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開放中始終存在著兩種改革觀的較量

從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看，堅持正確的改革觀始終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保證。實際上，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我國理論界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較量。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需要重視區分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一）兩種不同改革觀的區分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區分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在改革的理論基礎上，一種改革觀認為改革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以完整全麵地理解鄧小平理論作為行動指南；而另一種改革觀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理論為理論依據，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為微觀基礎，甚至不負責任地錯解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自己的庸俗資產階級理論觀點服務。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一種改革觀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搞好搞活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和改革方向；而另一種改革觀則是以全盤西化為導向，借市場化之名，行私有化之實，甚至直接將矛頭指向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妄圖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在改革思路上，一種改革觀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強調共同富裕，重視社會公平與分配公平，主張既發揮市場基礎作用又加強政府的調控，科學對待和彌補市場的內在缺陷；另一種改革觀則盲目尊崇西方經濟學，置市場缺陷和社會不公、分配不公於不顧，認為強調公平必然破壞效率，主張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

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一種改革觀是主張調動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發揮資本、勞動、資源和技術等一切要素的潛力；另一種發展觀則是片麵誇大資本、資本家和經營者的作用，將改革的對象指向勞動者，將改革中的問題歸之於政府，主張取消政府對經濟問題的調控和幹預，退回所謂自由主義的社會狀態中去。在改革的措施上，一種改革觀是堅持通過加快國企改革搞活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保證全體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另一種改革觀則是主張將國有企業統統賣掉，鼓吹“冰棍論”“靚女先嫁論”，設計改革方案以資本家的利益和少數強勢群體的利益為導向，肆意損害國家的利益和廣大職工的權益。兩種改革觀的對立表明，當前深化改革有著兩種不同的道路選擇，必然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兩種前途和命運。

（二）堅持正確改革觀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勿庸置疑，深化社會主義改革，必須排除對改革事業的幹擾。但究竟什麽會構成對改革事業的幹擾？“左”的幹擾是否是對改革的唯一幹擾？一些人還存在片麵甚至錯誤的理解。鄧小平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排除“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的幹擾。他強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的東西在我們黨

的曆史上非常可怕，而右的東西也可以在一夜之間使整個事業迅速垮掉；必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開放前，我國20年反右，是用“左”來反右，實際上是用極“左”來反右，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改革開放是一個撥亂反正，是從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克服極“左”的教條主義影響。但事物發展都有其兩麵性，矛盾在對立統一中相互轉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右會導致“左”的傾向重新抬頭，反“左”也會使右的勢力死灰複燃。在反“左”為主還是反右為主的問題上，同樣要根據不同曆史時期和當時的情況作具體分析。鄧小平同誌在南方談話中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針對的是特定的曆史上的“左”，也有著當時的特定曆史背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基本確立、我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今天，如果仍認為我國麵對的形勢沒有發生改變，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也違背了鄧小平同誌既防“左”又反右的思想。沒有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在我國隻能是一邊倒地單純防“左”，或者是一邊倒地單純反右。

鄧小平同誌一貫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待這一問題。1981年3月27日，他指出：“要加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教育，要多寫這方麵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防止有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他強調，反對右的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首先著重要解決的問題”，“對於思想理論方麵‘左’的思想和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判和糾正”，指出思想戰線隻反“左”不反右的危險：“不少同誌片麵地總結曆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鄧小平同誌富有遠見地看到，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的矛盾和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對於右的傾向的性質，鄧小平同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尖銳地指出：“右的幹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他還進一步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但也有右的幹擾。所謂右的幹擾，就是要全盤西化。”在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上不能放鬆警惕：“右的東西值得警惕”“這個鬥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針對反對右的傾向的必要性，鄧小平同誌鮮明地指出：“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

，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鄧小平同誌還告誡全黨：“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一再強調，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他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地講：“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製度，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公有製，那是不可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同誌的一係列論述，對於我國改革事業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我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科學製定並執行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我們還應看到，鄧小平同誌的上述很多論斷又是具有科學預見性的。多年來，國內國外總有一些人蓄意分割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片麵歸功於反“左”的勝利，而不提蘇聯和東歐國家由於喪失對右的警惕付出的沉重代價。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一廂情願地歸結為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和社會製度創造的“奇跡”，而不提拉美、亞非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陷於困境的事實。以肆意詆毀我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轉移人們審視改革中問題的視線，攪亂了人們的思想。長期以來，一直有人不是“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而是把它們完全對立起來。有些人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很多社會主義的條條框框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課，才是真正和徹底的改革；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製與一黨專政；應該放棄公有製、公有製為主體這個框框。其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主導的方向；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將共產黨領導與黨的階級基礎相割裂，將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與資本主義性質相混淆的觀點，完全背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立場，也完全曲解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實踐，顯然是錯誤的，是一種別有用心的歪曲。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指出：“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實際上是背離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慫恿和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釀成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就從反麵驚醒了我們。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深刻教訓，我們一定要永遠記取。”顯然，鄧小平同誌的反“左”反右思想，對我國改革開放堅持正確道路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對目前和將來的深化改革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