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互動——告別革命的全球化時代

結論：互動——告別革命的全球化時代

意識形態分離了我們，而夢想和痛苦使我們走到了一起。（Ideologies separate us, dreams and anguish bring us together.）

——尤金•艾裏斯柯（Eugene Ionesco,1909-1994）

你回首看得越遠，你向前也會看得越遠。(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will see.)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

多年的革命為中國留下了許多值得反思的問題。為何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可以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曆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給出過許多不同的答案。本文從西方現代派文學中“不安的自由”開始，一步步追述這些西方世界對現代性的反思如何轉化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反思。

美國作家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以及愛爾蘭出生定居法國的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都是西方現代派代表作，在英文世界中影響巨大；中國在60年代翻譯出版的這三部作品的中譯至今都被奉為經典，雖然初版為內部發行，每版僅900本，但在70年代的閱讀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借助對1949-79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的全麵審視，我將地下閱讀中悄然萌生並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種種新的期待和複雜互動視為一個“主體性重建”的過程。並認為這一過程開啟了80年代的“新啟蒙”、“告別革命”、與中國社會的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

（一）禁書：打開一扇窗

首先，通過本文中的曆史資料我們了解到，清末民初約有2504種翻譯文學，五四之後（1919年到1949年），約有3894種翻譯文學，而1949年到1979年，翻譯的各國文學作品有5677種之多。在1949-1979年極端政治化的外部環境中，在出版和流通被嚴格控製的曆史條件下，翻譯的數量是空前的，翻譯的活躍程度出人意料。

如果佐哈爾的理論正確的話，那麽1949-1979年翻譯出人意外的活躍，或許暗示我們當時中國文學的發展並非當時官方宣傳的那樣欣欣向榮，而是處於危機當中。佐哈爾勾勒的三種翻譯處於主要地位的社會條件是，要麽，一種文學還處於“建立過程中”，要麽一種文學處於“外圍”或者“弱小”狀態，要麽一種文學正經曆“危機”或“轉折點”。翻譯出人意料的活躍程度說明了當時的文學未必跟上了革命的步伐。陳思和認為“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主流是在國家意誌的籠罩下進行創作的，不能幸免為現在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政治路線和具體政策作宣傳的色彩，從今天的立場來看有許多作品是不值得保留的。”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上山下鄉時代的中國青年、甚至早在60年代紅衛兵時代的中國青年，已經開始不滿於毛時代文學通過調遣詞匯來傳達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教育的做法。於是，翻譯在文革後期的文化轉型中承擔起更為重要的角色。

這種更為重要的角色是什麽呢？通過本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即使50、60年代對傳統思想的激烈批判沒有將知識分子的保守和精英意識完全打消，但是，對於新中國革命旗幟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來說，這種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相對於革命的教化已然是岌岌可危。以《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為代表的翻譯過來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為他們對體製化的話語的抗拒提供了契機。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在《文化的地緣》（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指出，身份認同和主體性的建立與地緣有很大關係，而地緣卻因人口的流動和民族國家的界限的變遷發生著改變。這些改變帶來了文化混雜的新的身份認同。在1970年代的中國，文學的跨境流動改變了文化的地緣。

在現代性推演之下的人性扭曲雖然表現不同，但文學使人跨越了地緣界限，生成新的主體性。在本文中，那些當年的讀者挑燈夜戰的種種回憶和饑餓的閱讀經驗說明了極端陌生化的西方現代主義話語的魔力。在有關七十年代閱讀史的回憶中，進入閱讀視野的書顯然超越了意識形態教育的樊籬。這些話語像楔子一樣驀然打入僵化的意識形態教育下鐵板一塊的中國。這些文本與鋪天蓋地、愈演愈烈的毛式文體的格格不入，正是本論文關注這一課題的初衷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自我投射”的地下閱讀運動的後果不僅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模式，也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個人化。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是擺脫身份認同危機的關鍵，因而隨著閱讀而發生的主體性的反省和認同可能成為了整個中國社會個人化的先聲。青年一代藉閱讀之機，思考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在農業改革領域，張木生的《農民問題學習：關於體製問題的探討》成為新時期農業經濟理論先行者。在商品經濟領域，四川“馬列主義研究會”沙龍的一批年輕人在1972年提出應該“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體係”，提議“工人實行計件工資，農民實行包產到戶”。在哲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北京的知識青年開始討論“人道主義與異化理論”的問題，李一哲率先喊出“民主與法製”的口號。他們反思與自反成為了新時期思想、文化和社會變革的先聲。青年一代也痛苦地發現，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的背後，是“我”向何處去的問題。人生的問題不僅僅意味著麵對更多的不確定性，也意味著這種不確定性中，原本牢不可破的身份認同也日漸風雨飄搖。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是社會主義的接班人？是永不鬆勁的螺絲釘？是八九點鍾的太陽？還是“廢物點心”?

這一切說明，翻譯造成的“新詞語和新意義的出現，不僅會在話語領域引起衝突和波瀾，而且會經過種種中介進入社會實踐，甚至成為社會變動的思想動力”。文革中後期這種身份認同的虛妄與身份重構的悖論，正對應著曆史進程中的“本體論上的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的斷裂。個人從集體的身份認同中脫出，在個人價值觀、信仰、態度以及行為中越來越少地依賴於集體而越來越多地以個人為導向。這種崇尚個人奮鬥，重視自我價值的文化、政治或者曆史的變革，是社會個人化的體現。

（二）革命的遺產

其次，將1949-79中國的翻譯史和閱讀史研究置於這樣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以及比較的背景中，不僅有助於更為真切地了解1970年代在中國政治和文化轉折中的作用方式和後果。個中的重要性，更在於聯係各種理論對中國的革命的遺產進行重新審視，對於今日中國的身份認同而言，是一件十分急迫的工作。自孫中山受到日本的翻譯著作的啟發，以“革命”二字作為推翻滿清政府的口號開始，中國就一直走在現代意義上的種種革命的路上。尤其是毛澤東領導下的**，成為令當下中國人及關注中國發展的知識分子十分糾結卻又繞不過去的革命遺產。

對於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革命，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有一些別具慧眼的觀察，有利於我們重新開啟對近來中國曆史中的許多關鍵問題的批判性思考，包括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新啟蒙主義思潮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富於激情的批判。作為國際漢學史上的傑出人物，史華慈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方麵都有裏程碑之作。

作為美國最早研究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Maoist communism）的專家之一，史華慈從共時空間的旁觀者的角度展現了毛的思想和毛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在意識形態、政治和曆史各個層次的突破。從意識形態的層麵來說，史華慈認為毛澤東思想構成了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詮釋體係。不同於中國其他的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宣稱是馬克思列寧正統繼承者的同時，毛創造性地發展出以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的革命性策略。反對教條主義的毛是一個務實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個供後人學習的理論體係，而非一個僵化的抽象模型。從政治的層麵來說，史華慈對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看法建立在全球視野的基礎之上。在應用大量了蘇聯、中國、和日文材料的基礎上，史華慈對蘇聯領導世界共產運動的說法表示質疑。蘇聯這一令人擔心的力量曾深深困擾1950年代的美國。而史華慈指出，至少毛澤東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鬥爭最終成功取得中國政權不是莫斯科設計和決定的。而通過考察中、蘇兩國的“政治術語”，例如“新民主”（new democracy）和“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史華慈細致分析了中國為維護意識形態的自治和獨立與蘇聯發生的政治分歧。從曆史的層麵來說，史華慈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革命實踐放在一個中蘇對話和衝突的曆史框架之內。他批評西方對被自己視為紅色威脅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不同的曆史背景選擇性失明。並引導人們思考由毛澤東開始的中國對共產主義“創造性地應用”（或者說本土化應用？）的曆史意義。

本文認為毛中國時期體製化的翻譯是維護毛領導的中國革命合法性的戰場。史華慈的分析從上述意識形態、政治、曆史的角度支持了這一看法。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毛的崛起》一書中，史華慈提出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分解”（decomposition），中國的革命既沒有遵循馬克思設計的革命藍圖，也沒有對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Comintern）的總體規劃亦步亦趨。在另一著作《共產主義在中國：變化中的意識形態》中，史華慈進一步指出中國從蘇聯那裏獲得意識形態的自治權的努力轉化成了一種爭奪意識形態權威寶座的嚐試。通過建立一套獨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詮釋體係，中國的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說明了通往共產主義道路的多樣性的可能，也阻止了在共產主義內部形成意識形態霸權的可能。

長期致力於中國革命史研究的美國學者德裏克（Arif Dirlik）提出，在近年來有關中國的研究中，出現了“以現代化的話語置換了有關革命的話語”的傾向。這表現在：一來學者們越來越忽視“革命的曆史”，並缺少“終極的追問”。另一方麵，學者們不再關心革命的問題，隻強調“商業的發展”、“上海的城市化”這些內容。他批評熱衷研究上海的現代性的許多美國學者實際上“對何為現代性是有點糊塗的”，並且在看待中國的“現代性”的視角上“隻關心城市”。有鑒於此，德裏克指出很多這些學者的出發點在於他們隻了解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言下之意是，這些學者“以為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現代性，中國革命也不是真正的現代性”。

德裏克認為革命的曆史誠然不能用來解釋近代中國的一切現象，但是革命範式和現代性範式絕非對立體。德裏克從而再次肯定了反思革命遺產的重要性，並確認了“革命”與“現代性”的關聯。

1990年代以來，對中國的

革命與現代性的關係的討論從文學領域逐漸拓展到政治和文化的大討論。關注這一關係的美國學者和中國學者們論及的關鍵性的問題包括：中國內部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論辯、對毛時代文學的認識、是否存在多樣的現代性等。這些論題大多延續了史華慈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的意義的追問，不過因為角度不同，而呈現出對曆史進程的不同的思辨角度。在美國學界，唐小兵在〈我們怎樣想象曆史（代導言）〉一文中提出延安文藝所代表的大眾文藝是“一場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文化運動”。在大陸學界，李楊研究1942至1976年間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更為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反現代”的“現代”意義。汪暉則認為毛時代有關革命的社會主義話語與實踐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他將其稱之為“反現代的現代性”。他進而提出“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並不僅僅是毛澤東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1949-79對西方現代派的翻譯和閱讀顯然也是中國革命的遺產之一。中外學者多年來在中國的革命和發展道路的研究上做了很多偉大而細密的工作，但是對這一時期翻譯和閱讀史方麵未有足夠的重視。我想做的乃是提起人們對革命大風雲中的翻譯、閱讀史的關注。因為沒有這些來自西方的觀念和風格的衝擊，中國的政治、文化、文學的“轉型”不可能實現。

1949-79中國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轉型”意義在於：對這些書的閱讀，直接催生了《今天》雜誌、朦朧詩歌、星星畫展、無名畫會、傷痕文學、四月影會等，而它們為中國八十年代的啟蒙與理想鋪設了某種程度的心理預期。1970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的螺絲釘”的身份認同在被提到無以複加的高度的同時，這種以犧牲小我來完成大我，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價值觀也隨著知青青年的閱讀的拓展開始受到挑戰。翻譯過來的西方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學中的“個人”的形象使他們逐漸對**產生了懷疑，也對革命提倡的種種集體精神產生了幻滅。大量的回憶錄顯示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反而有了更多的機會進行大量的閱讀，同時進行反思。比如許成剛回憶自己在1975年底讀了英文版的《資本論》後，發現“來勢洶洶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依賴的竟然是文字翻譯中的基本誤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譯中出現的誤解”。而唐曉峰認為，“繼續革命讓大家忘我、自鬥，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這種軟刀子的折磨下，人們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無尚價值……革命幻象在覺醒的人性麵前，越來越暗淡”。

本文因而以1949-79中國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這一現象為核心展開討論。西方現代派話語作為文化“他者”，對於彼時的中國，既有陌生的新鮮感，也有陌生的刺痛感，1980年代的“新啟蒙”、告別革命和中國社會的個人化等與“主體性”重建相關的討論由此悄然萌芽。

（三）像一個悖論：全球化時代的“主體性”焦慮

不少學者評論現代中國文學時，都提出現代主體性（subjectivity）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分野的特征之一。譚國根認為要理解這一論斷，借鑒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弗洛殊（Stephen Frosh）的“反思”的主體的社會學觀點是其關鍵。自我主體意識並非“固有之客體，也不基於個人行為的連續性，而是不斷自我塑造與反思的論述主體”，換言之，現代社會“不安的自由”，恰是現代性中之不穩定“主體性”的表現。隨著“傳統社會的那種地域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壁壘日益消解”，人的主體性問題被認為“在我們生活的時代（現代社會）顯得尤其突出”。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就曾尖銳地指出，古典自由主義的個體自我本身就是一個抽象的主觀構造，它難以在當前的現實社會中找到有效的結構載體，從而實現自我的主體性。

西方現代派文學中凸顯的“不安的自由”呼喚著翻譯和閱讀。中國1950年代至70年代的翻譯逐步被納入體製，具有主體間性的譯者通過翻譯現代性的文本為中國的年輕人帶來了一場頭腦的風暴。這些為了批判而翻譯過來的西方現代派作品是地下閱讀運動及其後的閱讀和文學中主體性重建的重要來源。

吉登斯在說明結構具有限製性（constrain）和使能性（enable）兩種特性的基礎上，進而指出，“在商品化的消費過程中，自我並不是完全被動的”。相反的，自我的反思必然會和商品化的過程產生抗爭，用自己的方式來應用這些被傳遞的經驗，而非無條件的接受。21世紀初，《等待戈多》進入了通行的人教版高中第五冊語文課本，《麥田裏的守望者》是中小學推薦課外閱讀的好書之一，《在路上》在中國的暢銷，則使這本西方現代派小說成為中國年輕人中所謂“小資”、“背包族”以及“驢友”的文化消費的最愛。告別革命之後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時尚，經曆了一個由“他們”到“我們”的轉換。吉林省鬆原市的一個普通高中學生在讀了《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譯本之後寫道：“讀完這個故事後我深有感觸，這個故事何不反映了我們當今的這個社會——物質之風極度盛行，經濟雖然發展的很快，但是人們的精神境界卻停留在很低的境界。這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發展上的一個很大的缺失嗎？主人公雖然粗話連篇，但是他卻擁有一個純潔無暇的心靈。”

在貶抑社會的同時讚賞個人，這些在毛時代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事。而這與世界潮流呼應。當這些發生的時候，我們見證了中國社會個人化的發生。然而，向西方借鑒中重建的個人主體性在全球化時代是否又隱藏危機？

現代社會的“不安的自由”，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漸漸演變成一種全球性的“不安”。鮑曼（Bauman）在他的專著《個人化社會》中指出，今時今日的不確定性是推動個人化的強勁動力”。但是個人化社會對我們的存在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可能產生的一些後果，而這些後果以負麵居多。包括：1）無保障社會。在現今的全球化社會有太多不穩定因素，例如經濟危機、同業競爭、供過於求、精簡裁員，使得每個人可能突然地頓失根基。而這每一次攻擊都向那些暫時幸免於難的人發出這樣一個訊息：人人都是潛在多餘或者可以替代的，因此人人都可能隨時成為受害者。2) 新貧階級（New Poor）或底層階層（underclass）的出現與被漠視。在全球化社會中，由於資本不受限於勞力，因此在經濟體係中，他們也就成了“最廉價、最可替代、和最好處理的部分”。同時，在這個市場邏輯中，人們又被視為是自由選擇的個體，因此這些新貧階級或底層階層的問題也被視為是個人的問題。社會大眾傾向於認為這些問題是窮人們自己造成的。甚至連窮人自己也這樣看待自己，也認同他們的困境的確是自找的。3）傳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打破。在鮑曼的觀察中，全球化使社會結構不再穩定，越來越多來自外地的各式成員組成現在的社會。就算在工作場所中，人與人的關係也因越來越快的工作流動而變得難以建立。就算人們偶然建立起了什麽關係，那也是一種破碎的不連續關係。就像“消費者”一樣，隻要不符合自己當下的欲望與需求，人們就馬上中斷這些關係。也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隻有死亡才能把我們分開”這樣忠誠的愛情和婚姻變得難能可貴，人們不再期待能夠有對方長久的陪伴。

以上這些問題都正在走下革命之路、試著構建新秩序的中國上演。在全球化時代的市場化背景下，國家難以提供穩定的職業保障和社會保障，而她的人民需要以個體去麵對這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不穩定情境。過去，個人的自由是在社會秩序和穩定的前提下所定義的，如今這個前提被打破了。人們變得缺乏方向或目標，缺乏判斷對錯的依據和踏實的滿足。此外，在全球自由貿易發展的所到之處，過去的國家、民族共同體在提供心理寄托意義上的功能也隨之消失。在僅僅為消費欲望而存在的對象中，過去所強調的穩定和和諧無法符合人們內在的種種需求和欲望。這樣的需求和欲望，正好又在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下被不斷的刺激。胃口越來越大的人們透過不斷的消費滿足的隻是欲望的瞬間快感，並不能解決存在的焦慮感，也不能帶來內心的幸福。自由變得令人不安，就象一個“失敗的浪漫故事”（story of a failed romance）。鮑曼認為就現今的情況來看，毫不誇張地說，“全球化”這個詞本身代表了在傳統國家管轄的協調有序的領域之上正在發生的進程的無序本質。他提議的解決方式是，我們需要個人，但也需要社會。王斑在考察全球化下的文學的時候也提出，“無論全球化是新事物還是老牌資本主義新擴張，這個話語的興起，加劇了由來已久的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在他看來，這一過程付出的倫理代價和其他精神代價令人難以忍受。

現代性顯然有其內在的、難以解決的矛盾，但是是否全球化時代如此負麵而且令人悲觀呢？貝克（Beck and Beck-Gernsheim）以美國為例，指出有超過75%的美國人皆有幫助他人的意願，並且除了自我實現、職業工作和個人自由之外，也對公共事務有同樣程度的關心。因此貝克（Beck and Beck-Gernsheim）總結道：（此研究）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其實享受自我和對他人的關懷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就這點來看，個人化社會至少對公共領域的威脅並沒有鮑曼所說的那麽大。個人化社會的結果不一定意味著個人對他者尤其底層階層的漠視，或者代表對道德的摧毀。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結果。而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謝冕和張頤武在評價賈平凹和陳忠實為代表的“陝軍東征”現象時，認為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商品化打破了舊的雅/俗界限。但是因為充分彰顯了主體性，賈平凹和陳忠實的小說既是大眾的流行讀物，也被指認為高雅的藝術創作。文學，或者說文化與“商品化”的衝突並非必然的。

主體性重建不僅僅是文學的，也是文化的、政治的、曆史的。如同哈維·弗格森（Harvie Ferguson）所說，現代性通過主體性來定義自我。資本主義是中國當下的現代性的精神來源的一個方麵。但是中國當下的現代性，我認為還有另外兩個精神來源。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毛時代以來中國化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尤其是本文中革命的遺產。這三個方麵彼此間似乎處於矛盾之中，但公平地說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說卻都起了推動作用。而它們之間充滿矛盾的互動，也形成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困惑。那就是，在一個個標簽貼著歐洲、美國、日本的產品，卻是中國製造的模式背後，中國的個體如何找到自我？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腳步是否為西方市場和讀者的品位所牽絆？源自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觀念究竟是否能與中國傳統的“深層和動態主體性”和革命時代的集體光芒找到契合？在當下，這三方麵是否能夠形成新的本土文化，成為國家行使道德維護職責的文化基礎？

這些問題需要時間的回答。晚清以來直至毛時代的中國多數時間都在追逐並迷戀“現代”的旖旎風光。保守主義者的陣線在現代的擁躉者麵前潰不成軍。通過本文，我們看到的是西方思想的衝擊通過種種看似“巧合”的機緣開啟了197

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轉型的進程。通過《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等待戈多》這三部西方現代派代表作品的個案研究，本書揭示了“開放”的閱讀不斷吸引人們去了解他者，而人們又通過“限定”的閱讀來實現自我身份的認同。在翻譯西方話語的背後，是調和（reconcilation）中西方話語的嚐試；而在東方“閱讀”西方的背後，是“自反性”(reflexivity)的誘惑。從作者、譯者到讀者的話語傳遞的政治，在跨文化交流中是有普遍意義的。這個普遍意義在於，作為世界之一分子，每個公民（a politēs）屬於一個特定的政治共同體（polis），他/她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負有忠誠的使命，但是作為世界的一分子又意味著更為開放的道德觀念。無論如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到，“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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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