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_二、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不適合中國

二、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不適合中國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危害與負麵影響

從改革開放的曆程來看，我國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快速發展生產力，從而取得了巨大成效。不過，在改革過程中，我國也麵臨著一些不同的聲音，在一些局部還存在著一些不良現象。這些聲音和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與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的影響有一定的關聯性。因此，當前積極地防範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是我國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必然選擇。

首先，我國改革開放的成績是社會主義製度優勢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結果，而不是單純地市場化的結果。應當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人理論創新的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功。顯然，我們不能將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所取得的成績，完全歸結於市場化和自由化等因素，不能歸功於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更不能將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化、自由化”教條的迷信作為我國全麵深化改革的理論依據。應當說，不加區分地將一切領域的市場化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畫上等號，或者當作改革的目標本身，是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改革的要求的。誠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我國通過逐步擴大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經濟管理體製上放開搞活，配套進行了價格體製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完善市場體係和規範市場秩序，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麵的積極性。然而，就改革的目標來看，這與完全不要政府幹預或讓國有企業完全退出是兩回事。實質上，我國改革成功的曆史條件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一點，隻要和同屬於發展中大國的印度相比就可以得出結論。後者雖然是自由市場經濟，政府幹預少，符合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和自由化的信條，但由於缺乏中國這樣對土地、銀行、戰略資源和重要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基礎，其經濟發展並沒有創造出中國這樣的奇跡。可見，在理論和指導思想上過於迷信市場化的教條，是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實際的。正如陳岱孫教授曾指出的：“現在報刊一些文章對市場經濟的推崇有些過分，似乎一下子變成市場經濟，就可以完全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推動下運轉。這種推崇或許是來自西方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裏把市場經濟得以運轉的各種條件都作為實際的東西，如把自由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前提，並認為這就是實際情況。”“事實上，市場經濟運轉的許多條件原本是假定，而且是理想的假定，西方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其經濟的競爭是不是完全自由就大成問題。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著供給和需求——這是一種在其它事物長期不變的假定之下所做的推測，並不是實際情況。所以說，假定是靠不住的。”

其次，在開放過程中，過於強調全球化和資本自由化，並不利於保護國家民族產業和核心利益。中國的開放是自主開放，始終堅持走平等、合作、共贏的道路。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無視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壟斷資本帶來的挑戰，就會在開放過程中喪失自主權，陷入拉美陷阱。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在理論界部分人眼中，目前的確存在著過於相信“自由貿易”教條、迷信“外資=中國企業”的現象，在局部地區也存在著單方麵對外資實行普遍優惠，放任外資擴張滲透的不良做法，這些與我國對外開放和擴大開放的本意是相悖的。如果放任這種思潮和做法，我國麵對跨國公司在經營規模、生產組織、核心技術、國際營銷網絡等係統競爭優勢，就會缺乏正確的應對思路和科學的對策，這必將不利於我國工業麵臨的國際競爭態勢和產業升級目標。

再次，新自由主義思潮和主張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目的背道而馳。我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為了不斷增強國家總體實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經濟發展戰略來說，改革是手段，經濟發展是途徑，增強實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是目的。但新自由主義卻過於片麵地注重經濟增長，將增長作為判斷社會經濟製度成功的核心。在實踐中，這種錯誤認識導致我國一些地區和部門產生了錯誤的“唯GDP”情結，片麵地追求用“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增長。這樣，必然導致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外部條件缺乏科學和全麵的認識，對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改善民生和社會事業缺乏應有的關注和重視。在發展的技術路線上，也必然不重視科技創新，特別是不重視原始創新。客觀地看，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確立的“引進消化吸收—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基本方針實質上被一些部門和企業淡化和忽視了；從國家層麵看，組織重大技術和裝備的國產化政策執行情況也並不好。本來，國企是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主力軍，但在片麵宣揚“融入全球化”“承接西方產業轉移”的錯誤觀點引導下，一部分地區競相招商引資、抓GDP，忽視培植自主技術能力和產業體係、過分依賴“市場換技術”，耽於“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買技術成果=獲得技術能力”幻覺。其結果隻能是弱化了政府協調的科技攻關機製，導致分頭引進外資或技術，內部惡性競爭，而對西方技術封鎖卻是被動應付。由於自主創新的意誌和能力受到壓製，忽視自主開拓國際市場，導致我國有些領域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的喪失。這些問題，需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加以解決。

總之，新自由主義的絕對自由化、全麵市場化、全麵私有化和經濟非調控化政策主張，對我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全麵深入有著極大的潛在危害和負麵影響。對此一些國外經濟學者們早已有所警示。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公開講到：中國“如果實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那也是非常大的錯誤。我認為，應該保持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

角色”。又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爾利斯於2004年6月19日—20日出席在北京舉辦的“民營經濟與中國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所作的“市場機製的局限性”主題發言中，一開始就講到：“我知道中國熱衷於使用市場機製，並且可能對於使用市場有些過度了。”現在進入21世紀，國內仍然有人堅持“在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中，……否定國家宏觀調控，醜化計劃，甚至要求非經濟領域（例如醫療衛生、教育等領域，乃至某些政治思想領域）也實行市場化的傾向”。由此可見，我們確應高度警惕被“市場萬能論”引入誤區。我國的改革開放是立足中國現實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革，不能僅僅以某個外國書本為依據。警惕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幹擾，就要在經濟發展方針上堅持以我為主，讓經濟發展的收益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說，我們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看清看透新自由主義的危害。

（二）劃清社會主義改革觀與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界限

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這一科學的改革方向，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證。從蘇東國家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經驗看，能否抵製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影響，關鍵在於在改革開放中能否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

1．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需要警惕全麵私有化、過度自由化的危害。我國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基礎上發展生產力，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脫離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主張照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和辦法，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而且還會給我國帶來巨大危害。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隻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就是要走好中國道路，按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來完善我國的製度體係，而不是將深化改革的目標片麵曲解為“國進民退”“政府讓位”。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製是生產關係的基礎。資本主義私有製盡管在生產力發展上起過重要作用，但隨著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其固有的內在矛盾和弊端也日益呈現，並通過一次次反複發作的經濟危機對社會財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從中國的情況看，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曾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使中國走上了不同於西方的快速工業化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又通過改革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使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快速發展。實踐證明，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采取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可以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多層次性。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實行國家所有，可以極大地保證國家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可以有效地熨平私有製發展所導致的經濟大幅波動和經濟危機，這是一種曆史的進步。而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徹底私有化主張，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就無法得到保障，經濟平穩和可持續發展也就失去了可靠的物質基礎，這無疑是曆史的倒退。鄧小平同誌指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顯然，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作為堅持社會主義的堅實物質基礎，堅持社會主義就是一句空談，改革的目標也不可能達到。

同樣，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絕對自由化，也不適合中國國情。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和新技術革命的曆史條件下，中國的繁榮發展需要走向世界，需要開放。但是，在開放中求發展的前提條件是要立足於我國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而不能無原則、不講國家整體利益。由於我國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並不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如果我國不加辨別地采納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貿易和資本自由化等政策主張，就很容易因我國知識產權、技術等弱勢，而在過度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弱化對民族產業的保護和扶持，並失去實實在在的利益和話語權；也很容易因我國金融化程度低、監管不完善，而在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麵對西方資本大鱷投機活動的衝出，被國際壟斷資本攫取巨額利益。所以，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需要避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陷阱，堅持自主開放和合作互惠，而不是單純地與國際接軌。

2．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要反對借“政改滯後論”為名推銷“憲政民主”。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麵深化改革以來，有人提出要中國遵循“發達國家治理變革的經驗，也是台灣、韓國、日本轉型成功的邏輯”來進一步推動政治體製改革，這種錯誤的言論和主張其實是新自由主義“產權私有化”“非調控化”等在政治領域的體現。鄧小平同誌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可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同誌強調不爭論，指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基礎上，對改革的具體問題不爭論，而不是說我國可以不堅持社會主義，隻需要發展生產力就可以了。恰恰相反，鄧小平同誌一直是主張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也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我國通過推進依法治國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積極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不僅擴大了公民對政治的有序參與，也保障了人權事業的全麵發展。而在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看來則不然，他們斷言，經濟改革

的深入需要政治體製改革聯動，否則就是停滯和倒退，下一步改革重點應轉向政治體製改革。其實質，則是要中國實行完全西方化的民主政治製度。在具體主張上，新自由主義鼓吹實行多黨製、軍隊國家化、去除所謂“黨化教育”，認為沒有這三條，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可見，推行所謂的“憲政民主”實際上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論的核心主張。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改革的探索建立起來的，其成就已經得到了曆史的證明。而用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標準來衡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用新自由主義的尺子來曲解和誤導改革方向，實質上則是試圖引導中國走改旗易幟之路。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談推進全麵深化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與社會主義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因此，少數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片麵強調市場經濟的憲政前提，其目的不過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這是關係到改革開放最終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2012年12月31日，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麵滯後。在某些方麵、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麵改了，哪些方麵沒有改。……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製度改弦易張。”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與西方接軌，而是要切實提高黨和政府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為此還專門強調：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往什麽方向走，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回答好。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是一個整體，“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麽道路。”“後一句，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鮮明指向。”可見，我國在全麵深化改革中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其保證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

3．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在“改”與“不改”、“改什麽”上要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資料所有製是經濟基礎中決定性的因素，有什麽樣的生產資料占有製度，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交換和分配製度，上層建築就體現什麽樣的特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方向、性質和基本原則，決定了改革的對象隻能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因素，隻能是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不完善的因素。鄧小平同誌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製度，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公有製，那是不能動搖的。”可以看出，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首先要明確哪些可以改，哪些必須堅持。這是改革的辯證法。而不能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看作起到正麵的、積極的作用，不問改革的原則和目標，不管改革的政治正確性和群眾承受力。既要在社會主義改革中，正確地推進改革的推進，也要理直氣壯地堅持改革底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麽、不改什麽，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

堅持“改”與“不改”的統一，首先要在理論上明確所有製的性質問題，不能把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製”歪曲為搞私有製的論據，不能將公有製與私有製在性質上混淆和等同。有些學者錯誤地將私營經濟也看作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顯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論斷，也與中央的文件精神不符合。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不能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隻能是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對於國有經濟，不能單純強調改製、被外資收購兼並等改革途徑，而要按中央文件要求，注重做強做大做優。

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不能淡化“社”與“資”的根本區別。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人主張改革不問“社”與“資”問題，以“市場化”等中性概念來模糊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同誌有過一係列重要的論述，澄清了改革要堅持姓“社”不姓“資”。他指出：“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他甚至還做出了樂觀的預言：“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顯然，在推進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淡化公有製、淡化社會主義，這是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的誤導。實際上，正是我國的改革始終堅持保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始終保持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的管控和幹預，我國才能在發展過程中凝聚人心，得到國內人民群眾的支持，並有效應對外部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巨大的優越性。麵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播和影響，隻有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曆史性、階級性和局限性，才能自覺抵製、防範和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滲透和幹擾。在實踐中，劃清社會主義改革與非社會主義改革的界限，正確區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不同，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一個成功經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