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編 堅定信念、實事求是、依法辦事_【古人言】
【古人言】
上皇帝書
○（西晉）劉頌
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啟聞。
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征文，征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
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製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製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製之內，複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製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製，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
上古議事以製，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鹹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征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樸，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製。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眾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製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充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權製，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製，經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禦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選自《晉書》卷三十）
【譯文】
自近代以來，法的門類漸漸多起來，法令的條文很不統一。我現在全麵地執掌刑罰，十分擔憂它的弊病，所以謹慎地把事情的全部陳述出來給您聽。
我個人非常希望，陛下治理國家，經常要求得盡善盡美。所以，凡事都要求做得盡善盡美，那麽案子就不能做到完全符合舊例；盡善盡美，所以法律就不能做到完備。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法
律，本來應以完全合理為原則，然而皇帝個人要求盡善盡美，那麽，許多下屬官吏就牽強地解釋法律條文來附和他的意願，用來投合君主的個人喜好，所以法律就不能做到完備。司法官從刑法裏引證法律條文作根據，這樣引證法律條文依法辦案，就會同根據私情與任意斷案相違背，而皇帝又習慣於事事要求處理得盡善盡美，所以執法人征引法律條文依法辦案，那就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做法。在這種法律門類多、法律條文不一致的情況下，那麽官吏不知道遵守什麽，百姓也不知道回避什麽了。那些奸詐狡猾的人就根據法律門類多，來實現他們的私欲，隨心所欲地輕判或重處。如果斷案不一樣，那麽居上位的很難對下級進行考察。在這種情況下，案件相同而判決不同，審理案件不公平，對於法律是有損害的。
古人說：“人主要求太周詳，國政就會荒廢；人主要求合理，國事就會治理好。”辦事麵麵俱到，不是指別的，是指要求盡善盡美就傷害了法律，所以他的政事荒廢了。執法堅定果斷，是指輕罪要從輕判決，重罪要從重處罰，即使不合乎人之常情，假如合乎法律條文，就要依法辦事，所以國家就治理得好。善於使用法律的人，下決心違反人之常情、不滿足隨心所欲的斷案。輕罪從輕，重罪從重，雖然和一般人的心理不一致，按一般人的看法，不可以行得通，但是，法律卻得到了正確執行。還有君主和臣子的分別，也是各有自己的專門職責。希望法律一定得到遵從，所以命令掌管法律的人要嚴守法律條文；有時道理講不通，出現困窘時，所以要使大臣去消除滯塞；任何事都有時勢的需要，所以要由國君權衡決斷。管理法律的人嚴守法律條文，要像張釋之處理犯蹕案那樣公平；大臣消除滯塞，要像公孫弘斷郭解案一樣；國君權衡決斷，要像漢高祖殺丁公那樣。天下各種各樣的事，從來並沒有固定的式樣重複出現。所以，與這類事不相似的就不應該憑主觀意願胡亂判斷。一切都應根據法律、法令辦事。然而法律在天下才會有信譽，人們才會順從法律而不致迷惑不解、無所適從，官吏不容許壞事發生，才可以因此談論政令。國君遵從一定格式，用來要求下屬，大官小官各自嚴守自己的職責，那麽法律就統一了。
古人還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能根據人們不同的情況采取相應的教化。”根據人們不同的情況采取相應的教化，這說的是要製定法律。又說“順運時勢的變化”，這說的是要隨當前急務的變化。既然這樣，那麽，根據人們的不同情況以及順運時勢的變化，在於根據大量的、普遍的實際情況，而製定法律。法律既然製定了就要遵循它，遵循法律好像四季按時到來一樣準確，執行法律好像手裏握住金石一樣不要輕易拋棄它。各級司法官吏哪裏能夠在已製定的法律條文之內，又講什麽順運時勢的變化，旁引什麽根據人們的不同情況設立教化，來擾亂、破壞法典呢？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開始製定法律的時候，本來已經根據人們的實際情況和順運當時時勢的需要了。如今加入法律的設置不適當，那麽就應該修改它。如果說已經完善了，不能形成完全按法律辦事的製度，而是讓執行法律的部門和官員，無所顧忌地不以法律為準，或輕或重有出入地進行隨意處理。法律，是國君和天下百姓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已經向全國公布了，就不可以用不守信用來進行教育，不可以用不守信譽的法律來進行裁判，才能求得天下人不輕忽法律。況且明智而有遠見的人說：對最愚笨的人也是不可以欺騙的。不是說平時背離法律，任意斷處，就不能滿足百姓的願望嗎？
上古的時候，討論案件是依據首領或君主的意見臨時裁決，不製定刑律。從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在宮門外懸掛法令的“象魏”上書寫法律條文。這三代的國君和聖人一樣，然而都摒棄委曲變通的美妙範例，卻采用引證法律條文作為準繩，這並不是聖人與一般人有什麽特殊之處，而是所麵對的實際情況不同。現在談到時勢的樸實是比不上中古時的夏、商、周了，然而執掌法律的人卻想適應心情上的滿足，在“議事以製”方麵來自找借口。我私下認為：聽他們說的話倒很美妙動聽，按從道理上分析起來卻是和時代要求相違背的。然而，天下極大，事情眾多、複雜，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法律條文、遵守法令的事出現。所以，我認為應該確立某種法律作為標準，使主管法律的人嚴守法律條文，為實施法律而生死不渝，不敢在成法以外去錯誤地思考問題，或輕或重地隨意處理，那麽法律、法令才能長期得到完滿的實施。案件沒
有正式的法律條文作依據，刑名和法例也沒有可比照的，就由大臣來確定裁決，用來消除滯塞，那麽辦事就沒有阻礙了。至於一些特殊的裁判，超出法律以上的獎賞和懲罰，如漢高祖殺掉專為自己謀私利的楚臣丁公、封賞沒有功勞的趙氏那樣，隻能由國君獨自專門處理，不是職守的臣下所能夠設計、籌劃的。然後，以私情相求，請求離開法律條文來判案的事才會不再出現，似是而非的奏書才會被阻塞，這說的大概就是使法律整齊、劃一的最高標準了。主管法律的若是小官吏，他們處理案件反複無常。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不講私情，那麽法律隻知道嚴苛；講私情，那麽執法時又要枉法。過分嚴苛好像不講私情，然而他們就是用這種辦法來獲得心情的滿足，這樣辦又常常會遇到凶險和阻礙，因此，他們也就是用這種辦法來保衛自己。判罪經常嚴苛，社會輿論就會認為都是公正的，即使一時偶然枉法，也不會引起懷疑。所以，國君不讚成偏於嚴苛好像是公正的判決，而是要求主管法律的人嚴守法律，遵守法令，依照法律辦案上奏，然後才稱得上是對執法官吏的考核。這又是執行法律公正的一個重要方麵。
至於離開法律條文，暫時變更做法，因時製宜地去處理一個案件，能合乎人之常情，附和眾人視聽，可以使人看著順眼，聽著順耳。誠然，當時有稱心如意的感覺，勝過那引證法律條文不順人心的情況。然而，把它拿來做固定不變的製度，一年四季都使用這種辦法辦案，那就經常會得一而失十了。所以，小的方麵有所得，大的方麵必有所失；近的方麵有所疏漏，遠的方麵就必定有所補救。所以熟悉事理、顧全大局的人，善於權衡輕重，不用小的方麵去傷害大的方麵，不用近的事物去妨礙遠的事物。舍得拋棄完全恰當的、適應當前情況的做法，用來保全簡明、公正的法律的最高準則，執法時不受一般人視聽的影響，一定要嚴守法律條文，用條文來矯正成例。每當處理案件時，經常遵從這種思想來判決，這又是法律的最高準則了。
又依據法律判罪，都應當使用法律、政令的正文，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可以依附法律案例來判決。既無法律條文，又無案例可以比附，就不要判罪。法官們所堅持的意見不一致，可以允許有不同的意見。但按照法律條文，嚴格執行法律的官吏，隻應當嚴格遵從法律、政令辦事。至於法律政令之內，看法不統一，就應該看作議決不一致。如今先定法曹、郎、令史等各級法官，在辯駁有不同意見出現時，隻能解釋、闡述法律條文，來矯正錯誤的判決，不能夠引證法律以外的東西，來因時製宜地進行論證，以此表明法官遵從職守。
郭躬明法議罪
○（南朝·宋）範曄
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
（郭）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製，罪當腰斬。帝複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曰：“善。”
（選自《後漢書》卷四十六）
【譯文】
郭躬年少時繼承父親的學業，講授學業，聽講的常有數百人之多。後來，郭躬當了郡吏，被公府征召做官。……有兄弟二人共同殺了人，可是負主要罪責的卻找不出是誰。漢明帝認為哥哥沒能教育好弟弟，所以判處哥哥死刑，減輕了弟弟罪責，免予處死。中常侍孫章宣讀了皇帝命令，錯誤地把兄弟二人都宣判了死刑。尚書向皇帝報告說，孫章假托皇上命令把兩人都殺了，按罪應當腰斬孫章。漢明帝又召見郭躬，向他詢問處理意見。郭躬回答說：“孫章應當被罰金。”漢明帝說：“孫章假傳聖旨殺了人，怎麽說是應當罰金？”郭躬說：“法律規定有故意和過失的分別，孫章把命令傳達錯了，根據事情的實際情況是過失。過失，法律的條文規定處分就輕。”漢明帝說：“孫章和那個囚犯是一個縣的人，我懷疑他是故意宣讀殺掉兩人。”郭躬說：“‘大路像磨刀石一樣平，它的筆直又像射出的箭’, ‘君子要根據事實判斷，不預先懷疑別人的欺詐’。帝王效法上天，要平直無私，量刑不能憑主觀臆斷，牽強附會。”漢明帝說：“好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