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長江經濟帶，建設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支撐帶_長江經濟帶的國家戰略意圖

長江經濟帶的國家戰略意圖

2013年以來，中央決策層關於建設國家重點戰略區域長江經濟帶的設想逐漸清晰起來，這一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北時指出，“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發揮內河航運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打造長江經濟帶的國家戰略意圖：一是依托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遊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漢、重慶三大航運中心；三是推進長江中上遊腹地開發；四是促進“兩頭”開發開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緬經濟走廊。這樣一個以長江水道為紐帶，橫貫東中西部的經濟帶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國家區域戰略的出台和選擇有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我國的國家區域戰略越來越具有目標針對性和區域適應性

中國國土麵積遼闊，資源和人口與產出水平分布的不均衡、曆史文化傳統的地域性差異，以及由此導致不同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決定了中國的中央決策層必須針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以便因地製宜地發展區域經濟。這就是國家區域性戰略。

新中國成立以來很長一個時期，我們的國家區域戰略基本上是二分法、對衝型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即參照經濟地理學上所謂的黑河—騰衝線，將國土區分為沿海和內陸兩大區域，在國家層麵推行對人口分布相對稀少、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內陸地區傾斜的投資政策。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國家投資的區域分布都是內陸地區大於沿海地區。80年代以後，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國家推出了沿海發展戰略。1986年，為了進一步明確國家區域戰略的區域差異性，全國人大立法區分了我國的政策性區域為東中西三個部分，這標誌著我國的國家區域戰略開始擺脫了簡單的二分戰略，而進入了一個分類指導的時代，這也是為了適應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發展差異的多樣化趨勢。進入21世紀以後，針對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中央決策層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國家區域戰略。針對東北地區相對獨特的改革和發展狀況，又將在改革開放前屬於沿海地區的東北作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區域，推出了“東北振興”戰略。這種國家區域戰略和政策區域的細分化趨勢，在2005年以後進入了新階段，從2005年到2014年4月，國務院先後主導發布和批複了53個帶有國家區域戰略意義的規劃和批複文件等，大的如“長三角區域發展規劃”，小的如“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驗點”。這表明了我國的國家區域戰略越來越具有目標針對性和區域

適應性。但大量針對特定地區或為了實現特定目標的國家區域戰略的推出，也帶來如何在關聯區域內協調或者聯動這些戰略的問題。

近年來支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些基礎性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國家對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長期持續大量投資產生的累積性效應，特別是高速鐵路網的形成和江海聯運網絡的形成，改變了我國傳統的相對靜態的區域發展格局，使得要素資源在不同屬性的區域間的快速流動成為可能，大大縮短了不同地區間的時空距離，從而為重塑區域發展的格局，特別是推動區域間的發展聯動提供了基礎性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將東中西發展戰略和各類國家戰略性區域規劃聯動化，進一步增加其科學性、可操作性和聯動效率，並和其他的國家發展戰略，包括推進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東西雙向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區發展戰略等緊密結合，就成為中國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新選擇。長江經濟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提上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它標誌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家區域戰略選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開始重視不同地區間的聯動效應及整體性特征。

長江經濟帶戰略的重大意義

首先，長江經濟帶戰略實現了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聯動。通過長江水道和業已貫通的滬漢蓉沿江高速鐵路網，聯動東中西三大發展區域，構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長江流域9省2市，是一個典型的橫貫中國大陸的雁行發展形態，從人均產出比較來看，東部長三角蘇浙滬地區，人均產出已經達到1.3萬—1.5萬美元，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進入了發達地區的行列；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和重慶市，人均產出為6000—7000美元，和中國大陸的平均水平齊平；西部的貴州雲南，人均產出還隻有3000—4000美元。這種發展水平的梯級形態，如果孤立地看待，會被認為是消極的地區發展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協調的標誌，但如果把它連接成一個整體空間來看，它恰恰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均衡，並因此具有資源要素稟賦和市場多樣性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潛力和發展後勁。眾所周知，二戰後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繼續繁榮，東亞和東南亞以及其他一些原本處於發展邊緣地區，但又有較好的國際貿易區位條件的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之所以能較快地發展起來，這和它們之間的要素流動、產業轉移以及市場的一體化具有密切的關係。而這一切，在中國的長江流域，在長江經濟帶內部就能實現，由此帶來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動力。

第二，它將聯動長三角、大武漢（長江中遊）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由此撐起三大發展區域的骨架，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長江沿岸城市帶。長江經濟帶的空間範圍的界定，從最初長江水道經過的7省2市，拓展到包括浙江和貴州的9省2市，一方麵更完整地涵蓋地理學意義上的長江流域，同時也更加突出了以三大都市群為主要架構支撐長江經濟帶的內容重心。

國家經濟帶的形成是具有內在的社會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內生機製的。如長距離低成本的航運線路和充裕的水資源的存在，容易形成空間上的點軸發展模式，有利於要素和產業集聚，同時降低城市間的運輸成本，推動區域與城市間的產業和城市功能分工，以及市場的一體化，形成不同城市和地區間輕重工業和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格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三，它聯動了“兩帶一路”的國家區域戰略，使之具有了整體特征。長江經濟帶連接東海出海口和西部雲南口岸，把對東部的開放和對西部、西南部（中印半島和印緬）開放，以及通過渝新歐大通道與對中亞西亞乃至東歐地區的開放連接起來，從而使得中國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打造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離不開對外開放，近30多年，中國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於東部地區，由此形成了目前這種沿海地區一馬當先的區域發展格局，但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使得中國不僅需要對東部沿海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開放，還需要加強對西部、西南部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及能源原材料輸出國和地區的聯係，求得東西部雙向開放的平衡，謀劃東西聯動、以我為主的國際化發展戰略的新格局。顯然，推動長江經濟帶的形成和發展是實現這個戰略的關鍵步驟。

第四，它將有利於發揮上海自由貿易區建設對長江流域的示範帶動作用。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標誌性舉措，將通過長江經濟帶的打造，從功能拓展和製度引領兩個方麵帶動中國的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長江經濟帶中，上海具有突出的龍頭引領作用，因為上海地處長江經濟帶和中國沿海經濟帶的交匯點，同時也是長江經濟帶上最大和功能最為完善的城市。上海自貿區的功能輻射和製度創新引領將通過上海、長三角經濟影響力層層擴散，對整個長江經濟帶的改革開放形成帶動和示範作用。長江經濟帶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貿易的自由化及市場的一體化密切相關，通過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實踐和示範引領，將為長江經濟帶的建設走出一條政府引領、市場推動、企業主導的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路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