外，基本完成了貨物貿易模式文本的磋商工作；RCEP已舉行兩輪談判，確定了談判的職責範圍，並成立了貨物、服務和投資工作組以及原產地規則及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兩個小組；2013年10月9日，李克強總理在文萊出席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期間，倡議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目前，中方已向東盟方提交了升級版倡議草案，獲得東盟方的積極評價。此外，中國還啟動了與斯裏蘭卡自貿區的聯合可行性研究，舉行了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區第二階段降稅談判第二次會議。

（七）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為適應新的改革開放形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包括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等內容。這些新的開放內容逐步得以落實，將大大推動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

在2013年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行動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美歐借助TPP、TTIP等平台加速重構的“下一代”經貿規則中，勞工和環境保護、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成為重要內容。此外，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麵清單的投資準入製度，且接受這些規則的國家正在增多，要避免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被邊緣化，中國需要盡快適應這些新規則。與此同時，全麵深化改革也對行政管理體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以往開發區在政策優惠上有本質的不同，主要目的在於“先行先試”，為全麵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幹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2013年11月，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等11個部委辦聯合印發了《雲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這是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後，中國批複的第二個區域性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首個獲批的專項金融綜合改革方案。

目前有12個省市提出了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申請，這些申請能否獲得批準，關鍵在於其能否提出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經驗的試驗方案。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2014年，中國外貿發展麵臨的內外部環境可能略好於2013年，中國對外貿易將保持穩定增長勢頭，但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對外貿易回升基礎尚不穩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宏觀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2—2013）》預測，2014年中國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9.1%和8.5%，增速均略高於2013年；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經濟信息綠皮書：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報告（2014）》則預計，2014年中國出口將增長9%左右，進口將增長7.5%左右，進出口貿易增速與上年基本持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