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懷特計劃、凱恩斯計劃到《布雷頓森林協定》
第二章
確立世界統一貨幣體係:《布雷頓森林協定》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以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中,國際貨幣體係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的貨幣集團,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蕩不定,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解決自身的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呈現出無政府狀態。 鑒於20世紀20、30年代混亂的國際貨幣金融關係造成的嚴重破壞,二戰尚未結束,美國就開始籌劃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係,該體係力求以美元為支柱、並有利於美國對外經濟擴張。美國主張在很短的一個過渡階段之後,不允許保護關稅、貿易限額,以及諸如競爭性貨幣貶值、多種匯價、雙邊清算協定、限製貨幣自由流通措施等各種形式的金融壁壘存在下去。 美國和英國的財政官員分別從本國利益出發,設計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係,即“懷特計劃”和“凱恩斯計劃”。
一、從懷特計劃、凱恩斯計劃到《布雷頓森林協定》
戰後國際經濟,關鍵在於建立一個穩定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體係,這是美英兩國在戰時就已經認識到的。就美國而言,這既符合以美國的民主模式改造世界的理想,又是戰後美國保持自身經濟健康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隨著戰爭局勢的明朗化,美國朝野普遍擔心戰後美國是否有能力維持繁榮和高水平就業。由於戰時美國工業生產能力靠軍火生產而急劇增長,一旦政府停止巨額軍火采購,嚴重失業便可能隨之而來。因此,戰後必須有比戰前更高的需求才能保證戰時經濟順利轉軌,才能使工業正常運轉。雖然有人樂觀地認為,在戰後幾年內外國對美國商品的大量需求和戰時被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會繼續支撐局麵,但一旦其他國家恢複了生產能力,美國國內在戰時積聚起來的消費能量釋放完畢,美國經濟仍難免因生產過剩而陷於危機。要使經濟健康發展,隻有向外尋找出路,通過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刺激經濟增長,維持高水平就業,為此就必須建立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然而,二次世界大戰不但使資本主義世界在整體上遭到嚴重削弱,而且使資本主義經濟體係更趨分裂。戰時英國與英鎊區國家在經濟上抱成一團,其他國家也競相實行嚴格的經濟管製。這種局麵不僅不利於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同時也阻礙了美國商品的大規模輸出。從政治上著眼,美國政府認為,1931年奧地利發生的金融危機擴大到全世界,導致剛重建不久的金本位體製再次解體,此後各國紛紛管製外匯,締結雙邊支付協定,各種金融貿易壁壘林立,致使國際貿易一落千丈,各國經濟激烈傾軋,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經濟因素。因此,整頓戰後國際金融,建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係,消除各種阻礙國際貿易發展的經濟壁壘,進而建立多邊自由的世界經濟體係,不但能維持美國經濟增長,而且也是消除戰爭的有利經濟因素,是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所不可缺少的。
早在1941年,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就指示其助手哈裏·德克斯特·懷特為建立戰後國際貨幣體製草擬計劃。1942年3月,懷特根據他本人提出的關於設立戰時盟國間銀行機構和穩定基金組織的盟國貨幣與銀行行動計劃以及建立僅有西半球國家參加的國際穩定基金計劃,草擬了“聯合國家穩定基金與聯合國家及聯盟國家複興銀行計劃草案”,此項方案中關於穩定基金部分於1943年4月7日由美國政府正式公布,定名為“聯合國家外匯穩定基金”方案。
“懷特方案”主張,在戰後設立一種國際貨幣穩定基金,資本總額為50億美元,由各會員國以黃金、本國貨幣和政府證券認繳,認繳份額取決於各會員國的黃金外匯儲備、國民收入和國際收支差額等因素。“方案”擬定建立一種與美元發生聯係並有固定含金量的國際貨幣單位——“尤尼它”,它可與黃金相互兌換,在成員國之間自由轉移,並可用來向“基金”購買外匯,以彌補國際收支逆差。會員國應固定其貨幣的匯價,非經“基金”同意不得任意改變。
若會員國出現臨時性國際收支逆差,可用本國貨幣向“基金”申請購買所需要的外幣,但其數額最多不得超過該國認繳基金的份額。“方案”規定,債權國可自行處理國際收支的順差,債務國則應對國際收支逆差進行單方麵的調節;“基金”應有監督和幹預會員國國內經濟事務的主動權;對一切重大問題的表決須經4/5多數票通過,而會員國的表決權則應由各國向“基金”繳納的份額決定;“基金”的總部須設在認繳份額最多的國家。
“懷特方案”的各項規定表明,美國政府想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取得戰後國際金融的主導地位,但又不願承擔過多的責任。要達到真正恢複多邊自由的世界經濟的目標,若能恢複金本位製當然最為理想。因為在黃金輸送點的作用下,各國貨幣匯率的波動較小,能夠保證國際金融及貿易的穩定發展。然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因恢複金本位而遭遇的種種困難仍曆曆在目。美國雖在二次大戰中積聚起巨額黃金儲備,但仍不敢像當年英國那樣,冒險為恢複和維持金本位而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來調節國內經濟。正因為如此,懷特設計了一種有規定含金量的“尤尼它”,想以此來穩定會員國的貨幣匯率。而“尤尼它”的儲備基金是由各成員國認繳的黃金、貨幣及政府證券組成,對美國經濟的壓力不至於過大。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部分恢複了金本位體製的機製,並能避免直接恢複金本位所帶來的風險。即使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雙掛鉤以後,美國也隻承擔了向外國中央銀行和政府按官價以美元兌換黃金的責任,風險大大縮小,但因美國占了很大一部分基金份額,美元因與“尤尼它”直接聯係而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仍可執戰後國際金融的牛耳。
美國雖在二次大戰後成為世界首富,但也無力包攬天下,要想順利建立戰後國際貨幣體製,還必須取得英國的積極合作。英國雖在戰爭中經濟實力遭受嚴重打擊,但英鎊在當時仍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倫敦也保持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於英鎊區的關係,當時世界貿易約有40%仍以英鎊結算。若能促使英國與美國合作,放棄歧視性貨幣政策,盡快恢複英鎊的自由兌換,則戰後國際貨幣體係大局可定。因此,美國在籌劃戰後世界經濟重建的過程中一直以英國為主要談判對手。
英國在戰爭中經濟大損,疲弱不堪,再也無力像第一次大戰以後那樣,挑起整頓國際金融的大梁。然而,英國政府也不願輕易放棄英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中的重要地位,受製於美國。早在1941年9月,當時任財政部顧問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便提出了一個“國際清算同盟計劃”。在美國政府公布“懷特計劃”的同一天,英國政府也用官方白皮書的形式正式發表了“凱恩斯計劃”。
在“凱恩斯計劃”推出之時,英國政府已意識到戰後英國在對外經濟中有兩項艱巨任務。一方麵,英國要盡量保全“帝國特惠製”和“英鎊區”,以此確保英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中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麵,估計到戰後
經濟恢複需要大量進口商品,而其出口又一時無法增加,要盡力設法使戰後必將出現的對外貿易逆差不至於成為英國恢複經濟的重大負擔。因此,“凱恩斯計劃”便力圖為英國在戰後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
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當然懂得再度恢複金本位已為世界經濟狀況所不允許。因此,他在計劃中竭力貶低黃金的作用,想以一種國際信用貨幣“班柯”來作為國際清算單位。他提出“清算同盟”的成員國不必向“同盟”繳納基金,而“班柯”的份額又應按二次大戰前三年各成員國進出口額的平均值分配。這種提法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絕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資金及外匯短缺的實情,但若按此法辦理,英國便可占“班柯”份額的16%,整個英聯邦可占35%。何況在計劃中凱恩斯雖也同意恢複多邊結算,但不主張對“英鎊區”進行幹涉。這樣,英國的第一個目標可望達到。為了實現上述第二個目標,凱恩斯又提出,作為國際清算機構,“同盟”應向國際收支逆差國提供透支,成員國以“班柯”在“同盟”中開設來往賬戶,逆差國可按份額向“同盟”借款,順差國則應將順差款項存入“同盟”賬戶或購買逆差國的商品。他聲稱,“這種方法可以促使國際貿易的擴大,防止因外匯儲備不足而影響貿易的發展”。凱恩斯的這段話可能是事實,但英國也就可以在戰後恢複時期不付出什麽代價就得到大量進口商品。
“凱恩斯計劃”是以英國有巨額外債、國際收支嚴重惡化、並估計到戰後英國在短期內無力擺脫這一困境為背景,按資本主義銀行短期資金融通的做法提出的。這一計劃或許能在戰後初期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但卻與美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國際貨幣體係的計劃發生了矛盾。為了協調雙方的意見,美英兩國於1943年9月15日至10月9日,在華盛頓開會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係計劃。雙方代表團分別以美國財長摩根索和英國國務大臣理查德·勞為首。談判則主要在技術專家懷特和凱恩斯之間進行。
會議一開始,懷特便斷然否決了英國的“清算同盟計劃”。因為,首先這一以透支為原則的計劃會迫使美國要麽將其對外貸款擴大到幾乎無限製的程度,要麽擔負起調節國際收支的主要責任。美國擔心,如果接受了英國的計劃,其他成員國便會利用從“同盟”取得透支的特權來支付戰後重建所需要的進口商品,而當時隻有美國才有輸出巨額商品的能力和必要。結果美國就將在“同盟”中有巨大的,但不能兌換成黃金或現鈔的“存款”。雖然凱恩斯提出順差國可用這筆“存款”購買其他國家的商品或用作對外投資,但在各國經濟均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戰後絕大多數國家根本無力出口大量商品,也無有利的投資環境,因此這一計劃等於要美國根據自己的外貿順差向別國提供無利可圖的信貸。
其次,“凱恩斯計劃”提出,在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時,應主要由債權國承擔責任調節本國經濟,以糾正國際收支不平衡,這也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由於戰後其他國家無力擴大對美國的出口,而美國的生產力又大大超過國內需求,美國必將出現巨額貿易順差。要美國單方麵在國內采取措施加以調節,就意味著要它壓縮出口,而這是美國保持高水平就業和經濟繁榮所不允許的。在戰時,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萊頓就說過:“現在我們每年出口價值140億美元的商品,如果將它降低到1930年危機時的20—30億美元,是我們萬萬不能承受的。”當然,美國還可以用其他方式,如促使資本外流來調節國際收支,但這會影響國內投資,殃及就業,何況戰後混亂的經濟局麵嚴重影響私人資本外流。此外,“凱恩斯計劃”力圖維護“英鎊區”,這也不符合美國戰後國際經濟自由化的一貫主張。早在1941年大西洋會議期間,羅斯福就努力敦促丘吉爾“消除人為的限製和控製,讚成無條件支持國際經濟機會”。美國決不允許戰後再長期存在一個支付同盟式的英鎊區。
當英國參加華盛頓談判時,凱恩斯麵臨著三個問題:第一,戰後英國是否能達到充分就業,他反對任何影響英國實現充分就業的國際貨幣體係。第二,他意識到戰爭已使英國海外投資大大縮減,戰後英國無法依靠海外投資利潤來支付其糧食和原料的進口。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要麽迅速擴大出口,要麽被迫降低國內生活水平。前者英國已力不從心,而降低國內生活水平勢必引起政局動蕩,萬不可為。第三,凱恩斯擔心戰後美國會在國際金融出現動亂時再一次隻顧自身利益,不肯出麵維持局麵。因此他想建立一種不受美國政策變化影響的國際貨幣體係。他所提出的計劃就是要為這種體係奠定基礎。然而,當時任何國際貨幣計劃若得不到美國的支持,根本無法實現。因此,凱恩斯不得不在會談一開始便放棄了自己的計劃,接受“懷特方案”為談判基礎,然後在“懷特方案”的框架內盡力維持英國的利益,迫使美國多承擔義務。
在接受美國方案為談判基礎之後,凱恩斯立即對該方案中的一些重要條款提出了異議。凱恩斯提出,“懷特方案”中關於“基金”有權控製會員國貨幣匯價的規定,不符合戰後初期各國的經濟實情。由於“方案”中規定會員國隻能利用自己的份額來解決國際收支暫時性不平衡,若會員國的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而不能改變其貨幣匯價,其經濟必然陷入困境。他要求允許會員國對調整貨幣匯價有相當大的自由權。對於“方案”中要求債務國完全擔負起調節自身國際收支逆差的主張,凱恩斯堅持必須有某種方法來迫使順差國采取調節措施。他提出會員國應有權歧視屬“稀缺貨幣國”的出口商品,以迫使這類國家自我調節。這一主張顯然是針對美國的。由於美國在戰後一段時期內將成為主要順差國,對美元的需求必將大增,而“基金”所儲備的美元根本無法滿足會員國的大量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如逆差國有權歧視美國商品,就將迫使美國采取行動進行自我調節。此外,凱恩斯還堅決反對懷特提出的“基金”有權主動監督和幹涉會員國內部經濟生活的權力。按他的本意,“基金”應是一個被動的,能無條件提供貸款的機構。後一點在談判中被懷特斷然否定後,凱恩斯便力爭實現“被動性”。他指出,若授予“基金”如此特權,各國將對建立“基金”的真實意圖產生懷疑,無益於戰後國際貨幣體係的順利建立。
凱恩斯的反對意見旨在限製“基金”的權力,擴大會員國的行動自由。這顯然與懷特以嚴格的條款規範會員國行為,盡早恢複多邊自由國際金融的初衷相悖。然而,凱恩斯所述各條甚合情理,較懷特的主張更切合世界經濟的實際,況且美國也不願獨家支撐局麵。因此,在英國接受“懷特方案”的大前提下,美國同意修改“方案”中的一些條款。經過雙方協商,同意在“基金”建立後為期五年的過渡時期內,“基金”隻起有限作用,成員國有權根據各自國情控製資金交易或實行外匯管製;成員國有權在10%的限度內自由改變其貨幣匯價。這實際上違反了懷特在戰後立即
實現自由兌換、建立固定匯率的初衷,變固定匯率為固定的但可調整的匯率。在英國的堅持下,美國同意允許會員國有權暫時限製對“稀缺貨幣”的自由兌換,並有權歧視“稀缺貨幣國”的出口商品。但哪種貨幣屬稀缺貨幣應由“基金”決定,雙方還就調節國際收支失衡和“基金”對會員國經濟的幹涉權問題達成協議,規定在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順差國和逆差國同樣有責任采取調節措施,“基金”對會員國經濟的監督、幹涉責任隻具有被動性。華盛頓會議結束時,美英雙方簽署了一份“試行協議”,送呈各自政府批準。此後又成立了專家聯合小組對“試行協議”做了進一步研究和修改,並於1944年4月擬就“專家關於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的聯合聲明”,供各國政府考慮。
1944年7月,包括中國在內的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金融貨幣會議,討論建立戰後國際貨幣體係。大會由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任主席,成立了三個專門委員會進行具體工作。懷特主持第一委員會,討論建立基金組織問題;凱恩斯主持第二委員會,討論世界銀行問題;第三委員會由墨西哥人愛德華多·蘇亞雷茨主持,研究國際金融合作的其他問題。由於美英兩國在1943年華盛頓會談中已就戰後國際貨幣體係的基本原則達成了協議,因此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各項討論僅在“懷特方案”的框架內進行。
在為時三個星期的會議過程中,一些中小國家對原方案忽視他們利益和要求表示不滿。印度代表提出,“基金”除協調戰後各國的貨幣金融關係之外,還應“協助不發達國家更充分地利用本國資源”。這一要求得到了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支持。經過討論,在最後通過的協定中指出,“基金”將“以會員國生產資源的發展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墨西哥和古巴等國代表對“基金”控製會員國調整本國貨幣平價的權限提出了異議。由於“懷特方案”規定,“基金”對於一些重大問題的表決均應由4/5多數票通過,隻擁有少數表決票的中小國家若要變動其貨幣平價超過10%時,必將受到擁有多數表決票的大國的控製。這些國家代表要求小國在調整貨幣平價問題上有更大的發言權,提出應允許投票權小於總投票權10%的會員國享有每次可變動貨幣平價的20%的特權,這一提案由於美國代表的反對未能通過。當會議討論世界銀行的宗旨時,拉丁美洲國家提出,世界銀行應對經濟發展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並要求該銀行所放貸的資金應在戰後複興和經濟開發這兩方麵各占一半。前者在會議上獲得通過,後者卻因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反對而遭到了否決。
在會議結束時通過了《布雷頓森林協定》,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協定》。
《布雷頓森林協定》為戰後國際貨幣體係奠定了基礎,由《布雷頓森林協定》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成為保證戰後國際貨幣體係正常運轉的中心機構。為了避免戰後再度出現各國間貨幣貶值競爭,穩定國際匯兌,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製,《布雷頓森林協定》建立了一種國際金匯兌本位製,又可稱美元—黃金本位製,這種國際貨幣金匯兌本位製是由所謂的“雙掛鉤”來體現的。
“掛鉤”之一,是指美元與黃金掛鉤。協定規定,“基金”各會員國確認美國1934年1月貨幣改革所規定的每盎司35美元的黃金官價,並將此作為國際貨幣體係的基礎。為了維持這一黃金官價的穩定,當國際金融市場的金價波動嚴重衝擊這一官價時,各會員國政府有義務協助美國政府進行幹預,以平抑黃金的市場價格。“掛鉤”之二,是指其他會員國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即與美元建立固定的匯率。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可按其含金量確定,或者不規定含金量而隻規定與美元的匯率。各會員國貨幣平價一經規定便不得輕易變動。如果會員國調整貨幣含金量的幅度超過原平價的10%,那麽必須以“國際貨幣基金”的同意為前提。各國政府在進行外匯交易和黃金買賣時,其匯率和金價的波動幅度也不得超過法定匯率和金價的上下各1%。此外,各會員國政府有義務幹預金融市場的外匯行市,以保持匯率的穩定。
《布雷頓森林協定》所規定的“雙掛鉤”,確立了美元在戰後國際貨幣體係中的中心地位。美元等同於黃金並在國際經濟交易中充當黃金的代表或等價物。由於協定規定會員國為解決對外支付的暫時性困難可用本國貨幣向基金申請購買外匯,“雙掛鉤”體製無疑有助於戰後初期黃金儲備嚴重短缺的國家擴大對外貿易;戰後資本主義各國普遍使用美元作為清償對外貿易逆差和外債的主要國際支付手段,世界貿易的很大一部分也用美元估算。這些國家都用美元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有些甚至用美元及美國政府債券作為本國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因此,美元的這種中心貨幣作用,對戰後初期國際金融與貿易的恢複和發展,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雙掛鉤”的實質卻是整個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與美國經濟實力掛鉤。這種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製,是在戰後初期美國擁有絕對經濟優勢、尤其是美國擁有巨額黃金儲備的前提下建立並運轉的,一旦這一前提條件消失,這種國際貨幣體係便會陷入困境。
美國最初籌劃的是一種世界性的戰後國際貨幣體係,並將這一貨幣體係作為戰後與蘇聯保持合作的重要一環。在“懷特方案”提出後不久,赫爾便在1943年10月的美、英、蘇三國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提出備忘錄,建議由美、英、蘇、中、加拿大、挪威和巴西等國組成一個專家委員會來研究國際經濟合作,促進非歧視性貿易,重建穩定自由的匯率。為了爭取蘇聯的合作,懷特本人曾於1944年3月建議給予蘇聯5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他認為這樣做將給美蘇兩國政府在戰後的繼續合作提供健全的基礎。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前,美國還答應將蘇聯在“基金”的份額提高到12億美元,以體現蘇聯的經濟實力。
蘇聯政府對赫爾的備忘錄曾表示讚賞,對建立“基金”和世界銀行也曾表示有興趣。1944年4月20日,莫洛托夫在召見美國大使哈裏曼時表示,蘇聯政府雖然對國際貨幣基金有不同看法,並對一係列問題持反對意見,但仍同意指派專家在華盛頓同美國繼續討論。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的發起國,蘇聯派代表團出席了布雷頓森林會議,還同意在“基金”和世界銀行中承擔和認繳資本份額,但最後卻沒有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蘇聯政府認為,美國將在戰後利用這兩個機構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控製和滲透,更擔心“基金”關於取消貨幣管製、固定盧布匯價及交流經濟情報的規定會有損蘇聯的國家主權。因此,蘇聯最後拒絕參加“基金”和世界銀行。這使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的調節範圍主要限於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蘇聯對外經濟活動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蘇聯的拒絕加入並不影響布雷頓森林體係作為國際貨幣體係的中心地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