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反思與自反：閱讀中的反叛一代_第三部分小結
第三部分小結
本部分關於地下閱讀運動、地下詩歌運動以及其後的文學如何重構主體性的討論首先說明，1970年代開始的主體性重構表現為從集體的主體性轉變為個人的主體性。其中，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等待戈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這些討論也說明，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具有現代性。如前所述封建時代的身份認同（identify）是注定的，是現代化的推進使得人的身份由“注定”變成了一項“任務”。因此，如果把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仍然視為一種前現代的理論和實際，那麽很難解釋為何地下閱讀中的知識青年為何會對西方現代派作品中的現代性困境產生如此的共鳴，而更難解釋前現代的社會為何可以為出身各自不同的青年作者提供書寫同樣現代性困境的材料。
最後，由地下閱讀運動開始的主體性重構不僅僅存在於閱讀和文學創作，也逐漸擴展到美術、文學理論、政治、哲學等領域。在美術領域，在地下詩歌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時，星星畫會、無名畫會的畫家也開始描繪非政治化的個人體驗。在文學理論領域，劉再複呼籲在文學中，人應該始終處於主體地位，起主導作用。他提出人們應該發揮能動性，“去實現人的自由自覺的本質”。在政治領域，經曆了1970年代的十年，這一代人不斷進行著思考，因此這才有了西單民主牆運動，有了《四五論壇》、《北京之春》、《人權同盟》、《探索》、《今天》、《沃土》，青島的《海浪花》、貴州的《啟蒙》等。在哲學領域，經過1980年代李澤厚、劉再複的討論，“主體性”在中國成為一個熱點問題，並且被用來批評中國當代哲學、文學和社會思想潮流。21世紀伊始，“主體性”又引起了翻譯學界的興趣，隨著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多元係統理論進入中國，譯者的主體性和讀者的主體性都成為翻譯批評的範疇。
1970年代在閱讀、文學中發生的主體性重構為中國的主體性的重建指出了方向。但是，另一個挑戰則伴隨著全球化經濟對中國影響的深入漸漸浮現。從1970年代末的包產到戶改變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結構，到1980年代的流通領域的市場化，到1990年代放棄或保留自己的工作去經營商業和創業的“下海”熱潮，再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市場，在這些看似與文學無關的經濟大變革中，文學受到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後毛時代的中國文學雖然回歸個人情感和表達，卻日益受到市場化、全球化的印刷、出版和讀者群體的影響。羅多弼提出：
世界文學已經成為一股文學潮流。但是，如果引領全球化過程的僅僅是對文化視而不見的經濟實力，那麽，它將導致世界上弱小民族的文化的枯竭，甚至消亡。假如引導得當，全球化過程也可能極大地豐富並激活人類文化的蓄水池。關鍵在於人的努力。
李歐梵基於同樣的考慮，不無疑慮地提出“如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曆了後極權主義下的‘自我反思’之後，尚迷惑於自我的曆史角色，此時的他們，要如何在現代性任務還沒完成的事實前，進入雜亂的西方後現代主義中去？”我認為，當把注目的焦點放在主體性上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境遇或許並沒有那麽糟。正如李歐梵所說，“東西方在現代性問題上最關鍵的差異，是中國作家在追尋現代意識模式和現代文學形式時，並沒有把（他們也覺得沒有必要）曆史的現代性和美學的現代性區分開來。”這種模糊的眼光反而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快速地進入到現代性、乃至全球化的情境中，不論是曆史的，還是美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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