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蘇聯的教訓：“借助集權主義黨的紀律”瓦解社會主義製度

在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黨內民主監督方麵的最大教訓來自於蘇共的自行解體和蘇聯的解體。蘇共解體的原因很多，需要係統的全麵分析研究，然而，從黨的建設的角度分析，最突出的教訓就是黨的權力的失控，黨內缺少有效的監督製約機製，在最高領導人作出背離黨的原則的錯誤決策之後，全黨無能為力，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黨走向了自我毀滅。這個沉痛的教訓，值得吸取和借鑒。

從黨的製度建設的角度來看，民主集中製是人類政黨曆史上最先進的組織製度。但是，如果民主集中製原則不能做到具體製度化，不能在現實中穩定運作、切實起作用，就會被曲解，甚至變成一種自我毀滅的機製。黨內外的敵對勢力也會利用這一點，進行破壞黨、顛覆黨的活動。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就是一個鑽進蘇共內部和上層，利用蘇共組織製度的弱點進行破壞活動的典型。他在與俄羅斯《消息報》記者的對話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他的內心邏輯。他說：“我早就不信馬克思主義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是最膚淺、最矛盾百出、最庸俗的東西。要想辦法搞掉這個製度。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持不同政見者的方法是沒有前途的，這事應從內部進行。我們隻有一條路——借助集權主義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集權主義製度。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叛賣蘇共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的自白，從反麵明確告訴我們，黨的建設存在薄弱環節。如果弄得不好，我們缺乏民主製約機製的現狀，很容易被敵對勢力利用，把黨帶入滅亡的深淵。前蘇共重要領導人、曾經擔任戈爾巴喬夫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博爾金，在蘇聯解體後做了非常深刻的評論：“他（戈爾巴喬夫）被迫帶領黨的信徒們進了屠場，而最後隻有他自己不僅毫發未損，還更加肥了。”錯誤路線領導人毀滅一個黨的怪異現象出現了。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深思。蘇共監督製約機製的空缺，表現為最高決策權力的失控。這一點在蘇共幾十年曆史中充分表現出來了。蘇共缺少有效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造成權力的失控和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蘇共重大理論導向決策的失控

追尋蘇共垮台的教訓，其運作機製中缺少有效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於在重大理論導向方麵的決策缺少監督和製約機製，常常是最高領導人一個人就可以改變黨的指導理論，這就很容易出現黨的指導理論的失控。理論導向的失控必然導致政治方向上的重大失誤。

在蘇聯，從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改變了對黨的性質的表述，就開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直到戈爾巴喬夫提出以“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取代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公開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可以說，伴隨這一過程出現的一係列基本理論方麵的失誤和失控，是蘇聯和蘇共垮台的思想前提。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於1953年9月當選為第一書記。在1955年1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批判馬林科夫“糊塗”，“極端錯誤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解”。在2月的全會上解除了馬林科夫的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隨著對黨內越來越多的人事的處理和處決，赫魯曉夫利用黨內缺少監督的弱點和集權的體製，牢牢掌握了在黨內推行他的錯誤理論的條件。

赫魯曉夫製造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首先打開了背離黨的正確理論導向的缺口。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由於是在一係列的組織處理的基礎上召開的，早就把黨內健康力量打下去，黨內根本談不上什麽監督的力量了。因此，赫魯曉夫個人的思想就成為黨的代表大會的思想。這次大會上提出的決議，不但宣布“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狂熱的口號，並宣布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變為全民的國家”，工人階級的黨也“成了全體人民的黨”。這就等於在理論上改變了黨和國家的性質。赫魯曉夫為了推行自己的錯誤理論，打擊和壓製黨內的不同意見，早已把不同意他的意見的幾位老領導成員打成“反黨集團”。大會決議批判所謂“反黨集團”的成員莫洛托夫，說他的罪過就是“特別起勁地”堅持自己的觀點，“竟然把蘇共新綱領（指蘇共二十二大綱領——引者注）描述為在精神上是反對革命的綱領。”看來，赫魯曉夫的理論錯誤，黨內並不是沒有人覺察，隻是由於缺少民主集中製的有效監督機製，不同的意見不能起到監督的作用。這些正確的不同意見，往往成為專權的犧牲品，結局就是被打成所謂“反黨集團”。

由於赫魯曉夫把持了黨政大權，民主監督的機製無法起作用，全國隻能“跟風”。1962年1月蘇共中央召開全蘇高校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將斯大林時代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全盤否定。會議認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僅僅吹捧斯大林一個人”; 《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書“隻不過導致了哲學和教學工作的貧困化”;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沒有對問題做出正確的答複。根據這個會議的決定，全蘇聯要按照蘇共二十二大的決議和黨綱重新修改黨的曆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教學大綱，並按照赫魯曉夫的所謂理論，開設科學共產主義原理課程。這樣，蘇共二十二大在理論上的重大錯誤，借助於權力係統的強力，通過高校教材的形式灌輸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之中。蘇共主管的報紙雜誌也不斷發表宣傳這些錯誤理論的文章，深化了這些理論造成的思想混亂。1962年3月，《共產黨人》雜誌第5期刊登了《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向全民國家過渡》，指出，“國家終於不再成為階級的統治工具”。4月，《真理報》刊登文章《蘇維埃全民國家》，批評了“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全民國家的思想抱懷疑態度”的人，認為他們是堅持了“斯大林的錯誤觀點”。6月，《共產黨人》雜誌第8期刊登《蘇聯共產黨是全民的黨》的文章。隨著錯誤的理論導向發揮作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否定黨的曆史的調子也越來越高，黨的曆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理論在全黨、全國被徹底否定了。

為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當時的蘇共赫魯曉夫等人祈求人道主義的幫助。1963年10月召開的科學院主席團會議，提出“人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1964年1月，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提出，“確立我們的意識形態——偉大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來，利用黨內許多幹部和黨員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偏低的情況，用所謂人道主義取代或偷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蘇共背離正確理論導向的一條捷徑。

勃列日涅夫時期雖然對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進行了一定的批評和糾正，但基本上仍然沿用了這些錯誤的理論。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19日歡迎宇航員大會上表示，“我們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製定的我們黨的總路線是列寧主義的路線。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整個對內對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真理報》也發表文章，表示“永遠忠於”“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擬定的、在蘇共綱領中得到反映的列寧主義的總路線”。12月6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全民的國家》，文章除了鼓吹堅定地走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道路，還特別強調“黨的性質也改變了：它從工人階級的黨變成了全民的黨”。12月12日，《哲學問題》雜誌發表《從工人階級的黨到全民的黨》。蘇共這三次代表大會，正是改變黨的性質和國家性質，開始沿著錯誤的理論導向下滑的大會。勃列日涅夫堅持這三次代表大會的理論立場，就等於繼承了赫魯曉夫的嚴重錯誤。事實表明，勃列日涅夫雖然糾正了赫魯曉夫的一些政策性的錯誤，維持了穩定的局麵，但他完全把赫魯曉夫的錯誤理論繼承下來，仍然沿著赫魯曉夫的理論方向走下去。

這些情況實際上是蘇共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序幕。在這樣的氣氛下，1970年出現了謝列斯特寫的《我們的蘇維埃烏克蘭》一書，要“以全人類的、抽象人道

主義的立場來解釋一係列文藝概念和現象”。1972年10月，蘇聯出現了一份地下刊物《播種者》，公開宣稱自己的目的是“在俄國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並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性質的八項主張。西方通訊社認為，《播種者》的問世，“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長期潛伏的種子要在蘇聯土地上發芽了。”

1972年12月，在紀念蘇聯成立5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他在肯定50年成就的基礎上，認為在蘇聯“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完成了自己的偉大的曆史使命後，逐漸地變成了仍由工人階級作為領導力量的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全民國家。”另外，他還強調了抽象的人道主義的口號，他說：“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的口號，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黨和蘇維埃國家編製我們一切計劃的主要口號。”蘇共在勃列日涅夫的控製下，狂熱地吹捧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版的這方麵的書籍和文章，真是汗牛充棟。勃列日涅夫對這些錯誤理論的保留和發展，為後來上台的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搞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蘇共兩屆領導人延續和發展的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偏離和背離，在戈爾巴喬夫身上最終結出了惡果。戈爾巴喬夫在理論上發展了自赫魯曉夫以來一直在黨內蔓延的所謂“全民黨”、“全民國家”的錯誤“理論”，迫不及待地提出“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所謂“新思維”，走上了背叛之路。蘇聯出了個戈爾巴喬夫，這是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幸，也是蘇聯人民的不幸。從宏觀上看，由於現實社會主義製度還處於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不夠成熟的發展階段，在一個沒有能夠真正貫徹民主集中製的黨內，實際上是由黨的“一把手”把握思想理論的重大決策。對於“一把手”這方麵的決策權力，沒有足夠的健全的民主監督製度的製約，是很危險的。

蘇共1990年召開的二月全會對即將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新綱領《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進行討論。在這次全會上，許多中央委員對這一綱領提出尖銳的質疑和批判。這些批判涉及了黨的性質、共產主義目標和理想、改革方向、私有製等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盡管在形式上這些重大問題經過了辯論，各種意見都得到了發表，但是，在戈爾巴喬夫的主持下，凡是對他的錯誤理論和背叛行為不利的意見，他都不引導做出結論，隻有在對他的錯誤理論有利的時候，他才引導做出結論。這是十分專橫的做法，它踐踏了黨內民主，壓製了黨內的健康力量，它利用黨的集中權力，把黨推向毀滅。蘇共1990年的二月全會完成了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大背叛。蘇共二十八大則在形式上徹底完成二月全會以來的背叛程序。

戈爾巴喬夫在談到蘇共二十八大的所謂“意義”時說：“這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裂，也是蘇共改革大業中意義重大的第一步。”他的這一自我暴露，值得曾經善意分析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動機的人們反思。二十八大的“意義”確實就是背叛，就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裂”。

蘇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也是致命的。從80年代起，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就出現了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現象。有些國家的執政黨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采取了十分輕浮的態度。有些隻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聲”不好，就不再想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了。所謂“名聲不好”，無非是有人、特別是蘇共的不肖子孫擴大宣傳斯大林的錯誤，人為地妖魔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今天看來，這確實是一個極大的理論失誤。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他十分輕鬆地說，“我們可以絲毫不用害怕犯錯誤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適合我們今天的情況。”盡管齊奧塞斯庫在其他政治方麵沒有動搖，但長期的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拋棄，必然導致自己垮台的悲劇結局。

當然，蘇共及其領導人在理論上失誤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上層領導人的理論修養不夠，不懂馬克思主義，以至於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還要追求虛假的吹捧，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從製度上看，黨內對重大理論的改變沒有真正的民主監督機製，某些最高執政者實際上壟斷了對理論的解釋權力。這樣，一旦出現方向性的錯誤，就會不可節製地滾入深淵。在理論上缺修養，沒能力，不慎重，再加上沒有發揚決策上的黨內民主，這就是造成蘇東悲劇的思想理論原因。

2．蘇共組織權力的失控

自從斯大林逝世以後，蘇共曆屆最高領導人都是利用組織大權，在黨內搞黨同伐異，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搞“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靠大量撤換黨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高級幹部，完成自己的背叛曆程的，比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自從戈爾巴喬夫得到黨的總書記職務，他沿襲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傳統，利用組織權力，開始為取消社會主義製度進行組織上的準備。雖然在黨的政治局內也有不同意見發表，但是結果始終是不能挽回局麵，無可奈何花落去。看來，由一個什麽樣的人擔任黨的最高職務，組成一個什麽樣的決策集團，也就是最高的權力掌握在什麽人手裏，關係重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黨的監督權力失控，局麵就不好收拾了。

1953年上台的赫魯曉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處決了黨內7名重要領導人，免去了馬林科夫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重新任命了11位元帥，重新更換和任命了部長會議主席、國防部長、主席團成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他通過這樣的組織手段，建立了不正常的個人威信，消滅了黨內的不同意見，實際上形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恐怖氛圍。這樣，黨的民主集中製和民主監督就無法得到貫徹，這就必然出現組織權力的失控。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利用組織手段，把十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清洗了47%，把十九大選出的35名主席團成員清洗掉21名。翌年2月，又把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謝皮洛夫打成“反黨集團”，解除了他們的領導職務。不僅如此，赫魯曉夫還顛倒黑白，利用中央全會的《決議》給馬林科夫等人扣的帽子竟然是“反對民主集中製”。可悲的是，這樣的決議，卻得到包括被處理的人在內的黨中央委員的“一致通過”，隻有莫洛托夫一人投了“棄權”票。到了1958年，這個被斥責為“卑鄙的集團”的所謂“反黨集團”的成員係列，又加入了原主席團成員布爾加寧。1960年，同樣的命運又落到主席團成員伏羅希洛夫身上。在大力推行錯誤主張時，赫魯曉夫提出的“名言”就是：“如果你執行不了，就請你讓位給別人。”這是一個典型的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宗派主義口號。誰不執行赫魯曉夫的錯誤主張，誰就要被撤職。1960-1961年被赫魯曉夫解除了地方各省第一書記職務的達11人，這些人同時都被開除出黨；被解除中央主席團成員職務的6人。這樣，凡是不同意赫魯曉夫的政治見解和政治傾向的人，都被打下去，凡是吹捧他的人都被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來。這造成了無窮無盡的組織處理事件，黨內的健康力量被徹底摧毀和清理，錯誤的政治方向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糾正。正因如此，赫魯曉夫才能在後來幾年的時間裏把黨、政、軍最高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為所欲為。他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錯誤理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行起來的。當然，赫魯曉夫也逃脫不了曆史的辯證法，由他經過類似政變式的手段進行清洗而組成的新領導班子，在他走到極端的時候，也采取了類似的手段，把他轟下台。

蘇共的最高領導權落在戈爾巴喬夫手裏後，由於沒有有效的民主監督製度製約，他利用專權的手段，以宗派主義的形式組織背叛社會主義的幫派領導班子。這正如曾經擔任《真理報》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所說的：“在發表有關民主的無數談話的同時，實際上有關誰應得到哪一職務、誰應坐上哪把交椅，全是由戈爾巴喬夫個人決定的。”他可以不與聯盟院商量，也不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商量，就擅自提議亞納耶

夫為副總統候選人。當仍然沒有被通過時，戈爾巴喬夫竟然運用權力，強行進行第二次投票，使他當選。這種專橫的組織權力，在黨內起到了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強化背叛的力量的作用。黨的組織權力在戈爾巴喬夫手裏完全成了專橫跋扈的私人權力。這樣，組織權力的濫用就不可避免了。

蘇共發生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這是長期存在的黨內缺少民主監督的必然後果。戈爾巴喬夫的發跡和攫取最高權力，就是在這種體製下完成的。1978年11月，戈爾巴喬夫第一次當選為中央書記就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一人指定的，因為勃列日涅夫覺得戈爾巴喬夫是他的人。這種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是缺少監督的產物。當時的契爾年科是這樣向戈爾巴喬夫傳達的：“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的出發點是，你站在他的一邊，對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這個。”至於全會選舉的民主程序，簡直就是輕鬆地走過場。正像戈爾巴喬夫自己描寫的那樣：“一上來就是組織問題。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選舉中央書記，點到我的名字，三言兩語講了我的情況。我站了起來。沒有問題。一致通過。” 會上包括任免政治局委員的事項，都是“整個程序隻用了很短的時間，沒有發言，沒有提問，也沒有反對意見”。這表明，在選擇黨的高層重要領導人的過程中，整個黨的中央機構沒有絲毫的監督作用。看來，在蘇共內部的機製中，隻要投靠、爭取“一把手”的信任和欣賞，就能夠得到提拔和重用。這是蘇共幹部提拔的主要機製。正是在這種體製下，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也正是在這種體製下，戈爾巴喬夫不斷利用過分集中而沒有受監督的總書記的權力，推進了毀滅黨的進程。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按照是否支持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標準，采取組織手段大量換人。他竟然更換了70 ％的領導幹部，同時把雅列夫科夫那樣的一心想搞垮社會主義製度的人物提拔到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

蘇聯垮台後兩年，原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1個國家的首領都是以前蘇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其中5人曾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這對於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提拔到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上來的人物的政治立場狀況，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注解。

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為了掃除阻礙他推行背叛路線的力量，動用了黨的集權的力量。為了防止黨內指責他為“修正主義”，他這樣策劃：“要避免這類威脅，隻有一條出路：利用中央委員會的威信。按照黨內存在的一貫存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事實上是一個集全部權力於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決定，僅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屆代表大會的各種方針而已。”這樣的機製，不但不能發揚黨內民主，實際上成為壓製和打擊黨內民主力量的工具。

3．蘇共對利用權力攫取財富行為的失控

蘇共的一些上層特權人物，長期以來就利用改革形成的空隙，攫取公有財產。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他們更是如魚得水，瘋狂侵吞國家公共資產。這是從根本上破壞社會主義政權和製度的手段，是無產階級政黨徹底變質的結果，也是無產階級政黨變質的經濟基礎。

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大衛·科茲在華期間的演講和他的專著《自上而下的革命》，對蘇聯的分析具有獨到的見解。他從蘇聯劇變前後某些人物的起落分析中，得出了蘇聯是被蘇共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推翻的結論。他認為，蘇共領導層中大部分人之所以會轉而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帶頭毀滅社會主義製度，不是偶然的。到了80年代的時候，蘇聯領導層中的絕大部分人，開始隻對物質利益感興趣。當戈爾巴喬夫開始公開進行關於政治體製爭論的時候，這些人也立刻變得非常公開了。這些人在蘇聯體製之內，可以說是享有相當多的特權的，而恰恰也是因為社會主義的這種體製和社會主義本質，使得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限製。他們不能夠積累大量的財富，不能合法地把這些財富轉移給他們的子孫。他們意識到，如果蘇聯僅僅是進行社會主義體製改革，他們的這種特權就會受到更多的影響。如果蘇聯轉向資本主義體製，那他們就會成為資產階級，成為蘇聯極有價值的國有資產真正的擁有者，並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大衛·科茲的這個分析，既揭示了以權攫取財富的失控的後果，也揭示了他們使自己盜竊財產“合法化”的進程。國家公共財產的變質，必然形成毀滅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力量。這個力量成為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主力。

為了說明蘇共上層特權階層的政治態度，大衛·科茲引證了1991年由美國的一個社會學者做的調查。這個調查是在蘇聯解體之前對於蘇共中央政治領導層和蘇聯的精英階層做的一個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麵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些人當中隻有12%的人是支持戈爾巴喬夫社會主義體製改革的；還有10%的人是懷念以前舊的蘇聯體製的；77%的人都是完全支持資本主義體製。但是在當時，對蘇聯老百姓的調查結果卻是：支持資本主義製度的比例隻占15%到17%。

俄羅斯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2004年5月21日，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所做的蘇聯解體的原因的報告中，指出了蘇共特權階層利用特權攫取國家資產，搖身一變成為暴富和顯貴的結果。他指出，當今俄羅斯經濟領域著名的13位寡頭，實際上就是灰色經濟、影子經濟的領頭人。他們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發家致富的，後來又投靠了葉利欽。葉利欽掌權後通過頒布一道道總統令，使一小撮俄羅斯人暴富，合法化地搶占國有財產。這種狀況被丘拜斯所推行的證券私有化運動掩蓋了。當然，丘拜斯也沒有忘記為自己撈取好處，他不僅成了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之一，也登上了世界富人榜。

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證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俄羅斯《消息報》報道：到1996年，前蘇聯官員出身的人員，在現總統周圍占75%，政黨領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經濟領域精英中占61%。這些人中來自蘇聯經濟部門的官員在政府中占42.3%，在經濟領域占37.7%。所以，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說：“蘇聯共產黨是惟一的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這樣的評說，真是入木三分。

澳大利亞學者科伊喬·佩特羅夫在分析戈爾巴喬夫政治上“自殺式”的失敗時，曾經這樣說：“總書記把共產黨的忠誠衛士（高層機構）變成了新的全麵資產階級化的財經犯罪團夥，以此掠奪蘇聯的社會資源和財富。‘改革’在戈爾巴喬夫這個磨房裏，把逐漸建立起來的成熟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碾得粉碎，像廢品一樣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這就是他政治上自殺的‘秘密’。”這個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建立有效的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就不能控製和製止黨內的上層人物利用權力搶奪和占有國家資產的行為。黨內的特權階層一旦成為占有大量非法資產的人物，就必然成為毀滅黨的主導力量。這是蘇聯出現悲劇的根源。

蘇聯和蘇共解體的嚴酷教訓，值得今日中國共產黨人深思。一個偌大的超級大國，怎麽忽然倒塌？通過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分析，歸根結底同黨的民主監督機製的缺失緊密相關。這就產生了20世紀最大的怪異現象：錯誤路線的領導人毀滅了一個超級大國。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隻有加強黨的民主監督製約機製建設，才能防止黨內出現錯誤路線的領導人的悲劇。共產黨人的政治製度和組織製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製度，但也是不夠完善和成熟的製度。21世紀共產黨人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要保持高度警覺，加強自身的民主監督機製建設，防止敵對力量打入黨內上層，利用缺少監督製約機製的弱點，毀滅社會主義製度。從這一點上說，蘇聯的嚴酷教訓具有特殊的價值。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不應該歪曲，更不應該對此無所作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