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改革開放中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在改革開放中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中央文獻中，“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正式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曾經對我國改革開放形成了巨大的幹擾，但我國成功地克服了這一思潮的影響，避開了改革發展過程中的這一暗礁和險灘。

（一）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識和判斷

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思潮，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時期就表現出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正當我們黨領導人民努力糾正“**”的“左”的錯誤的時候，一種右的錯誤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開始湧動、浮現出來。1979年，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打著“撥亂反正”的旗號，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煽動一些青年人上街鬧事。在共產黨內部，極少數人在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

鄧小平同誌及時洞察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雖然這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視他們的作用。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要在繼續批“左”的同時，“著重對從右麵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1980年12月，鄧小平又針對有些人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會妨礙解放思想”的混亂思想，指出：“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後來，由於對黨關於思想戰線的正確方針執行不力，致使理論界、文藝界產生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汙染的現象。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地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根據這次會議精神開展的反對精神汙染，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由於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的消極對待，使之半途而廢，沒有達到預期成果。

正因為沒有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引發了1986年的學潮。鄧小平針對這個問題指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根據這個精神，在1987年初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又由於個別領導人的消極對待，沒有堅持進行下去，使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濫起來，這就成為1989年政治風波的重要內因。在這次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分析了它的性質和教訓，指出：“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應當說，我們黨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認識經過了曲折的曆程。鄧小平在不同的時期，根據變化了的具體曆史條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斷。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通過三年整黨清除精神汙染。次年的2月28日，他在同薄一波談話中指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汙染也將是長期的。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反對精神汙染不以三年為限。1986年9月28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同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與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的談話中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1987年3月，鄧小平在與外賓的兩次談話中提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誌再次提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間大約是一百年。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項長期任務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反複強調，要一手抓經濟建設、抓改革開放，一手抓黨的建設、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社會風氣好轉、抓打擊經濟犯罪，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鄧小平曾多次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總結1989年“政治風波”時又一針見血地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這實際上是指明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1989年“政治風波”剛剛平息，鄧小平同誌就尖銳地指出：“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後製定方針政策有好處。”“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對此，他特別解釋道：“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而他所說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內容正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和理想信念的教育，包括對文藝戰線和書刊市場的整頓，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清理。鄧小平說：“要抓緊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教育”。“我們要對子孫後代講曆史。人人都要有個信念，沒有信念團結不起來，不會往前奔，隻會怨這怨那，起碼是頹廢，這是不行的。”“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強。艱苦奮鬥還是需要的，前一時期講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為主也講得少了。”“開放以後，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醜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

可見，在改革開放30年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有許多正是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幹擾。如果我們隻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而忽視甚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會犯不可挽回的政治錯誤。鄧小平同誌為

此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因此，他要求第三代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可以看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改革開放中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的成績的重要基礎，也是戰勝前進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的保證。

（三）不能將改革開放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割裂開來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特別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要正確理解鄧小平同誌的“不爭論”思想。所謂不爭論，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論述，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如經濟特區、證券股市等，要大膽實驗，用實踐檢驗，不要陷入無謂的爭論，以利於抓住機遇，爭取時間，發展自己。但是，鄧小平關於“不爭論”並不是沒有界限、沒有條件的，在事關政治方向的重大問題上，在事關大局、事關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的。針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多次明確指示要爭論。1983年9月，鄧小平在談到清除精神汙染的辦法時指出：“中心的辦法是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理論上的爭鳴。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說話。允許宣布資產階級這一套，不允許共產主義者出來爭？現在是共產主義者不出來爭。”

在實踐中，有些同誌不能全麵正確地理解鄧小平“不爭論”的思想，因而對自由化采取了聽之任之甚至是縱容的態度，不敢或不願進行積極的思想鬥爭。1989年5月，鄧小平在同兩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但是，國內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開放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思維：一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認為政策要變，改革開放要“收”，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妨礙改革開放。針對這種看法，鄧小平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不是今天才講的，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在講的。有人說我們改變了方針政策，那是一種誤解”。“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麵，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麵不變，而是兩個方麵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麵，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共產黨領導。”“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麽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麽事情也幹不成，我們製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由於我國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力地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這為我國後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確立了良好的政治格局和社會條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