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黨的建設環境三個重大變化的挑戰

曆史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已進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同時，黨也麵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形勢和新考驗。特別是來自國際環境、國內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新情況新考驗，都非常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麵前，既給黨的建設帶來機遇，更帶來挑戰。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要應對這些挑戰，必須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黨員幹部的防腐拒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為此，就需要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的建設，使黨員之間、黨組織之間和黨員與黨組織之間相互監督製約，從而實現黨的自我約束和完善，成為有戰鬥力和生命力的執政黨。因此，隻有完善黨內監督製約機製，黨才能很好地應對來自國際國內和黨內因變化引起的種種挑戰。

1．國際環境變化的挑戰

隨著冷戰結束、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種思潮相互激蕩，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麵對當今時代的新環境，如何防止黨員幹部的權力被濫用，防止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幹部以個人利益取代階級利益，防止黨的大政方針出現失誤，是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給執政黨的建設提出的考驗和挑戰。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的建設顯得迫切而必要。

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和相當一段時期內爭取保持良好的周邊環境，無疑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外部條件。但是，和平與發展對中國是一柄雙刃劍，不僅意味著機遇，挑戰也是極其嚴峻的。和平與發展同時也是西方對中國經濟、文化以及政治領域進行“沒有硝煙的戰爭”的極好借口，和平環境正是西方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背景和曆史條件。就黨內而言，和平環境更容易讓人產生麻痹大意的思想，甚至可能自我解除思想武裝，有意無意地配合西方和平演變政策。

曆史和事實證明，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必須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聯係在一起，才能給中國的建設事業帶來真正的發展機遇。為了發展經濟而忽視政治，甚至完全淡化意識形態，隻講經濟全球化，隻講經濟實力，而不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存在，看不到西方欲迫使中國逐步放棄社會主義的企圖，我們最終不僅可能喪失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將使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受到威脅。蘇東劇變後俄羅斯及東歐各國今天的發展狀況和國際地位，很可能是中國明天的歸宿，所以，在認識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時，如果我們隻看到機遇和有利條件，隻關注經濟問題，而忽視政治、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在與西方交往中不敢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道路，放棄主動權，受製於人，就會麻痹了自己，使黨處於被動的地位。

冷戰的結束使兩極政治格局隨之解體，加速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並沒有根本改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恐怖主義危害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大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其謀求稱霸世界和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從未改變。國際間的競爭主要是綜合國力的較量，但至少在未來十幾年內，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因此，美國、日本、西歐、俄羅斯和中國一超多強的不平衡多極化格局還將持續一段時間。這期間，美國推行的單邊政策很可能在某些時候表現出比較強勁的態勢。美國必將利用其各方麵的優勢，為實現和鞏固其稱霸世界創造適宜的戰略環境。從冷戰時期防禦性軍事聯盟轉變為冷戰後對外進行軍事幹預、侵略性軍事聯盟的北約，就是美國在全球推行西方價值以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軍事工具。

現在，我們無可回避地麵臨著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國際間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信息化網絡化快速發展，世界力量的組合和利益分配因此發生新的深刻變化。計算機網絡等各種信息技術和設備在世界許多國家廣泛地應用，互聯網用戶已達2.6億多，2005年僅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就超過1億戶。信息化網絡化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大趨勢，霸權主義和反華勢力可能利用這種新的信息渠道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策略。美國已提出要預防信息戰中的“珍珠港事件”，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在發展信息化網絡化的同時，沒有憂患意識、安全意識，就無法保障從中獲得應有的利益。信息化網絡化進一步將世界聯結在一起，使人們更容易相信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然而全球化以來的現實也日益顯示出目前全球化的弊端和局限性。在經濟全球化為世人描繪充滿發展機遇的前景時，世界經濟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正在日益懸殊並加速擴大，最不發達國家的數量和世界絕對貧困人口都大幅度增加，富國與窮國人均收入之比也在擴大。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發達國家常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技術資金匱乏者則往往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市場經濟機製下這種現象被稱為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那種以為參與全球化進程就能夠自然地獲得發展的想法顯然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

經濟風險的傳播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也日益全球化。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席卷全球，許多國家至今仍心有餘悸。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持續低迷，引發了世界各大股市暴跌，一年內全球股票市值就下跌了近10萬億美元。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係越來越緊密，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也隨之增高，我國進出口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提高。如何防範和化解風險，避免經濟發展出現大的波動，對執政黨駕馭市場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能力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各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發達國家居於主導地位，現行的各種國際機構都由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規則也由發達國家主導製定，體現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雖然發展中國家成員在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中占了3/4，但在製定協議的過程中，世界貿易組織采取小圈子商議製度，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參與其中。正如圭亞那外交部長所說：發達國家是關起門來私下做交易的。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發展中國家還無力改變這種情況，所以，加入全球化的國家隻能遵照由發達國家事先製訂好的規則和指定的道路，這種全球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不止意味著機遇，同時也必然布滿陷阱充滿挑戰。

經濟全球化勢必對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提出挑戰。1999年西雅圖會議的失敗，就突出反映了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衝突導致經濟全球化的不公平和不平衡。對中國來說尤其要意識到，“在很大程度上講，20世紀的全球化進程的主線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思想與製度的競爭和對抗”。而中國對全球化的看法受到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夫婦寫的《2000年大趨勢》一書中關於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一片光明的影響，對於全球化的局限性和一些問題缺乏清醒的認識。國內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出現經濟上盲目與國際接軌的傾向，把全球化等同於趨同化、一體化，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缺乏堅持自身價值觀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缺乏安全觀念，采取不設防、不進行自我保護的政策。這種勢頭一旦發展下去，就會跌進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設置的陷阱。

有一則寓言講到，魚兒們在遊到靠近沙灘的地方看到有很多飛行姿態優美的海鷗，那些海鷗對魚說，看我們飛得多好、多高！我們能夠在藍天上自由地翱翔，你們行嗎？魚說不行。海鷗就對魚說，那為什麽不學學我們呢？於是魚兒們遊上沙灘，也想象海鷗那樣飛起來，可是它們就很快地變成了魚幹，被海鷗一條一條地吞進了肚子。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如果我們一味地聽從西方國家的建議，不加分析不顧實際地學習西方的經驗，按照西方設定的道路前進，其結果必然是變成發達國家的附庸，乃至成為促進其發展的犧牲品，成為供養其發展飛翔的“魚幹”。世界上那些以為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體製，搬用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就可以擺脫貧窮的國家，迄今無一例外地仍沒有真正擺脫貧困的狀態。接受美國哈佛大學建議采取“休克療法”的俄羅斯，其經濟地位、國際地位也遠遠無法與原蘇聯相比。

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冷戰思維還大量存在於國際間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中，全球化絕不是一種超然的意識形態。1997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就職演說中明確提出，美國要保持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要讓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來領導一個全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他所謂的民主國家就是與美國有著相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國家。美國當地時間2005年2月2日晚，布什在連任後的第一個國情谘文中也提到美國“要承擔世界領導責任”、“以民主和自由對付恐怖邪惡分子”。為達到這一目的，西方國家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幌子，配合“西化”、“分化”的戰略，向其他國家滲透、宣揚他們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爭取青年和知識階層。對中國而言就是實行和平演變，培植、鼓動和支持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各類分裂勢力，欲將中國分而治之。隻要中國與西方社會製度上的分歧仍然存在，西方“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圖謀就不會改變。但是，搞不搞“和平演變”在

西方，變不變則在中國自己。

國際間綜合國力的競爭不單單是經濟力量的比較，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總結美國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經驗教訓後得出的結論：在21世紀，“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號召力將成為決定性因素。”“我們同東方交往越多，我們就能使它受西方典範力量更大的衝擊，甚至共產黨的傑出人物也難以抗拒。”用這種方式“播下思想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定會結成和平演變的花蕾”。西方國家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看作他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好機會。一位美國政要甚至把和共產黨人握一次手，都看作是能使和平演變起作用的一種活動。那些有地位有權力而馬克思主義信仰又不十分堅定的共產黨員和領導幹部是西方國家拉攏腐蝕的重要對象。在國際交往日益增多，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種思潮相互激蕩，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的情況下，共產黨員麵臨著在政治思想上受影響侵蝕以至變質的危險。我們如果被美國描繪的全球化的美妙前景所迷惑，放鬆對國內的意識形態控製，就會給資產階級以可乘之機，就會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讓自己“不戰而敗”。蘇聯共產黨垮台的曆史教訓中，西方政治家從戈爾巴喬夫“看世界是不帶意識形態的”，預言蘇聯很快將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吸取的。

實踐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是保障我黨從容應對上述挑戰的關鍵。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被西方和平演變，推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民主集中製名存實亡，黨員缺乏對領導特別是主要領導人的嚴格監督和製約，使全黨無力抵製和約束錯誤的領導，最終喪失了黨的執政地位，使國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一深刻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目前，中國共產黨存在類似的隱憂。由於黨內民主發展的局限，民主集中製原則在一些地方沒有被切實貫徹，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權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監督和製約，一旦他們犯了錯誤，包括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其他黨員就很難阻止錯誤的發展和蔓延。西方國家利用經濟交往、文化交流等形式，以物質利益和政治利益誘惑、腐蝕黨員幹部，在我國尋找和培植代理人顯得更加隱蔽不易察覺。這種漸進式的滲透、侵蝕較之明目張膽的支持更容易讓人忽視和放鬆警惕。為此，必須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切實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拓寬黨內民主渠道，使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充分表達意願和主張，加強黨員對黨內事務的參與和了解，最大限度地凝聚全黨的智慧和力量，保持上下級間思想、政治觀點的良好溝通和政令下達執行順暢。通過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的建立和完善，保證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原則的踐行，使黨委的重大決策都依照黨內民主的程序做出，代表全體黨員的意願，代表黨組織的共同意誌。這樣才能在保證黨統一意誌、統一行動，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同時，及時發現和清除被西方反華勢力收買、培植的個別人，避免主要領導幹部的個人利益取代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防止個人或幾個人改變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現象出現。

2．國內環境變化的挑戰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是我黨在新世紀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明確我國已進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是，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格局多樣化、社會生活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多樣化。這些變化又導致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趨複雜多樣，一些深層次的思想問題顯現出來。麵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黨必須把握時代特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出現的問題。為此，在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變得迫切而必要。國內環境的變化向我黨提出了如何通過黨內監督製約機製的完善，堅持以黨性原則建設黨，避免個別黨員幹部以市場經濟原則取代黨性原則，防止市場經濟原則侵入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防止權力被當作謀私的商品，使黨無法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導致黨從內部發生變質的嚴峻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不斷促進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積極探索公有製的多種實現形式，形成國有、私營、個體、外資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狀況。從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製度，逐步轉變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由於一些人對兩個“主體”堅持不夠，使個人財產不僅在量上，而且在結構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人們經濟收入的來源和渠道日益多樣化，出現了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格局的多樣化。承認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和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有利於調動不同階層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原則有時被一些人濫用於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更有甚者，將此引用到政治領域，大搞權錢交易，產生大量令人民群眾憎惡的腐敗現象，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實質上也破壞了尚未健全的市場秩序。而分配製度的多樣化使生產要素等非勞動收入在居民個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擴大，在極大地改變了人民收入結構的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居民間的收入差距。目前，個人收入差距懸殊的狀況已經引發了社會上的不滿情緒，這一情緒的發展一旦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實行多種所有製結構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必然導致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個長期的曆史現象，現在有些省份至少比發達地區落後10年，甚至更多，西部普遍落後，弱勢群體增加。經濟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導致社會各階層相對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急劇變化。擁有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而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在下降的國家公職人員在暫時無法通過合法途徑改變這一狀況的條件下，在經濟利益至上原則的驅使下，很容易發生采取非法途徑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分配方式多樣化和利益要求的多樣化，是新的曆史時期國內環境對對黨員幹部的最大考驗，也給如何實施黨內民主監督提出了新的挑戰。

隨著改革深化、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社會組織形式日益多樣化。非公有製經濟組織、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等正在大量湧現，它們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政府工作職能的轉變，原來由政府直接承擔的一些經濟職能逐步分離出去，這將促進各種非政府的市場中介組織和機構迅速成長。國內經濟體製改革的推進和對外經濟活動的迅速拓展，外資和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製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新型社會組織經濟組織進一步成長壯大。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組織形態也將發生大的變化。各種經濟組織、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協調政府和公眾之間關係的社會中間組織加快發育和成長。多樣化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陣地，需要通過加強黨的領導來引導這些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符合黨員條件的先進分子到黨內來是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途徑。這樣做有利於增強黨對這些形式多樣的各類組織的影響力，改變黨在這些組織中工作薄弱的狀況，通過黨員的帶頭作用促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影響和帶動這些階層中其他人員更好地為國家、為社會服務。但是，黨在這些組織中的力量和影響還比較薄弱，如何通過實施黨內民主監督，加強黨的領導，是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給完善黨的領導提出的新挑戰。

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使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生活方式日益多樣化，包括勞動生活方式、消費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生活方式、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同時存在，人們麵臨更多的選擇和誘惑。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必然帶來思想觀念的多樣化，許多政治領域所反對和批判的人生價值觀，都可以在生活領域得到體現。人們對於職業的選擇不再以國家建設需要為主，而是更加複雜，其中經濟效益、發展前途等因素日漸重要。當我國總體上由解決溫飽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轉變時，人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也發生改變，先富地區和先富個人對全社會的消費生活方式起到了示範作用，揮霍浪費、追求奢華、盲目攀比、貪圖享受等不良傾向大量出現，這些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力量和作用。所以，在各種社會不良思想的浸染下，黨員幹部中的腐敗分子往往是集經濟腐敗和生活腐化為一體，領導幹部腐敗有多數跟“包二奶”有關，在被查處的貪官中，更是幾乎人人都有情婦。這種情況嚴重損害了黨員幹部的形象，也損害了黨的形象，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在誘惑和選擇的機會都增加的情況下，國家機關中的黨員幹部如何看待自己的職業選擇，如何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以及如何加強思想道德修養等問題都擺在黨員幹部麵前。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日趨多樣

化，知識經濟時代出現了新的就業方式如工作家庭化，自由職業者增多，兼職、掛職現象更加普遍，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協調和管理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複雜。目前，中國失業和下崗人員接近1400萬，占社會勞工人口的7%。

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給黨的建設帶來了新的問題。與國有、集體企業相比，黨對非公有製單位、各種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的領導力量薄弱，管理更加複雜。許多非公有製企業、單位黨員數量少，甚至沒有黨員，無法單獨組建黨組織；黨員流動性大，特別是個體工商戶和再就業的下崗職工分布廣泛而且零散；由於他們從業方式靈活多樣，即使建立了黨組織，也難以對黨員實施及時有效的監督。這些因素使得在非公有製單位黨的各項工作都難以有效地開展和監督執行，黨的領導有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另外，就業形式的多樣化也為一些領導幹部利用職權為愛人、子女、親友安排、謀取有“錢途”的職業、職務，提供了適應的社會環境和方便，為其腐敗提供了發展的空間。正因如此，才有關於領導幹部要管好自己的愛人、子女的黨內規定出台，然而，此類腐敗現象卻依舊屢禁不止，這對黨如何在新形勢下管理、約束領導幹部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市場經濟有急功近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弊端，有很強的自發性，而共產黨一貫強調自覺性，並且有著遠大的目標和理想。市場經濟自私自利的原則更是與共產黨員大公無私的要求相對立。市場經濟原則已經對一些黨員幹部堅持黨性原則產生了衝擊和腐蝕。一些黨員幹部出於個人利益第一的考慮，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發生動搖，對黨離心離德。有些黨員幹部出現背離黨性原則的個人追求和政治主張。黨員幹部擁有的權力和地位應當用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卻被有些人當作謀私的商品，被濫用來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如何正確看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的問題，說到底就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共產黨員如何正確認識黨性原則與改革中利益的調整和經濟活動中利益得失的關係問題。

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係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如果執政黨脫離群眾，腐敗蔓延，不得人心，其執政地位就會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完善黨內民主監督機製，堅持黨性原則，維護黨和國家的集中統一，維護中央的權威，加強對威脅黨的執政地位行為的有效防範和及時製止。

3．黨的隊伍狀況變化的挑戰

隨著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黨的隊伍狀況發生重大變化，新黨員大幅度增加，幹部隊伍新老交替不斷進行，一大批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這種動態發展給黨的建設提出了新問題和新挑戰。目前，我們的黨員總數已達到6800多萬，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黨員隊伍的空前壯大，在表明我們黨具有強大生命力和興旺發達的同時，黨進行組織和管理的任務也更加艱巨繁重。如果組織管理不善，就會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近十幾年來，黨的隊伍建設在以每年平均100多萬的速度遞增，而黨的思想建設卻相對落後於組織建設，黨員的數量和黨的戰鬥力、生命力不成正比，並因此成為削弱黨的領導的關鍵所在。列寧早就提出了發展黨員寧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觀點。在這方麵蘇聯共產黨的曆史教訓是我們最好的借鑒和鏡子。它在隻有20萬左右黨員的時候建立了蘇維埃政權，200萬左右黨員時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在近2000萬黨員時瓦解。蘇聯共產黨不但沒有因為黨員數量的增加而壯大，相反，喪失了70多年的執政地位。黨的權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監督製約，就無法糾正黨的錯誤的政治主張，黨的先進性、正確性也就無從談起，也就難以承受和抵製各種風險，就會削弱乃至否定黨的領導，黨的執政地位必然受到威脅。因此，加強黨內民主監督顯得日益緊迫而必要。

1996年，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5周年座談會上，引用了毛澤東在1956年說過的一段話。毛澤東說，我黨之所以能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風波時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就是因為我們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後的上百萬久經考驗的幹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員幹部的隊伍處於整體性新老交替的階段，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這使黨更加充滿活力，但是年輕幹部往往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不紮實的問題，有些還不能敏銳地觀察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和發展趨勢，黨性修養還需進一步加強。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基本路線能否得到繼續貫徹執行，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在思想政治上的團結統一等問題日益尖銳。

西方國家之所以在圍堵、顛覆政策破產後，把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和西化戰略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內部發生了一些讓他們為之興奮的變化。比如，我們在擴大對外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製以後，多種經濟成分，特別是私營經濟漸漸發展起來，私營企業主不斷增加，甚至正在形成階層；親美情緒在青年和知識分子中有蔓延趨勢；在對外交往中有些地方和部門漸漸出現非意識形態化傾向，隻注意經濟合作，不講反帝反霸；新一代共產黨員沒有經曆過革命戰爭年代血與火的考驗，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沒有老一輩堅定，卻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為長期生活在和平環境裏，有些黨員幹部對敵我鬥爭缺乏清醒的認識，政治上還不成熟，甚至刻意回避政治；模糊是非界限，背離基本原則，忘記黨的宗旨的現象時有發生。

目前，黨員幹部隊伍狀況不如人意，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按中紀委公布的數字，從1995年起，在我們黨內每年處級以上幹部大約要垮掉1%，1999年超過1%。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在一些意誌薄弱的黨員幹部中蔓延流行。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有些人對國家方針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情緒，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認識模糊態度曖昧。有些人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和地位，作為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本。有人奉行拜金主義，為獲得一己之私利，違反黨紀國法，“傍”不法“大款”，徇私舞弊，貪汙受賄。一些黨員幹部受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生活上貪圖享受，一味追求時尚，不講奉獻，隻講索取。如何抵禦“三害”的腐蝕，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是共產黨員必須麵對的突出問題。加強黨內監督就是要使上述不符合黨性原則的行為在黨內沒有立足之地，防止其滋長蔓延。

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既有利於發展經濟，其負麵效應也會腐蝕人們的靈魂，甚至渙散黨的組織。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數萬名黨員幹部被市場經濟的大潮衝昏了頭腦，背離了黨性原則，成為市場經濟負麵效應的俘虜。這其中既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有普通幹部。這與有些地方對黨員入黨的把關不夠嚴格有關，特別是在新的社會階層發展黨員時，有些黨組織沒有完全做到依照成熟一個發展一個的原則發展新黨員，有些入黨動機不純的人也混進黨內。現實中還存在以經濟實力強弱、為社會捐助財物多少、個人名氣大小作為衡量吸收新黨員標準的情況，有些地方在發展黨員時，用業務標準取代黨員標準，注重業務水平，隻要業務好、貢獻大，就可以入黨，忽視政治覺悟和思想品質方麵的要求。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加強黨內的民主監督，充分發揮黨員個體的監督權利和黨組織對幹部的監督製約作用來解決。

龐大的黨員隊伍中有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員，教育他們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不是一件易事。在非公有製經濟單位從業的黨員，因管理困難，難以監督他們是否嚴格履行黨員義務，也很難保證他們自覺接受黨組織和其他黨員的監督。有人憑借經濟實力和入黨後取得的社會關係幹預黨的各項工作，把入黨作為撈取政治資本，獲取更大經濟利益的途徑。因此，不僅要嚴把“進入關”，還要堅持從嚴治黨的方針，保障“出口關”的通暢，加強黨內民主監督，及時發現腐敗分子和不合格的黨員，並將之清除出黨組織，以保證黨組織的純潔性，增強黨的戰鬥力。

有些黨員幹部中官僚化傾向也比較嚴重。一些人把自己的職位、職業看作是工作的目的，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手段。黨組織的龐大規模需要一定的上下級秩序來維持，但是，當官僚化成為風氣時，就會使工作中的上下級關係滲透到人格和思想上，完全背離社會主義民主和平等的要求。而人格和思想上的“等級”製必然影響到黨內民主監督製度的執行，普通黨員往往處於“等級”製的最底層，由於缺乏民主意識，他們往往不敢也不想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領導幹部又有官僚作風，在這種情況下要實行黨內民主監督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實行也隻能是走過場，搞形式主義。監督製約的主體必須具有依法獨立行使監督製約權力的獨立性，擁有與被監督者對等的權力，並以權與法的強製力量作保證，才能產生彼此製衡的關係，否則就會在被監督製約的權力麵前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建立健全黨內民主監督製約機製是加強新時期黨的領導的關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